数字化生存视域下红色基因传承教育的价值、困境与实践路径

曹宇轩 粟锋

［摘要］步入数字化生存时代，数字赋能红色基因传承教育的数字化转型，相关主体应充分发掘数字技术的实践效用，消解技术隐忧。一方面，数字技术及其思维为红色基因传承教育数字化转型提供支持；另一方面，数字化生存时代也使红色基因传承教育面临在信息域和认知域冲击下红色基因的传承风险、红色基因传承教育相关主体数字素质缺乏的失范风险、红色基因传承教育治理体制迭代滞后的管理失效风险。因此，红色基因传承教育相关主体应注重数字赋能，挖掘红色基因传承教育数字化价值；加强队伍建设，规避错误思潮；夯实制度基础，构建红色基因传承教育数字治理体系。

［关键词］数字化生存；红色基因传承教育；数字技术；实践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在辽宁考察时强调：“红色江山来之不易，守好江山责任重大……把红色基因传承下去，确保红色江山后继有人、代代相传。”数字化生存时代，数字技术为变革、重塑人类教育实践形态提供了机遇。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利用信息技术更新教育理念、变革教育模式［1］。笔者认为，红色基因是红色文化及革命传统教育的精粹要素，高校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文化血脉须应时而变、因势而新。综合来看，数字技术及其思维能够为红色基因传承教育“理论研究、宣传教育、载体创新”三大基础性工作的展开提供支持，但是也带来一些挑战。红色基因传承教育相关主体应聚焦现实痛点并结合红色基因传承教育的物质基础，探索克服技术异化的红色基因传承教育实践路径，为构建新时代红色基因传承教育体系提供现实参考。

一、数字化生存视域下红色基因传承教育的价值

（一）数字技术推动红色基因传承教育方式创新

以往，教师通常采用传统灌输式教育方式传授红色知识，但这种模式在数字化生存时代存在教学内容较单一、教学形式较固定等问题。数字技术与红色基因传承教育载体的有机结合，有利于加深学生对红色基因的理解。一方面，数字技术助力红色文化资源的高效开发和智能推送。教师通过对红色文化实体资源的筛选收集、编译上传、标注聚类、编排生产等结构化处理，可以推动红色文化资源的采储数据化和产出智能化，解决红色基因传承教育教学内容质旧量少的问题。同时，教师通过混合现实、智能交互等技术构建动态、立体、交互式的红色基因传承情景，可以使学生沉浸式体验红色文化，更好地传承红色基因［2］，推动传统灌输式教育向体验式沉浸教育转型，为全场域育人环境构建提供支撑。另一方面，基于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发展的语义化技术，提升了红色文化传播的精准性。在红色文化资源数字化处理过程中，教师通过语义分析，能有效获取红色文化的属性、加强对红色文化中蕴藏的红色基因的理解、识别红色文化关联信息等，并将其应用于构建知识图谱、检索信息等，实现对庞大红色文化资源的有效掌握，提升其利用率。此外，融媒体将数字媒体与传统媒体的优势结合起来，能够促进信息收发的多元化，提升传播的广度和深度，有利于红色文化突破圈层传播，为主流意识形态筑牢文化基础［3］。

（二）数字智能优化红色基因传承教育评估反馈机制

评估反馈机制通过学生评估反馈教育效果，辅助教师教学判断、决策和改进，能够将教师和学生有效联系起来，是红色基因传承教育工作持续开展的保障。传统教学评估反馈机制包括考试检测、素质报告以及教学监督检查等方式，存在较大主观性和滞后性，导致教师对教学成效的计量分析缺乏一定的科学性。因此，评估反馈机制的数智变革，有助于提升红色基因传承教育的科学性、及时性和针对性。一方面，教师基于多模态数据分析技术可以对学生的情感心理、行为神态、学习投入等数据进行采集和智能化协同分析，深入挖掘学生信息并绘制“多模态数据集”［4］，教师通过对“多模态数据集”的分析可以及时调整教学策略以及教学进度，提高教学成效。同时，教师在“多模态数据集”基础上对学生的认知水平、行为习惯、思维情感和学习预期进行前瞻性分析，可以构建集监测、反馈、预测为一体的数字化教学评价体系。这种动态捕获学生学习行为数据的红色基因传承教育评价机制，有助于教师突破传统教学评估反馈机制中“唯分数论英雄”的困境。另一方面，高校学工部门可以借助网络社交平台，设立积分奖励机制和自适应学习计划，有效调动学生参与红色基因传承教育的积极性。同时，高校学工部门将学生的学习行为数据纳入学情分析模型中，建立学情风险预警机制，可以为教师教学引导矫正、灵活调整教学计划和资源调度提供数据参考。此外，教师将学情和舆情监测有机联系起来，结合社会热点舆情变化及时调整红色基因传承教育的内容和形式，既增强对大学生的教学管理和引导的能力，又有助于提升红色基因传承教育的前瞻性和时效性。

（三）数字逻辑推动红色基因传承教育生态重构

数字思维能够赋能红色基因传承教育教学，为红色基因传承教育相关主体提供意识引领。以互联网为核心的新兴技术应用促进红色基因传承教育的思维创新，而教育数字化转型推动高校红色基因传承教育生态的重塑。一方面，教育数字化转型赋能高校红色基因传承教育。互联网场景化应用助力学生运用数字技术收集、处理和分析数据，从多视角、多维度挖掘与分析红色文化资源，增强对红色基因的理解。例如，学生通过观看各类红色文化短视频，探究各类要素对解放战争演进的影响，可以领会革命精神的时代内核，从而培养自身的理性思考和批判思维能力。同时，互联网还有助于学生开展数字创作等虚拟实践，实现革命故事等紅色文化资源的创新性表达。因此，教师应鼓励学生制作红色文化短视频、微电影或参与网络知识竞赛等，从而创作符合青年审美的红色文艺作品，增强学生对红色基因的理解。另一方面，数字思维重构红色基因传承教育相关主体的交互样态。数字思维提高了红色基因传承教育的影响力，红色基因传承教育不再依赖传统封闭课堂展开，云储存计算和远程教学改变了红色基因传承教育教学资源的获取方式，使得红色基因传承教育教学组织形式凸显开放化、多样化特征。同时，红色基因传承教育实践不断吸纳多元社群，推动去中心的教育共建成为可能。红色基因传承教育相关主体意识增强、表达的个性化发展激发了红色文化话语活力，信息的交互、碰撞促进平等、新潮的红色话语体系形成，有助于红色文化传播打破圈层隔阂，助力红色基因传承教育资源的再生产。数字交互、分析和应用思维共同提高了红色基因传承教育相关主体的数字素养，塑造新时代红色基因传承教育的数字空间，促进红色基因传承教育向着全场域、多主体、全过程培育的未来教育生态演进。

二、数字化生存视域下红色基因传承教育的现实困境

（一）信息域和认知域冲击下红色基因的传承风险

数字化生存时代，意识形态斗争已由现实场域向虚拟场域拓展。除物理域外，信息域、認知域已然成为我国抵御意识形态冲击的重要场域，而“域接合部”，即信息从接收到传播、感知到顺应的认知过程，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关键，也给虚拟场域下红色基因传承教育带来一定风险。其一，碎片化信息使红色文化传播阻滞。过于丰富和杂乱的社媒信息在一定程度上阻塞与排挤红色文化的传播。短视频等碎片化内容深受人们追捧，在算法偏好控制下，海量泛娱乐信息的倾泻对红色基因传承教育的开展造成冲击。人们沉浸在阅读碎片化信息的快感中难以自拔，从而导致红色文化传播依赖的深阅读被个性化的短平快叙事需求覆盖，进一步阻碍了红色文化的深度传播以及红色基因的传承。其二，受众的视野窄化影响了红色文化的传播效果。智能筛选、推荐算法影响个体的兴趣导向，两者通过信息标签化处理使人们的视野窄化，从而引发“信息茧房”“回声室”效应。这削弱了受众对信息的思考能力和辨别能力，沦为被动的信息接收者。人们的认知偏见与思维极化加剧了网络社区的圈层化，提高了文化对立撕裂的风险，进而影响红色文化的传播，这不利于红色基因传承教育的开展。

（二）红色基因传承教育相关主体数字素质缺乏的失范风险

教师和学生是红色基因传承教育的主要行为主体。数字技术为改进教育实施方式、分析手段和辅助决策提供了有益支持。然而，价值二重性使数字技术在推动人们自由全面发展的同时，也会使人们陷入新的危机。数字技术的滥用或误用容易诱发失范风险，导致教学过程形式化、评估结果失真等问题，进而影响红色基因传承教育目标的实现。其一，数字依赖抑制了红色基因传承教育相关主体主观能动性的发挥。数字技术的二重性要求红色基因传承教育相关主体要对数字技术有清醒的认识，要有预判和批判的能力。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的“反驯化”属性强化了教师的思维依赖和行为惰性，从而隐抑和压制教师创新创造力的发挥。同时，数字技术的黑箱特性可能使教师难以判断和应对如算法偏见等教育导向偏差，致使红色基因传承教育存在价值理性缺失的风险。其二，技术理性可能导致红色基因传承教育缺乏人本关怀和价值追求。数字依赖导致教师偏好以数字技术获取红色文化资源，忽略了教育的人本价值—在师生交互过程中助力学生成长等，存在教育本质异化和责任伦理缺失的风险。此外，数字技术中介性导致在红色基因传承教育过程中，主体间的教学互动不足、情感因素被弱化，特别是教师与学生对数字技术的适应程度不尽相同，可能导致师生间产生隔阂。

（三）红色基因传承教育治理体制迭代滞后的管理失效风险

红色基因传承教育管理体制迭代滞后，阻碍了数字技术与红色基因传承教育的融合共生。基础理论研究、教学管理能力的不足是红色基因传承教育数字化转型面临的主要问题。其一，数字教育设计亟待坚实理论支持。当前，数字教育模式缺乏专业的理论指导，数字教育理论研究与实践转化的质量和效率尚待提高。数字教育方法欠缺一定的专业性，导致教育模式难以科学回应学生的多样化需求。数字教育评价机制存在程序缺陷和偏见风险，进而影响教育评价反馈的客观性和准确性。这些问题迫切需要充分的实证数据和研究推动改进。其二，红色基因传承教育在资源调度、信息共享、协同监管等方面缺乏系统性制度架构。红色基因传承教育数字化转型过程离不开相关主体对教育数据的采集分析。而红色基因传承教育数据库、数字技术漏洞、安全防护和审查监管机制的不完善导致红色基因传承教育存在数据泄露隐患，影响红色基因传承教育的人本价值导向。此外，数字基础设施投入不足、标准不一、集约低效导致了红色基因传承教育资源分散，而各地财政支持力度的不均衡进一步加剧了“数字鸿沟”“信息孤岛”效应。红色基因传承教育多主体间数据缺乏共享、权力失衡、协同治理理念和机制的缺失，限制了“官产学研”等多元主体的优势发挥。

三、数字化生存视域下红色基因传承教育的实践路径

（一）注重数字赋能，挖掘红色基因传承教育数字价值

数字化已成为红色基因传承教育实现精准化、智能化和大众化的重要动力。当前红色基因传承教育存在资源欠缺、模式单一及传播乏力等问题。红色基因传承教育相关主体应重视数字赋能，充分释放红色基因传承教育的数字价值，以不断推动技术进步。第一，整合优质教育资源，促进红色基因传承教育信息化。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应统筹红色文化资源的信息采集、数智化存储、标准化处理、结构化管理、开放获取一体化机制建设，进一步推动红色基因传承教育资源库数字化建设工程。同时，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应搭建以采掘归集、资源生成、智能推送、反馈评估等功能为一体的红色基因传承教育平台；应统合已有平台资源和经验，弥补如资源创新力及推广力不强等短板，提升红色基因传承教育服务质量。第二，适应分众化传播需求，推动红色基因传承教育教学方式创新。高校应拓展红色文化网络育人深度和广度，不断提升红色文化信息在社区平台的可见度；通过反馈优化高校自身红色基因传承教育平台的算法模型，满足精准传播需要；应充分利用大数据分析和生成式人工智能等工具，深度了解学生的需求偏好及影响动因，即时生成、精准推送相关红色文化资源。第三，党和国家要以“大思政课”建设为引领，鼓励高校、科研院所、企事单位、纪念馆博物馆等共同构建红色基因传承教育联合体。红色基因传承教育联合体通过信息关联使红色信息传递和共享更加便捷，促进多元主体间的文化交流和互鉴，从而推动红色基因传承教育“交互域”的构建。同时，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应引入合法合规的市场资源推进红色基因传承教育数字化转型，助力消解“数字鸿沟”效应，为思想碰撞、交流和优质产品输出提供广阔的空间。

（二）加强队伍建设，规避错误思潮

高校应提高教师的数字素养，引导数字技术应用向善，不断迭新队伍，从而紧握意识形态领导权。一方面，高校应提高教师的数字素养。高校教师须牢牢掌握红色基因传承教育全链路的主导权，防止红色基因传承的价值目标被模糊化，注重工具价值和人文价值的有机统一。高校作为红色基因传承教育的中坚力量，必须培养掌握数字思维、工具应用、技术创新的教师队伍。“教育者一定是受教育的”，高校应通过教培考评、比赛研修、树立模范等形式，使教师充分掌握数字教育技术原理，并以数字技术不断赋予红色基因传承教育以新的时代形式和意涵，积极抵御数字化生存时代的负面思潮，巩固我国意识形态阵地。另一方面，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应加强构建数字“有机知识分子群体”。为应对日趋复杂的意识形态斗争，葛兰西曾提出构建“有机知识分子群体”。“有机知识分子群体”指掌握专业工程思维，积极重视数字技术开发运用，同时具有人文精神，在经济生活各层面保持着和群众的密切联系，对数字资本主义保持警惕和批判的一类群体。数字化生存时代，各社群空前频繁的交流为红色基因传承教育队伍的扩展创造了有利条件。为巩固我国国家文化领导权，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应注重对具有数字意识与涵养、红色文化传播能力的社会群体的吸纳，培育新时代红色基因传承教育队伍，使队伍成员能够充分掌握并运用数字教育工具，积极为数字技术祛魅，并提高对学生精神世界的独特性和“不可测度性”的重视［5］。

（三）夯实制度基础，构建红色基因传承教育数字治理体系

教育行政主管部門应构建能有效管理数字化教育的制度体系，这是保障红色基因传承教育守正创新发展的关键。高校应遵循数字技术内在客观规律，不断夯实红色基因传承教育治理的制度基础，同时加强校内外数字协同治理，完善红色基因传承教育的治理结构。首先，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要完善红色基因传承教育的顶层设计，加强红色基因传承教育数字治理，首要的是加强整体性制度设计。同时，高校红色基因传承教育数字化规划需遵循数字化生存时代发展需求和人文教育价值要求，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应以红色遗址、纪念场馆、文保单位为核心，统筹红色文化资源的数字化开发和保护，从而构建红色基因传承教育资源、模式、评估反馈等方面的整体性制度。其次，筑牢教育网信安全防线。高校应推动网络安全责任的落实和增加相关教育培训，力求防范化解红色基因传承教育数字化转型进程中的重大风险；应遵循已有平台、教育资源管理和审核规范，保障教育内容的质量。教育软件开发人员应运用密码算法、区块链等加密技术，保障教育数据传输的安全性，加强教育算法、程序自主研发，推动技术自主可控。政府相关部门应建立数字工具运行准则，严格规范操作规程，为红色基因传承教育提供内容可靠、保密稳定的安全机制。最后，构建数字伦理规范的保障机制。积极推动“官产学研”多元主体协作，是消解数字技术伦理风险、规制技术守正的有效方式。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应牵头组建具有多元主体参与的红色基因传承教育伦理委员会，负责监管红色基因传承教育数字化的实施全过程，规避教育数据应用伦理、隐私安全等风险，做到对红色基因传承教育数字化过程可能出现的问题及时预警、识别和研判，并辅助风控方案制定。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在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20-09-23.

［2］石磊，张笑然.元宇宙：思想政治教育的未来场域［J］.思想教育研究，2022（03）：36-42.

［3］曹宇轩，粟锋.“互联网+红色文化”的现实境遇、实践价值和发展路径［J］.东南传播，2022（09）：10-14.

［4］刘千才，张淑华.从工具依赖到本能隐抑：智媒时代的“反向驯化”现象［J］.新闻爱好者，2018（04）：13-16.

［5］粟锋.数字化生存视域下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缘起、矛盾及对策［J］.云梦学刊，2023（06）：13-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