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实践中的地理因素探析

崔保锋 裴书毓

“历史好比演剧，地理就是舞台”，改革开放的历史实践与地理因素的辩证互动无时不在、无处不在，既受到地理因素的基础支撑，又被地理因素客观制约。只有把改革开放的历史实践和地理因素有机结合起来，科学把握二者的辩证互动规律，才能清晰明了改革开放以来何时何地出现了何种变化，一旦二者分离，就看不到也理解不了任何事物。近年来，中共党史学界从地理角度研究中国共产党历史的成果，进一步丰富了从地理角度深化改革开放史研究的学术思路。受《广东党史与文献研究》杂志“改革开放史研究的学术体系与理论方法”笔谈栏目学术成果启发，本文拟从地理因素对改革开放实践的型塑与制约、改革开放实践对地理因素的反作用、改革开放政策的地理区域差异等方面，初步探析地理因素在改革开放历史进程中的作用机理，以就教于方家。

一、地理因素对改革开放实践的型塑与制约

历史活动以时间为序，却无往不在一定的地理区域和地理环境中发生，受到地理因素的全方位型塑与制约，可以说地理就好比是孕育历史的子宫，哺育着历史，也规范着历史。改革开放实践立足中华大地、放眼世界舞台，地理因素对于改革开放实践的型塑与制约，“内植”于改革开放历史的全过程，是改革开放历史的重要“基因”之一。

对改革开放实践步骤的型塑与制约。在改革开放之初的1979年，无论是在对内改革还是对外开放方面，地理因素的型塑与制约对中共中央关于改革开放实践步骤的战略擘画均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对内改革方面，无论是农村還是城市的改革步骤，1979年都整体上处于“试点”阶段：1979年4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明确“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只能在局部领域进行，要认真调查研究，搞好试点”，随后中央在京、津、沪等大城市确定8家企业试点扩大经营管理自主权改革，同时也要求各地再选定一些企业进行试点；1979年9月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农村地区“除某些副业生产的特殊需要和边远山区、交通不便的单家独户外，也不要包产到户”，言外之意只允许在“边远地区”和“交通不便”等情况下实行“包产到户”，可见此时中央尚无农村地区率先进行全面改革还是城市地区率先进行全面改革的意识。然而，农村地区在城乡二元体制之下作为城市“边缘”和补充而存在，一方面由于生产生活水平显著落后于城市地区，以致改革意愿非常强烈，另一方面受到的社会关注和期待远小于城市地区，面临的改革阻力也相对小一些，反而能够率先迈出全面改革的实质步伐。在对外开放方面，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习仲勋等广东省负责人，早在1978年六七月间就已经意识到，通过设立出口加工区、实行特殊经济政策发展出口商品生产，广东省的宝安、珠海等地原先在地理区位上的显著劣势——“临近港澳”以致偷越边境频发、“侨乡”众多意味着海外关系复杂、“地处边陲”因而交通不便信息匮乏，却可以转变为得天独厚的地理区位优势，最终形成让广东省“先走一步”的一致意见。此后，以广东省为代表的东南沿海地区也确实通过创建特区、利用外资、发展对外贸易等方式，迈出了对外开放实践的第一步。

对改革开放实践形态的型塑与制约。作为一场上下结合的深刻社会变革，改革开放实践在不同的层级和不同的区域呈现出不同的具体形态。以中共中央在农村改革过程中对“大包干”政策的认识变化为例，1979年9月中央文件里第一次正式允许在特殊情况下“包产到户”可以合法存在的政策表述是“除……外，也不要包产到户”，一年后的1980年9月“包产到户”在中央文件里的表述变为了“在那些边远山区和贫困落后的地区，……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在一般地区，……就不要搞包产到户”，可见“大包干”政策能够实现从被彻底否定到逐步接受的转变，受关注和期待较小的“边远地区”“边远山区”“贫困落后地区”等地理因素，客观上产生了一定的促进作用。此外，经济特区设置在沿海而非内地，对外开放城市优先考虑沿海、沿江、沿边等地理区位，针对不同区域分别推出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中部地区崛起、京津冀一体化等发展战略，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着地理因素对于改革开放实践形态的型塑与制约。

二、改革开放实践对地理因素的反作用

改革开放实践在受到地理因素型塑与制约的同时，也强烈地反作用于地理因素。“改革开放极大改变了中国的面貌”，其中也包括对当代中国地理样貌的改变，这是改革开放实践对地理因素反作用的重要体现。这种反作用并非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战天斗地、人定胜天”的简单延续，既有自觉地对地理因素进行的主动改造，也有不自觉地对地理因素造成的客观影响，展现出鲜明的时代逻辑。

对地理因素的主动改造。自然地理条件往往要经过系统改造，才能成为满足改革开放实践需要的物质资源或基础设施。根据改革开放实践需要对地理因素的主动改造，从积极的一面看主要体现为充分发挥“地利”优势。以深圳经济特区的建设为例，罗湖地区在改革开放之初的自然地理条件并不理想，一方面罗湖山紧邻罗湖桥对铁路和公路交通形成阻碍，另一方面整体地势低洼，一下雨就是一片汪洋泽国，但这里靠近口岸、接近铁路，是从香港进入内地的第一站，它的面貌如何直接决定了由此进入内地的香港同胞和海外侨胞对于内地的第一印象，最终在时任国务院副总理谷牧的支持下成为深圳最早开发的重点区域之一，经过不到一年的时间搬掉罗湖山，既除去妨碍火车站进一步发展的山体，又得到了垫高低洼地带的130万方土石，实现从罗湖火车站到文锦渡之间2.3平方公里黄金地带的“三通一平”，为大规模开发建设打下基础。不过，这种主动改造并不总是能够尽收其利，有时消极效应也会相伴而生，比如罗湖地区的开发，在当时的情况下并未根据地势、水文条件开展深入论证规划，只是对大面积土地快速进行平整处理，以致一到雨季排水不畅、街道积水成为城市管理的难题。

对地理因素的客观影响。改革开放实践作为重塑社会化大生产格局和社会生活方式的“第二次革命”，对承载区域或相关区域的地理因素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客观影响。比如华北地区受气候条件限制，水资源原本就非常紧缺，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加速，工农业生产和社会生活对水资源的需求量持续增加，一方面对地下水资源的超量开采逐渐造成大面积的“地下漏斗”，使得超采范围内的土层被压密，厚度降低，导致地面沉降变形的风险持续增加，另一方面对河流水资源的大规模筑坝拦蓄使得永定河、漳河、滹沱河等实质性长期断流。为了让河流重新“有水”，只能通过人工整治截取某一段河床蓄水后改造为“河湖景观”，即人工湖泊，深刻改变了流域内的地理样貌。再比如工业生产和城市生活的废弃物（包括固体、液体、气体的废弃物）随意排放后进入土壤，积累到超过土壤本身的自净能力后，就会导致土壤理化性状发生变化，2007年全国受污染的耕地约有1.5亿亩，其中多数污染的耕地集中在经济较发达的地区，进一步加剧了耕地保护的紧迫性。只有在改革开放实践中持续深刻总结与地理因素辩证互动的历史经验教训，才能更好地把握自然地理因素本身具有的内在规律或者数量限度，自觉按规律办事，最终推动改革开放事业行稳致远。

三、改革开放政策的地理区域差异

经过几十年的改革开放实践，全国各地区之间在经济社会发展上的差别，与改革开放前相比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显著扩大了，究其根源既不仅仅在于改革开放前已长期存在的客观区位优势和资源禀赋差异，也不仅仅在于政策支持的有无和强弱，而在于客观区位优势和资源禀赋与政策支持深度结合基础上形成的“政策区域化”举措。“政策区域化”是双向交互选择的结果，既有供给端提供政策支持过程中的区域化考量，也有需求端推进政策执行过程中的区域化取舍，二者相互影响共同塑造了改革开放实践鲜明的区域化特征。

政策支持的区域化。在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之初，中共中央就基于中国幅员辽阔的客观实际，从政策供给的角度致力于向全国各地区提供差异化的政策支持，如1979年支持广东、福建“先走一步”，1982年提出以上海为中心在长江三角洲设立经济区，1984年批准第一批14个沿海开放城市，1985年将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闽南厦漳泉三角地区开辟为沿海经济开放区，1988年将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全部对外开放并设立海南经济特区，1990年决定开发开放上海浦东，20世纪90年代陆续开放沿边、沿江、内陆省会城市，全方位的区域开放格局基本形成，事实上表明中央层面的改革开放政策供给，从一开始就充分考虑地理因素，契合了“因地制宜”原则，形成了鲜明的对外开放地理层次。经过改革开放二十年左右的沉淀和积累，全国各地区之间经济社会发展的区域分化更加明显，中央层面1999年推出西部大开发战略、2003年提出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2004年提出中部地区崛起战略、2006年提出东部优先发展战略等，开始探索为全国不同区域的改革发展提供有针对性的政策支持。

政策选择的区域化。来自上级的政策支持要转化为改革开放的实践行动，必须经过各地政策执行者的取舍转化。然而，各地区的改革者们推动改革开放实践的能力并不一致，对改革开放政策的理解程度也各有不同，各地党政系统内部的政治文化也存在侧重点差异和因时而变等情况，使得地方党政干部主观上对改革开放具体政策的选择与取舍，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之间、一省内部各市之间甚至一市内部的各县之间，都可能并不完全一致。这种由于政策选择造成的区域差异，也许在较短时间范围内对区域发展影响不大，但经过较长时段的实践积淀，对于区域发展成效的影响就会显现。在改革开放实践中涌现出来的温州模式、苏南模式、珠江模式等各具特点的区域发展模式，都是在较长一段时期内，通过大多数情况下正确的政策选择，成功把握住了区域发展机遇的必然结果。政策选择区域化是改革开放史研究过程中无处不在的“隔膜”，只有通过深化改革开放实践与地理因素的辩证互动关系研究，才能逐步打通这些“隔膜”，尽可能消除改革开放历史书写中“隔着纱窗看晓雾”之感。

总之，改革开放实践与地理因素的辩证互动，在受到当时当地的技术和装备条件的客观限制的同时，也为改革开放历史烙上了鲜明的时空印记，提供了全景式理解和研究改革開放历史的重要切入点。只有从改革开放实践发生的具体历史条件出发，把握当时当地的交通通信便捷程度，才能科学构建起理解改革开放历史的时空参照维度，决不能以今天的交通通信条件所达到的便捷程度，去生搬硬套地理解改革开放的历史实践，那样就要犯“刻舟求剑”的错误。

［崔保锋，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中共党史与青运史系副主任，助理研究员；

裴书毓，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