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级学科设置视域下改革开放史研究的四重维度

经过20多年几代学人的不懈努力，“中共党史党建学”正式升格为一级学科，党史党建学科隶属历史学、政治学、马克思主义理论还是独立的学科之争有了结论。升格一级学科之事尘埃落定后，学科建设和二级学科设置成为紧迫任务。当前，不管是学界理论探讨还是十多所高校备案或申报的一级学科建设方案，主流意见是以大党史、大党建为主干，结合所在地域或高校自身优势，设置3～4个二级学科，其中就包括设立“改革开放史”研究方向。随着党史党建研究重心的后移以及学科融合发展的时代大势，改革开放史研究备受瞩目。有学者甚至建议创设“改革开放学”，并认为它“是历史与现实交错、当下与未来贯通、政治经济文化相融合的综合性应用性学科”；有的建议增设包含改革开放史研究在内的“中国当代史专业”。据此，在党史党建学一级学科下建设什么样的改革开放史二级学科、怎样建设改革开放史二级学科，抑或改革开放史研究当前已然如何、今后理当如何是一个值得广泛探讨的课题。

将改革开放史研究设为二级学科价值突出。一是助力打破中国改革开放史研究“外热内冷”格局，强化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和国际话语权。中国改革开放既深刻改变了中国，也深刻影响了世界，“始于1978年的中国改革开放堪称世界现代史上最伟大的成就之一，亦被看作世界历史的转折点”。中国1978年以来取得伟大成就的同时，国外也在加紧研究其成功的奥秘。西方学者先后提出了与“华盛顿共识”相对应的“北京共识”理念，建构起与苏联东欧改革道路、亚洲“四小龙”发展模式、西方资本主义道路相区别的“中国模式”“中国道路”的分析框架，撰写的《21世纪资本论》《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邓小平时代》等著作在国际上产生轰动效应，一度出现改革开放在中国、中国改革开放研究在国外的窘境。反观国内学界，研究较为滞后、成果影响力有限。以改革开放史研究为蓝本，做好“以学术讲政治”“以故事讲思想”，说好“党言党语”“马言马语”，无疑有利于提升我国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水平，增强国际话语权和文化软实力。二是拓宽中共党史党建学的研究视域和空间。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承前启后，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但无法割裂，而且密切关联。重视对改革开放的学理性研究无疑将大为丰富党史党建研究的视域和主题，拓展其研究空间和阵地，从而更好发挥党史国史“必修课”“营养剂”“清醒剂”的作用。三是高度契合中共党史党建学融合发展和协同推进的新态势。时至今日，“党的建设”和“中共党史”两个学科已不是谁主沉浮的对立关系，而是如何携手并进共创佳绩的问题。有学者总结认为：两个学科历经内涵式发展、并列式发展、分离式发展，现在进入了融入式发展阶段。有的指明：二者的结合和协同发展是“客观要求和必然趋势”。针对党史研究缺乏理论深度和现实关怀、党建研究缺乏历史厚度，党史党建“两张皮”、泛化、碎片化等缺陷，亟待在研究内容上党史课题党建化、党建课题党史化、横向问题纵向化、纵向问题横向化，研究方式上从游击战和小规模阵地战转变为大兵团战役，这可谓是中共党史党建学高质量发展、体系化建设的必由之路。改革开放史研究兼具基础性与应用性、厚重感与现实感，是一门交叉性和综合性十分显著的学科，其产出成果可以是纯学理探究，也可以出对策咨询报告，还利于同国内外人文社会科学深入交流，更加契合新的发展趋势和时代高标准高要求，可以作为中共党史党建学融合发展的“示范区”。正如有的学者所说：“改革开放史将可能成为党史研究领域今后拓展的最有价值的研究空间”。由此，设置改革开放史研究二级学科，既推动中共党史党建学朝着正确方向迈进，又深化改革开放历史与理论研究。

改革开放史研究优势和困难并存。一方面，“当代人写当代史”具有后人没有的独特优势，主要体现在身临其境的现场感和情感共鸣、活灵活现的资料和语境。另一方面，也有“身在此山中”的历史局限性。同其他阶段党史党建研究相比、古代和近代的专门史相比，改革开放史研究至少需要克服五重关卡。一是要在政治敏感性更高的情况下寻求学术生长空间；二是要具备全球史和中国通史的学术视野；三是要具备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共党史党建学、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多学科的成体系的知识结构；四是要能用“火眼金睛”从鱼龙混杂的资料中精准收集整理；五是要有较好的学术训练和表达水平。换言之，好的改革开放史研究成果至少要达到选题巧妙、视野开阔、知识广博、史料精当、表达到位五点要求。正是因为难度系数高，存在“史料来源的简单化甚至单一性”导致“大都缺乏较好的实证性”短板；处在着眼于“收集筛选和整理史料、梳理线索和构筑框架、开展专题研究和案例研究”的阶段；普遍认为“仍然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远未达到充分发展的程度”。当前，描述性成果居多、学术性研究偏少，低水平重复性研究居多、重点难点盲点问题的研究偏少；结果性史料多、过程性史料匮乏，口述和回忆资料多、核心史料和一手档案资料紧缺；研究成果弥散化、学科归属弱化现象突出，聚焦攻关重大课题和关键选题不足，这尤为体现在没有官修的关于邓小平1975年之后的传记、华国锋年谱和传记、胡耀邦年谱和传记，没有公认优质的改革开放史读本，也没有系统回答改革开放奇迹与困境发生发展问题的著作。总体处于看似热闹但又快速消遁、看似深耕但又无力坚守的状态。如何改变现状，笔者认为可从以下四个维度着力。

第一，多元主体的互动关系维度。多方主体良性互动并有机结合是创新创造的充分必要条件。中国改革开放是继“开天辟地”“改天换地”之后的“翻天覆地”“惊天动地”，关涉主体的多元复杂程度不亚于革命和建设时期，这既指新增的主体，也指原有主体不时发生着裂变。具象地看，互动主体主要包括党内与党外之间，思想理论界与党政决策层之间，中央、地方、基层之间，政府、企业、群众之间，中国内地（大陆）、港澳台、海外之间，东部、中部、西部之间。抽象地讲，需要处理好对内改革与对外开放、主义与问题、思想与实践、历史与现实、静态与动态、发展与稳定的关系，也要把控好上中下、左中右、点线面、纵与横、时与空、城与乡、内与外、先与后、“左”与右之间的张力。改革开放起始阶段，通过“向外看”推动“向内看”、“向后看”推动“向前看”、“向下看”推动“向上看”、“向粗看”推动“向细看”、“向虚看”推动“向实看”，历史巨轮得以顺利启航。之后，在多元互动中，理论先行、地方先试、群众首创，再由中央认可。依托地方改革经验化与改革经验地方化的频繁互动形成一条“突破在地方，规范在中央”的改革开放基本规律。因此，互动维度要求多加关注“中间地带”“中间势力”。此外，在多元主体广泛交流互鉴中，形成梯度型渐进式发展道路，即“杀出一条血路来”加上“摸着石头过河”的急切而渐进式改革、试验而封锁式开放，逐步形成时间层面的先富带后富、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发展戰略，空间层面的邓小平“三步走”、江泽民21世纪“三步走”和当下的新“三步走”的发展战略，地域层面的广东和福建先行一步—开放东部沿海—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和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发展战略。

第二，同质性和异质性事物的对比分析维度。改革开放先是初步拼图后来才有规划蓝图，选择的是先易后难、先局部后整体、“照方抓药”与自力更生相结合、重点攻关与辐射带动相配合的路径。宏观层面的中西文明之间，党际之间，中国同苏联及欧美国家之间；中观层面的各种思潮、理论、界别、利益群体之间，东西、南北区域之间，珠三角、长三角、厦漳泉、京津冀等区域之间和区域内部之间，省、自治区、直辖市之间和内部之间；微观层面的关键人物、事件、会议、理论、精神谱系、典章制度、典型个案之间，都是同中有异、异中有同。因而要强化同质性事物之间或异质性事物之间的比较研究。依托对比研究法，沿海区域研究和沿江经济带研究，经济建设、城市公共事业建设、社会建设等专题研究，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理论务虚会、安徽凤阳包产到户、深圳经济特区建设等个案研究取得了重要进展，但仍然存在不少薄弱环节。例如，中外对中国改革开放的评价，新时期、新时代的延续与变革，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道路的共性与个性以及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地位。强化同异对比分析要求注重大人物与小人物群体、广角镜头和特写镜头、顺向叙事和逆向叙事、党史党建学科与其他学科有机结合，从而推动改革开放史研究朝着历史哲学、历史地理学、政治经济学、经济社会学、社会文化学、党的领导与党的建设研究之前沿交叉趋向迈进。正如有学者呼吁改革开放史研究要开展国内国际“多学科对话”，也要“眼睛向下”，多搜集民间史料，关注底层社会，以避免自说自话和“吊书袋”。

第三，变化与不变交织的辩证统一维度。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传统与变革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中国改革开放的理论与实践，贯穿辩证思维，富有辩证精神”。中国改革开放启航和转轨阶段具有的三个特质决定了其高度的辩证统一性。一是改革开放并非某个领导人的主观臆想，也非历史偶然造成的“误会”，而是源自生死存亡危急关头，是主观客观、内因外因多重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是现实所迫、社会所盼、人民所愿，有效解答了中国何去何从的时代难题。二是改革力量是自觉不自觉地凝聚的、改革指向是逐渐清晰的、改革方案是在丰富实践中不断探索出来的。改革开放之初既有“确定”的一面，也有“不定”（怎么改、改向何处，改什么、不改什么，先改什么、后改什么）的一面；之后既有“变化”的一面，也有“不变”或“钝变”的一面。三是改革开放是讲成本、担风险的。它涉及各种行业和各个群体，波及每个人的切身利益、思想观念、生活习性等方方面面，其过程并非一帆风顺、一蹴而就，而是波澜壮阔、波涛汹涌的。中国改革开放是绝对性与相对性的统一，是传统与现代、冲突与调试交替演进的过程，器物、制度、文化、理论、道路都在激荡过程中得到新生。例如，在徘徊中前进、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中国式现代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发展稳定、又快又好与又好又快、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党的全面领导和群众首创精神等概念反映了“既”+“又”、“变化”+“不变”的辩证统一思维模式，体现了“执两用中”“守中致和”的传统文化。改革开放犹如英国作家狄更斯笔下的《双城记》，繁华与牺牲、成就与过失、光明与黑暗、危难与机遇相互生发。不管是整个改革开放，还是具体看待某一方针政策或行业部门工作，都不能割裂、静止地作出评价，而要看到历史的延伸和惯性；也不能主观片面、偏执激进地作出评价，而要理性区分、完整准确地抓住主流和本质。各界对改革开放褒贬不一、分歧不小，学术研究既要解锁“两大奇迹”和伟大成就的成功密码，也要反思总结富而不福、大而不强、腐化异化、民生危机、现代化焦虑、大党独有难题等问题的症结所在，始终警惕以功避过和以过抹功的做法，切实摒弃非黑即白二元对立的思维，有效达成改革开放中出现的问题只能靠今后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来破解之共识。改革开放史研究要继续强化反思批判精神，贯彻邓小平“对的要继续坚持”“不足的要加点劲”“不对的赶快改”“新问题出来抓紧解决”四个方针，善于总结经验教训，为走好新时代“赶考”路提供不竭智力支持。

第四，新文科建设背景下的系统集成维度。改革开放史研究离不开系统维度，因为它是一项浩大而艰巨的系统工程，历史的必然性与偶然性、确定性与变动性、连续性与阶段性、固有矛盾的破解与新生矛盾的积累并存。启动改革开放、社會主义民主和法治建设、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推进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等无一不要求综合配套，无一不是系统性革新。企图以某一学科或单一理论予以讲深讲透是枉然。相反，必须打破相关学科壁垒、推动学科互动与融合。当下强调的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和“大历史观”，以及新文科建设提倡的“学术中国化”“科际融合”“重问题轻学科”，都为研究好改革开放史提供了难得的契机。鉴于改革开放史学科的系统性、交叉性、综合性很强，需要进一步树立起系统集成思维，构筑好改革开放史研究的“立交桥”和“互联网”。这就要求“注意观察此一事象与上下、左右、前后、内外、纵横等各种因素的联系，特别是与大问题的联系，注意考察此一事象在这些联系当中的技能与作用”，即是要看到事物的纵横交错、时空统合、层层叠加，在专题分析时注重系统综合、在个案研究时注重历史场域。学界在这方面已有尝试。例如，有学者在解答社会主义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成功转轨这一小概率事件背后的复杂过程和深层原因时，置于中共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当中进行考察，将经济史同思想史、政治史、外交史、金融史、社会史深度融合。成果出版后，引起巨大反响，受到广泛好评。再如，有学者提出改革开放从主导一元及其反面的制导一元出发，在执政技术方面实施“双螺旋结构”，既提供了强劲动能，又保持了动态平衡，“比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开放新思维的单一结构具有更强的坚韧性和适应性”。也有学者从情感史、身体史、环境史、思潮史、概念史、学术史等新视角开展研究。国外的系统论、博弈论、控制论、信息论研究也是对系统集成维度的运用和拓展，值得吸收借鉴。改革开放越是步入“深水区”“攻坚期”，对系统集成性、动态协调性的要求就越高。系统维度研究，天地依然广阔。

以上结合笔者近年来改革开放史研究的体会，从认识论和方法论方面提出了一些浅见。概而言之，推进改革开放史研究，首要的是讲出中国改革开放的道理学理哲理，还要讲好其中的经典故事。一方面，要加快构建改革开放史研究的“元知识”，宽视野、多维度、全方位、立体化地呈现改革开放广袤图景。即是要集中精力搞清历史事实和争议原委、归纳初始条件和启航成因，界定发展过程和阶段划分，概括显著成就和标志成果，总结正面经验和反面教训，探寻前进规律和现实启示。另一方面，也要重点择取典型个体或特殊群体，讲好其故事，分享其智慧，传播其精神，在国内外发挥展示好形象、引领新风尚、传播正能量的作用。当然，改革开放史研究现状的改进不仅需要学人的努力，更依赖环境和制度。有条件的高校、党校、军校、社科院理当以中共党史党建学一级学科设置为契机，在改革开放史领域细化研究主题，组建研究队伍，产出优质成果。

［肖建平，法学博士，湖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