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山区26县高质量发展中绿色文化传播的路径研究

周海波 翁夏燕 任志敏

摘   要：浙江省山区26县的高质量发展，是浙江省积极落实中央要求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关键点和突破口。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目标的生态文明建设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枢纽，而绿色文化传播是生态文明建设中不可或缺的模块。浙江省山区26县绿色文化传播是传统媒体、新媒体与其他渠道共同发力的过程，具有新旧媒体融合、由单向传播到互动发声、由定时定点传播到突破时空限制、传播形式日趋多元化等特点，也存在着宣传队伍力量薄弱、监管力度不够、缺少互动平台等问题。为此提出，要发挥多元主体传播作用，将传播与经营相结合；数字赋能山区生态建设，强化绿色文化传播意识；加强绿色文化传播监管，完善互动机制建设的建议。

关键词：浙江山区26县；绿色文化；绿色文化传播；乡村振兴；共同富裕

中图分类号：F299.27；F3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24）06-0005-06

引言

2021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赋予浙江省为全国推动共同富裕提供省域范例的重任[1]。浙江省山区26县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已成为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局部短板和制约浙江省高质量发展的瓶颈，但其也具有不容忽视的生态优势和提升空间。浙江省为此先后出台《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实施方案（2021—2025年）》《浙江省山区26县跨越式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2021—2025年）》等政策文件，将山区26县依据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等因素，分为跨越发展类和生态发展类两种类型[2]，从而因地制宜地提高内生发展动力。2005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在安吉余村考察时便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著名论断，科学回答了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作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与绿色经济发展的行动指南，这一著名论断引导浙江省建设从绿色浙江到生态浙江再到美丽浙江，并推动浙江省成为中国首个生态省，不但是浙江省山区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的理论依据，也是该省倡导绿色文化传播的精神动力与源泉。2022年6月，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袁家军同志在浙江省第十五次党代会上作报告时提出“聚焦共同富裕和现代化先行的目标，牢牢把握让绿色成为浙江发展最动人色彩”的要求。自此山区26县坚持打造生态环境质量高地，为浙江全省绿色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3]。可见，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目标的生态文明建设已是浙江省探寻共同富裕的枢纽和关键抓手，绿色文化传播是浙江省山区26县高质量发展中不可或缺的模块。由此，分析浙江省山区26县高质量发展中绿色文化传播的必要性，通过探寻浙江省山区绿色文化传播的路径，发现传播过程中存在的困难与挑战，从而提出相关对策，旨在推动绿色文化在浙江省山区26县中有效传播，助力浙江省山区乡村全面振兴和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提升以浙江之窗展示中国之治的全球话语能力。

一、浙江山区26县高质量发展中绿色文化传播的必要性

绿色文化有广义与狭义之分，既是绿色物质财富也是绿色精神财富。狭义的绿色文化是指为保护和适应生态环境而创造的文化，包括对大气、水、湿地、森林、野生动植物等资源以及农业、林业等产业的保护与发展。广义的绿色文化是指一切以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目的，使得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发展达到协调可持续高度的生产经营活动与成果[4，5]。绿色文化传播既包括人类与生态相关的信息传播活动[6]，也包括以可持续发展为核心的科学发展观的传播活动。首先，绿色文化传播是浙江省生态文明建设的时代需求。绿色文化代表了当代浙江人对生态文明认知的新高度，在经济与生态良性互动的发展模式下，生态文明建设正逐渐成为浙江省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中新的经济增长点。其次，农村是发展农业生产的主要区域。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统计，如果将全球一年中全部农业活动排放中的温室气体折算成为二氧化碳，可以占到人类生活造成温室气体总排放量的30%。但生态农业系统可以通过植物光合作用等抵消80%温室气体排放。而农民既是农业生产的主体，也是绿色文化的接受者与传播者。绿色文化传播主张加强对山区居民生态价值观和生态理性培育[7]，使其形成对绿色价值观的认知。运用绿色低碳的方式进行生产生活，有助于推进农业资源永续利用和农业环境持续改善，所以应充分利用浙江省山区26县地方禀赋优势，将山区生态优势转变为经济优势。再者，绿色文化在山区26县的传播，主张传递具有生态理性和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党和国家政策方针与实践中的典型性案例，发挥多元绿色文化传播主体的作用，使得山区居民从事生产经营活动有理论可循、有经验可享，鼓励其积极参与到生态文明建设的民主决策过程中，对环境问题治理监督起到重要的保障作用。

二、浙江省山区26县绿色文化传播的媒介及特点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加强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而浙江省山区26县高质量发展中的绿色文化传播是“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的过程，是传统媒体、新媒体和其他渠道共同发力的过程，山区居民在绿色文化传播过程中扮演着实践者与学习者、传播者与接收者等多重角色。

（一）传统媒介：充分利用自身优势

传统媒介主要是指以纸质媒体、广播电视、电影媒介等为代表的绿色文化传播渠道，其经历了较长时间的历史发展，形成了更专业的自身优势，具备较高的公信力和权威性。

1.纸质媒体

纸质媒体为党和政府理论方针政策的宣传和推广提供了主要平台，包括报纸、期刊、书籍等。浙江省有《浙江日报》《钱江晚报》《杭州日报》等省级报纸以及其他影响力较大的刊物，具有随时翻阅、携带轻便、订阅简单等优点，使得读者可以利用碎片化时间进行阅读。《浙江日报》是中共浙江省委机关报，是浙江省兼具公信力与影响力的主流纸质媒体，分为要闻、市县、人物、深度、金融、专版等板块。在其《推动生态文明先行示范，代表委员热议让绿色发展成为最动人的色彩》的报道中，代表们就加快推进“两山”理论转化、加速发展绿色低碳未来产业等问题进行探讨。又如，《钱江晚报》是浙江省唯一省级晚报，确立姓“党”名“晚”的指导思想，版面内容包括要闻、专题、浙中城事、时评、焦点人物等，其内容也关注到浙江省山区的生态治理取得显著成效。在《浙江农林大学专家科技助力，生态修复让“粉尘镇”转型升级为“生态城”》一文中，其报道衢州市常山县一改以往以石灰钙为支柱产业的粗犷式发展方式，将“水泥镇”变為“生态城”。此外，以“中国知网”作为数据库，划定搜索范围为期刊，搜索条件设定为含有“绿色文化”关键词，发表时间为1991年至今的文章，分别有以“绿色文化”“绿色发展”“文化传播”“建设生态文明”为主要主题的期刊论文258篇、14篇、8篇和4篇。还有书籍类纸质媒体。例如，在《习近平在浙江》一书中，可以看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浙江省欠发达地区要努力实现跨越式发展，衢州、丽水等地山区更具备独特优势，要努力将生态优势转化为特色经济优势，依靠绿水青山求得金山银山。

2.广播电视

浙江广播电视集团直属浙江省委、省政府，下辖浙江卫视、经济生活频道、民生休闲频道、公共新农村频道、国际频道等10个电视频道，先后推出《浙江新闻联播》《精神的力量》等重点新闻专栏和“乡村振兴共富带头人”等品牌活动，将浙江省山区绿色发展中的先进事迹、成功经验等声情并茂、音画结合地呈现给观众。在党的二十大召开之前，由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策划指导的《思想耀江山·绿色篇》在浙江卫视首播，该节目围绕十年来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创新实践，将理论之美与绿色之美巧妙结合，分别从美丽生态、美丽经济、美丽中国三集，聚焦浙江省安吉、长兴、温州等地在绿色发展理念推动下，因地制宜发展生态林业、高新技术产业、清洁能源，为浙江省山区26县的高质量发展提供借鉴。此外，还有公共新农村频道“乡村振兴共富带头人”评选。例如，永嘉县党总支书记陈小静获评“金牛奖”，表彰其积极谋划环境治理、打造乡村旅游村庄，这也成为浙江山区其他县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的典型榜样与激励。电视能使观众及时了解政策理论、借鉴绿色发展成果与经验、学习“一县一策”的典型案例，同时也能起到山区对外招商引资的作用，搭建起“山海协作”“科创飞地”“产业飞地”的桥梁，助力浙江省山区“好货出山”[8]“好货出洋”。

3.电影媒介

浙江省部分地区将当地绿色发展过程中实际发生的一些先进事迹、典型案例改编成电影，利用电影画面传播、视听兼容的特点，更生动形象地讲述生态文明建设的故事。周暮寒导演执导的电影《金山上的树叶》根据安吉县溪龙乡黄杜村捐赠“白叶一号”茶苗的真实故事改编，使用以小见大的方式展示了安吉人在用一片叶子实现自我富裕的同时，弘扬为党分忧、先富帮后富的精神。另有由浙江省林业局组织拍摄的《林海三代人》，讲述了林海林场三代党员不畏艰难垦荒山、守青山，坚持不懈推进林场建设的历程，用65年时间将荒山变成林海、绿水青山转变为金山银山的故事。还有浙江丽水中共松阳县宣传部等组织拍摄的电影《等待秋沙鸭》，以儿童的视角看到摄影爱好者和手工艺人在保护环境中的抉择，绘制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丽乡村图景，体现出重视环境保护、乡村振兴的积极意义。这些电影作品立足于浙江省居民的生产生活实践，向人们传递浙江大地上绿色发展的生态命题，助力于居民生态价值观和生态理性的培育。

（二）新媒体：促进融合助力传播

新媒体主要包括社交媒体、APP客户端、机构网站等。伴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传统媒体逐渐向新媒体方向改革，尤其是政务媒体也顺应此趋势实现了创新与发展。

1.社交媒体

绿色文化的传播媒介从原有的报纸、书籍等传统媒介逐渐拓展到移动媒介，如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等社交媒体伴随着智能手机版本的更新迭代层出不穷。“浙江宣传”“浙江发布”“之江策”等微信公众号具有说真话、切热点、有态度的内容推送特点。例如，“浙江宣传”有热文推荐、言论精选、浙江风物三个板块，其推送的《绿就是金》一文不仅向读者重述省政府工作报告中的政策理论知识，更是以数据比较的形式展现浙江省依靠生态致富的“明星村”的“蝶变”之路，并提出发展乡村旅游、农村电商等新业态、将优势生态环境转化为更高经济收益、推行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等建议。浙江省的风物虽然是省内各地特产特色的介绍板块，但一方面可以展示山区特色，另一方面也起到提高浙江省山区知名度的作用，从而吸引游客、拓宽收入来源，带动当地绿色经济发展。再如，“之江策”也是党的创新理论宣传阵地，其专门设置生态之策板块，汇集众多学者名家、干部群眾的精品力作，为浙江省山区26县的绿色发展献言建策；还特别设置导读模块提供语音导读服务，方便读者随身听、快速读。此外，“浙江发布”同步开通浙江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官方微博，目前已有242.5万粉丝关注、114.6万的转评赞；“浙江之声”作为浙江省广播主频率官方抖音账号，已获得517.8万的粉丝关注和3.0亿获赞数。可见，绿色文化传播利用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等活跃度、关注度较高的社交媒体方式，实现了随时随地传播的功效。

2.APP客户端

“浙里办”是一款基于浙江政务服务网一体化平台能力的APP，其结合数字化改革目标，汇聚3 638项全省统一政务服务事项和1 500项便民惠企服务，让浙江省各地区政务服务更可及、更公平、更高效。浙江省各市的区县服务基于当地发展情况，将绿色服务惠及群众。在杭州市淳安县板块，其推出“淳安两山银行”应用项目，为绿色资源存入、交易、竞拍和融资服务提供线上平台，用“存入绿水青山”“取出金山银山”的方式，解决山区居民从事生产经营资金不足问题，以此激发生产活力与积极性。丽水景宁推出的“畲乡共富”板块以短视频的方式向使用者展现美丽畲乡，以图文与视频相结合的形式呈现景宁的农特产品与特色手工艺品，并提供销售渠道的联系方式与地址，有利于当地产品的品牌建设与宣传，拓展生态产品的销售渠道。此外，“浙里办”的互动模块设置的“民呼我为”“回应关切”“政策解读”等板块，一方面有利于对生态政策理论及时解读传达，另一方面由政府、媒体等相关专业部门为山区居民解答各种政务问题，形成了良好的互动局面。除了“浙里办”，浙江省各县市还推出地方性APP，以志愿活动、直播带货、助农圈等各种形式为山区居民的生产生活提供便利。

3.机构网站

机构网站包括浙江省各级政府部门的官方网站、各大企业官方网站、非政府组织官方网站等，其通过发布党和国家的政策理论方针、分享生产生活中的实践经验、营销推广山区26县生态产品、宣传当地生态环境等方式实现绿色文化的有效传播。例如，丽水市人民政府网站结合丽水市统计局网站，在“秀丽山水”“绿谷风采”等栏目中对缙云县、景宁县、松阳县等地区的发展历史和发展成果做了概述，并以图文并茂、微视频等方式生动展现自然风光，以提高当地品牌的知名度。再如，浙江省环保产业协会，其是由全省从事环保事业的科研、设计、生产、流通、服务单位自愿组成的、不以营利为目的的社会团体，该机构网站上公布了一些环保方面的技术标准、对相关行业从事环境保护工作的培训通知以及浙江省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取得的荣誉成果。这些机构网站都毫无例外地将浙江省高质量发展中绿色文化信息进行了融合传播，并且以门户链接的方式进行互相推荐，拓展了绿色文化传播的广度。

浙江省山区26县高质量发展中绿色文化传播的渠道以传統媒体和新媒体为主，还结合其他渠道如线下活动（展览）、旅游传播等。传播者与接受者通过社交媒体打卡、热门主播直播带货、短视频播放等形式发挥了绿色文化传播中的社交、教育等功能。不可否认，浙江省从省级到地方的各级媒体都在积极关注山区26县的区域协同发展，努力推进绿色生态文明传播。绿色文化传播的媒介也呈现出新旧媒体融合、单向传播到互动发声、由定时定点传播到突破时空限制、传播形式日趋多元化的特点，形成多途径合力共振的新局面。

三、绿色文化传播过程中的困境与挑战

（一）绿色文化传播队伍力量薄弱

每个人都是绿色文化传播的主体。首先，浙江山区26县绿色文化的主要传播者是政府、相关部门和媒体。因为山区工作本就纷繁复杂且事多人少，导致部分村、镇干部难以将较多精力集中于绿色文化传播的工作上。其次，有些村镇干部自身对绿色文化的认知比较欠缺，从个体角度而言没有深刻认识到山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造成传播工作落实不到位。再者，部分山区的绿色文化传播经费不足、形式简单、内容笼统，还停留在宣传册、出墙报等方式，使得绿色文化传播工作即便开展了也存在不分层次、不分对象、不合时宜的问题，对山区居民的帮助不大，致使其学习积极性不高。对于部分媒体而言，会存在扎堆报道的现象。因媒体间有类似的报道诉求、对事件的价值判断也较为相似，且对山区绿色文化的关注面不够广，造成同质化、重叠化现象严重。总之，山区绿色文化传播队伍力量依旧薄弱，尚未形成绿色文化传播主体多元化的局面。

（二）绿色文化传播监管力度不够

2022年2月，生态环境部《企业环境信息依法披露管理办法》正式施行，要求扎实推进环境信息依法披露制度建设，健全信息披露法律法规和规范要求。2022年，浙江省政府发布《关于高质量发展建设全球先进制造业基地的指导意见》，要求加快淘汰落后产能，每年整治提升高耗低效企业5 000家。2022年10月，浙江省农业农村厅等7部门联合印发《浙江省农业领域碳达峰实施方案》，要求加速淘汰落后机具、持续优化能源结构、不断提升生产效能、充分挖掘固碳增汇能力。一系列相关政策的制定与要求，无疑会对企业与农户的碳排放行为形成制度压力。其次，企业环保信息披露较笼统地呈现于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报表等，信息使用者无法真实了解企业的减碳措施实施力度与进度，农户的生产行为也难以得到监督，导致消费者无法了解农林产品是否符合绿色要求。再者，企业与农户为实现向低碳、零碳转型的承诺需要付出相应的成本，尤其像浙江省山区中以薪柴为主要生活用能的开化、泰顺等市县，用能设备效率低、能耗大，需要投入一定人力、物力、财力，部分经营主体出于经济利益考虑，在监管力度欠缺的情况下，会有执行力度不到位的情况，导致言行不一的“漂绿”行为出现[9]。

（三）绿色文化传播缺少互动平台

报纸、电视等传统媒介在绿色文化传播过程中具有独特的优势，但传播的过程是缺乏反馈的单向传播，是单方面的“给与—接受”关系，缺少接受者的反馈，缺少传播者与接受者之间的互动，缺少接受者与接受者之间的交流。新绿色政策理论的出台、生态农林产品的销售、低碳生产经验的传播都需要绿色文化传播者的解读与推广，但信息接受者无疑会提出问题或者建议，需要传播者做出反馈，不同接受者之间也需要互相沟通，以达到集思广益的效果。还有，诸如微信公众号、APP等新媒体对绿色文化的传播，对于推文的阅读、绿色应用板块的使用一般会设置相应的评价、分享、点赞、转发等互动功能，值得肯定的是其克服了传统媒体传播的劣势，建立了双向传播的平台。但在实际操作中，部分文化传播者作为初始信息的“给与者”并不能或者并不会及时对“接收方”的问题进行处理答复，甚至出现有些合理评论因处于“正在平台审核”的状态下而直接被长期隐藏，从而大大降低了绿色文化传播的效率。

四、浙江省山区26县高质量发展中绿色文化传播的发展建议

（一）发挥多元主体传播作用，将传播与经营相结合

2015年，浙江省在全国首先提出“农创客”并开始培育工作。“农创客”根据来源主要分为当地的“内生型”人才和非本村的“引入型”人才，创客成长与农村发展是“双向驱动”的关系[10]。2022年6月，浙江省人社厅等部门联合发布《关于支持山区26县就业创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计划到2025年山区县培育省级以上农业龙头企业150家，培育“农创客”3万人以上。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强调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农业适度规模化经营。实践也表明，在浙江省山区26县的高质量发展中，出现一批农林业龙头企业、培育出一批农林业专业技术人才，形成专业合作社、股份合作社、家庭农林场、农林业大户等新型农林业经营主体，且呈现出规模日益扩大、实力不断增强、发展活力加速释放的良好态势[11]。还有，将新思路、新技术、新业态带入农村的年轻创业群体“农创客”也是带动乡村振兴的“生力军”。以上各类群体本就是山区26县高质量发展的实际践行者与探索者，在参与美丽乡村建设过程中具备更为先进的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可供借鉴，其也可以成为区域协同发展中绿色文化传播的主体，以增强农村基层组织的凝聚力[12]，推动居民形成绿色低碳的生产生活方式。

（二）数字赋能山区生态建设，强化绿色文化传播意识

2022年7月，浙江省政府办公厅发布《关于开展未来乡村建设的指导意见》，提出未来乡村建设要以人本化、生态化、数字化为建设方向。2023年1月，浙江省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指出，要“大力推进数字化改革，建设数字浙江”“加快推进数字公共服务普惠化、数字社会治理精准化”。2023年10月，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实施文化数字化战略。利用数字经济最大限度地激发蕴藏在绿水青山间的潜能，惠及浙江省山区26县的企业与个人[13]。例如，用数字化牵引低碳化，建立“碳账户”，实现“数字碳控”，对企业与个人的行为进行“碳足迹”智能监测，推动企业在生产经营的全环节向绿色转型，帮助个人树立低碳意识。同时，在“碳账户”的基础上，发展碳账户金融、碳积分管理、耗能预算化管理等场景，形成“碳激励”机制。值得肯定的是，目前陆续有一些金融企业已在各自的APP上推出“碳账户”，发展低碳降碳的绿色金融，将用户日常资金流动中的绿色行为换算成碳排放量，再折算成为碳积分，用户可凭借碳积分兑换相应权益，实现“低碳场景—积分折算—权益实现”的全闭环管理。此外，还有类似支付宝公益“蚂蚁森林”“神奇海洋”等虚拟应用，将个人低碳行为转变为“绿色能量”，并通过各种“道具”守护用户能量值，当用户能量值兑换成一棵树后，中国沙漠地区便有小树苗应运而生。此类“寓教于乐”的做法亦可供浙江省山区26县借鉴学习，强化山区居民绿色文化传播意识。

（三）加强绿色文化传播监管，完善互动机制建设

为更好防范浙江省山区各经营主体的“漂绿”行为，必须加强对绿色文化传播的监管。一是提升信息透明度，规范碳排放信息的核算、记录、分析等关键信息披露，具备相应的溯源渠道可供复核，且向社会公众公开，便于接受政府、公众与媒体监督。二是完善奖惩机制，以惩罚问责机制提高“漂绿”行为成本，并将情节严重者公布于众，以对类似行为产生威慑作用；以奖励机制对先进主体进行表彰，发挥榜样典型的带头示范作用。三是健全碳标签制度。目前碳标签在浙江省山区的竹制品、茶叶等生态产品中已被陆续尝试使用，用二维码的形式记录生态产品从种植养护到生产加工再到销售全生命周期的碳足迹，通过碳标签认证的山区生态产品能获得消费者信任，在国际市场上更具竞争力。另外，在绿色文化传播的过程中，尤其是通过电视、报纸等传统媒介进行传播时，要注重设置互动机制，积极广纳谏言，密切跟踪问题处理进展，提高问题反馈效率，避免绿色文化单向传播，从而形成人人可以参与绿色文化学习与传播的局面。

[3]   柴金.山区26县跑出高质量发展"加速度"[J].浙江人大，2022（8）：23-25.

[4]   张静.“两山”理论背景下绿色文化传播的路径与方式[J].浙江树人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1，21（2）：71-77.

[5]   铁铮.改进强化绿色文化传播迫在眉睫[J].中国生态文明，2015（4）：69-71.

[6]   铁铮.绿色文化与绿色传播的若干问题[C]//第六届中国生态文化高峰论坛论文集.2013：160-166.

[7]   烁宁.从单一媒介到多元媒介：全媒体背景下内蒙古红色文化的传播媒介探析[J].文化产业，2023，255（2）：66-69.

[8]   方问禹.浙江：“山海协作”助山区26县“好货出山”[N].新华每日电讯，2022-06-16（10）.

[9]   孙自愿，汪玮，孙孟欣，等.媒体报道对企业“漂绿”的影响：高管特征与内部监督的中介作用[J].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25（1）：67-79.

[10]   王丽敏.乡村振兴战略视域下农创客人才的培养与引进策略研究：以浙江省为例[J].山西农经，2022（24）：61-63.

[11]   王玫.高质量发展中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培育对策[J].三晋基层治理，2022（6）：40-42.

[12]   毛晓红，李懿芸，胡豹.共同富裕背景下浙江山区26县村级集体经济发展现状、困境及对策[J].浙江农业科学，2022，63（10）：2189-2193，2199.

[13]   查玮，胡胜蓉.山区“浙”样发展数字经济：以浙江山区26县为例[J].信息化建设，2021（9）：58-61.

Research on the Path of Green Culture Dissemination in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of 26 Mountainous Counties in Zhejiang Province

ZHOU Haiboa， WENG Xiayanb， REN Zhiminb

（a. 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search Institute，

b. College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8， China）

Abstract：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26 counties in the mountainous areas of Zhejiang Province is the key point and breakthrough for Zhejiang to carry out the central requirement to build a demonstration zone of common prosperity.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with the goal of “carbon peak” and “carbon neutral” is an important hub for the realization of the strategy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the dissemination of green culture is an indispensable modul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The transmission of green culture in 26 counties in Zhejiang mountainous areas is a process of joint efforts of traditional media， new media and other channels. It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ntegration of new and old media， one-way transmission to interactive voice， regular and fixed transmission to breakthrough of time and space constraints and increasingly diversified transmission forms. However， there are some problems such as the weak propaganda team， insufficient supervision and lack of interactive platform. It is proposed to give full play to the role of multi-subject communication to combine communication with management， digital empowers ecological construction in mountainous areas to strengthens the awareness of green culture transmission， strengthen the supervision of green culture dissemination to improve the construction of interactive mechanism.

Key words： 26 counties in mountainous areas of Zhejiang Province; Green culture; Green culture dissemination; Rural revitalization; Common prosperity

[責任编辑   柯   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