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差异空间的革命：从抽象空间统治走向历史空间生成

内容提要 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中，对社会空间的分析具有政治变革的维度。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再生产将传统的物理空间生产转换为资本主义的抽象空间。空间作为固定资本不断被纳入资本增殖的规定中，成为资本主义维持自身存在的新增长点。但是，空间生产的资本化同样也导致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矛盾的空间化，资本主义抽象空间的生产不断将劳资矛盾的对立在空间上再生产出来。抽象空间生产实践所产生的交换价值与使用价值、整体性与碎片化、中心与边缘、支配与取用的空间矛盾，指向着资本主义抽象空间统治的破坏和灭亡。差异性矛盾空间的再生产具有辩证的含义，即这种差异性的生产提供了不断促逼资本主义调整自身、瓦解自身的动态因素，不断生成着历史变革的可能性。而事实上，真正的具体的历史空间本就是与偶然、变动、生成等因素内在相关的，而无法完全被归结到社会关系的本质规定中。在此意义上，可以说差异性矛盾空间的再生产恰恰为瓦解资本主义抽象空间统治、追寻差异化的社会主义空间提供了变动、开放的未来建构的可能性。

关键词 差异空间 抽象空间 历史空间 社会关系再生产

安昊楠，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本文为教育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研究专项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做大做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面临的问题及对策研究”（22JDSZKZ12）的阶段性成果。

马克思以物质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石，在承认地理空间是人类历史活动前提的同时，进一步聚集于人类生存性活动展开的社会空间。伴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列斐伏尔基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视野成功地将历史与空间两个要素结合起来，推动了社会关系生产与再生产视域下空间批判理论的发展。列斐伏尔指出，“生产的社会关系具有一种社会存在，以至于也拥有了一种空间存在”[1]。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空间的存在表现为资本加快增殖趋势下用时间消灭空间限制的抽象空间生产。进入20世纪，资本主义利用时间“消灭”空间来提高空间资源的流通速度，以此实现资本的快速积累，使得资本主义的“抽象空间相对于时间显露了其强制与压迫的能力”[1]。与此同时，西方思想界也因不满时间性的历史主义均质的线性叙事，开始强调结构的“非历史性”，以“空间”取代“时间”。“空间化转向”以对共时性结构的强调，实现了对黑格尔式的同质性整体线性历史发展的否定。但对“时空压缩”共时性结构的强调，易盲从结构话语而抛弃历史的话语，堕入一种静观的立场中，不但缺失了历史介入社会结构变迁的可能性动力因素，也脱离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因此，对空间问题的历史性把握，要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视域中加以分析，彰显出空间辩证结构的历史性变革维度。

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历史”，既非黑格尔以概念自我运动建立起的思维总体，也非政治经济学拘泥于历史经验事实的经济史，而是以内在于历史的方式对“特定历史阶段”即资本主义社会何以历史地可能的前提性分析，进而在历史总体进程中展现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客观运动所包含的特殊限制和自否定性，从而导向一种辩证扬弃自身的历史开放性、生成性。也就是说，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是一种对“资本主义时代的历史性的否定性的揭示”[2]，是在内含矛盾的多层次差异运动的整体社会结构中把握历史本身的方法，能够以历史总体性视角超越“结构”与“历史”的二元对立，而非一种对前后相继历史事实的线性叙事。立足于马克思历史辩证法对抽象空间统治进行考察，我们看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再生产所布展的结构性抽象空间统治并不是一种永恒的抽象同一性，不是抽象空间不断生产出交换价值空间与使用价值空间的矛盾对立的否定性总体的永恒化展开，而是在抽象空间生产展开为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地点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的矛盾对立中，不断以空间矛盾的扩大指向一种空间变革的开放可能性。由此，资本主义抽象空间的生产不是历史矛盾的消除，而是历史矛盾的扩大，这种矛盾的扩大为社会结构的历史变迁注入了历史动力，也为具有差异的具体化的历史空间的生成创造了开放的可能性。可以说，资本主义抽象空间的生产所不断激发的空间矛盾，实际上赋予了共时性结构空间以历史时间的“革命性”，动摇了资本主义抽象空间的统治结构，为社会主义差异空间的历史生成提供了结构性转换的契机。

基于此，本文力图从马克思历史辩证法视角揭示资本主义抽象空间统治不过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抽象空間不断扩大再生产所激化的空间矛盾，恰恰表明抽象空间生产并不是永恒的共时性结构演进，对抗性的空间矛盾旨在中断抽象空间生产的资本统治权，凸显了空间矛盾所具有的空间性革命内涵。

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与抽象空间统治的形成

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中，空间是一个与社会生产紧密关联的概念，不同的社会生产方式都有与之相应的社会空间形式。空间虽然是人类物质生产实践活动的前提和场域，但物质生产实践归根到底是在结成的一定社会关系下进行的。由此，空间不仅是自然地理空间，而且是人们社会实践活动组织和建构的社会空间。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表明，人类的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自身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而物质资料的生产必须是人类实践活动在一定空间范围内的展开，所以人类在改造物质世界的感性活动中不但占有一定的空间，还以感性活动的方式不断改造着空间，以使其适应人类生活的发展要求，这也使得空间蕴含双重关系，即自然关系和社会关系。列斐伏尔在《空间的生产》中就将体现自然关系的空间命名为第一自然，将体现社会关系的空间命名为第二自然。第一自然就是人类劳动活动所处的自然的物质空间，是人类在任何社会形态的生产实践中改造自然物质空间的一般质料规定性。第二自然就是人类社会活动作用于客观物质空间而形成的体现一定社会关系规定的社会空间。在现实的社会生产实践中，我们感受到的是一定的社会空间（第二自然），是具有一定社会规定性的物质存在。也就是说，全部社会生活的实践性赋予空间以社会化的意义，空间作为人类生产和生活的要素，不仅是物质生产实践的场所，而且是社会关系生产与再生产的载体。由此，空间不仅具有内容具体性（人类劳动实践活动的物质化、外在化现实），而且具有形式规定性（一定的社会关系的压缩集聚）。一定的社会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主导着人类社会存在的总体性结构，同时也主导着与之相应的社会空间形式。社会关系的生产与再生产离开空间无法实现和具体化。在资本主义“抽象统治”的物质生产关系下，资本主义物质生产的具体实践进程，将现存空间和空间中的物严格控制在资本增殖的抽象规定中，使得原料、能源的交换与流通的网络等物质空间被塑造、生产为体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抽象空间。所谓抽象空间[1]，是一种资本主义“抽象统治”物质生产条件下生产出的社会存在空间，是一种具体的抽象（abstractions concretes）。抽象空间作为“具体的抽象”体现着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社会形式与物质内容的双重规定性。所谓抽象，就是资本主义的社会形式规定，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所特有的抽象的社会关系规定性将源于自然和历史的差异化、特定化空间重塑为具有可交换性的服从价值增殖过程要求的同质化商品空间。所谓具体，则体现着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物质内容，即抽象统治关系投射到各个地区的社会存在，可以被具体定位。

空间由生产的物质性前提被转换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抽象空间，是人类历史变迁的产物。马克思对其理论研究对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性，始终保持着高度的理论自觉，他多次强调构成其理论出发点的是特定生产方式下的物质生产。对空间问题的研究也应如此。从历史发展来看，人类生产发展带来的分工规模扩大和交换范围扩展，不仅是人类活动空间扩展的过程，而且是人类活动塑造空间的过程。当分工和交换还在很狭隘的范围内时，人与人之间交换关系还未形成独立于人的状态。随着交换关系超出部落、民族、国家的界限，发展为世界范围内的商品流通和市场交换关系，人的历史性活动所形成的经济关系就成了独立于个人的抽象关系，并且这种抽象关系还对人形成了统治。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形塑的社会关系正是这样的“抽象”，资本主义发展对地域性空间阻隔的消除以及在全球范围的资本拓展，带来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社会空间的抽象构型。

马克思在《资本论》“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部分，基于资本的原始积累与资本的现代积累的不同，表明了自然空间向抽象空间的历史性转变。从资本原始积累看，空间生产最初展现为小生产方式下空间中事物的生产。“这种生产方式是以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分散为前提的。它既排斥生产资料的积聚，也排斥协作，排斥同一生产过程内部的分工，排斥对自然的社会统治和社会调节，排斥社会生产力的自由发展。它只同生产和社会狭隘的自然产生的界限相容。”[2]可见，在前资本主义社会，空间是基于自然界限形成的分散空间，各个独立的劳动者同自然产生的空间条件结合生产出人与人的关系。但是，空间中事物的生产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产生出破坏旧的社会生产关系的物质手段。空间中具体事物的生产作为生产力要素促进着资本力量的增强。而当个人分散的生产资料（分散空间）在资本的扩张中遭到剥夺，转化为社会积聚的生产资料（资本积聚的整合空间）时，分散的生产资料就与直接生产者相分离，多数人的小财产转化为了少数人的大财产。而“资本一旦合并了形成财富的两个原始要素——劳动力和土地，它便获得了一种扩张的能力”[1]，这种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占有方式，即对劳动力和土地的占有，使得劳动过程以协作的形式、使土地以有计划利用的形式被纳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扩张模式中。所以，如果说在资本的原始积累史中原初分散的自然空间受资本积累的驱动走向资本的整合性空间，那么在资本的现代积累史中，在劳动者转化为无产者、劳动条件转化为资本化大生产的条件下，作为劳动条件的自然空间就被整合为服务于资本增殖的抽象空间。“空间作为一个整体，进入了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模式：它被利用来生产剩余价值。”[2]空间的生产模式由空间中事物的生产变成了生产空间本身，空间作为生产要素就内在于资本主义再生产的积累规律中。空间的城市化进程，集中体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自然空间的瓦解。可见，社会空间被重构为资本主义同质化的抽象空间，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实现的。

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规定下，资本不是外在地将自身逻辑渗透到空間中去，而是内在地按照资本主义特定生产方式的要求展开对空间的占有和重组，以资本关系为核心原则将社会空间生产和再生产为服务于资本存在的抽象空间。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直接表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再生产视角下“时间消灭空间”的命题，他指出：“资本按其本性来说，力求超越一切空间界限。因此，创造交换的物质条件——交通运输工具——对资本来说是极其必要的：用时间去消灭空间。”[3]“资本一方面要力求摧毁交往即交换的一切地方限制，征服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另一方面，它又力求用时间去消灭空间，就是说，把商品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所花费的时间缩减到最低限度。”[4]很显然，这里的“空间”表现为资本价值自行增殖过程的障碍或限制，而资本通过时间消灭空间，即消灭前资本主义分散的、独立的、地域性的自然空间阻隔，生成资本追求利润的同质性的抽象空间，加速资本的积累。列斐伏尔指出，抽象空间与马克思命名的抽象劳动相一致[5]，即具体劳动空间被生产为代表一般交换价值的平均社会劳动空间。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工具、机器、生产场所、原材料（固定资本）等具体空间实际从属于资本的生产规定，被组织重构为与商品的一般形式相一致的抽象空间。因而，资本以对生产资料的控制来控制活劳动，进而使活劳动再生产出机器、工厂和城市这样的资本的抽象空间。资本主义连续性的再生产，创造出日益扩大化的抽象空间作为自身的基础。在资本主义推动的历史进程中，抽象空间是日益穿透并控制当代日常生活的空间形式。

在马克思社会关系再生产的视域中，资本逻辑的历史生成和空间布展是一个不停运动的结构性整体进程。抽象空间作为加速资本流通所生产出来的死劳动空间（固定资本或投资），其再生产过程不仅以资本关系的物化形态实现对活劳动空间的榨取和统治，而且在资本流通空间范围的扩大中实现抽象空间对全球空间的统治。马克思指出，资本生产的目的总是预付资本的增殖：“生产具有资本主义的形式，再生产也就具有同样的形式。”[1]“资本越发展，从而资本借以流通的市场，构成资本流通空间道路的市场越扩大，资本同时也就越是力求在空间上更加扩大市场，力求用时间去更多地消灭空间。”[2]可见，抽象空间作为资本主义生产出来的积累性的固定资本，在再生产过程中以资本物的形式发挥着对生产、运输、原料供给、能源供应以及产品分配的布局和操控，进而实现对具体地理空间和劳动工人的实际控制。资本主义利用抽象空间加快流通速度而实现空间扩张，进而在加速资本全球循环的进程中拓展资本主义抽象空间的统治模式，重组整个世界的空间秩序。

进入后工业时代，抽象空间的统治呈现为从生产向生产之外社会生活的拓展。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伴随着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阶段转向垄断阶段，福特主义的大规模流水线生产以及劳动过程的科学化管理，激发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巨大活力。但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之后，福特制经济繁荣带来的商品积压危机，开始催促资本主义为自己过剩的生产力寻找消费市场。于是，资本主义为缓解危机、加速资本的循环周转，开始加大在科技研发、基础设施建设、公共事业上的投资，以此把剩余资本和产能转移到未来的用途中。这种时间上转移危机的方法，也就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空间消费化和符号化的内在驱动。我们不难发现，资本主义为了延缓资本过度积累危机，确保资本主义再生产，又将资本主义抽象空间的生产原则延伸至生产之外更为广阔的社会生活领域。日常生活空间被建构为旅行、观光、休闲活动的消费空间，空间整体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性消费的对象。在资本抽象空间不断再生产的趋势下，发达国家也越来越多地将不发达地区的原材料、能源、适合休闲活动的优质空间作为支撑自身抽象空间运转的使用价值资源，进而通过再生产抽象空间来进一步占有、统治全球空间，实现资本过度积累的“空间修复”。这种“空间修复”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资本主义过度积累的危机，也促进了社会经济一段时期的稳定发展。但这种时间调节方法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资本过度积累的问题，只不过是将资本主义固有矛盾的爆发延缓到未来。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竞争日益加剧，进入20世纪80年代，福特主义生产逐渐让位于后福特制的“弹性生产”，资本主义生产也有了更大的灵活性和流动性，与此同时，资本积累也从对基础设施的大规模投资的模式转变为更为灵活的模式，如股份买卖、地产投机等。

可见，在资本主义不断扩大再生产的进程中，抽象空间（固定资本）的生产本来就是不断吸收剩余资本以实现赢利的一条途径。但当生产出的抽象空间越来越多，而新空间的创造又受到阻碍、无法为剩余资本找到赢利空间时，资本抽象空间就会面临价值丧失的风险，进而导致经济危机。可见，抽象空间的生产一方面可使剩余资本拖延价值丧失的时间，另一方面带来了更大的剩余，为更大规模资本价值的丧失和更大空间中危机的爆发积聚力量。这种生产资本主义利润空间所具有的内在矛盾性表明，资本主义抽象空间的生产和再生产绝非一种同质性的再生产，而是一种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内核的矛盾性的、差异性的扩大再生产，彰显着历史性的变革维度。

二、抽象空间的积累再生产着空间矛盾的对立

马克思对抽象空间的理解始终是从社会实践的角度进行的，与西方传统形而上学一直致力于从形式逻辑推出具体内容的逻辑分析完全不同。对于马克思来说，抽象空间是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生产出的，抽象空间的统治形式只有将使用价值的具体空间规定为交换价值的同一空间才能实现自身，因此，抽象空间并不是精神的抽象物，而是一种社会存在。根据资本积累的运动规律，剩余价值再生产的关键在于对非资本主义空间的开辟。资本空间化是资本扩大再生产和资本积累的关键环节，也是空间资本化、抽象化得以可能的内在根据。

资本主义积累导致的全球化市场开辟是抽象空间的具體实践进程。资本的积累过程不同于直接生产过程，是一种包含过去、现在与未来联动发展的周而复始的再生产过程，它既包含抽象空间（共时性结构）的积累式更新和重复，又包含抽象空间直线积累（历时性发展）的断裂与回退的辩证可能性。资本积累作为扩大规模意义上的再生产是生产与流通的统一过程，价值保存、价值增殖与价值实现虽然是构成了资本总体性过程的不可分割的环节，但这三个环节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是独立的。剩余价值的生产与实现在再生产的循环流转中必须经历两次转化：从使用价值形态转化为货币形态，再由货币形态转化为一种适合于积累需要的使用价值形态。由此，基于剩余价值生产与实现的时空分离的现实条件，克服买卖的时空分离和实现资本积累的“稳定连续性”就成为资本主义维持自身的内在要求，这在最终意义上体现为“时间的节约”规律。在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中，资本流通的时间不仅不生产价值，而且表现为丧失价值的时间。也正是基于此，资本扩大再生产的趋势不断促逼着提高劳动生产力和加速剩余价值实现的方法的出现，空间的资本化、抽象化就成为加速资本积累的内在必然要求。但同时，资本积累的空间扩展也将资本主义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向与社会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减少的矛盾在空间领域进一步生产出来。今天，资本主义自身固有的矛盾在空间领域表现为死劳动空间与活劳动空间之间的极致对抗。于是，“辩证法从时间中浮现出来，并使其自身得以实现，它正以一种意料不到的方式在空间中发挥作用。空间的矛盾，并没有消除从历史时间产生出来的矛盾，而是把历史留在身后，并把那些旧矛盾在全世界的范围内同时提升到一个更高的水平”[1]。可见，正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矛盾性导致空间性的诸多矛盾。

第一，资本积累驱动的抽象空间再生产进程，实际上是抽象空间作为一般财富的形式和数量对整个全球空间和生活空间进行抽象化、商品化的进程，在这一进程中使用价值的质性空间被交换价值的量性空间所取代。商品化的抽象空间生产不断让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矛盾在空间领域凸显出来。在资本主义生产规划的现代都市进程中，一切自然空间（如水、空气、光等）都被纳入资本增殖的利润空间中，资本在自然空间的基础上再生产着自己商品化的抽象空间。抽象空间作为生产出来的固定资本，在其再生产的具体实践进程中，不断吞噬着阻碍抽象空间实现的质性差异，不断消除着源于自然与历史的空间特性。这种量对质的抽象和设定，决定着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的最小支出和最快的周转时间速度。随着资本增殖空间的扩展，一个不断发展的抽象空间-自然空间、中心-边缘的地缘环境形成。抽象空间作为抽象、同质的商品被生产出来，这既是抽象的过程，也是具体的过程。之所以抽象，是因为空间按照资本主义价值增殖的规定被整合为可交换的抽象同质化空间；之所以具体，是因为抽象空间的生产是以对具体自然空间的破坏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的矛盾在空间上以同质化的抽象空间与异质性的自然空间的对立表现出来。抽象空间“它也受到定量操作的支配：统计、规划、推算……因此，主导性的趋势是朝向质的消亡，朝向质的被同化吸收——作为对其粗暴对待或诱导的结果”[2]。在抽象空间的统治下，各种有特质的、千差万别的自然空间被整合进商品化的可交换的抽象空间中，抽象空间的生产实践导致以使用价值为目的的自然空间与以交换价值为目的的抽象空间的对立。

第二，资本积累驱动下的抽象空间的再生产，不断将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生产为同质化空间与碎片化空间的矛盾对立。一方面，资本增殖的内在本性“为了从空间上夺回在时间上失去的东西，就要扩充共同使用的生产资料如炉子、厂房等等，一句话，要使生产资料在更大程度上集中起来，并与此相适应，使工人在更大程度上集结起来”[1]。资本生产的全球布局不断将全球空间纳入可商品化的同质性约束中，由此，资本的空间化生产生成了一个紧密相连、集中化、同质化的抽象空间。抽象空间生产与再生产的同质化在清除自然空间的个性和差异中使得资本的周转更加迅速。但另一方面，同质化抽象空间的全球扩展并不阻碍空间以碎片化方式运转，而恰恰是通过碎片化空间的生产性消费强化抽象空间的统治。抽象空间的生产像商品生产一样是以生产者私人利益的隔离和社会分工为前提的，由此各个地方性空间的生产是全球性抽象空间生产的组成部分。“一方面是私人财产造成的空间粉碎化，对可以互相交换之断片的需求，另一方面是前所未有的巨大尺度上处理空间的科学与技术（资讯）能力。”[2]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和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在资本空间化和空间资本化的进程中造就了既是整体又是碎片的矛盾空间。因此，抽象空间既是同质化的又是碎片化的：所谓同质是指抽象空间因资本价值增殖形式规定而在总体上将差异性的质性空间重塑为可交换性的同质化空间；所谓碎片是指抽象空间因其受功能支配而变成相互隔绝的碎片化空间，更重要的是空间可以被一块一块地零售。“现存社会在一个被严格控制因而是同质化总体的总体框架中，分裂成形形色色的空间：居住、劳动、休闲、运动、旅游、航空，等等空间。”[3]一面是抽象空间的整体性管理和控制计划，一面是住宅区、商业区、休闲区以及贫民区的碎片化分割。这种破碎化的同质化空间的极致悖谬正是当代资本主义生存空间的真实写照。“在现代性的光环之下，被所谓‘现代性生产出来的空间带着独有的特征：同质化—碎片化—等级化。”[4]

第三，随着资本主义抽象空间的生产推进，集中起来的抽象空间以其中心力量越发构建起服务于资产阶级利益的空间秩序，由此，抽象空间的全球扩张不但生产着整体与碎片化之间的矛盾，还生产着中心与边缘的矛盾。资本主义向空间的扩张有效地聚集了空间中的要素，使得所有空间要素和片段（原料、能源、自动设备、信息通路等）都落入资本主义的管控中。抽象空间作为资本主义生产出的中心地区（空间管理中心、财富中心、决策中心、信息中心等）对各个边缘地区（被中心排斥的空间，如城市的贫民窟）施加着影响。占有中心地区的资产阶级掌握和控制着边缘地区并为它们划分等级。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时强烈地意识到资本增殖的普遍化趋势所带来的具体空间的对抗性质。他指出：“生产资料越是大量集中，工人就相应地越要聚集在同一个空间，因此，资本主义的积累越迅速，工人的居住状况就越悲惨。随着财富的增长而实行的城市‘改良是通过下列方法进行的：拆除建筑低劣地区的房屋，建造供银行和百货商店等等用的高楼大厦，为交易往来和豪华马车而加宽街道，修建铁轨马车路等等；这种改良明目张胆地把贫民赶到越来越坏、越来越挤的角落里去。”[5]资本生产的空间扩张，不仅使得劳动被固定与集中在资本的权力空间中，而且利用对空间占有和分配的不平等来调节劳动力的空间再分布，进而形成了等级制的国家-地域空间，这也是21世纪国家霸权空间形成的基础。所以，现代化普遍进程中“城市最终战胜了乡村”的现代图景，本质上不过是资本主义劳资关系的必然空间表现。资本主义的大工业发展造就了城市的中心地位，创造了相应的世界市场与普遍的需要体系，人们日益被卷入城市大工业的发展空间中。事实上，城市的这种巨大空间生产效应和聚集效应是以对农村的剥夺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的发展日益将原本束缚在土地上的农民驱赶出他赖以生存的空间，破产的农民被迫转变为从事城市工业生产的雇佣工人，农村也逐渐沦为城市生产的原料产地和消费市场，真正成为城市积累空间的附庸，造就了城市空间与农村空间的中心-边缘式的历史性空间布局。随着中心的抽象空间的不断积累，中心-边缘的内部等级性空间秩序又在全球范围内建立起“东方从属于西方”的不平衡殖民空间体系。

进入新帝国主义时期，依循过剩资本的吸收和贬值规律，资本主义的空间实践进一步通过将积累起的固定资本即抽象空间再私有化来进行投机性增殖，以所有权让渡的方式在流通进程中实现抽象空间的威权主义实践。资本以金融投资城市的方式使得空间被商品化和动产化，进而变成流动性的财富。流动资本从一个金融中心漫游到另一个金融中心，不断为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攫取超额利润、寻找能生成更多剩余价值的地方空间。地方空间和地方银行成为抽象的金融机构和金融空间的一部分，从属于核心国家的经济发展和霸权地位。“剩余价值的实现已经‘去领土化，变成了抽象文字/信息的传递，经济也因此成为各种流动和网络之间的连接。至于剩余价值的分配，也是在空间即区域层面实现的，它只是国家、经济部门正在行使的权力中的功能之一，是战略家和经营者的专门技术的一种功能性实现。”[1]资本主义的流动化、全球化、空间化发展实践，使得“时空压缩”的共时性结构对历时性发展暂时呈现出胜利姿态，但同时资本主义的城市殖民和吞噬多样性财富空间也造成了“逆全球化”的空间实践。一些西方国家为了维护自身的既得利益，以断供、制裁、脱钩、筑墙等手段来干预、阻断全球供应链的空间布局。可以说，“全球化”和“逆全球化”恰恰暴露了资本主义全球化发展的内在矛盾张力和对抗性。

第四，资本主义抽象空间的霸权实践不但以同一性抹杀、否定着日常空间的差异、个性，还通过抽象空间的再生产不断生产出空间的支配和取用的矛盾。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支配、塑造、建构着抽象空间，抽象空间以投资的固定资本（相当于死劳动空间）对还未纳入资本系统的活劳动空间进行着剥削和控制。因此，取用（appropriation）意味着以对空间物质性、天然性用途的需要抵抗抽象空间增殖化生产的支配。事实上，作为支配性空间的抽象空间的再生产不断生产出空间矛盾，也揭示出资本主义特定形式的空间生产无法完全消灭“自然”和“感知性生命”等的生存性的取用维度，无法将具体的内容、差异完全还原为抽象的、纯粹形式的霸权逻辑，于是一种反空间支配的取用对抗实践生成了。一方面是被資本支配的私有化空间，另一方面是不可被私人占有的共同使用的“取用性”空间。前者主要是资本主义统治秩序在空间领域的现实化和具体化，后者主要是人对自然空间的改造满足于社会群体的具体需要。在现代世界中，二者具体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为了生产而生产”所浇铸的水泥工程体系、工业化的结构性外观，以及被组织起来的商业团体、公共团体、国家机构等；另一方面是“不可私人占有”的公共空间，它们有自己的存在论根基，取用的功能不能完全服从于资本积累的动力，取用空间的力量“包括各种形式的自治或者由工人所掌控的区域的和企业的存在体，公社与市镇，还有那些致力于改变生活、超越政治制度和党派的精英群体”[2]。

由此，我们看到，资本主义抽象空间的再生产实践生产着各种空间矛盾，而空间矛盾既是以往历史矛盾积累的共时性体现，又是在当下具体把握历史运动转变环节的“活生生的创造性活动”，不断斗争的矛盾孕育着未来新的社会空间。因此，抽象空间生产“不再系于历史和历史时间，也不系于一种‘正题—反题—合题，或者‘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时间机制之上”[3]，而是在现实的、历史的、具体的辩证矛盾中实现对原有矛盾的突破，这种矛盾的差异性生产带来的“质”的变化意味着抽象空间的消亡和新的历史性差异空间的生成。

三、对抽象空间统治的批判性超越：历史、具体的差异空间

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再生产视域下空间实践的考察，我们可以清晰地认识到，资本主义抽象空间的再生产并不是空间“物”的再生产，也不限于抽象“量”上的扩大再生产，当然，也并不是对原有同质的社会关系的再复制，而是一种凸显差异性的裂变式的再生产。在今天，这种差异性的空间矛盾的再生产促逼着资本主义不断调整自身，转移矛盾，资本主义抽象空间的统治也从场所空间转变到流动空间，与之相对的空间批判理论的关注点也从国家、区域等静态领域逐渐延伸至跨境贸易、移民法规、数字空间等流动领域。那么，面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不断建构的复杂空间现实，我们除了深描和跟进批判，还能为反抗抽象空间的统治做什么？我们能否在反抗资本主义抽象空间统治的历史主体泛化之后，找到解放空间的现实路径？

事实上，马克思早已意识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矛盾性使其本身具有一种变革的“开放性”，与结构主义者总是错误地将资本主义理解为一个封闭的、同一的辩证系统不同，在马克思的视域中，抽象空间统治不仅反映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程度，而且彰显了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在空间领域的裂变趋势。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考察资本流通时，就表明“固定资本的发展也表明财富一般发展的程度，或者说资本发展的程度”[1]，资本生产的内在要求就是尽可能地压缩工人的必要劳动时间，以“节约劳动时间”来生产更多的“固定资本”并促进自身发展[2]。随着资本的发展，流动资本会逐渐向固定资本转化，抽象空间即固定资本的规模会越来越大。而当它这样做了，“资本就违背自己的意志，成了为社会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创造条件的工具，使整个社会的劳动时间缩减到不断下降的最低限度，从而为全体[社会成员]本身的发展腾出时间。但是，资本的趋势始终是：一方面创造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另一方面把这些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变为剩余劳动。如果它在第一个方面太成功了，那么，它就要吃到生产过剩的苦头，……这个矛盾越发展，下述情况就越明显：生产力的增长再也不能被占有他人的剩余劳动所束缚了，工人群众自己应当占有自己的剩余劳动”[3]。可以看到，资本力图压低工资进行扩大再生产与剩余价值难以实现之间不可克服的矛盾，在空间领域表现为抽象空间（固定资本）规模不断扩大与可资本化空间不断减少之间的矛盾。当抽象空间的生产无法再持续增殖时，抽象空间作为资本的生产力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矛盾就发生了激化，而矛盾的激化必然指向一种差异化的、非同一性的矛盾运动过程，而这一矛盾运动以实践敞开的方式为建立新的社会关系和空间形式提供了可能。

由此，我们今天面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抽象空间统治的同质化强制时，问题的关键已不再是对抗性的差异空间是内在于抽象空间矛盾中的可能性空间，还是外在于抽象空间的另类空间，而是如何将结构分析与历史行动结合起来理解差异空间，进而从差异空间与抽象空间的对抗走向差异空间的生产。所谓差异空间是指抽象空间在消除历史、自然内在差异的同质化趋势中所生产出的矛盾差异性，这种在既有生产方式内产生的差异会促进整个生产方式的裂变和灭亡。差异性矛盾的空间始于抽象空间同质化生产的结构性排斥，如量排斥质、中心排斥边缘、支配排斥取用等。如果说资本主义抽象空间的再生产不断生产出资本的空间统治权力，那么这种抽象空间重复生产所积累的矛盾差异则促使资本主义统治权力趋向瓦解和粉碎。所以，差异空间作为一种内嵌于抽象空间的斗争运动，以开放辩证的矛盾运动揭示了既有体系的瓦解和新人类文明空间生成的可能。列斐伏尔就在马克思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再生产的历史辩证视域中，以日常生活的空间实践即循环的差异节奏来对抗全球化抽象空间的重复性、机械性和直线性的节奏。他认为：“只有当它立足于一种为建立差异而进行的实際斗争时才有意义；且这种从理论与实践的斗争中产生的差异，必须要与那些天然具有异质特征的差异以及从现存的抽象空间诱导出来的差异，相互区分。”[1]这种实践行动的差异存在于现存社会关系的实践运动中，是具有独创性、多样性、富有生命活力的具体差异性，既不同于自然的个体化差异，也不同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以法律形式授予的所有权差异，而是指向社会存在有机体发生质变的差异性矛盾运动。

因此，依据马克思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理论对抽象空间统治进行分析，我们看到，抽象空间的剥削式差异化生产不仅体现了对其自身存续进程的破坏性，也体现了自身被终结的必然命运。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通过对土地、厂房、道路等基础设施的占有和同质化塑造促进了物质生产和社会生产力的快速提升；另一方面，这一抽象空间的积累性发展又以对劳动空间、异质性空间的剥削和挤压为基础。因此，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的空间生产本质上是一种非正义的空间建构，尽管抽象空间的生产促进了社会生产力发展，造就了日益全面的社会交往和丰富的社会关系，但同时抽象空间的生产也带来了难以克服的空间矛盾。抽象空间的无限积累为走向社会主义空间的高级形态提供了物质条件，一方面是空间物质资料的迅速集中，另一方面是大量劳动空间不断被剥夺。“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2]列斐伏尔也指出：“各种矛盾也在再生产自身，它们并非一成不变的。之前的关系退化了或解体了——比如城镇、自然的或自然、民族国家、日常的贫困、家庭、文化、商品和符号世界。另一些则通过再生产之中的社会关系的生产建构出来——比如都市、日常生活的可能性、差异。”[3]在差异性空间生产的内在矛盾推动下，抽象空间的生产触发了自我限制，孕育着新社会的空间因素。资本主义私人占有的抽象空间与社会化生产的劳动空间之间的矛盾对立，在发展中进一步产生消灭其自身的现实条件。

基于差异性空间生产带来的裂变式革命向度，一条旨在超越抽象空间统治的历史性批判道路也出现了，即社会主义的空间导向。从马克思社会关系再生产的辩证视角来看，资本主义抽象空间作为一种资本的生产力，在“社会所拥有的生产力已经不能再促进资产阶级文明和资产阶级所有制关系的发展；相反，生产力已经强大到这种关系所不能适应的地步，它已经受到这种关系的阻碍”[4]，而生产力的发展也就提出用新的生产关系取代旧的生产关系的要求。正是在此意义上，列斐伏尔也表明，“与科学技术进步相伴随的大规模工业的到来，动摇了这个世界的基础”[5]，即“空间的生产则将另外的事物纳入了安排，在其中，空间的私人所有权将衰落，与此同时，支配空间的政治国家也将衰落。这体现了从支配到取用的转变，以及使用价值对交换价值的优先性地位（即交换价值的衰退）”[6]。确实，这种矛盾性的阶级斗争所体现出的总体性差异，为未来可能性的政治规划提供了切实的实践基础。“社会主义空间的生产，意味了私有财产，以及国家对空间之政治性支配的终结……社会主义的空间将会是一个差异的空间（a space of differences）。”[1]要注意的是，这里所说的社会主义的差异空间不同于资本主义抽象空间所生产出的差异性矛盾空间，而是指充满多元化、凸显个性的自由发展的差异空间。

对资本主义抽象空间生产所生产出的矛盾性差异空间的强调，指明了社会主义空间革命的可能性方向。立足于马克思社会关系再生产的辩证性总体视角，列斐伏尔也深刻意识到，社会主义空间的开辟需要革命性转变，因为“对空间的集体占有和集体管理，很明显需要一个先决条件：消灭土地所有制。……社会化，也就是全体人民，打破所有制关系，来占据和占有社会空间”[2]。要在空间中进行阶级斗争和空间革命，推翻资本主义私有制状况下同质化的抽象空间统治和官僚空间机构，从而建立一种差异性的自由人联合体空间。就此而言，社会主义差异空间的实现，就不是基于以同质化线性时间为主线的进化论历史观，而始终是基于总体性的具体历史运动的开放可能性。在资本主义抽象空间的生产实践中，抽象空间生产所必然产生的差异性矛盾空间生成着未来革命的潜能，这种生产领域的差异性矛盾空间的生产不仅激发着下层民众的空间革命诉求，而且以差异的流动性指向着空间“生产方式”的结构性变革和重建。社会主义差异空间的革命恰恰潜藏于差异性矛盾空间的生产中，差异性矛盾空间的破坏性打开了重建空间的可能性和创造性。因此，社会主义差异空间的实现在于变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将资本主义抽象空间生产的经济斗争与差异性的矛盾空间的政治斗争结合起来，在差异性、异质性的辩证运动中探寻社会主义差异空间的建构。

在今天，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空间建设，立足于马克思历史辩证法对社会空间的历史性总体把握，彰显着社会主义空间建设的鲜明科学性、革命性、实践性与开放性。列斐伏尔在《空间的生产》的最后分析了中国现代化与苏联工业化模式的根本区别，不同于苏联关注大规模企业与城市的高速发展而牺牲农业、农村利益的不平衡式国家生产方式，中国现代化从一开始就关注自身社会发展的矛盾，立足于对社会生产内在矛盾的现实超越来制定空间发展战略，特别关注中小型城镇的发展，主张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平衡性[3]。可以说，中国式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空间建设是基于世界历史将一切民族和国家的空间发展都卷入资本增殖的抽象空间这一背景，在认清西方现代性主导的空间发展基本规律之后，依据自身情况的复杂性，在现代化空间建设上绘就了人类文明平等、共享的共同发展图景，实现了历史规律和现实选择的统一。这种统一是现代化建设共性与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特性在实践中的有机结合，其中包含经济与历史的双重视角。在不同时期，中国式现代化基于不同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社会主要矛盾和时代任务而进行社会主义空间发展理念、策略及制度的制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市场经济中，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在面对资本与空间发展的不平衡矛盾时，始终坚持社会主义空间生产的人民导向，积极以公有资本调节国民经济结构，制定区域经济协调化一体发展策略，优化生产力布局，克服割裂或分散的地方发展、区域不平衡发展和城乡对立发展，在区域协调发展与城乡融合中构建中国式现代化的空间发展格局。

〔责任编辑：洪峰〕

[1]亨利·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刘怀玉等译，商务印书馆2021年版，第189页。

[1]包亚明主编：《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49页。

[2]吴猛：《重提这个问题：何谓〈资本论〉的“辩证方法”？》，《哲学研究》2018年第7期。

[1]对抽象空间的定义散见于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一书中。列斐伏尔基于马克思对社会关系的生产及再生产的分析视域，指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在空间领域的扩展生产出了抽象空间。抽象空间是占支配地位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空间，受资产阶级管控和组织。资本主义价值增殖的同质化趋势在抽象空间中得到了现实表达。抽象空间的现实性既是形式上的也是实体上的，形式上体现为资本主义特定的抽象关系规定，实体上体现为抽象统治关系投射到各个地区的社会存在。资本主义生产商品的抽象性导致了在资本主义地域性空间拓展趋势下将一切异质性、使用性空间改造为千物一面的同质性、交换性空间。参见亨利·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刘怀玉等译，商务印书馆2021年版，第71—79、452、464、513、519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872页。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697页。

[2]包亚明主编：《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49页。

[3][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21页，第538页。

[5]列斐伏尔通过借用马克思“一般价值形式”的规定，表明抽象空间与马克思命名的抽象劳动相一致，与生产了一般交换价值的平均社会劳动的命名相一致，因此也与商品的一般形式相一致，对抽象空间的命名体现了被资本主义生产出来的空间的可交换性，即抽象空间是一种具有价值的以普遍形式存在的商品性空间。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72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38页。

[1][2]亨利·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刘怀玉等译，商务印书馆2021年版，第189页，第519页。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46—547页，第757—758页。

[2]Henri Lefebvre， State， Space， World： Selected Essay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9， p.189.

[3][4]亨利·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刘怀玉等译，商务印书馆2021年版，第134页，第ⅩⅩⅥ页。

[1]刘怀玉：《现代性的抽象空间、矛盾空间和差异空间的生产——以黑格尔、马克思、尼采为研究视角》，《国外理论动态》2023年第1期。

[2]亨利·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刘怀玉等译，商务印书馆2021年版，第577页。

[3]Henri Lefebvre， The Survival of Capitalism， Reproduction of the Relations of Production， Frank Bryant， trans.， London： Allison and Busby， 1976， p.14.

[1][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02页，第108页，第103—104页。

[1][5][6]亨利·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刘怀玉等译，商务印书馆2021年版，第96页，第526页，第605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874页。

[3]Henri Lefebvre， The Survival of Capitalism， Reproduction of the Relations of Production， Frank Bryant， trans.， London： Allison and Busby， 1976， pp.90-91.

[4]《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7页。

[1]亨利·列斐伏尔：《空间：社会产物与使用价值》，包亚明主编：《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55页。

[2]亨利·列斐伏尔：《空间与政治》，李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10页。

[3]亨利·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刘怀玉等译，商务印书馆2021年版，第620—6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