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初期中共农民宣传动员研究

【摘 要】新中國初期，中国共产党尝试借助农业合作化完成对乡村社会和农民思想的重塑。20世纪50年代的京郊农业合作化，为了解中共的农民动员实况提供了具体例证。合作化之初，农民群众普遍对社会主义社会认识不清，在农业生产中存在较强的保守心理，甚至对集体化生产心存疑虑和不习惯，然而在中共成功的宣传动员下，越来越多的农民群众认同了中共农业合作化政策，使农业合作化运动得以在较短的时间内顺利完成。整体而言，合作化运动中的农民动员工作经历了由思想洗礼再到动员起来的过程，不仅反映了彼时的党群干群关系，而且提供了理解中共宣传动员何以成功的重要线索。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农民心理；农业合作化；政治动员；农民认同

【中图分类号】K27；D23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2096-6644（2024）01-0064-13

宣传动员工作是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推进政治目标、实现农民认同的重要辅助手段之一。新中国初期，中共在全国范围内掀起农业合作化运动，旨在完成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引导个体农户走上社会主义集体化发展道路。彼时，作为首都的北京率先完成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走在高潮的最前面”，其经验不仅在当时的具体历史情境下对全国各地具有“示范作用”，而且也为了解中共的农民动员实况提供了例证。关于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历史动因、曲折过程、绩效评估等方面的研究，学术界已取得了较大进展，但始终束缚于“决策—结果”的叙事窠臼。因此，本文在已有研究成果基础上，对照北京地方档案文献，尝试将研究视阈下移，聚焦于合作化运动中的农民动员问题，深入剖析农民的社会心理及其在中共宣传动员下的转变过程，一方面试图在比较互动中揭示这段历史的复杂性与多重面向性，另一方面则是分析彼时中共的农业合作化理念是否进行了与时俱进的创新。

一、农民群众的主要社会心理

在合作化运动早期，京郊农民群众普遍对互助合作和社会主义认识不清，甚至心存疑虑，主要集中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不同阶层的农民存在明显的认识差异，大多数贫、雇农盼望社会主义和合作化，大多数中农更多是一种观望不决的状态，而富农和富裕中农则害怕社会主义和合作化的到来；第二，强烈的土地私有观念，使农民群众对集体化的农业生产道路信心不足、心存怀疑，甚至不习惯集体化的农业生产方式；第三，由于京郊农民群众在农业生产上的保守思想根深蒂固，很多先进农业技术的推广都极具难度。

（一）对社会主义社会的认识差异

在封建小农经济的长期发展中，农民群众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对绝对平均主义有着追求与向往，而这与社会主义社会的要求存在本质上的区别。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从中央到地方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宣传相对较少。1950年春季，京郊农村地区就已经开始推进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然而，对于刚通过土地改革分到若干土地的京郊农民群众而言，他们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认识普遍是模糊不清的。但具体来看，不同的农民阶层又有着不尽相同的认知。

第一，贫、雇农间存有的“盼社会主义”思想。一方面在京郊早期的土地改革运动中，广大贫、雇农既是积极拥护者，又是最大的受益人，他们不仅从经济上翻了身，政治地位也得到相应提高，他们对中共心存感激；另一方面，由于京郊地区的自然灾害，加之贫、雇农生产资料缺乏。所以，当京郊基层党组织和政府向其宣传走合作化道路时，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积极拥护。如石景山区的一位贫农说：“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好，为什么不入社呢？”肖家河的贫农王守仁说：“过去找不到牲口耕地、拉粪，种地真困难，现在参加了互助组，谁家牲口闲，抓起来就使。”四王府一位60多岁的老贫农说道：“共产党领导我们穷人翻了身，我就是杵着拐也要进入社会主义，什么时候开始入社呢，我们全家一定都入社。”再有丰台区东河沿村的郭老太太，在土地改革以前她靠给地主家打长工糊口，见到组织起来的好处后，她说道：“合作社真是干不完的活，吃不完的饭，不叫入社可不行！”但在过渡至社会主义社会路径的认知方面，大多数贫、雇农模糊不清，他们中有的人认为，“听毛主席的话准错不了，用不了几年就能跑步进入社会主义”。还有的人认为，“社会主义不再是遥遥无期而是指日可待”。

第二，大多数中农存在的“等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共的农村革命话语叙述中，中农一直都是重点团结对象，但在实际操作中可能会或多或少地损害部分中农的既得利益。因此，在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初始阶段，大多数中农持有一种观望态度。这种现象在当年的京郊农村地区普遍存在，如丰台区小屯乡中农王贯说：“互助组与合作社好是好，我没加入生产合作社，但秋后粮食也没少打，只要风调雨顺，照样也能把日子过好。”有的中农害怕被贫农揩油，舍不得家里的私有财产入社，在入社以前变卖自己家中的农业生产资料，如中农刘凤成说：“我把五亩国有地入农庄，但是五亩私有地待卖掉把钱寄给母亲。”还有一部分人对社会主义较为怀疑，他们存在“随众不随一”的心理，在实践中具体表现为“大伙参加我也参加”。1952年，南苑区姜场村在试办集体农庄前对当地农民群众进行调查，结果大多数中农表示“希望看一年明年大伙再参加”。这都在不同程度上反映出京郊农村地区中农群体对办合作社和走社会主义道路心存疑虑。

第三，富农和富裕中农的“怕社会主义”思想。1950年6月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规定“保存农村地区既有的富农经济”，而后全国各地进行了相应的宣传报道。是时，京郊农村地区刚开始农业互助合作运动，但大部分富农和富裕中农是“武大郎服毒，能折腾一会算一会”，少数富农和富裕中农表面上积极拥护互助合作，私下却向其他人鼓吹单干的好处，他们害怕社会主义的加速到来。因为，在当时他们具有生产资料上的优势，劳动力充足，认为“只要入了社会主义社，生产资料就要被无偿‘共产”，存在消极生产的思想。据海淀区统计，东北旺乡有多户富农消极生产、变卖耕地，翻新和添置大量新的房屋，双槐树等4个乡的富农共卖出暖洞子140余间。除此之外，由于北京市委、市政府在农业合作化的过程中严格限制富农、地主入社，同时阻断他们雇工生产的来路。因此，少数富农勾结当地地主，散布社会主义和农业合作社的谣言，破坏互助合作运动。如海淀区罗道庄富农齐林造谣说，“苏联集体农庄死了好多人”，“苏联电影是假的”，只要入了社就失去人身自由。这在当地农民群众中产生消极影响。

总体而言，在当时的农村许多群众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农业合作化的前途不甚清楚，思想认识上较为混乱，甚至一些农村基层干部和宣传员在宣传教育中也存在类似的错误认知。例如，田村乡的宣传员说：“翻身不忘共产党，幸福不忘毛主席，社会主义用不了几年就能实现了。”京西矿区的一个乡党支部书记向积极分子谈道：“社会主义好，你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你的，大家都是一家人”。类似错误的宣传教育加剧了京郊农民群众思想认识上的混乱，而这些在后期的宣传动员中得以纠正。

（二）对集体化生产的怀疑与不习惯

京郊农民群众在合作化进程中一度对集体化生产产生较大疑虑，究其原因，主要存在以下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方面，几千年来，广大农民群众习惯于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模式，对土地等少量仅有的生产资料极为珍视，具有很深的土地私有观念。土地改革运动后，京郊农民群众分到了若干土地，他们渴望通过自身的努力积极生产，摆脱贫苦；然而，农业集体化生产意味著他们将失去土地的所有权，只是拥有土地的使用权。另一方面，京郊农民群众也受到以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为纽带的传统家庭生产的影响，他们具有较强的家族与地域意识，对于“外人”相对较为排斥，认为农业集体化把很多家庭组织在一起劳动，这样不仅搞不好生产，而且容易产生经济利益上的冲突与摩擦，影响当地农民群众之间的团结。如部分群众表示：“还闹分家，看他们吧，土地入股也就是一季。”

这种疑虑不仅反映出京郊农民群众强烈的私有观念，而且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更多表现为“怕吃亏”。具体来看，主要存在以下三种情况：第一，那些家里田多劳动力多的农户认为，“自己单干也照样可以丰产，又何必参加集体化生产呢”；第二，那些地多劳动力少的家庭认为，“如果完全按照按劳分配的话，我们肯定要吃大亏”；第三，那些地少劳动力多的家庭怕加入了农业生产合作社后无事可做，会降低自身的收入。除此之外，京郊农民群众一开始对于农具、耕畜等折价入社也存在疑虑。还有的农民群众由于在入社后长期拿不到分红，干工作也不积极，消极生产混日子。东郊区的一位中下农李××在田间休息时抱怨道：“什么集体生产好，我看不见得，现在是人财两空。”

单干习惯导致很多农民不适应集体化的生产模式。京西矿区稻地乡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宣传总结中写道：很多农民反映，“加入集体生产，凡事都要请假，不然就扣工分，太不自由”。同时期，海淀区调查显示：其一，当地的农民群众普遍担心入社以后失去人身自由，集体劳动会导致休息时间减少；其二，他们担心吃饭、吃菜、零花钱等受到限制，物质经济上不自由；其三，当地一些农户担心家里的劳动力都去集体劳动，家里的老人和小孩没人照看。如海淀区青龙桥的贫农徐××，在加入农业生产合作社后说道：“没入社以前是白天生产，现在是白天生产夜夜开会，还让不让人休息了。”

（三）农业生产中存在较强的保守思想

长期以来，小农经济的脆弱性使农民群众具有较强的保守思想，不敢轻易做出尝试与改变。从这一点来看，农民群众是旧的生产方式的坚定维护者，京郊农村地区的农民群众也不例外。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每当基层干部和宣传员在宣传互助合作运动的生产优势时，总有大批的农民群众不太相信。1951年，全国旱地棉花丰产模范高顺起，每亩丰产棉平均产425.5斤。当时住在南苑区瑞和庄村的他在宣布丰产棉的产量后，瑞和庄村有很多保守的农民都不相信，就连共产党员盛会忠也说：“甭说别人就是我也不相信高顺起的产量。”村政府委员宋玉廷也喊着：“不查实了，凭两片嘴一说可不成。”后来，南苑区的区干部和村干部去量高顺起的棉田，有的到供销合作社去查账，证明高顺起每亩产棉量是事实，他们在向农民群众详细解释后，仍有农民群众用不相信的语气说：“我家种了几辈子地，也没听说过每亩地收这么多的棉花。”他们要查看第二年的生产情况，直到1952年高顺起的棉花产量再次达标丰产，当地农民群众争相参观高顺起的棉田，学习其种植技术，并继续推选他为全村的农业劳动模范。

此外，在京郊农村地区，对于广大农民群众而言，种好地、取得好收成才是最重要的，这不仅关系到他们的生存问题，而且也会影响到他们今后在当地的地位。当时农民唯一能依靠的就是代代相传的耕作技术与生产经验，因此他们对于互助组和合作社推广的先进生产技术往往是排斥或有疑虑的。为了推广先进经验，就必须用事实来打破农民的保守心理。韩启铎是南苑区槐房村青年团支部书记，从1950年起就开始担任村里的技术学员。据他回忆，在推行除治病虫害的技术时，实验容易，见效也快，村民容易接受。但是在推行积尿肥时，却总是没人相信。村民们一听说“尿”字，就摇头说，“有碱，使不得”。农民李保全还讽刺地说：“我们家茅厕两旁尽是尿，也不长庄稼。”后来韩启铎带头实验，通过用尿肥种植菠菜并取得丰产。事实是最好的说明，村民们在看到施尿肥的效果后，都自动积起尿肥来，而且还到处去买尿肥。

总体而言，京郊农民群众在农业生产上的保守思想与农业生产方式的落后基本一致，大多数村民还是按照以前固有的生产经验进行农业生产。因此，克服京郊农民群众的保守思想是合作化运动中宣传动员的重要内容之一。

二、思想洗礼：从“告别昨天”走向“明天更好”

与之前的土地改革相比，农业合作化运动本质上是对传统小农生产方式的彻底变革。对此，习惯于小农生产的大多数京郊农民群众在思想上普遍还未做好相应准备。要最大程度地宣传动员京郊农民群众参加农业互助合作运动，首先就需要打通他们的思想关。北京市委和市委宣传部敏锐地意识到这一点，他们分别以“昨天”“今天”“明天”为重要抓手，对京郊农民群众进行思想上的洗礼，引导其积极参加农业合作化运动。

（一）通过阶级意识和阶级觉悟的激发，使京郊农民群众重新“认识自己”

在京郊土地改革运动中，广大农民群众在党组织的领导下，通过诉苦、算账等方式对地主阶级展开面对面的斗争，不仅激发自身的阶级觉悟，也提高了自身的政治与经济地位。土地改革完成以后，大多数农民群众更为关心的是农业生产问题，模糊了自身的阶级意识。这种想法在当时的京郊农村地区较为普遍，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关于依靠贫农这一点上，很多区、乡干部还不甚明确。少数干部甚至认为“贫农也不见得全可依靠”，因为他们一无生产资料、二无“生产经验”、三无文化，因而不注意培养、选拔贫农去担任社的主要干部，大多选拔生产资料多、有“生产经验”、能说会道、能写会算的中农担任社的领导干部。如京西矿区牛战村在入社牲口评价时，因中农互相抬价，竟高出市价一倍，使贫农吃了亏。有的合作社存在嫌贫爱富、不愿吸收贫农入社的倾向。如石景山区鲁谷、衙门口和东郊七棵3个乡的下中农入社户数虽然已占社员总户数84％，但是入社的贫农只占该乡贫农户数的48.9%。二是团结中农工作做得不够好。1953年冬，海淀区东冉村由李玉侠（中农）牵头、联合16户农民（其中包括互助组）办起一个初级社。但因为李玉侠本人出身中农，有的办社干部认为“中农有动摇性，怕由他领导办社，兔子尾巴长不了”，“只有贫农才是办社的中坚”。因此，开始时未予批准。三是由于部分干部思想混乱，存在地主富農混入互助合作组织的现象。13区东北旺孙长海组有一地主劳动力只顶农民的1/3，但他也和别人一工顶一工，组员孙长和不愿吃亏，要求退组单干；12区鹿圈村青年团员崔文海竟因过去和地主“互助”而模糊阶级意识，认为“现在不好意思不和地主互助”。

上述情况引起北京市委密切关注。1954年，北京市委要求相关宣传部门在京郊农村的宣传动员中务必加强对“依靠贫农、团结中农、逐步消灭富农”的宣传。与此同时，为贯彻好北京市委在农业互助合作运动中的阶级政策，北京市委宣传部在给下乡宣传的宣传员和基层党委的宣传材料中做了详细说明：其一，树立贫农（包括新中农）在政治上的绝对优势，积极吸收他们参与社的经营、管理，激发其政治热情；贫农（包括新中农）在生产上大多是困难的，要从经济上为其提供相应帮助。例如由人民银行、信用合作社等机构发放专项贷款和“贫农合作基金”；此外，在发展入党积极分子时，优先培养、考察互助合作运动中的贫农（包括新中农）积极分子，从组织上保障其合法权益。其二，团结中农，加强贫农、中农之间的团结教育，克服中农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动摇性；针对中农入社怕被占便宜、“揩油”的心理，通过增产事实向持观望态度的中农展现生产合作社的优越性，不但不会减产减收，反而普遍做到增产增收；同时在向基层干部宣传时，务必要求他们做好入社生产资料、劳动力、土地分红等工作，用以巩固既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其三，农业生产合作社、长期定型互助组不吸收地主富农参加，以免剥削农民集体劳动所得的剩余价值。在下乡宣传时，在群众中继续进行阶级路线的教育，提高群众的觉悟，防止阶级敌人的破坏。

（二）帮助农民算好账，强化京郊农民群众的感恩意识以“告别昨天”

早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共经常通过诉苦、对比等手段发动农民群众参加革命运动，并取得显著效果。相较于之前的“诉阶级剥削之苦”，京郊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诉苦更多是通过今昔对比，突出在中共领导下京郊农民群众生活上翻天覆地的变化，强化他们对共产党的感恩意识，引导他们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积极参加农业互助合作运动。

1954年，北京市委宣传部在关于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宣传动员材料中指出，“对京郊农民群众的宣传，不能只停留在空泛的道理层面”，要最大程度“结合他们自身的经验”，“引导他们自觉走向社会主义道路”。即要从京郊农村地区的实际出发，帮助他们通过算账的方式将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相结合，克服自身的小私有者思想。如去年冬季京西矿区稻地乡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宣传工作就做得很好。据下乡的宣传员反映，一开始当地的农民群众不太相信总路线中工业化对农业生产的巨大作用，然后宣传员和当地的基层干部结合他们看过和正在使用的拖拉机、抽水机说起，如此一来，当地农民群众纷纷表示，“总路线真不错，我们一定要用心学习，争取提高产量回报毛主席”。

在具体实践中，主要是通过通俗的、生动活泼的方式方法，向京郊农民群众算清楚三笔账。一是引导各区、乡的农民群众意识到土地改革以来所获得的利益，而这些利益又是谁带来的？二是为什么要参加农业互助合作运动？农业互助合作运动又有什么好处？三是为什么要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将粮食统一卖给国家？这样做对于国家和农民的意义又是什么？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在宣传动员中不仅要根据已有的宣传材料，而且要结合京郊农村各地的典型事例，用互助组、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丰产事实来启发农民群众，使他们认识到参加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巨大优势。此外，在算账过程中可以适当引导农民群众回忆过去的苦难生活，这有助于他们和过去的生产方式彻底决裂。

通过算账，一方面京郊农民群众在互助组和农业生产合作社中的生产积极性普遍提高。例如，丰台区东管头乡民主合作社，订计划前很多社员担心今年“增不了产”，经过算细账，仅掏粪、变6亩旱地为水地、开3亩熟荒即可收入3600余万元，如折玉米全社每人可得800余斤，社员都很高兴，感到“增产没问题”。另一方面京郊农民群众通过增产事实强化对党的感恩意识。如海淀区双槐树村的农民年底通过对比算账发现，经过一年紧张的劳动，获得丰富的果实：全村去年共产粮13727石，比前年多打3248石，比常年多打2437石。贫农张国柱愉快地说：“前年光吃棒子面，还得吃稀的；现在，我们不但一天两顿干的，每隔三五天还吃一顿白面；我们要感谢党和毛主席。”

（三）加强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宣传，引导京郊农民群众意识到“明天更好”

在京郊农业互助合作运动初期，大多数农民群众对于未来充满迷茫，包括部分已经加入互助组和合作社的村民。他们大多不知道什么是社会主义，也不知道走社会主义道路能带来什么改变。因此，在京郊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必须重视关于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宣传，以社会主义能够实现共同富裕的幸福生活前景来宣传动员农民群众加入农业互助合作组织。1954年7月，第二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指出，各地党委和政府要加强现阶段农村的宣传工作，结合正在开展的互助合作运动，“继续向农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完成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支援国家的工业化建设。

1954年9月，北京市委宣传部召开会议讨论如何建立与加强农业生产合作社经常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问题。会议认为要坚决贯彻全国宣传会议精神，加强对社员的社会主义教育。在教育内容方面：一是对社员继续进行系统的总路线教育，主要是讲解社会主义的共同富裕前途，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工农联盟。使社员正确地认识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与农业合作化的相互关系，说明积极支援工业化建设是农民的光荣责任，使社员能将社会主义与当前的工作、行动结合起来，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国家利益结合起来。二是根据中央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进行政策及农村阶级路线的教育，使社员认识到合作社在各项生产活动中显示的优越性，以坚定办社信心。一般参加互助组的农民只知道“互助好，三人活两人了”，“省工出活多打粮食”，但对发展前途不明确，以致有人问：“互助组富了，能不能雇工买地”。有些农民甚至单纯为“贷款”“贷肥”“贷大车”而组织起来。这些现象大多是干部在宣传动员农民组织起来时，单纯地宣传经济利益，忽视社会主义前途教育所造成。所以，各区、乡干部需要在结合总路线基础上加强对京郊农民群众的社会主义前途教育，帮助他们正确区分农村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

除此之外，北京市委通过《北京日报》向广大京郊农民群众宣传，“全体劳动农民都过真正富裕的生活”，“就需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大力发展生产”。必须懂得：并不是随便沿着什么道路发展生产都能达到大家富裕的目的。靠发展农民个体所有制下的小生产，并不能使全体劳动农民都过富裕的生活。相反地，其结果只能走上少数人靠剥削发财，多数人受剥削越来越穷的资本主义道路。只有走发展社会主义生产的道路，才能使全体劳动农民过共同富裕的生活。京郊农村地区的宣传员和基层干部在结合过渡时期总路线进行大张旗鼓的宣传动员后，取得初步成效。如丰台区周庄子乡马登标说：“以前我不知道哪块云彩有雨（不知哪条道好），现在可知道老路不通，一定参加互助合作，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东郊区农业社的试办成功带动全区互助合作有新的发展，再加上大张鼓地贯彻总路线，农民社会主义觉悟提高，一致反映说：“听毛主席的话没错！走互助合作道路大家才能富裕。”

三、动员起来：在合作化运动中为了集体而生产

早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就意识到必须对广大农民群体进行持续深入的宣传动员活动，使他们组织起来。在土地改革完成以后，为适应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需要，“组织起来”再次被强调。京郊农村在全国是属于较早完成土地改革的地区之一。此后，北京市委便积极响应中共中央和华北局的指示，着手布置郊区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宣传工作。

（一）强化农业合作化优越性的宣传，吸引京郊农民群众积极参加农业生产合作社

如前所述，很多农民群众在合作化运动的初期不仅不习惯集体化生产，而且对集体化生产存在疑虑。因此宣传动员工作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对走农业合作化道路的优越性进行宣传。如此一来，才有可能将京郊农民群众在最大程度上组织起来参加农业合作化运动。

一是耐心、细致地向农民群众说明参加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好处。1953年，在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后不久，北京市委宣传部积极响应中共中央和华北局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宣传的号召，并着手制定在郊区农村的宣传计划，其中专门提到农业合作化的优越性。宣传计划强调，京郊农村自开展互助合作运动以来，在这三年时间里不论是互助组、还是合作社都取得不错的成绩。这一次，必须计划结合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宣传，发展一批新的互助组与生产合作社。在建社宣传中，广大宣传员和基层干部要充分结合当地实际，耐心、细致地向单干户说明“农业生产合作社一般比互助组好，互助组一般比单干好”的道理，批驳合作社优越性只能维持三年的谣言，引导他们将农业合作化与工业化联系起来，积极生产以支援国家工业建设。

二是通过鲜活的、具体的事例打消单干农户的疑虑，让他们意识到这些利益只能通过参加互助合作运动才能获得。计划同时指出，面对宣传动员，可能会有少数单干群众将信将疑，甚至会有极少数坏分子造谣、搞破坏，这些情况是需要格外注意的。所以，在宣传过程中要通过事例打消单干农户的疑虑，坚定他们参加互助组或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信心。另外，下乡宣传员可以在基层干部的帮助下，组织单干农户实地参观一些办得比较好的生产合作社；动员一些老社社员在宣讲会上面对面分享自己入社后生产、收入、生活上的一系列变化；在会后，善于利用读报组、黑板报、宣传队员在宣传上的优势，进行广泛而深入的宣传，并及时总结相关经验。

由于大多数宣传工作人员较好地落实这两点，宣传动员工作普遍取得不错的成效。如南苑区辛庄乡农民张景增夫妇听了总路线的报告，认识了社会主义前途要求参加生产合作社。丰台区陈留村刘庆常农业生产合作社小麦每亩的平均产量是231.5斤，比同时期的互助组普遍高29％，比同时期的单干户高54％，每户分到500多斤小麦，不仅使社员感到“合作社确是好”，而且还吸引一批社外农户报名入社，在当地产生良好效应。为进一步扩大农业生产合作社优越性的影响，1954年4月10日《北京日报》转发文章谈道：“第一，土地、劳动力统一使用，既能克服个体农民无法克服的抢工、抢季的矛盾，又能因地制宜，充分发挥土地的效能；第二，统一筹划资金，既能做到扩大投资，财尽其用，又能克服单干农民无法克服的垫本的困难；第三，便于交流生产经验，改进耕作技术，增加產量，并创造大面积丰产成绩；第四，贯彻按劳分配或以劳分配为主的分配原则，大大刺激社员的劳动积极性，合理地使用劳动力、畜力，劳动效率空前提高。”

（二）宣传推广先进农业技术提高京郊农村地区的劳动效率与农作物产量

在京郊农业合作化运动初期，一方面大多数农民群众都是依靠长期积累的经验进行农业生产，他们具有较强的保守心理，不容易接受先进的生产技术；另一方面国家工业化建设处于起步阶段，不可能迅速实现全郊区的机械化生产。

在京郊农业合作化运动过程中，先进农业技术的运用推动农业战线的增产丰收，提高当地农民的收入，改善他们的生活。1953年，丰台区黄土岗村的殷维臣农业生产合作社改进耕作技术，全年种植土豆20亩，其中平均每亩产量高达3687斤，比当地一般采用原有技术的单干户和互助组的产量要高50％。同年，南苑区11个社在棉田生产方面采用先进生产技术，全部做到适当密植并进行“棉花分期打围尖”，当年的2138亩棉田普遍获得大丰收，单位面积产量每亩平均159斤，较当地互助组每亩平均145斤增产9％，较附近一般的个体农民每亩平均140斤增加了13%。但是，先进生产技术在京郊农村地区的推广并非一帆风顺，克服小农生产的保守心理就成为合作化运动中的重点内容之一。

一是入乡随俗，多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进行先进生产经验与技术的推广。比如在1955年京郊农业合作化高潮期间，市委宣传部在关于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宣传材料中指出：“虽然京郊农村大部分地区都采用先进的生产技术，但是还有少数地区的工作做得很差。这主要是由于分派下乡的干部和当地的宣传员不能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进行先进技术的宣传动员。很多农民在会后都表示没有听懂。所以，在这次的下乡宣传动员中的重点对象就是这一小部分群众。在具体方法上，完全可以适当结合‘头禾泥上漂，二禾插齐腰等通俗易懂的谚语进行宣传动员，有条件的可以组织集体观摩学习，因为农民群众更愿意相信他们亲眼所见到的。”

二是及时总结先进的生产经验，借助《北京日报》等传达给基层农民群众。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宣传前，市委宣传部召开的宣传干部扩大会议在谈到推广农业技术时指出，在这次的总路线宣传动员中，不仅下派干部和当地的宣传员要及时总结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生产经验，而且《北京日报》也需要积极宣传相关内容，配合京郊农村地区的合作化运动。在后续的实践中，《北京日报》及时收集并连续发文介绍京郊各地推广先进生产技术的经验，诸如《吸取苏联先进经验改进耕作技术 郊区去年农业生产出现新的成绩 今年应推广这些先进经验争取更大的丰产》《陈增山推广栽培果树的先进技术》《张郭庄乡农业生产合作社全体技术员给全郊区技术员写信报告工作情况》等，在当时产生了一定的宣传动员作用。

三是培养训练技术宣传员和建立农业技术推广站，帮助农民采用先进的生产技术。除了下派干部和当地的宣传员之外，北京市政府郊区工作委员会也培训大量的技术员帮助推广先进生产经验。例如，早在1951年推广互助组阶段，市府郊委就先后举办新技术训练班、座谈会5次，受训学员752人，同时还借助电影、幻灯作轮回宣传动员，已经引起部分京郊农民群众对于新技术的重视。与此同时，为克服阶段性、运动式宣传动员的弊端，市农林局在郊区各区建立农业技术推广站。至1955年春季，配备到各区农业技术推广站的技术干部和工人共达64名。各农业技术推广站建立后，积极展开活动配合春耕生产。南苑、海淀等区的农业技术推广站已在各区的菜区召开西红柿、黄瓜栽培技术传授会，在会上介绍了育苗、单蔓密植、施肥、防治病虫等主要技术措施。南苑区有22个乡的44个农民参会。石景山区农业技术推广站召开果树修剪技术传授会，重点传授果树修剪、防治病虫害等技术。而且东郊区先后在来广营、南皋、观音堂、平房、辛庄、鬼王庵等地组成7个农业技术推广网，包括42个乡的77个农业生产合作社。

（三）重视对爱国增产竞赛运动的宣传，培养京郊农民群众的国家意识，激发他们参加生产的積极性

历史上，农民群众普遍以个人或家庭为中心展开生产，他们往往首先关注自己的经济生产活动。在某种程度上，他们的国家意识普遍较为淡薄，未能很好地将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相结合。在京郊土地改革完成三年多以后的1953年，海淀区在一份关于农民思想动态的报告中指出：“在最近的建社运动中，很多基层干部反映说还有很多单干农户对农业合作化政策不够了解”，“有的即使入了社，生产上也不积极，每次出工总是容易磨洋工”。有的农民群众的认识甚至还停留在封建王朝时代的观念状态，如石景山区有一位贫农李××在田间劳动时曾说：“一朝天子一朝臣，谁知道后面又会怎么变化呢？当下还是填饱肚子最要紧，过一天是一天。”

如前所述，京郊农民群众的思想认识与当时的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需求是不相适应的。北京市委宣传部和各区委宣传部抓住宣传抗美援朝的机会，在京郊农村中向广大农民群众进行爱国增产竞赛的宣传。一是关于严格遵守社内劳动纪律的宣传动员。在当时的京郊农村地区，一些刚刚建立的合作社由于没有制定完备的劳动纪律，社内的集体劳动出现很多问题。如海淀区李墨林蔬菜生产合作社由于一开始没有制定社内劳动纪律，部分社员对于劳动纪律很不重视，个别社员挑活干，不听队长安排，像第一队社员德继文因为第三队活茬忙，队长安排他到第三队工作他不干，嫌得分少、活茬累。基于上述问题，市委郊委宣传部要求全区的农村党支部积极开展相关活动，“向社员耐心宣传制定劳动纪律的重要性，在征求所有社员意见后制定合理的社内劳动纪律”。二是关于社员要爱社如家、积极增产的宣传动员。市委郊委宣传部强调，作为伟大首都的人民群众，“京郊农民群众要积极生产，支援前线战士”。社内干部要善于利用田间集体劳动时间进行宣传动员活动，带头生产，教育社员要爱护社内财产；利用农闲时间总结先进生产经验；宣传动员不同生产合作社之间开展爱国增产竞赛，并及时做好相关模范评比工作，扩大影响力，形成竞赛氛围。

由于前期的充分准备、宣传动员工作做得比较好，京郊农村地区广泛开展了爱国增产竞赛运动，并形成较好的效应。截至1952年5月，北京全郊区有8个组（社）、6个单干户参加全国性的增产竞赛应战，并向全郊区农民群众立了挑战书，随后又有112个村、215个互助组（或农业生产合作社）、134户以连环的形式有组织地投入竞赛运动。这场运动的开展，在一定程度上激发全郊区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有力地推动了当年的春耕、播种、抗旱、除虫工作。

四、结语

1956年初，京郊农村地区已有99.1%的农户加入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而后又相继完成向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转变，“走在高潮的最前面”，这种转变缘自京郊农村干部群众社会主义觉悟的提高和农业合作化积极性的高涨，而这与北京市委及宣传部门对农村干部群众的宣传、组织工作分不开。

首先，从决策和组织角度来看，北京市委、市委宣传部和各区委宣传部都参与宣传动员计划、宣传动员材料的具体制定与撰写，培训大量宣传干部与宣传人员。在实际宣传动员工作中很多京郊农村的基层党员干部、青年团员、积极分子和宣传员充当宣传动员活动的直接传播者，向广大农民群众宣传党的农业合作化政策。整体来看，北京市委及各级党组织，尤其是京郊农村基层党组织，在京郊农业合作化宣传动员中发挥了领导核心、协调各方的作用。

其次，不同階段宣传动员的开展离不开相应的机制。实质上，宣传动员机制建立的过程也是中共的组织和权力进一步向基层农村下沉的过程。具体来看，京郊农业合作化宣传动员主要通过“先党内后党外，先干部后群众”的层级宣传动员模式展开。各级宣传部门和各级党组织高度重视丰富宣传动员途径的多样性，不仅继承中共在民主革命时期的成功做法，诸如下乡工作组、黑板报、读报组，而且有所创新，诸如座谈会、现场观摩、下乡电影放映。上述一系列宣传动员途径，基本包括文字宣传、语音宣传和形象宣传的基本形态，充分做到通俗化，使中共的农业合作化宣传动员内容更加生动形象、富有鼓动性。

最后，从整体效果看。一方面，通过深入、持续、广泛的农业合作化宣传动员，京郊农村地区在较短时间内完成对农业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变革，引导小农经济走上社会主义集体化发展道路；另一方面，完善、巩固了京郊农村中共的基层组织，顺利完成中共的组织和权力进一步向基层农村下沉。换言之，中共完成从一个革命者到乡村领导者的角色转换，对京郊农民群众有了一定号召力、组织力和凝聚力。就政治层面而言，这些做法无疑是成功的。总而言之，这一阶段的地区性宣传动员实践，不仅反映出中共大抵沿袭了民主革命时期的合作化理念，而且在实际操作中更具灵活性与调适性，还为后来的农业合作化理论创新提供了重要的实践和经验支撑。

［张保军，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党建学院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杨宇斌）

Study on the Propaganda and Mobilization of Peasants in the Early Period of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Centered around the Cooperation in the Suburbs of Beijing

Zhang Baojun

Abstract： In the early days of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ried to complete the reshaping of rural society and farmers thoughts by state power through the agricultural cooperative movement.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movement， the peasant masses generally did not know the socialist society clearly， had a strong conservative psychology in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nd even doubted and were not used to collectivized production. However， under the successful propaganda and mobilization of the CPC， more and more peasant masses agreed with the Partys agricultural cooperative policy， and the agricultural cooperative movement was successfully completed in a short period of time. On the whole， the peasant mobilization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Party in the cooperative movement experienced a process from ideological baptism to mobilization， which not only reflec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arty and the masses at that time， but also provided important clues to understand the success of the CPCs propaganda and mobilization.

Keywords：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peasant psychology， agricultural cooperation， political mobilization， farmer identific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