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红军翻越夹金山的精神意蕴和战略价值论析

李锡炎

摘 要：夹金山，是红军长征翻越的第一座大雪山。红军指战员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和必胜的坚定信念，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同心同德，团结友爱，战胜了“鸟儿飞不过，凡人不敢攀”的“神仙山”，用顽强的意志和毅力，展示出“信念坚定，团结友爱，挑战极限，不胜不休”的革命精神。毛泽东和党中央从战略全局的高度，运筹帷幄，谋划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在夹金山南麓发出的多份事关全局的文电和指示，不仅为红军征服夹金山，提供了精神动力，而且为中央红军翻越夹金山赋予了极为深刻的战略意蕴和政治内涵。红军翻越夹金山所体现的精神意蕴和战略价值，不仅在于克服困难越过一座雪山所表现的意志和毅力，更重要的是红军长征开创新局面，进入新阶段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是伟大长征实现“两大战略转变”的重要节点。

关键词：红军长征；夹金山；精神意蕴；战略价值

［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2097-2210（2024）01-0021-08

红军长征在巴山蜀水间对敌斗争的艰巨性和复杂性是前所未有的，同恶劣环境的斗争也是极其艰巨复杂的。红军长征在巴山蜀水的岁月，是长征最艰难的岁月，也是红军用生命和鲜血创造人间奇迹的辉煌岁月。巴山蜀水是伟大长征实现“两大战略转变”，即在军事上由被动转变为主动、在政治上由国内土地革命战争转向北上抗日战争的战略通道和桥梁。红军在巴山蜀水战胜千难万险，夺取了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等战斗战役的伟大胜利之后，中央政治局泸定桥会议决定，行军路线避开人烟稠密地区，走雪山草地一线，迅速夺取天全、芦山、宝兴一带，克服困难翻越夹金山，与红四方面军会合。1935年6月8日，中央红军进入夹金山下的宝兴县大硗碛地区；6月17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闻天等中央领导人翻越夹金山，来到达维。6月11日至17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在夹金山南麓以党中央、中革军委和中央领导人名义发出的多份重要文电，特别是在翻越夹金山前夕于6日15日发表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为反对日本并吞华北与蒋介石卖国宣言》（以下简称《宣言》），提出了北上抗日救国的政治主张，作出了准备转变长征政治战略的重要决策。这意味着在长征政治战略上，也要翻越一座“夹金山”。

中革军委于1935年6月8日专门发布命令，要求全军以坚强的意志和毅力翻越夹金山，实现同红四方面军会合的战略目标。6月11日至17日，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以胸怀全局、放眼未来的深邃眼光和战略思维，在夹金山南麓运筹帷幄，谋划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发出了一系列事关全局的文电和指示。因此，中央红军翻越夹金山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克服困难越过一座雪山所表现的意志和毅力，更重要的是红军长征开创新局面，进入新阶段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是伟大长征实现“两大战略转变”的重要节点。

夹金山，是中央红军长征中翻越的第一座大雪山，海拔4000多米，终年积雪，空气稀薄，一无人烟，二无道路，时晴时阴，时风时雪，忽而狂风大作，忽而冰雹骤降，气候变幻无常。当地民谣说夹金山是鸟儿飞不过的“神仙山”。来自南方衣着单薄的红军指战员，要越过这人迹罕至的雪山之巅，困难是难以想象的。要迅速实现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必须克服困难，翻越夹金山。毛泽东听了夹金山是人不敢攀的“神仙山”的民间传说后，微微一笑，说：“神仙不可怕，红军应该有志气和神仙比一比，一定要越过山去！”［1］中央红军将士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和必胜的坚定信念，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同心同德，团结互助，战胜了“鸟儿飞不过，凡人不敢攀”的“神仙山”，用坚韧不拔的顽强意志充分展示出“信念坚定，团结友爱，挑战极限，不胜不休”的革命精神。红军用生命和鲜血创造的行军奇迹，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红色基因代代相传，在新时代发扬光大，人们崇尚着“忠诚如山，干净如雪，担当如石”的新时代夹金山精神。

中央红军翻越夹金山展示了什么样的精神意蕴？有何深邃的战略意蕴和深远的历史意义？这是值得我们深入研究的问题。有一位伟人说：伟大的目的，产生伟大的精力。中国共产党的崇高理想和践行初心使命的伟大目标，孕育着伟大的长征精神。中央红军翻越夹金山所展示出的革命精神是伟大长征精神的具体体现，是党的初心使命和必胜的坚定信念在翻越夹金山实践中的精神体现，是回应毛泽东和党中央的战略谋划，完成长征战略目标的一种精神状态和强大力量，具有深刻的特质内涵和战略意蕴。认真研读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和党中央在翻越夹金山之前发出的多份文电，以及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在懋功一带发来的多份文电，就会清楚地看到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适时转变长征政治战略的高瞻远瞩和审时度势，就会深刻地领悟到中央红军翻越夹金山所展示出的革命精神的特质内涵和战略意蕴。中央红军翻越夹金山所体现出的革命精神，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四重战略意蕴。

一、 从实现两大主力红军会师的战略全局上，运筹帷幄，以最大的勇猛果敢和顽强意志完成翻越夹金山的战略任务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长征走的是高山峻岭，渡的是大河险滩，过的是草地荒原，但每一个行程、每一次突围、每一场战斗都从战略全局出发，既赢得了战争胜利，也赢得了战略主动。这既是一种精神，也是一种智慧。”［2］为了實现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合的战略目标，中央红军以坚强的意志和顽强的毅力完成翻越夹金山的战略任务。这是毛泽东和党中央从战略全局出发，开创长征新局面的战略行动，是一种富有战略意义的智慧和精神。

1935年6月8日，中央红军先头部队到达夹金山下的大硗碛地区后，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即刻为达到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合的战略目标给各军团下达指示，从长征战略全局上明确提出了翻越夹金山的战略意义和任务目标。该指示明确指出：“今后我军战略任务，是以主力乘虚迅取懋功、理番，以支队掠邛崃山脉以东，迷惑敌人，然后归入主力，达到与四方面军会合，开展新局面之目的。”并要求“我军必须以迅雷之势突破芦山、宝兴线之守敌，夺取懋功，控制小金川流域于我手中，以为前进之枢纽”。［3］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在指示中从开创长征新局面的全局和战略高度，对翻越夹金山的基本任务和完成任务的政治态度、精神状态都提出了明确要求。该指示明确指出：“我军基本任务，是用一切努力，不顾一切困难，取得与四方面军会合。”强调指出：“取得懋功和小金川流域是关系全局的枢纽。”要求“各兵团首长必须向全体指战员指出其意义，鼓动全军以最大的勇猛果敢，机动迅速，完成战斗任务，以顽强意志克服粮食与地形的困难。此时，政治工作须特别努力”。［4］红军都是铁打的英雄汉。他们忠诚如山，意志如铁，闻令而动，不遗余力地执行中革军委的指示和命令，顶风雪，战严寒，手拉手，艰难地向夹金山行进，饿了就啃点干粮，渴了就抓把雪解渴，累了也不敢休息，因为一坐下就有站不起来的危险。为了不使战友们掉队，红军将士发扬团结友爱精神，互相搀扶，一步一停，一步一喘地向上攀登。爬雪山，最困难的，最需要意志和毅力的，是那些年老体弱的同志和伤病员。年过半百或年近50岁的徐特立、林伯渠、董必武、谢觉哉和朱德总司令，是信念坚定、不畏艰险的榜样。朱德总司令虽配备了一匹马，却让给伤病员，自己背着粮食和战士一起爬山，还要指挥部队，到各支队巡查。徐特立等几位老同志，从不骑马，都是把马让给伤病员，自己坚持走路，尽管走一步，喘三喘，也坚持努力地攀登。爬雪山时最困难的还有妇女同志，她们的体力一般不如男同志，加上她们有的已经体弱多病，有的刚生了孩子或正在怀孕，因此，爬雪山特别困难，她们咬紧牙关，跪着爬行，也不愿掉队。聂荣臻在回忆翻越夹金山时说：“就整个来说，我们全靠万众一心，群策群力，互相帮助，发挥阶级友爱，胜利地越过了夹金山。我也和大家一起，因为想到我们盼望已久的四方面军的战友就在山脚下，自己也说不清当时是哪里来的那一股体力，硬坚持越过了雪山。”［5］他们的行动，他们的回忆，是对夹金山精神的真实反映和最好诠释。

翻越夹金山，事关战略全局，是长征途中具有开创新局面意义的战略行动，对于大多数红军战士来说，也是长征以来最艰苦的一关。但是，红军指战员不畏艰险、不负使命，以顽强的意志和毅力征服了夹金山，把毛泽东和党中央的战略决策、战略部署、战略任务、战略要求，转化为必胜的信心和无坚不摧的力量，充分展示了“信念坚定，团结友爱，挑战极限，不胜不休”的革命精神。

二、 从加强民族团结夺取长征胜利的战略全局上，定制铁律，为进入藏羌族聚居区正确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奠定基础

红军翻越夹金山所体现的“团结友爱”精神，不仅是指红军内部的团结友爱、互相帮助、共克难关，而且包含民族之间的团结友爱，内含藏族同胞帮助红军克服困难，同心同德，共同征服夹金山的重要内容。红军翻越夹金山的胜利，是民族团结、共同奋斗的结果。对于贯彻党的民族团结政策，夺取长征胜利来说，“信念坚定，团结友爱”的革命精神，具有全局性的战略意义。

从民族聚居区域来看，夹金山处于民族聚居区域由彝族、汉族为主向藏族、羌族为主转换的结合部和过渡带，夹金山两侧山麓是藏族为主的区域。在藏族聚居区正确贯彻执行党的民族团结政策，对红军翻过夹金山，进入大面积的藏、羌地区，具有前瞻性、导向性的战略意蕴和深远影响。

红军长征曾历经苗族、瑶族、彝族聚居地区，积累了正确处理民族关系，坚持民族平等团结政策的经验，树立起“彝海结盟”民族团结的典范。但是，抵达夹金山下的硗碛，进入藏族聚居区还是第一次。在藏族聚居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特别注意尊重藏族民众的宗教信仰问题，注意保护宗教寺院，正确处理民族与宗教、汉族与藏族的关系，促进形成民族团结、支持和援助红军长征的良好局面。

1935年6月11日，红军先遣队（红一军团第二师第四团）进入硗碛藏寨，由于红军严格遵守群众纪律和先期宣传工作做得好，藏族群众出门热烈欢迎红军。根据藏族聚居地区的实际情况，随先遣队来的杨参谋当众宣布了红军纪律：（一）不进老百姓的住房；（二）保护寺院；（三）不随便吃群众的东西；（四）不拿走少数民族群众的一点财物，等等。杨参谋还给红军战士定了一条纪律，不準任何人进入喇嘛寺的经堂。红军来的第四天，正逢喇麻进殿念经，杨参谋派人为其站岗，不准红军战士围观。杨参谋临走前，还将寺院旁边一片土地划给寺院经营，并写了纸条，盖上红军的印章，作为凭据［6］。杨参谋宣布的这几条红军纪律，既符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铁律，又符合藏族聚居区的实际情况，体现了党的民族团结政策，深受藏族聚居区群众的欢迎和拥护。当红军过夹金山遇到困难时，有许多藏族同胞挺身而出，伸出援助之手，给红军当向导、送粮食、挑东西，在翻越夹金山的风雪中呈现出民族团结、友爱相助的动人景象。当年给红军先遣队带过路的藏族老人莫日坚留下这样一段回忆，他和另一个向导杨茂才一起给红军先遣队带路过夹金山。虽然是农历五月了，但这里夜晚十分寒冷，红军战士烤火过夜，没有睡觉。他们躺下休息，红军把一床毯子盖在他和杨茂才的身上，令他们十分感动［7］。红四团主力到了夹金山下的扎角坝时，在这里住着的十几户藏族人家，由于听信了一些诬蔑红军的谣言，他们都上山躲藏了起来。他们在山上暗暗观察红军过扎角坝的情形，不见一个红军进自己的院子。夜间，红军战士沿路边宿营，从附近山上拾一些柴草，燃起一堆堆篝火，没有拿他们房前屋后堆放的柴草。红军秋毫无犯严守军纪的行为，深深地感动了藏族同胞。第二天，藏族同胞陆续下山回到家里，有的给红军送柴火，有的送蔬菜，亲如一家，热情真诚地送红军过夹金山。

实践证明，我们党从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夺取长征胜利的全局出发，在夹金山下藏族聚居区严格执行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和群众纪律，符合藏族聚居区群众的利益和愿望，博得广大群众对红军的拥护和支持，为红军顺利越过夹金山、进入阿坝藏羌族聚居地区正确贯彻执行党的民族宗教政策积累了经验、奠定了基础。从这个意义来说，中央红军翻越夹金山所体现的“信念坚定、团结友爱”的革命精神，是日后藏羌族群众用20万头牦牛及牛羊肉、粮食等物资支援红军长征的“牦牛革命”的预演和先声，具有践行初心使命，一切为了红军长征胜利，一切依靠人民群众的战略意蕴。

三、 从践行初心使命的战略全局上，统筹谋划，为逐步实现长征政治战略转变作好理论上政治上的准备

红军的初心使命，就是为工农劳苦大众谋翻身解放，为中华民族谋独立自强。遵义会议之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把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不忘党的初心使命，坚守理想，坚持真理，坚信正义必胜。红军长征历经千辛万苦，战胜千难万险，走到了海拔4000多米的夹金山下。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集体，虽然身在偏远的大雪山脚下，但是，不忘初心、胸怀天下的人民情怀依然深厚浓烈，不仅在长征路上目睹了沿途那些受苦受难的劳苦大众，而且放眼全国，看到日本帝国主义加快侵华步伐，中华民族处于危亡时刻，中日民族矛盾迅速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同时也看到了广大人民群众反日的爱国热情，全国抗日救国的形势不断高涨。于是，1935年6月15日，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从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出发，统筹谋划，果断作出北上抗日救国救民的战略决策，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发表了《宣言》，再一次向全国全世界郑重昭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抗日救国的政治主张。这个《宣言》，不仅为红军翻越夹金山，实现两大主力红军会师指明了政治方向，也为中央红军翻越夹金山赋予了深刻的战略意蕴和丰富的政治内涵，而且为长征战略指导思想由国内土地革命战争的战略方针逐步向北上抗日战略方针转变，确定了大方向大原则。

从《宣言》发表的时间、地点和署名上来看，非同一般，是精心谋划精心选择之作，具有深刻的战略意蕴。有关文献资料记载：“本宣言系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名义起草和发表的。”公开发表在“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编印的《捷报》特刊第2期（1935年6月22日）”，署名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毛泽东，副主席项英、张国焘，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来、王稼祥”。［8］1935年6月15日，是一个重要时间节点。从抗日形势看，此时间点处于日本军队加快侵华步伐，在5月29日进入河北境内之后，在7月与国民党军方代表达成丧权辱国的《何梅协定》之前。选择在这个时间节点发表《宣言》，具有及时性预见性的重要意义。从红军长征形势看，此时间点是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将从夹金山下的硗碛出发，翻越夹金山，中央红军主力部队正在夹金山向懋功行进，处于两大主力红军会师的前夕。在这个时间节点发表《宣言》，对于会师后确定北上抗日战略方针，具有定向性前瞻性的重要意义。这个《宣言》的署名，也非同一般，是六位领导人的联名，有党、政、军的领导人，有南方北方的领导人，有在中央工作和直接领导红一、红四方面军的领导人，代表着全国全党全军，象征着同心同德，团结一致，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从这个《宣言》的政治主题和战略任务来看，具有全局性方向性的战略意蕴。《宣言》一开头就直接分析日本侵占中国的形势，指出其严重性：“万恶的日本帝国主义强盗昨日夺取了东三省、热河察东、河北非武装区，侵略了福建，深入了广东、广西，今天实行占领北平、天津、察哈尔和整个华北；明天将并吞整个中国，想把全中国变成日本殖民地，把中国四万万同胞都被日本帝国主义屠杀、奸淫、蹂躏！都变成万劫不复的亡国奴！”［9］ 《宣言》紧紧抓住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个核心，指明如何抗日救国是中国社会的政治主题。《宣言》郑重宣布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的政治主张，针对当前的形势，明确宣布：“现在中华苏维埃政府继续宣布对日作战，号召全中国海陆空军与红军携手共同北上抗日，号召全国民众统统动员起来”，“目前中国的唯一救法，只有团结一切反日反蒋的民众，站在一条战线上来，打倒我们共同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10］这个《宣言》，是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的政治纲领，对号召全国各族人民和海外爱国人士积极投入抗日救国斗争，产生了深远的政治影响。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以民族大业为己任，一直高举北上抗日的伟大旗帜，把党的初心使命同抗日救国的战略目标融为一体，从根本上解决了红军长征中的政治战略、军事战略指导问题，为中央红军翻越夹金山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之后，召开中央政治局两河口会议，确定北上抗日救国战略方针，奠定了凝聚抗日共识、明确战略目标、集中统一领导的思想理论基础，从而使中央红军翻越夹金山，更具历史转折性的政治战略意蕴。

四、 从开创中国革命新局面的战略全局上，谋划未来，为两大主力红军会合后确定北上抗日战略方针做好预先准备

1935年6月12日，中央红军先头部队红一军团第二师第四团，翻过终年积雪、人迹罕至的夹金山，到达懋功县的达维镇，在达维的木城沟与前来迎接中央红军的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第九军第二十五师第七十四团胜利会师。红一、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会师的喜讯，通过电台传到了各自的总部。6月13日，红军总政治部向各军团发布《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加强政治工作的指令》，指出：“我们先头部队已与四方面军的先头部队取得联络，各军团政治部应即进行：（一）迅速传布已经与四方面军会合的情报，提高红色战士情绪，鼓动不掉队、不落伍、不怕粮食困难，注意卫生，严整纪律，迅速争取与四方面军的全部会合。（二）解释两大主力的会合，是为着以更大的战斗胜利消灭敌人，赤化全［川］西北以至全四川，克服以为会合后可以放下枪担、安心休息的情绪。”［11］红军总政治部的指令及时地告诫大家：越过夹金山，实现两大主力红军会合，是一个新起点，要以更大的热情更昂扬的情绪，投入新的战斗。1935年6月12日，是红军长征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节点，给中央红军翻越夹金山注入了胜利新起点的战略意蕴。中共中央、中央红军的领导人与红四方面军的主要领导人，虽然还没有见面，仍在夹金山的两侧山麓，但互相致电，热烈祝贺两军胜利会师。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通過频频发出的文电，从创建革命根据地，推动全国抗日运动发展的战略全局上，谋划未来，提出两大主力红军会合后的北上抗日战略方针，为中央红军翻越夹金山注入了政治战略转折性的特质内涵。

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在翻越夹金山的前夕，6月16日，以中共中央及红军中央野战军的名义和朱德、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的署名，为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复电红四方面军及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以及毛泽东、朱德在翻过夹金山的第一次讲话，及时郑重地提出以下几个全局性战略性的重大问题，更能显现翻越夹金山及其所体现的精神意蕴的战略转折性重大意义。

一是关于展开中国革命新的阶段问题。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对越过夹金山、两大主力红军会师之后的形势任务，作出展开中国革命新阶段的科学判断。6月15日，《红星》报发表题为《伟大的会合》的社论，明确指出：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合“是历史上空前伟大的事件，是决定中国苏维埃运动今后发展的事件”［12］。6月15日，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及红四方面军全体指战员发出致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及中央红军全体指战员贺电，指出：“懋功会合的捷报传来，全军欢跃。你们胜利的转战千余里，横扫西南，为反帝的苏维埃运动与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历尽艰苦卓绝的长期奋斗，造成了今日主力红军的会合，定下了赤化西北的最有利的基础的条件。我们与你们今后在中国共产党统一指挥之下，共同去争取西北革命的胜利，直至苏维埃新中国胜利。”［13］6月16日，中共中央及中央红军全体指战员，在为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的复电中指出：“中国苏维埃运动两大主力的会合，创造中国革命史上的新纪录，展开中国革命新的阶段，使我们的敌人帝国主义、国民党惊慌战栗。”并提出今后的任务是“我们手携着手，打大胜仗”“为苏维埃奋斗到底”。 ［14］从《为反对日本并吞华北与蒋介石卖国宣言》的发表，到展开中国革命新阶段的提出，为红军长征的政治战略从国内土地革命战争逐步向北上抗日民族战争转变，为日后召开中央政治局两河口会议确定北上抗日战略方针，统一认识、统一目标、统一部署，奠定了正确判断政治形势和正确战略决策的理论基础和政治基础。

二是关于谋划未来，确定发展战略方针，建立新的根据地的问题。

6月16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中革军委领导人还在翻越夹金山，加速推进两大主力会合的过程中，但会合后红军向何处去，长征的战略方针如何确定，必须超前谋划。中共中央、中革军委领导人关于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于6月16日凌晨2时致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电。明确指出：“为着把苏维埃运动之发展放在更巩固更有力的基础之上，今后我一、四方面军总的方针应是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并于适当时期以一部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15］并指出：以懋功为中心之地区，纵横千余里，均深山穷谷，人口稀少，给养困难，大渡河两岸，直至峨嵋山附近，情形略同，在此非长久之策，必须出此而建立新的川陕甘苏区。李先念回忆在懋功向毛泽东汇报两军会师后的发展方向时说：“这个时候，毛主席正考虑全局的大问题，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准备制定会合后的战略方针。”［16］当毛主席听取了李先念对形势的分析和向东北方向发展的建议后，连连点头，为日后两河口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打松潘战役，提供了决策预期。

三是关于加强统一领导，彻底消灭蒋介石反动派，赶走日本帝国主义的问题。

6月15日，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发表的《为反对日本并吞华北与蒋介石卖国宣言》，明确提出：“全国海陆空军与红军携手北上抗日”的戰略方针，“号召全国民众统统动员起来”“共同参加反日的神圣战争”。［17］6月17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闻天等中央领导人翻过夹金山，来到达维，受到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的热烈欢迎。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顾不上休息，在一座喇嘛寺里详细询问了前来迎接的部队情况，听取了红四方面军二十五师师长韩东山的汇报。当天晚上，在达维喇麻寺附近的坡地上，举行了两军会师后小型联欢会。毛泽东、朱德先后在联欢会上讲话。据韩东山回忆，毛泽东在讲话中说：“今天我们胜利会师了，我们一、四方面军是一家人，要在党中央领导下为彻底消灭蒋介石反动派，赶走日本帝国主义而共同奋斗。”［18］毛泽东的讲话言简意赅，指明了两军会师后的政治战略方针和奋斗的政治目标。

结语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在夹金山南麓发出的重要文电和指示，提出的两军会师后的战略方针，是极具战略远见的。它不仅正确反映了全国革命形势发展的要求，而且适时地把红军长征由战略退却逐步转向战略反攻，打破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推动川陕甘地区乃至全国抗日运动发展，具有历史转折性的重大意义。毛泽东和党中央在夹金山南麓发出的多份事关全局的文电和指示，不仅为红军以坚强意志和毅力征服夹金山指明了政治方向、提供了精神动力，而且为中央红军翻越夹金山，赋予了极为深刻的战略意蕴和政治内涵。

【参考文献】

［1］曲爱国、张从田：《长征记》， 华夏出版社，2016年版，第284页。

［2］习近平：《论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第153页。

［3］［4］［8］［9］［10］［17］吴德坤主编：《遵义会议资料汇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291、292、302、300、301、301页。

［5］［11］［12］［13］［14］［15］［16］［18］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著：《红军长征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版 ，第128、162、163、162、162—163、171、165、164页。

［6］［7］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编：《红军长征在四川》，四川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08、108页。

（责任编辑：单孝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