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思想史研究的“语言学转向”及其反思

内容提要 20世纪70年代以来，受人文社会科学“语言学转向”的整体效应影响，政治思想史研究出现了“语言学转向”的变化趋势。这一趋势发生在20世纪下半叶政治思想史研究在政治学、历史学等相关主学科中学术地位不断下降的背景之下，从而也被视为政治思想史研究积极寻求研究范式创新的重要体现。通过对政治思想史研究中的“语言学转向”问题进行总结和反思可以发现，虽然“语言学转向”拓展了政治思想史研究的议题思路，并提供了新的方法资源，但政治思想史领域的“语言学转向”也存在创新有效性有限、学科主体性困境更为突出以及无法解决“理论贫困”等一系列问题。20世纪后半叶以来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学科危机问题异常复杂，除了知识层面的议题拓展、方法创新等问题外，还与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定位，甚至与政治学、历史学等政治思想史所根植的相关主学科的研究取向变化等紧密相关，如何让政治思想史研究重获新生还需要更多的思考和努力。

关键词 政治思想史 语言学转向 剑桥学派 概念史 新文化史

曹龙虎，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本文为武汉大学人才引进科研启动经费项目“近代中国的政治发展研究：概念—话语的视角（1840—1949）”（600460024）的阶段性成果。

一、引言

回顾20世纪后半叶以来政治思想史研究[1]在西方学术界的发展，其在政治学、历史學等相关主学科中学术地位的下降，可能是所有研究者都不得不面对的事实。自行为主义兴起以来，政治学研究就开始由传统政治学研究转向政治科学研究，实证研究、计量分析成为政治学研究的主流，政治思想史研究开始逐渐边缘化[1]。而在历史学，思想史这一曾被誉为“史学皇冠”的研究领域，在考据、微观、实证以及各种专门之学的冲击下，其研究态势之衰颓也已成为学界共识[2]。与20世纪上半叶政治思想史研究在政治学、历史学等学科领域中均占据显要位置这一情况相比，政治思想史研究开始在学科发展方面遇到不少挑战。

不过，正所谓“危机即转机”。虽然政治思想史研究在整体上遭遇困境，但其内部的一系列创新也同样令人印象深刻。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无疑就是人文社会科学的“语言学转向”（the linguistic turn）[3]给政治思想史研究带来的重大变化。剑桥学派、概念史研究、新文化史研究等各种受“语言学转向”影响的政治思想史的新兴流派以让人应接不暇的速度涌现，刷新着人们对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刻板印象，给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

目前，政治思想史研究在西方的复杂遭际在中国也开始出现：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对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价值进行反思并质疑[4]；另一方面，剑桥学派、概念史研究、新文化史研究等政治思想史研究的新兴研究范式也不断被介绍、引进，并在具体研究方面取得一定进展[5]。本文的立意不在于对上述新兴流派的理论和方法进行重新介绍，而是希望通过对政治思想史研究中的“语言学转向”问题进行总结，讨论政治思想史研究“语言学转向”的意义及其局限，冷静评估剑桥学派、概念史研究、新文化史研究等政治思想史诸新兴流派的研究价值和影响。

二、政治思想史研究的传统范式及其批评

众所周知，政治思想史领域存在一个研究的基本范式，即把政治思想的演化理解为一个有机发展的历史过程，并通过考察伟大人物及其经典文本来解析这一过程[6]。一般认为，这一基本范式的形成与19世纪以来在人类知识各个领域均发挥很大影响的黑格尔历史主义传统密切相关[7]。按照黑格尔历史主义的观点，哲学思维的发展在逻辑和历史方面具有一致性。易言之，哲学概念或哲学观念可以从历史的视角加以把握，并且呈现为时间维度上的产生、发展和演化过程。黑格尔的名著《哲学史讲演录》体现的就是这种历史主义传统。在该书中，黑格尔以智者派、苏格拉底派、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哲学流派或伟大哲学家为线索，依次梳理了希腊哲学、中世纪哲学、近代哲学的发展历程和脉络，而该著作也被视为早期具有代表性的思想通史之一[8]。不过，由于当时学科分化还不明显，相关所谓的思想史研究作品就内容而言也略显宽泛，还不能归于专述政治思想史的研究著作。类似情况在19世纪那些针对前人政治思想或者政治观念进行梳理的早期思想史研究著作中普遍存在[1]。

进入20世纪，政治思想史研究开始得到迅速发展。在政治思想史作为一个研究领域或学科门类的形成阶段，美国学者威廉·邓宁贡献卓著。在1902年至1920年间，邓宁出版了三卷本的学术著作《政治理论史》。一般认为，这部著作明确了政治思想史研究作为一门独立学科门类的基本问题，体现为：一是邓宁明确了政治思想史的学科属性。邓宁认为政治思想史主要研究的是关于政治权力方面的问题，包括制度、组织的演变，以及权力的起源和依据等。这样，大量与政治权力问题无关的文学、法律、哲学、伦理学等议题，便不再被纳入政治思想史讨论的范畴之内[2]。政治思想史也就和政治文学史、法理学、伦理学等学科门类区分开来，开始确立自己的学科属性。二是邓宁大致确立了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对象和方法。邓宁与黑格尔一样，相信西方政治思想的发展体现的是一种不间断、具有传承性的传统。邓宁认为英美国家政治观念的形成可以通过考察古希腊以来的政治生活和思想变迁来把握[3]。在三卷本的《政治理论史》中，邓宁从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开始讲起，一直到19世纪后半叶的孔德、斯宾塞等人为止，以这些伟大人物及其著作为线索分析了两千三百多年西方的政治思想变迁历程。

在20世纪20—30年代这一政治思想史研究领域形成的早期，虽然政治思想史有政治学史（history of political science）、政治哲学史（history of political philosophy）、政治理论史（history of political theory）等多种称谓，而且这些不同的学术称谓也反映了不同时代的学术特色和研究侧重，但其基本研究范式都是一致的。就像当时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另一位巨擘乔治·萨拜因所说的，“大多数现代政治思想——比如说，正义、自由、宪政和尊重法律等理想——……都起源于古希腊思想家对各种城邦制度的思考或反思”[4]。这样，按照历史主义的思路考察伟大人物及其经典文本作为政治思想史研究的经典范式被确立下来。当时积极寻求范式创新的洛夫乔伊等人，虽然强调其与邓宁、萨拜因等思想史研究范式的区别，但通读其作品就会发现，其遵循的依然是考察伟大人物及其文本这一经典范式[5]。

20世纪上半叶是政治思想史研究迅猛发展的一个时期。这一时期，政治思想史研究逐步发展成为一个有广泛影响力的研究领域，并在当时的政治学、历史学等学科领域占据显要地位。在当时的政治学学科中，政治思想史研究应该是当时政治学研究中最重要的部分，很多学者都将政治思想、政治理论与政治科学（political science）视为同义词，认为政治学研究就是政治思想史研究[6]。而在当时的历史学学科中，思想史研究也在众多的史学流派和研究类别中显得地位超然。科林伍德等很多当时著名的历史学家均强调思想史研究的重要性[7]。

不过，这一繁荣景象并未持续太久，进入20世纪50年代，作为一种研究范式的政治思想史研究开始受到各方严厉的批评。其中，下述两种批评最为强烈：

其一，一些学者尤其是政治学领域的学者对政治思想史以历史要素为研究内容和方法提出批评，认为这一研究取向将使政治学与现实脱节，最终丧失对现实政治的解释力和批判性。著名政治学家戴维·伊斯顿是这一批评观点的代表人物之一。伊斯顿认为当时流行的政治理论研究只是一种对前人政治理论的历史分析，而没有对现实的政治现象和价值进行分析和阐释[1]。作为行为主义政治学的代表人物，伊斯顿倡导将政治理论融入政治学实证研究潮流中。20世纪70年代以后，行为主义政治学逐渐成为政治学研究的主流，这也意味着在20世纪上半叶政治学领域中占据中心地位的政治思想史研究，在政治學学科中的地位开始下降。

其二，还有一些学者对政治思想史研究按照历史主义的思路考察伟大人物及其经典文本的基本范式提出严厉的批评。正如前文所说，设定伟大人物及其经典文本为政治思想史研究的主要内容，实际上蕴含的一个重要研究假设就是西方政治理论的发展体现的是一种持续不断的传统，并认为可以通过研究伟大人物及其经典文本来解析这一传统。批评者认为这是没有任何事实根据的假设，而那些被视为代表了“伟大传统”的思想家们，实际上是思想史研究者根据特定预设而有意挑选出来的。剑桥学派、概念史研究、新文化史研究等受“语言学转向”影响的政治思想史流派与这种批评声音密切相关，后文有详述，此处不再赘言。

这两种批评声音涉及的基本问题有很大不同，大体来说，我们可以用“内”与“外”这一对范畴来划分。其中，第一种批评声音直指政治思想史研究这一学科门类或者研究领域的研究价值，倡导将政治理论融入政治学实证研究潮流中，是一种“外部挑战”；而第二种批评声音则与政治思想史研究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的最新进展密不可分，是一种“内在理路”的反思。本文所考察的“语言学转向”对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影响就是“内在理路”反思的体现。

三、“语言学转向”对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影响：议题与方法

对于学术研究而言，研究议题和方法是研究者进行假设、分析并得出结论的基础要件，而议题的拓展和方法的创新则被视为学术创新的重要标志。“语言学转向”对相关学术议题或研究领域的影响，也主要是通过这两个方面来表现。

1.政治思想史研究的“语言学转向”之剑桥学派

以昆廷·斯金纳为代表的剑桥学派，是近年来西方思想史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范式。凯瑞·帕内罗用“斯金纳式革命”（Skinnerian revolution）来形容其研究成果和相关方法论述所产生的重大影响[2]。

剑桥学派主要是通过对以洛夫乔伊为代表的观念史研究范式的批判来阐述其研究理念。昆廷·斯金纳认为洛夫乔伊的观念史范式存在“时代误置”（anachronism）的风险，因为古代著作家对相关术语使用与今人使用的意涵、方式可能并不相同[3]。由此，以昆廷·斯金纳为代表的剑桥学派倡导一种揭示作者“写作意图”的思想史研究路径。虽然剑桥学派的研究议题依然是传统政治思想史研究所关注的文本、概念等，但剑桥学派强调挖掘文本、概念发生的“语境”，并尝试通过对文本、概念进行语境分析，考察文本、概念的使用及修辞策略来实现这一研究目的[1]。

在研究方法方面，以昆廷·斯金纳为代表的剑桥学派明显受到以维特根斯坦和约翰·奥斯汀等为代表的语言哲学家的影响。昆廷·斯金纳在多篇阐述其研究方法和理念的文章中都强调这两位哲学家的语言哲学理论对他的启发。斯金纳认为维特根斯坦有关“语言游戏”（language-games）与特定“生活形式”不可分离的说法，提醒我们必须关注语言背后的意义（sense）和所指（reference）；而奥斯汀有关“以言行事”（do things with words）的论述，则为我们实践维特根斯坦的理念提供了路径，即我们可以通过区分“言说中的行为”与“言说产生的结果”这两个维度，复原主体的言说效果和行为效果[2]。

总之，剑桥学派主张将维特根斯坦等人的语言哲学理论运用于思想史研究，通过挖掘伟大思想家及其文本的使用语境，进而重新诠释伟大思想家及其经典文本。例如，昆廷·斯金纳的代表性著作《现代政治思想的基础》的研究主题虽然是自由、专制、立宪、革命等传统议题，但写作过程中非常注重挖掘以往并不太受当代学者重视的当时相关经院哲学、人文主义等思想家的论述，进而重建了“国家”概念的谱系[3]；而波考克的代表性著作《马基雅维里时刻：佛罗伦萨政治思想与大西洋共和主义传统》则挖掘了15至19世纪以马基雅维里为代表的共和主义传统在佛罗伦萨，以及革命前的英国和美洲的重要作用，突破了传统认为以洛克为代表的近代自由主义对近代政治实践产生重大影响的思维习惯，修正了诸如马基雅维里、洛克等人在自由主义思想史叙事中的形象[4]。

2.政治思想史研究的“语言学转向”之概念史

以科塞勒克为代表的概念史研究起源于20世纪50年代的德国。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美国学者梅尔文·克里特等人大力推介下，德国概念史研究开始在英语世界产生重大影响，并被称为流行于当今西方世界的三种思想史研究类型之一[5]。

顾名思义，概念史研究主要以“语言”要素中的“概念”为研究对象。为了说明“概念史”研究的学术意义，德国概念史研究的代表人物科塞勒克对“概念”“词语”“术语”等范畴进行了区分。科塞勒克以“国家”概念为例，认为“国家”作为一个概念不只是“国家”这个词汇，而是一种综合了区域、边界、公民、司法、军事等意涵，甚至关乎哲学体系、政治形式、历史条件、宗教信仰等更高层次内容的范畴[6]。其认为，在从启蒙运动晚期到法国大革命前后的百余年时间里，欧洲发生了急剧的社会变迁，产生了一大批新的概念，而考察这些“基本概念”形成与演变，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这一变迁进程。

作为最近几年颇具声势的研究范式，概念史研究在方法论上也有其特色。科塞勒克用“时间化”“民主化”“政治化”“意识形态化”等术语来说明其概念史研究的方法论宗旨。其中，“时间化”指概念被置于时间进程中，并随着时间发展呈现新的面貌；“民主化”指概念使用的社会边界日益扩大，传统为精英阶层所使用的概念随着大众传媒的发展日益被大众阶层接受和使用；“政治化”指概念越来越多地被应用于宣传和动员等政治参与过程的现象；而“意识形态化”指一些概念日益成为一种哲学性和社会性概念体系的一部分，比如“ism”化概念体系的形成[1]。科塞勒克认为，现代“概念”的这四个特征使现代“政治-社会”概念与其前现代的含义区别开来。从思想渊源上来说，科塞勒克所谓概念嬗变的“时间化”“民主化”“政治化”的“意识形态化”与伽达默尔的诠释学、海德格尔的存在现象学、施密特的政治哲学均有密切关系，甚至其用以阐述其方法论思想的术语也是直接借用于这些思想家[2]。

在科塞勒克等学者长期不懈的努力下，概念史研究的学术成就同样不凡。历经25载编纂的八卷本《历时性基本概念：德国政治-社会语言历史辞典》和同样采用概念史方法编纂的十五卷本《1680—1820年法国基本政治和社会概念手册》均具有世界性的学术声誉。

3.政治思想史研究的“语言学转向”之新文化史

新文化史于20世纪70年代在西方兴起，因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雅各布·布克哈特和约翰·赫伊津哈为代表的古典文化史相区别而得名[3]。正如姜进所言，以新文化史为代表的研究范式转换堪称近年来思想史研究甚至整个西方史学研究最重要的一次转折[4]。

相比剑桥学派思想史研究、概念史研究的议题设置，作为新文化史研究议题的“文化”可谓涵盖范围更广。美国历史学家乔伊斯·阿普尔比、林·亨特等认为新文化史研究的任务是往“法律、文学、科学、艺术的底下挖掘”，“寻找人们借以传达自己的价值和真理的密码、线索、暗示、手势、姿态”[5]。这样，新文化史研究将与语言符号相关的图像、仪式、文化观念、历史与心理活动都纳入研究范畴。

在研究方法方面，新文化史范式主要吸收了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法国年鉴派史学、后现代文化批评和历史叙述主义、文化人类学等研究流派或者学科的理论和方法资源。1999年，维多利亚·邦内尔等在为纪念《新文化史》出版十周年而编写的纪念性文集《超越文化转向》的引言中，特别提到了海登·怀特的《元历史：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和克利福德·格尔兹的《文化的解释》这两本著作对新文化史研究范式的影响[6]。众所周知，海登·怀特作为一位历史哲学家，呼唤一种转向“叙事”的史学研究类型，认为历史研究需要“更加认真地看待其文学方面”，要“回归到隐喻、修辞和情节化”[7]；而格尔兹作为阐释人类学的大师和开山者，希望通过对符号、仪式以及历史遗物、信仰体系等文化形式的研究，开辟更多的研究可能性[8]。新文化史研究积极吸收了上述理论和方法资源。以林·亨特的成名作《法国大革命中的政治、文化和阶级》为例，作者尝试从政治、文化和阶级的角度来理解法国大革命，认为革命者的政治实践并不是简单地表现在政治活动中，而是通过语言、象征、仪式和每天的政治行为表现出来[9]。

作为20世纪70—80年代以来西方思想史研究甚至整个西方史学研究最引人注目的一种研究类型，在几十年的发展过程中，新文化史研究诞生了一大批优秀的学者、著作，除了林·亨特及其相关著作外，代表性作者和著作还有彼得·伯克的《制造路易十四》、罗伯特·达恩顿的《催眠术与法国启蒙运动的终结》和《启蒙运动的生意》等等。

4.关于“语言学转向”对政治思想史研究影响的总结

一般来说，人们把“语言学转向”对人文社会科学的影响主要概括为以下两个方面：一在研究议题上确立了“语言”以及相关“语言”要素的研究地位；二在研究方法上促进了以话语分析为主的“阐释”方法的兴起[1]。结合前文的分析可以看出，虽然受“语言学转向”多样学术传统的影响，剑桥学派、概念史研究、新文化史研究等政治思想史新兴流派的问题关注点和研究路径有很大不同，但在这两个方面均有体现并呈现一定的共性。

其一，就研究议题而言，受“语言学转向”的影响，“语言”以及相关“语言”要素在政治思想史研究中的地位被确立起来。美国学者多米尼克·拉卡普什曾在一篇评价政治思想史研究最新进展的文章中认为，如今思想史研究面对的是一个“扩大了的文本性问题”，即对“文本”的研究被视为不应局限于“该著作的封面之内”[2]。在本文分析的受“语言学转向”影响的相关政治思想史流派中，剑桥学派强调挖掘“文本”“概念”的使用语境，希望从“言语行动”“修辞”等角度去重新诠释伟大思想家及其文本；概念史研究以社会变迁过程的“基本概念”为研究议题，并希冀通过概念研究去更好地认识这一变迁进程；而新文化史研究则将与语言符号相关的图像、仪式、文化观念、历史与心理活动都纳入研究范围。这样，通过不断扩大的“语言”意涵和维度，政治思想史的研究议题也在这一过程中得到不断拓展。

其二，就研究方法而言，剑桥学派、概念史研究、新文化史研究等受“语言学转向”影响的政治思想史流派的“阐释”色彩都非常浓厚。今天，我们在讨论维特根斯坦、奥斯汀、海德格尔、伽达默尔、海登·怀特、克利福德·格尔兹等名字时，除了研究其对于语言学、现象学、史学理论、人类学等各个学科领域的贡献，一般都把他们集结到后结构主义或者后现代主义思想这一理论阵营下[3]。显然，将方法论预设奠基于此的剑桥学派、概念史研究、新文化史研究等政治思想史流派，在寫作思路和研究倾向方面与政治思想史研究早期的代表范式形成明显的区别。邓宁、萨拜因、洛夫乔伊等研究政治思想史的早期学者，比较强调其研究的公共需要和政治目的，并力图在作品中向公众传递其主张的历史意识。例如，邓宁认为其按照上中古这一时间线索考察政治思想演进的目的在于揭示英美政治学学说的一致性和继承性；而萨拜因在著作中则充分展现了其对西方实行的自由主义政治制度和思想价值的偏好。这种写作思路和研究方法倾向，在剑桥学派、概念史研究、新文化史研究等受“语言学转向”影响的政治思想史研究诸流派中，已经很难得见。寻求对知识观念的差异性、多元性理解，成为这些思想流派多元特征的共相。正如昆廷·斯金纳所说的，“我只是运用历史研究……追溯他们的差异，恢复他们的信仰以及尽可能地以思想家自己的方式来理解他们”[4]。

四、对政治思想史研究“语言学转向”的评价

从前文的分析可以看出，“语言学转向”给政治思想史研究议题和方法带来了诸多转变，在一定程度上扩展了政治思想史研究的议题，丰富了其研究方法。所谓的“斯金纳式革命”“流行于西方世界的三大思想类型之一”“西方史学研究最重要的一次转折”等褒奖式评价，都是对这一贡献进行积极评价的表现。但是，经过几十年的发展，“语言学转向”对知识体系和学术研究的贡献以及消极影响，已被讨论了很多。就政治思想史研究的“语言学转向”来说，相关评价可谓涉及的面向相当广泛，既有对其创新有效性的检验，也有对其外部效应或影响的反思。为了讨论方便，笔者尝试将这些评价概括如下：

首先，来看政治思想史“语言学转向”所涉及相关流派学术创新的有效性问题。虽然很多学者都把剑桥学派、概念史研究、新文化史研究等流派的出现，看作近些年来政治思想史研究取得重大进展的主要表现，但事实上关于这些流派的争议从其产生起就从未停止。关于剑桥学派，相关批评主要集中于其方法的严谨性和可行性问题。例如，大卫·高契尔在评价昆廷·斯金纳的著作《霍布斯哲学思想中的理性与修辞》时就认为，该著作不仅存在许多篇幅与霍布斯的思想无关这一问题，而且还存在论题琐碎甚至错误等问题[1]。刘海川认为剑桥学派的“历史语境主义”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解释学理论或方法论[2]。关于概念史研究，由于其研究对象仅仅局限于所谓的“基本概念”，关于其理论深度、框架体系等也存有很多争议。例如，科塞勒克的弟子、任教于美国斯坦福大学的贡布莱希特就认为，与科塞勒克等概念史研究发起人复杂的研究设想和理论预设相比，实际的概念史研究往往落入对于词汇语义变迁的梳理，其理论意图难以贯彻[3]。近年来在国内大力倡导概念史研究的孙江也承认概念史研究难以体系化，基于概念研究线索的历史图像并不清晰[4]。而新文化史研究由于强调从“文化”的视角来思考和认知历史，突出话语、文本的建构性，被很多学者视为有虚无化历史的倾向[5]。上述关于剑桥学派、概念史研究、新文化史研究等流派学术创新有效性的质疑指向不同的方面，有的甚至可以说涉及“一切方法论都有其局限性”[6]这一与生俱来很难避免的本体论问题。不过，这些批评至少提醒我们需要用一种谨慎的态度对待这些思想流派。

其次，再看政治思想史研究“语言学转向”对学科主体性的影响问题。作为一个研究领域或学科门类的政治思想史，从诞生起就有着多来源的学科传统和复杂、多样的研究进路，所以关于“什么是政治思想史”以及“政治思想史的学科内容和范围”等问题一直都有很大的争议，但是在20世纪上半叶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形成阶段，我们大体还是能总结出一个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基本范式，即把政治思想的演化理解为一个有机发展的历史过程，并通过考察伟大人物及其经典文本来解析这一过程。这也构成了作为一个研究领域或学科门类的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内容和范围。不过，经过“语言学转向”的洗礼，在政治思想史的研究议题不断扩展变得丰富的同时，我们也愈发难以分辨出政治思想史的面目了。虽然绝大多数学者在总结、介绍政治思想史研究的现状时，都把剑桥学派、概念史研究、新文化史研究作为政治思想史研究的最新动态加以介绍，但事实上上述研究流派尤其是概念史研究和新文化史研究，都把自己视为与政治思想史研究相区别的研究类型。而就研究对象而言，其与传统的政治思想史研究也确实差别很大。例如新文化史研究非常重视对“心态”的研究，这与之前思想史所看重的“人物”“理论”有很大不同。法国学者罗歇·夏蒂耶在梳理法国思想史的演变轨迹时，就曾感慨这到底是思想史还是社会文化史[1]。经过“语言学转向”的冲击，本就不甚清晰的政治思想史研究变得面目更加模糊，政治思想史学科主体性也更加难以勘定。

最后，再看政治思想史研究的“语言学转向”对“戴维·伊斯顿难题”的回应问题。如前文所述，戴维·伊斯顿等人对政治思想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批评，在于认为此项研究只是一种对前人政治思想的历史分析，而没有承担“建立新的价值理论”的功能。该说法涉及对政治思想史这一研究领域或学科门类研究价值的质疑，对政治学学科影响巨大，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称得上是20世纪后半叶以来政治思想史研究在政治学学科中衰落最重要的缘由。那么，“语言学转向”所带来的学术创新解决这一难题了吗？从目前政治思想史研究的相关成果看，显然没有。美国学者约翰·冈内尔曾这样表达20世纪后半叶的政治思想史研究与戴维·伊斯顿所提问题之间的“错置”，“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政治理论史研究正是由于人们强加给它的特点，如脱离现实、侧重历史描述，而遭受到伊斯顿等人的抨击；而人们在当代对它批评的基点却是指责它缺乏历史性”[2]。“语言学转向”的方法论预设奠基于后结构主义或者后现代主义思想，其目的在于通过多元主义的“话语（文本）分析”来对相关事实进行差异化的“解读”，而非寻求对客观事实进行因果机制等方面的“解释”。所以，虽然在“语言学转向”影响下，政治思想史研究出现了各种新兴流派不断涌现的趋势，但这充其量只是对既有研究的议题内容进行了扩展和对其方法视角进行了转换，其研究旨趣既不关照政治现实，更不寻求从客观现实中总结、提炼理论成果，与政治理论层面的学术创新基本无关。

五、结语

本文梳理了剑桥学派、概念史研究、新文化史研究等三种受“语言学转向”影响的政治思想史流派在研究议题拓展和方法创新方面的表现，呈现了“语言学转向”对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影响，并通过对相关政治思想史“语言学转向”的评价的总结，分析这一影响的局限性。作为人文社會科学发展进程中一个具有整体效应的影响事件，“语言学转向”一直被视为学术创新的重要契机。从前文的分析可以看出，虽然政治思想史研究的“语言学转向”无论在议题还是方法上，均对政治思想史研究有不少促进作用，但这一促进更多地体现在知识层面，而对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其他问题难以顾及，并还有可能带来政治思想史学科主体性困境的意外后果。

20世纪后半叶以来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学科危机问题异常复杂，除了知识层面的议题拓展、方法创新等问题，还与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定位，甚至与政治思想史所根植的相关主学科（主要是历史学和政治学）的研究取向变化等问题都紧密相关。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政治思想史研究曾以丰富的思想内涵、融通古今的宽广思路、厚重的学理知识滋养了无数学人，但在今天如何让其重获新生并迎来更好的发展，可能还需要更多的思考和努力！

〔责任编辑：史拴拴〕

[1]大体来说，我们可以用“狭义”和“广义”这一对范畴来界定政治思想史研究的范围和内容。其中，狭义的政治思想史研究主要指理论化的政治观念研究，主要研究内容为“思想家的政治思想”；而广义的政治思想史研究除了思想家的思想，还将文化观念、社会心态等纳入研究范围。目前，绝大部分学者都从广义的角度界定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对象和内容。

[1]陈振明：《西方政治科学的兴起与学科分化》，《东南学术》2004年第2期。

[2]1977年，美国学者保罗·康金在一篇讨论思想史研究状况的文章中声称：“思想史曾经拥有短暂且辉煌的过去，但眼前却四面楚歌、前景黯淡无光。”参见P. Conkin， "Intellectual History：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in C. Delzell，ed.， The Future of History， Nashvill， Tennessee： Vanderbilt University Press， 1977， p.111。

[3]由于问题意识、学术传统等差异，“语言学转向”实际上有着多重的面向和侧重。本文将解读“语言学转向”问题意涵的丰富性。

[4]房宁：《重新认识什么是基础理论研究》，《环球时报》2018年2月1日；龚留柱：《式微中的思想史研究》，《史学月刊》2017年第9期。

[5]关于剑桥学派、概念史研究、新文化史研究等研究范式的介绍和引入，李宏图、方维规、孙江、姜进等学者贡献卓著。其中，剑桥学派研究方面，李宏图主编了“剑桥学派思想史译丛”“剑桥学派概念史译丛”；概念史研究方面，方维规发表了数篇介绍德国概念史研究方面的文章，孙江主编了概念史研究方面的集刊《亚洲概念史研究》；新文化史研究方面，姜进主编了“新文化史经典译丛”。

[6]安德鲁·文森特：《政治理论的本质》，罗宇维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49页。

[7]唐士其：《西方政治思想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571—572页。

[8]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4卷本，贺麟、王太庆等译，商务印书馆，1959—1978年版。

[1]代表性的早期政治思想史著作有1855年罗伯特·布雷基出版的两卷本《远古以来的政治文献史》，1855—1858年罗伯特·冯·莫尔出版的三卷本《政治学的历史和文献》等。

[2] [3]W. Dunning， A History of Political Theories： Ancient and Medieval，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27， Introduction， pp.15-16， Preface， pp.7-8.

[4]乔治·萨拜因：《政治学说史》上卷，邓正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0页。

[5]洛夫乔伊的思想史研究被称为观念史范式。洛夫乔伊认为人类在认识世界的长期过程中形成了许多“单元-观念”（unit-ideas），這些“单元-观念”是比各种哲学体系、流派、学说、主义等更为基础的要素。在《存在巨链》一书中，洛夫乔伊探讨了“存在之链”（the chain of Being）这一“单元-观念”。参见阿瑟·O.洛夫乔伊：《存在巨链：对一个观念的历史的研究》，张传有、高秉江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

[6]例如，拉斯基在1926年就职伦敦政经学院政治学教授的演说中就认为，如果想要对政治学进行富有成就的研究，我们必须从历史的角度展开。参见H. Laski， "On the Study of Politics"， in P. King， ed.， The Study of Politics： A Collection of Inaugural Lectures， New York and London： Frank Cass， 1978， p.3。

[7]1928年，著名历史哲学家科林伍德则是公开声称“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参见科林伍德：《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陈新译，丁耘、陈新主编：《思想史研究（第一卷）·思想史的元问题》，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页。

[1] D. Easton， "The Decline of Modern Political Theory"，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1951， 13（1）， pp.36-58.

[2]凯瑞·帕罗内：《昆廷·斯金纳思想研究：历史·政治·修辞》，李宏图、胡传胜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3页。

[3]昆廷·斯金纳：《观念史中的意涵与理解》，丁耘、陈新主编：《思想史研究（第一卷）·思想史的元问题》，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3页。

[1]Q. Skinner， Vision of Politics， Vol.1， 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182.

[2]昆廷·斯金纳：《言语行动的诠释与理解》，丁耘主编：《思想史研究（第一辑）·什么是思想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3—138页。

[3]昆廷·斯金纳：《现代政治思想的基础》上卷，奚瑞森、亚方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前言第1—2页。

[4]波考克：《马基雅维里时刻：佛罗伦萨政治思想与大西洋共和主义传统》，冯克利、傅乾译，译林出版社2013年版。

[5]P. Burke， "Review of the Histor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Concepts：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and the Meaning of Historical Terms and Concepts： New Studies on Begriffsgeschichete"， History and European Ideas. 1997， 23（1）， pp.55-58.

[6]相关内容详见德国学者斯特凡·约尔丹主编的《历史科学基本概念辞典》中科塞勒克撰写的“概念史”词条。参见斯特凡·约尔丹主编：《历史科学基本概念辞典》，孟钟捷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0页。

[1]Melvin Richter， Michaela Richter， "Introduction： Translation of Reinhart Kosellecks Krise in Geschichtliche Grundbegriffe"，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2006， 67（2）， pp.343-356.

[2]如科塞勒克用“经验空间”“期待视域”这两个哲学概念来阐述其历史时间观念，他认为作为概念史研究对象的“基本概念”不仅可以描述既往经验，还能打开指向未来的期待视野。研究者认为科塞勒克的这种时间观念受到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所阐明的相关思想的影响，而“经验”（experience）、“期望”（expectation）和“视域”（horizon）等概念则直接取自伽达默尔的论述。参见张凤阳：《现代性研究的“语言方案”——科塞勒克概念史方法论旨趣的政治哲学释读》，《学术月刊》2018年第12期。

[3]周兵：《西方新文化史的兴起与走向》，《河北学刊》2004年第6期。

[4]姜进认为新文化史研究“全面刷新了学术研究的理论前提、路径、方法、目标和作用”，堪称“汤玛斯·库恩意义上的科学范式的革命”。参见林·亨特编：《新文化史》，姜进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总序第1页。

[5]乔伊斯·阿普尔比、林·亨特等：《历史的真相》，刘北城、薛绚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198页。

[6]理查德·比尔纳其、林·亨特编：《超越文化转向》，方杰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引言第2—3页。

[7]海登·怀特：《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陈新译，译林出版社2009年版，中译本前言第1—4页。

[8]克利福德·格尔兹：《文化的解释》，韩莉译，译林出版社2008年版，第533—534页。

[9]林·亨特：《法国大革命中的政治、文化和阶级》，汪珍珠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1]郭台辉：《语言的政治化与政治的语言化——政治学方法论的“语言学转向”问题》，《政治学研究》2019年第4期。

[2]多米尼克·拉卡普什：《对思想史的重新思考和文本阅读》，多米尼克·拉卡普什、斯蒂文·卡普兰主编：《现代欧洲思想史——新评价和新进展》，王加丰等译，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34—35页。

[3]陈嘉明认为维特根斯坦、奥斯汀、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等人的理论是后现代主义思想的渊源，开辟了后现代主义思想的先河；而海登·怀特、克利福德·格尔兹则是在各自领域践行后现代主义思想的代表性人物。参见陈嘉明：《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17—140页。

[4]Q. Skinner， Vision of Politics， Vol.3， 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8.

[1]D. Gauthier， "Reason and Rhetoric in the Philosophy of Hobbes"， The Journal of Philosophy， 1997， 94（2）， pp.94-97.

[2]劉海川：《语境主义的文本解释观念以及斯金纳的滥用》，《现代哲学》2019年第4期。

[3]方维规：《概念史八论——一门显学的理论实践及其争议与影响》，《东亚观念史集刊》第4期（2013年6月）。

[4]孙江：《概念史研究的中国转向》，《学术月刊》2018年第10期。

[5]M. Poster， Cultural History and Postmodernism： Disciplinary Readings and Challenge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7， p.6.

[6]保罗·费耶阿本德：《反对方法：无政府主义知识纲要》，周昌忠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版，第256页。

[1]罗歇·夏蒂耶：《思想史还是社会文化史？法国的轨迹》，多米尼克·拉卡普什、斯蒂文·卡普兰主编：《现代欧洲思想史——新评价和新进展》，王加丰等译，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31页。

[2]约翰·冈内尔：《政治理论：传统与阐释》，王小山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7—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