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江战役发生的历史性影响因素论析

张红 周胜强

摘 要：湘江战役是长征中决定中央红军生死存亡的关键一战。党的生存发展必须以军事斗争胜利为基础，由此决定了党的军事工作的特殊重要性。以党的军事行动策略为中心考察湘江战役过程符合动态科学地把握战局形势的要求。湘江战役并不是偶然孤立发生的事件，短时段的湘江战役事件受到较长时期形成的革命局势的影响。对湘江战役发生前后过程的考察不仅要重视时间变量要素的分析，而且要重视影响战争局势的多重要素分析，特别是政治路线因素对湘江战役产生影响的分析。

关键词：湘江战役；过程；历史因素；军事行动

［中图分类号］D231；E29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2097-2210（2024）01-0040-13

战争不仅是矛盾累积的结果，更是矛盾冲突的过程。“一个伟大的基本思想，即认为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1］湘江战役是长征乃至整个中国革命的关键一战。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时强调：“困难再大，想想红军长征，想想湘江血战。”［2］战争的影响因素累积使湘江战役这一历史事件有了其发生的必然性，而其中主客观不利因素极大地制约着中央红军行动。中央红军集中了所有军事资源与国民党优势兵力在湘江两岸展开激烈战斗。 “长征途中，红军将士同敌人进行了600余次战役战斗，湘江战役是其中最惨烈、最悲壮、最关键的之一。”［3］最终中央红军完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挫败了国民党“消灭红军于湘江以东”的企图，湘江战役过程中蕴含着革命成功密码。湘江战役不仅是军事实力的对垒，也是敌我双方经济、政治实力的对抗，对湘江战役的研究应将其放于历史的长河中进行考量，过程因素累积对湘江战役发生的影响至关重要。以党的军事行动策略为中心动态考察湘江战役发生的多重因素，以加深人们对湘江战役的认识。

学界关于湘江战役的研究成果较为丰硕，其中较早记录湘江战役历史过程的著作是丁玲主编、董必武等编著的《红军长征记》，该书收集了许多湘江战役指战员的回忆材料。陈云化名“廉臣”写作的《随军西行见闻录》和他的《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会议上关于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情况的报告》中，不仅记载了湘江战役的过程，还对湘江战役作了客观理性的分析评价，以上都是珍贵的史料。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宣传部编写的《红军长征突破湘江》《红军长征过广西纪实》和何成学所著论文《湘江战役有关问题的研究》等，也提供了关于湘江战役的丰富史料。国外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美）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和（美）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都对湘江战役发生的前因后果进行了探讨。学界从多视角对湘江战役进行了研究，但以中国共产党军事行动策略为中心来研究湘江战役发生的原因的成果较少。从中国共产党军事行动策略的视角考察湘江战役，可有力反驳一些历史虚无主义的错误观点，如“必然失败论”：在敌我力量悬殊、国民党“围剿”兵力递增情况下，无论谁来领导第五次反“围剿”，失败都难免，进而认为湘江战役损失惨重是注定的。此观点完全忽略了主观因素和红军突围的能动性，过度强调客观因素，有为“左”倾教条主义辩护的倾向。分析事件发生的远近内外因素的相互作用，可以发现“左”倾教条主义的既定战略意图、行军路线、前期准备及行军速度问题是湘江战役发生的重要原因。从这个视角对湘江战役进行研究具有积极意义。

一、湘江战役发生前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历史性影响因素分析

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中强调：“由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的错误领导，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不得不进行战略转移。”［4］教条主义对后续战略转移的影响是持续性、全局性的。教条主义还对湘江战役前错失全州和行军缓慢贻误战机等负有责任。很显然，短时段的湘江战役受到较长时期的历史局势的制约

，考察短时间的湘江战役须放眼于较长时期的革命局势考量。

（一）中国共产党在军事行动上处于被动状态

1930年起蒋介石持续加强对苏区的大规模“围剿”，“围剿”主力从地方部队到国民党中央嫡系部队，国民党军队数量从十万增至百万，相比中央红军的数量装备，国民党军具有绝对优势。1933年6月，中共中央在敌我力量对比中提到：“我与敌常为一与四与五之比。”［5］尽管如此，中国共产党在前四次反“围剿”中依靠正确的路线和指挥，取得了胜利。但国民党军事战略战术也在不断“进化”，蒋介石开始重视在战略上取得主动，“十分谨慎，步步为营，稳扎稳进，很少出击”［6］。红军的扩红运动一定程度降低了红军自身战斗力。“许多地方不注意新战士的质量，把许多老弱残废拉来凑数。”［7］特别是到第五次反“围剿”时，形势更加不利。彭德怀回忆：“蒋军在第五次‘围剿时，技术装备比以往几次有所加强。”［8］扩红后战斗力低的人员（新兵及后勤人员等）占了大多数，训练跟不上。战斗力低的人员占比上升，“在1934年6月，中央苏区方面军人数有41974人，战斗人员20861人”。到長征出发时，持枪炮者35703人，占总人数的41.7%，非持枪炮者51156人，占总人数的58.3%。［9］为反“围剿”而持续扩红，五六月间扩红五六万。“在血战的九月，中革军委决定扩大三万个新战士，补充到前方。” ［10］单纯的数量扩大其实弱化了红军的实力，况且中央红军是远行之师、异地作战，行动处处受制。

（二）中国共产党的统战策略作用空间不断被压缩

中国共产党利用国民党内部矛盾平衡各方力量，利用统战策略尽力减轻国民党军“围剿”带来的压力，统战策略在于利用地方实力派独立倾向与蒋介石推行地方“中央化”的矛盾分歧，联合地方实力派为红军转移提供“让道”便利。“中共和红军的成长，如毛泽东当年论述的，很大程度上就是利用着国民党内部的分化和统治力量不平衡所取得的。”［11］特别是地方军阀与南京中央力量不平衡使得地方军阀认为红军有存在必要，这种力量不平衡格局在国民党中央军追击红军进入西南时改变了。“国民党中央军与地方军阀尔虞我诈的斗争，这也反映了中国革命不平衡性的特点，不过他们在反共方面，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又能达成暂时的妥协。”［12］随着国民党内部的分化以及1932年底苏俄对南京国民政府恢复外交，中国共产党更加重视针对国民党地方实力派的统战政策。国民党内部的军事政治博弈为中国共产党利用敌人矛盾建立暂时联合创造了条件。中央红军在战略转移前，周恩来、朱德利用陈济棠和蒋介石的矛盾，与陈济棠加紧谈判。1934年10月5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派潘汉年、何长工为代表，同陈济棠的代表在寻乌进行会谈。双方最后达成就地停战，取消敌对局面；……必要时可以互相借道等五项协议。［13］这次统战工作的成功为中央红军进行战略转移发挥了很大作用，这也是中央红军突破前三道封锁线，并未经历激战的重要原因。暂时的利益造就暂时的联合，当利益根本冲突时统一战线只是权宜之计，联合是矛盾的综合平衡而非矛盾的解决。

然而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实施的统战策略空间被蒋介石奉行的“攘外必先安内”压缩了。面对日本的侵略，南京政府不断对日妥协，与日本签订《塘沽协定》后，调动最大军力对付红军，这加剧了中央苏区的军事压力。周恩来在1934年8月分析苏区军事形势指出：“蒋介石已经放弃全国三分之二的领土，……集中了全国正规军队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兵力来围攻中央及其周围的苏区。”［14］蒋介石无视中日矛盾，压制国内不断高涨的抗日热潮，他在日记中写道：“此次剿匪挫失，短期内必难进展。且各将皆屡求北上抗日，故亦无斗志（1933年3月23日）。”［15］蒋介石无视部分爱国将领的抗日要求，将军队调至“围剿”红军前线。“1934年2月，蒋在解决福建事变后，趾高气扬，以为又可以专心对付红军了，乃将进攻福建的第二路军、第四路军、第五路军编为东路军，以蒋鼎文为东路军总司令，卫立煌为前敌总指挥，转头向西进攻苏区。”［16］蒋介石决意集中军事力量消灭红军主力。

（三）中国共产党作战资源要素日益衰减

“左”倾教条主义使党的政治资源遭到严重破坏，“左”倾错误的负面影响在紧迫的战争条件下难以得到及时纠正。宁都会议上毛泽东被剥夺了军事指挥权，“左”倾领导者对苏区控制加强，在苏区推行了一些“左”的政策，查田运动、肃反扩大化削弱了党在苏区的群众基础和干部力量。伍修权回忆道：“李德在担任我们党的军事顾问时，执行的完全是军事教条主义那一套。”［17］“在一些同志中间正在形成‘杀错一两个不要紧或者‘杀得愈多愈好的理论。”［18］削弱了湘江战役中红军整体战斗力。

经济资源方面，在国民党加紧“围剿”中央苏区的态势下产生连锁反应。一是经济封锁，“严密的封锁还使苏区粮食、布料和药品等物资十分匮乏，严重影响民众的生活和红军作战，部分民众陆续迁往白区”［19］。这直接导致了作战的人力物力资源日显匮乏。二是实施反对“围剿”，红军规模扩大需要更多经济给养，中央苏区财政已入不敷出。“第五次反‘围剿战争过程中不断扩红，从4万增至6.5万，而后又达到10万人，按这样的参战人数计算军费开支是巨大的。”当时每人平均每天消费1.5斤粮食，每人每月伙食費为3元至3.6元，第五次反“围剿”时，每月开支10845万斤粮食和820.8万元大洋。［20］1934年6月至秋收，共向群众借谷78.8万担。［21］军事斗争要求物资高效集中，以当时苏区的财力要承担这笔开支相当困难。三是离开根据地的红军行动更加困难，红军转移过程中无后方，长途作战中伤病员得不到及时安置，损耗得不到及时补充，“我们的弹药非常缺乏”［22］，而国民党军队经济后勤保障充分。不利因素累积导致反“围剿”局势恶化，中共中央不得不寻求新的军事行动以破除反“围剿”困局。

二、中国共产党主动采取的军事行动对战略转移的准备及影响

在国民党第五次“围剿”的挤迫下，中央红军的进攻路线和单纯防御路线都受挫，军事指挥陷入困局，中央苏区开始在军事上寻求破局。“这两支部队的出发，用周恩来的话说：‘一路是探路，一路是调敌。”［23］这两支部队是指北上抗日先遣队和红六军团。“这两支红军的行动，是为配合中央红军主力大转移的。”［24］同时还有红二十五军和留守部队的行动吸引了蒋介石兵力，有力牵制了国民党在湘江防线的兵力，减轻了中央红军突破湘江的压力。

（一）系列军事举措策应了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

1.抗日先遣队“调敌”

1934年7月初，《关于派七军团以抗日先遣队名义向闽浙挺进的作战训令》指出：红七军团“深入到敌人远后方去，……以吸引蒋敌将其兵力从中央苏区，调回一部到其后方去”［25］。根据中央指令，7月6日，红七军团6000余人从瑞金出发。红七军团经福建向闽、浙、皖、赣边境开进，促使国民党调动兵力，以减轻中央苏区被围之压力。但“左”倾路线领导者电令红七军团攻打大城市福州。8月7日，攻打福州不下，反而暴露了自己实力，给后续行动造成困难，转而继续向闽北进发。“9月2日，蒋介石发布电令，限驻闽、浙的国民党军于11月前‘肃清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26］红七军团被围歼的压力越来越大，“同年十一月与方志敏领导的红军第十军在闽浙赣根据地会合后，组成红军第十军团，成立了以方志敏为首的军政委员会”［27］。红十军团继续担负抗日先遣队的任务。11月下旬，中央红军突破湘江防线时，方志敏正率十军团部和第二十、二十一师北上皖南，执行中央军区外线作战命令。总体上，“这支先遣队在六个多月的时间里，行程五千六百多里，转战于闽浙皖赣广大地区，进行了三十多次重要战斗，……吸引了二十多万敌军于自己的周围，有力地策应了中央红军主力的长征”［28］。

2. 中央红军战略转移前的“探路”

7月23日，《党中央书记处、中革军委关于红六军团向湖南中部转移给红六军团及湘赣军区的训令》中指出：在钳制与吸引敌人方面湘赣苏区是相当的完成了自己的任务，为打破敌人封锁向湖南中部转移开辟新的苏区，破坏敌人作战部署及辅助中央苏区作战。［29］《训令》明确要求六军团与二军团会合，地点是湘中地区。到湘西北的指令是9月8日通过《中革军委关于红六军团今后行动的补充训令》［30］下达的，这时中央苏区也在考虑向湘西转移。“一九三四年七、八月间，博古把我找去，指着地图对我说：现在中央红军要转移了，到湘西洪江建立新的根据地。”［31］红六军团行动迅速，8月间横穿湘南进入广西， 9月4日，“近万人马，不到一天时间，便胜利渡过湘江”［32］。第二天占领西延县城。这时六军团“探路”的任务基本完成。10月24日，红三军和红六军团在印江县会师，而这时中央红军正在通过国民党设置的第一道防线。11月上旬，红二、红六军团准备南下湘中，在中央红军突破湘江防线的同时，红二、红六军团于11月下旬控制了湘中大片区域，建立了38支抗日游击队，出色完成了破坏敌人作战部署及辅助中央苏区作战的任务。

红六军团的西征路线是对中央红军的转移路線的探索，博古说：“当时军事计划是搬家，准备到湘鄂西去，六军团是先头部队。”［33］红六军团抢渡湘江突破重围及顺利与贺龙部会合这个因素，使得当时中央决策者更加肯定了湘西会合战略的可行性。红六军团向中央报告了“探路”的经验。西征初期，由于经验不足，红六军团一度曾按军委的要求实行“大搬家”，但很快发现影响部队灵活行动，便迅速予以纠正，这正是“朱毛红军的传统”［34］。但轻装行军在中央红军转移中没得到实现。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没有彻底解决前期不利因素的制约，在转移中弱点持续暴露。

3. 红二十五军及留守部队的牵制

还有一支转移部队是红二十五军。1934年2月，中共中央给鄂豫皖省委的信中就提到，在“有战略的退却的实验计划”中要求红“二十五军各部队须准备离开老地方到新区域去”［35］。同年6月，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给鄂豫皖苏区的军事训令中指出：“目前鄂豫皖党及红军的基本任务是：……最高度的钳制和吸引敌人兵力于鄂豫皖方面使敌人无力再调军队来赣以协助中区和在主要方向作战。”［36］“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开始长征。“1934年11月16日，中共鄂豫皖省委和红二十五军近三千名指战员，……由罗山县河家冲出发，开始了长征。”［37］红二十五军的转移调动了国民党“豫鄂皖三省追剿纵队”5个支队和东北军第一一五师的追击，有力钳制了国民党兵力。红二十五军在北上进抵豫陕边之时，中央红军正在突破湘江防线。同时留守苏区的红军对主力的转移具有掩护作用，很大程度牵制了国民党军队对中央红军主力的追堵。中央红军主力转移后苏区留下了部分武装力量，“连同政府机关、伤病员，共约三万人”［38］。这支力量牵制了国民党中央军“围剿”主力，第五次“围剿”中蒋介石直接用于“进剿”中央苏区的有“七十个师八个独立旅”［39］。蒋介石留下大半部分部队用于“清剿”，“此时的蒋介石也不完全清楚红军到底留下多少兵力，故十分慎重”“率30多个师的兵力，继续致力摧毁中央苏区”。［40］留守苏区部队的军事战略意义重大。

（二）被迫战略转移的准备不足

由于中央红军跳出包围圈的军事行动未能阻止国民党主力继续“围剿”中央苏区，中央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失利情况下不得不准备转移。1934年2月， 共产国际驻华代表埃韦特已意识到反“围剿”形势的严重性，“不带多余的悲观主义应该承认，包围圈越来越小，敌人兵力在接近向我地区突破的一些地方”［41］。1934年4月28日，中央苏区北大门广昌失守，中央红军在苏区基本区域内与国民党军队决战失败，用叶剑英的话来讲，“中央苏区变得越来越小了。就像用盆子养鱼，鱼很大，盆子很小，养不活了”［42］。中共中央不得不正式酝酿战略转移。“5月 出席在瑞金召开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鉴于广昌失守后，国民党军开始逼近中央苏区腹地，红军内线作战已十分困难，决定将主力撤离中央苏区，进行战略转移。并将这一决定报请共产国际批准。”［43］这次会议组成了负责筹划战略转移的“三人团”（博古、李德、周恩来）。6月16日，共产国际复电：“如果说主力部队可能需要暂时撤离中央苏区，为其做准备是适宜的，那么这样做也只是为了撤出有生力量，使之免遭打击。”［44］共产国际同意转移计划，中央红军完全是被迫退出中央苏区的。即便在这个时候，中央仍然是“两手准备”，一方面以争取大的胜利作掩护，一方面筹划转移。直至8月31日，国民党军占领广昌的驿前，中央苏区东线、北线被突破，红军在内线打破“围剿”的现实已无可能。“直到9月初对打破敌人‘围剿已经完全绝望后，才开始部署战略转移。”［45］

战略转移在5月开始正式酝酿，到9月份是准备的关键阶段，中共中央从人、财、物及军事突围方面作了准备，这一点学界已作充分研究，主要问题聚焦于准备是否充分。陈云在《随军西行见闻录》中记录道：“当去年退出江西以前，以我之目光观之，则红军确已进行了充分准备。”［46］以中央红军为重点的大部分准备工作是在9月完成的。史沫特莱在《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中记录了朱德对当时情况的描述。“一九三四年九月初，经过长时间筹划，……我们把各部队的主要政治和军事干部召集到瑞金，通知撤退的计划。”［47］9月29日，张闻天所写的社论《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公开发表，当时被普遍认为是红军战略转移的公开信号。“这时，红军高级领导层的每个人都知道部队即将转移，但是他们不知往何处去。”［48］李德称之为“军事机密”，各军团司令员和政委也是直到10月中旬才知道是与二、六军团会合。伍修权回忆道：“中央红军主力准备转移的意图，早在1933年底就有了。”“在物资上也做了些准备。”［49］但在反“围剿”失利被迫转移背景下，对庞大的行军计划而言时间显得不足，加上决策过程不科学，都使得这次被动战略转移的主动准备显得薄弱。10月9日，红军总政治部发布《关于准备长途行军与战斗的政治指令》，明确指出：“准备突破敌人的封锁线，进行长途行军与战斗。”［50］10月10日晚，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野战纵队向集结地域开进，中央红军战略转移开始。

（三）“预定的”行军路线使中央红军陷于被动局面

国民党及地方军阀在追堵“围剿”中都强调“政治优先”，蒋介石“控制西南”意图与地方军阀“保境安民”私心为中国共产党统战政策提供了空间。但当国民党中央军将红军主力挤压至湘江防线时，这种空间消失了。“当红军进入广西后，在北有湘军的压制、后有国民党中央军追击的情况下，坚决阻止红军进入广西腹地成为桂系的头等大事”。［51］中央红军与“二、六军团会合”的战略意图，直到12月11日通道会议毛泽东坚决反对才作了调整。“13日，中革军委命令中央红军‘迅速脱离桂敌，西入贵州，寻求机动，以便转入北上。”［52］到18日黎平会议彻底否定这个战略前，中央红军一直沿着红六军团的开进路线行进，过江后仍然向西延山区开进，计划再北出湘西达成会合。“从江西出发时一直不变地保持着一条西北向的路线，因此南京方面可以预计到红军的大部分动向。”［53］红军行军路线暴露无遗。在11月29日何键命刘建绪部乘红军半渡而击的电文中道：“判断匪循萧匪故道西窜已甚明显。”［54］在战略被动情况下，战术机动能力严重不足，为国民党布置包围圈提供了时机。陈云向共产国际汇报中提到，预定路线带来了严重错误。“我们无论走到哪里，到处都遇着敌人迎击，因为他们早已从地图上料到我们将出现在哪里，将往哪里前进。”［55］被迫转移下的主动准备不足、战略计划僵化及战术机动不足给红军行军造成极大困难，是湘江战役损失惨重的重要原因。

三、中央红军进入广西前蒋介石及国民党各派系態度与行动

值得注意的是，蒋介石是否有意放红军西进不仅关系到中国共产党西进顺利与否，还关系到地方军阀围堵红军的积极性。共产国际代表认为，蒋介石意图通过追击红军控制其他省份。蒋介石“知道，突破不会给他带来太多的东西”［56］。与此相反，国民党方面晏道刚事后推测：“1934年9月，……这时蒋介石口口声声要把红军消灭在包围圈内，作梦也没有想到红军毕竟能够突围长征，夺取胜利。”

参见晏道刚：《蒋介石追堵长征红军的部署及其失败》，载于《中华文史资料文库》（政治军事编）第3卷，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306页。

他主张红军突围在蒋介石意料之外。卢毅认为：“所谓蒋介石‘放水说纯属臆测，与事实相去甚远。”［57］金冲及也指出：“蒋介石有意让中央红军西进，以便借此进兵并控制西南，这并不符合当时的事实。”［58］而黄道炫则采取谨慎态度。“由于当事者的讳莫如深，可以直接证明这种企图的材料很难出现，但蒋方防粤、谋粤的用心还是常常可以见到的。”［59］但作者引述诸多史料证明蒋介石并未采纳白崇禧甚至陈诚加强西线兵力的意见，并引述蒋介石日记表示他早已预判红军“西窜”。然而就粤、桂军阀而言，他们始终认定蒋介石是故意逼迫红军西进，这对后续蒋介石和地方军阀配合堵截红军产生重要影响。粤系元老萧佛成提醒陈济棠：蒋“故纵赤军，使其突围西窜以犯桂犯黔，其计甚狡”［60］。所以后来蒋介石电责陈济棠“让路”红军，陈济棠则回电埋怨多次请蒋介石增兵赣州，至今没有行动。李宗仁在回忆中也直言不讳：“但此次中央的战略部署却将缺口开向西南，压迫共军西窜。”［61］粤、桂军阀与蒋介石在堵截红军西进过程中相互猜忌，蒋介石一直意图收服地方派系，由于国内外政治关系复杂，蒋介石将消灭红军置于头等要事。他在1934年7月27日写道：“一、非消灭赣匪不能与俄谈话。二、非平定两广不能与倭交涉。三、粤非速征不可。”［62］道出了他对攘外与安内优先次序的真实考量。

蒋介石自认为“围剿”大局已定，10月15日开始了他的西北地区视察。10月2日致电汪精卫：“目前生死关头，厥为剿匪问题。……倘三个月内时局不生枝节，则歼灭赣赤，饶有把握。”［63］但蒋介石低估了中央红军的战斗力。“十月中旬突接‘南昌行营转来情报，知道红军主力有突围模样，前锋已通过信丰江（即桃江），蒋鼎文东路军先头已由长汀逼近瑞金。于是蒋介石匆匆赶回南昌。”［64］对红军的行军方向作出了判断。“直到10月18日，忽接东路军报告，称在占领瑞金后发现的资料中发现红军主力有西进意图。”［65］明确了中央红军战略转移意图，蒋介石给陈济棠发了训令：“着即集中兵力27个团，位于蓝山、嘉禾、临武之间堵截，以赎前愆。”［66］紧接着蒋介石预判红军西进目的地并谋划了围歼计划。“10月25日，当红军突破第一道封锁线后，蒋介石即判断中央红军入湘后有与贺龙部会合的可能。……11月6日，南昌行营电令：歼灭红军于‘湘漓两水以东地区。”［67］掌握红军西进兵力的具体情况是在11月8日至10日的延寿战役，陈济棠向蒋介石汇报发现中央红军一、三、五、八、九等军团番号。蒋介石“认为延寿战役是中央红军西进以来，他弄清红军情况最有意义的一仗”［68］。

“11月4日至13日，红军在当地人民群众的密切配合下，又先后突破敌人设在湘粤边境的汝城到仁化、乐昌一带山地间的第二道封锁线和设在粤汉铁路湘粤边湖南境内良田到宜章之间的第三道封锁线，进入湘东南地区。”［69］蒋介石委任何键为“追剿”总司令，13日何键以总司令名义发布了湘、漓水以东“追剿”计划，标志着国民党围歼中央红军于湘江以东的计划进入实施阶段。13日蒋介石令薛岳部“并限先头部队于哿日前到永州勿误”［70］。14日在《蒋介石关于消灭中央红军于湘江以东地区电》要求“各部及军队、民团，并会同粤、桂两军，妥为部署，分别严密追堵，务歼灭窜匪于湘水以东；尤须注意勿使迂回粤、桂，剿办更难”［71］。因有红六军团长驱西进的先例，鉴于各路军队的嫌隙，蒋介石并没有对消灭红军主力于湘江以东的计划抱有绝对信心。11月17日，在《蒋介石关于湘水以西地区“会剿”中央红军的计划大纲》中补充了“湘水以西”围剿红军计划：“应以不使该匪能长驱入黔，会合川匪及蔓延湘西，与贺、萧合股之目的，围剿该匪于黎平、锦屏、黔阳以东，黔阳、武冈、宝庆以南，永州、桂林以西，龙胜、洪州以北地区以消灭之。”［72］从这些连续的电令中可以看出蒋介石急切歼灭红军于湘江以东的意图，然而只有中央军积极落实“围剿”计划，且蒋介石低估了中央红军突破防线的意志和能力，所以注定了他的目的不能达到。

四、前期历史因素作用于短时段的湘江战役发生过程

前期的影响因素在湘江战役发生过程中集中体现出来，“左”倾教条主义引发的问题被集中暴露。湘江战役受制于各类历史性影响因素，内蕴着量质互变过程。

（一）突破湘江防线命令下达与错失战机

中央红军按预定的行军路线继续西进，11月23日，“军委决定：迅速开辟西进道路，打击在后面紧追的三路敌人，迅速摆脱尾追的敌人”［73］。同日下午2时，红一军团占永安关并侦察永安关以南的道路，这是最早准备突破湘江防线的命令。桂军看到红军主力从永安关、雷口关入桂境已成定局，加之红八、红九军团佯攻龙虎关，桂军为防红军攻桂林向蒋介石报告龙虎关吃紧，“桂军于11月22日下午撤离了湘江防线”［74］。桂军主力夏威部撤往恭城，23日，何键一边电告蒋介石桂军主力不可南移，湘军兵力不足“实属再无力南移”，无奈木已成舟，同日电令刘建绪：“沿湘水上游延伸至全州之线，与桂军切取连络，堵匪西窜。”［75］25日电令刘建绪部接防全州但防线不伸过全州，“置重点于全州东北地区”［76］。而红一军团直到11月25日23时才收到中革军委命令：“你们必须详细侦察占领全州之可能性。……即应准备廿七日晨占领之。”［77］而25日晨刘建绪部4个师正由黄沙河向全州急进。从11月22日直到26日桂军主力从恭城北调之前，全州至兴安段防线空虚（全州第七十二团的2个营，兴安留有1个团）。11月27日，湘军抢先红一军团红五团进入全州并停止了向兴安方向继续南进。这时中央红军不仅在军事战略上陷入被动，在战术上也随时面临南北夹击的被动局面。

值得注意的是，11月22日，桂军主力的后撤并没有根本改变红军处于湘江包围圈的大格局，桂军在恭城一带警戒并时刻准备“击尾”，桂军也并非让路于红军，而是把正面阻击红军的任务移交湘军以减少桂军压力，向蒋介石打报告要求湘军补防“以期周密”。这样蒋介石严密部署的“第四道封锁线”在“灌兴全”铁三角封锁中短时间内确实出现了漏洞。然而战争中虚实难测，没有直接证据证明这不是国民党引诱红军深入湘江“铁三角”的意图。国民党军队形成的整体包围圈并没有就此瓦解，甚至“追剿”第一路军进驻全州后北面的压力增加了。当时整体战局是国民党30余万重兵

丁玲主编的《红军长征记》（上），2017年版，第109页，时任红十三师政治部主任莫文骅写的回忆稿件中估算数据30万—40万人。《红军长征过广西纪实》，广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57页，时任三十四师第100团团长韩伟回忆追击堵截我军兵力达25个师30万余人。（美）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書中根据红军指挥员估计的数据是30余万人。

在越城岭和都庞岭之间的湘江已形成巨大“口袋”。红军前后部队拉得过长无法快速行进，使得国民党军东追西堵、南北夹击防线不断收紧。这时湘江两岸酝酿着红军与国民党军队的遭遇战。

（二）红军渡江前的缓慢行军与敌方截击

由于“左”倾领导者前期没有汲取红六军团向中央报告的“探路”经验，也未采取灵活机动的行军建议，11月23日至25日的宝贵时间被缓慢的行军速度消耗了。“中央红军占领江华。翌日（11月25日），在道县、江华间全部渡过沱水（潇水）。”［78］25日下午，中央军委正式下达渡过湘江的作战命令，野战军继续分四路纵队迅速抢占湘江，向全州、兴安西北进发。27日，红军先头部队右翼红一军团红二师和红四师各一部在兴安、全州间突破国民党军队第四道防线，并没遭遇大的抵抗便渡过湘江。左翼红三军团第四师第十团从红一军团红二师第四团接替界首防务并进至光华铺，红军正式控制了界首至脚山铺间的渡河点。“11月27日晚上，军委终于改变四路进军的计划，并决定红军在11月30日全部渡过湘江。”［79］这时中央纵队、军委纵队到达灌阳北边的文市、桂阳一带，距湘江最近渡口仅160华里，却直到11月30日才到达渡口。27日后湘江防线形势剧变，桂军按其预定作战方针打算进攻红军后卫。28日凌晨，桂军第四十四师攻击红军右先锋红三军团红五师驻防的新圩阵地，另一路桂军于29日到兴安界首以南5公里的光华铺进攻红三军团红四师。桂军为驱使红军尽快离桂攻势很猛，号称“击尾”实则“拦腰”。北面全州刘建绪部率湘军4个师从全州城出动，于11月29日晨对红一军团第二师及第一师一个团在脚山铺的阻击阵地发起猛攻。湘军投入第一路军全部主力“刘司令建绪急率所部向咸水、界首猛力堵剿”［80］，桂军“以十五军全部及第七军主力星夜兼程转移兴、灌”［81］。敌方几乎出动全部主力，给红一、三军团阻击阵地造成巨大压力，加之敌我双方部队数量和装备巨大差距，中央红军长途跋涉是疲惫之师，战场态势于中央红军十分不利。

（三）“一时半作战命令”下达与惨烈突围

中央红军以疲惫之师阻击优势敌军进攻很快陷入了被动。30日彭德怀以“万万火急”向全军团电告严峻形势，“湘、桂两敌一号有由兴安、灌阳向我夹击的可能”［82］。同日聂荣臻、林彪电告朱德：“军委须将湘水（江）以东各军星夜兼程过河。”［83］到了12月1日，战局一度到了生死存亡最后关头，朱德于当日一时半电令一、三军团坚决消灭进攻之敌，“以保证我军后续部队在二号晨在掩护队掩护之下通过湘水”。为保证作战目标实现，同日三时半中共中央局、中革军委、总政治部联合致电一、三军团必须保证一时半作战命令实现。“一日战斗，关系我野战军全部西进，……不顾一切牺牲，克服疲惫现象，……保证军委一号一时半作战命令全部实现。”［84］红军面对数倍之敌，以极强的革命意志力和崇高的牺牲精神，付出惨重代价成功掩护主力渡过湘江，12月1日中午时分红军主力渡过湘江。在国民党方面看来，红军主力过江后湘江战役就结束了，同日蒋介石电薛岳：“此时驻永州无益，兄等应自告奋勇，速向新宁城方面急进也。”［85］蒋介石预备执行“入黔追击计划”，白崇禧12月1日回电蒋介石中央红军已渡过湘江，何键于12月5日通电未能实现消灭中央红军于湘江以东。12月1日红军主力渡过湘江标志着蒋介石歼灭红军于湘江以东的计划失败，也标志着中央红军以湘江为主战场的突围战斗结束。面对着诸多不利影响因素的制约，中央红军能突破湘江的一个重要变量因素是中央红军坚定的革命意志，战斗中发挥超强的突破精神和无畏的牺牲精神。这场惨烈战斗的结果是中央红军挫败了蒋介石“消灭中央红军于湘江以东”的计划，党保存了革命火种，为中国革命迎来转机并走向胜利提供了新的可能。

结语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湘江战役是红军长征的壮烈一战，是决定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重要历史事件。红军将士视死如归、向死而生、一往无前，靠的是理想信念。为什么中国革命能成功？奥秘就是革命理想高于天，在最困难的时候坚持下去，这样才能不断取得奇迹般的胜利。”［86］湘江战役体现了红军将士勇于胜利、勇于突破、勇于牺牲的革命精神，中央红军能置之死地而后生，靠的就是坚不可摧的革命信念。正是这种信念使得中央红军能最终完成伟大的长征。通过对湘江战役发生的影响因素分析，更加深刻全面地认识军事、政治、经济因素在历史中的横向作用联系。湘江战役造成的惨重损失促使党对中国革命前途道路的自觉反思，对“什么是中国革命、怎样进行中国革命”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深层次思考，使得党深刻认识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湘江战役后的教训总结加快了中国共产党政治上、理论上和军事上的成熟，严峻的革命形势急迫呼唤党内形成成熟稳固的领导核心，只有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下的革命军队才能取得中国革命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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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编辑：孙开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