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小说中的空间书写
——以《狼图腾》和《额尔古纳河右岸》为例

曾 艳

（广东技术师范大学 文学与传媒学院，广东 广州 510665）

生态小说是指在反思人与自然关系的基础上，以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各种生态现象或生态问题为主要表现对象，拥有生态思想或蕴含生态意识为基本特征的小说。随着生态危机的日益加深、生态思想理论的深入传播和发展，我国涌现出很多生态小说作家，如郭雪波、叶广芩、陈应松、胡冬林、迟子建、姜戎等，他们的生态书写呈现出明显的空间化特质，如郭雪波的“科尔沁大沙地”、叶广芩的“秦岭山区”、 陈应松的“神农架森林”、胡冬林的“长白山”、迟子建的“大兴安岭”、姜戎的“蒙古大草原”等。生态小说的空间选择一般来说是生态环境、生态文化保存得相对较好的区域，大的地域空间成为一个缩影、一片净土，但这个空间中的生态状况却岌岌可危，生态面临失衡，物种面临灭绝，生态文化即将消逝，与生态契合的生存方式即将被吞噬。小说《狼图腾》和《额尔古纳河右岸》均以边地少数民族生存的地域空间蒙古大草原和额尔古纳河为观照背景来展开叙事。小说中偏远封闭的地理位置和相对原始的自然生态环境，形塑了草原蒙古族人和山林鄂温克族人独特的思维方式和民族信仰，但在现代化转型、经济发展、科技进步的时代话语裹挟之下，边地少数民族地域空间里与生态契合的生存方式和民族文化被改造、同化进而消逝。空间在生态小说文本中不仅是作家以叙述形式构建起来的场所、建筑、景观等的总称，具体表现为不同形态如城市、乡村、建筑、田园、住宅（巢穴）以及自然景观等，还是被他们有意或无意融入生态价值观念或生态伦理立场的象征系统，具有深层的思想内涵。本文以这两部生态小说为例，运用空间批评、生态批评等理论，从文本中的自然景观、空间意识、空间冲突和空间焦虑这几个方面展开探讨，进一步总结空间书写对小说的情节发展、主题深化的重要意义。

一、自然景观书写：看待自然方式中的生态立场

自然景观是文学作品中人类或非人类生物具体活动的场域或环境，主要指自然空间内以山水等自然物象为主体构成的风景。“景观并不是如传统人文地理学（即文化地理学）所定义的那些我们在地面上看到的风景、景象或一片土地，而是看的方式。”[1]9自然景观是人对自然山水物象的观照，是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呈现。在传统文学文本中，自然不是独立的审美对象，它依附人类而存在，成为表现人的精神和心灵世界的寄托物，作家们以人类主体的立场观照自然景观，目的是为了借景抒情、托物言志、情景交融。生态小说中自然景观书写则赋予自然山水物象以独立的主体地位，具有内在的生命之美和独立的审美价值，其书写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人类的自觉退场，还原大自然原始、蓬勃、生机、季相和谐的整体风貌之美；二是包含着人对自然景观的主观体验，体现出人类与自然之间的亲密互动乃至血肉相连的情感。

《狼图腾》中对额仑草原上自然景观的书写，力图还原自然本身的色彩、气味、不同季节的面貌，如写冬季的额仑草原，视线由近及远，草原上烟云般的雾气、红褐色的沙鸡、白珊瑚似的沙柳棵子、深红发亮的草原沙柳、远处的山脉、青蓝色的云影、白得耀眼的雪山，呈现出自然景观的本相之美。在作家的客观叙述之下，自然景观的美不局限于人的主观选择，且不为人的愉悦服务，它的美源于自身。此外，小说还以人物的视角呈现对自然景观的观感，如知青陈阵初遇从未开发的边境草原，被其原生态的美所震撼而到达物我两忘的境界。作家跟随他的视线逐步展现草原风景的处子之美：碧绿大盆地东面的五彩山浪、盆地北西南面野花遍布的草坡、远处闪着银光的小河、宁静安乐的天鹅湖以及在湖上盘旋欢叫的水鸟。通过展现草原空间自然形态、色彩、声音等特质的丰富性，还自然景观审美的主体性与自足性，而人视角的介入，不是使风景成为呈现人的精神心理状态与行为方式的结果，也不是置身事外纯客观的对象化感受，而是人与自然景观处于同一时空境遇，运用视、听感官全身心地投入与融合，被自然景观内生命活力之美激发而生的和谐愉悦之态，其中也有对原始美即将被人类摧毁的隐忧。

《额尔古纳河右岸》以鄂温克族最后一个酋长妻子的口吻来追忆族群往事，在女性的叙述视角之下，人与自然景观之间没有界限，彼此交融，自然景观不是外在于人的客观观照对象，而是与他们的生命发生勾连的物象。鄂温克族人将自然看成是充满活力的巨大有机体，认为自然景观里的山川河流，草木鱼虫都具有神性，他们将自然山水物象人格化，并赋予其生命化的特征。如山林中的白桦树被认为是个好裁缝，并借用“母亲”的口来夸赞白桦树的腰身又细又直，穿得像雪一样干净。作家赋予自然景观中的生命以主体地位，是人类欣赏和敬仰的对象。鄂温克族人与自然共处同一时空之下，相互之间的生命早已水乳交融，甚至彼此存在感应，因此，在书写自然景观时也会赋予其神性的色彩，不同自然景观预示人的命运转折。如雨后天空鲜艳的彩虹突然变成乌蒙蒙的陈旧颜色，彩虹的变色被认为是不吉祥的兆头，预示“父亲”会遭遇不测。人对自然景观充满敬畏之心和神秘想象，自然景观书写呈现出人与自然的神秘关联和交流。

可见，生态小说中的自然景观成为一种媒介和象征，传递和透露出作家的自然观和生态伦理立场。“具有独立审美价值的自然风景空间，通过自身审美价值的展示，表明在整个生态体系中自然的重要价值，从而为其成为伦理关怀对象提供有力的佐证。”[2]80作家赋予自然主体性的地位，不是人类眼中被利用、被控制的工具资源，而是一个与人类共生共荣的生态整体。自然景观中的每一种物象和生命景观，是人类生命的参照，是人类生活的近邻和伙伴，是不受制于某种中心和霸权之下的纯然，它们的生命都有存在的价值、尊严和意义。

二、空间意识：天人兽草或神人自然合一的生态观念和认知

詹明信认为：“空间是我们存在和文化的根基。”[3]365在空间里生存，必须要有与空间相对应的身份建构和观念认知。草原蒙古族人和山林鄂温克族人在物质和精神上高度依赖自然，他们生存的地域空间形塑了他们对人与自然、神三者之间关系的认识，具体表现为天人兽草或神人自然合一的生态观念和认知。钱穆先生在《中国文化史导论》中指出，“各地域各民族文化精神之差异，究其根源，最先还是由于自然环境之分别，这种自然环境的差异直接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并由其生活方式而影响着民族的文化精神。”[4]168生态小说中的空间不仅是边地少数民族生存的自然地理空间，还是人与神沟通的心灵空间，边缘封闭的地理位置以及佛教、萨满文化的思维特质，赋予了边地人广阔的、丰富的、感性的文化精神空间。在边地少数民族看来，广袤无垠的空间在神的主宰之下，是人与自然生命的展演场，人只是生命的一种组织形式，与其它自然生命共同汇入到神化空间的生命共同体中。

《狼图腾》中的草原蒙古族人与狼、黄羊、老鼠、獭子等动物共同生活在辽阔的草原空间里，彼此之间既对立又相互依存。在他们的空间意识里，草原是大命，其他都是小命，所以维护草原的生存和发展才是最终目的。蒙古族人认为长生天腾格里是父，草原是母，狼是草原的保护神。他们将草原和狼的地位置于人类之上，是站在生态整体主义高度看待生存空间内人与自然万物之间的关系，生态整体的价值高于一切，而不是从人类的利益出发衡量自然万物价值。在《额尔古纳河右岸》中，鄂温克族人对他们居住的山林空间有着泛灵论的认识，他们认为山林空间被人格化的神秘力量支配，把秩序和等级的观念赋予了它们周围各种自然物，山川、森林、河流、方位都成了各种神灵如山神、风神、水神、树神、雷神等的居所，充满了禁忌。鄂温克族人构造了一个与现实世界相对应的神灵空间，自然是一个充满神性的巫魅世界，自然界不是他们生活的环境，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人通过与“人化”自然之间展开对话交流，达成一种想象性的、幻化性的精神联结。

对生存空间内人与神、自然之间关系的整体认知，决定边地人对待非人类动物的态度。《狼图腾》中的草原狼被认为与蒙古族人有血缘关系，是族群的始祖和亲人，将其奉为族群的标志、象征和保护神。在空间书写中一再强调狼的神性，认为草原狼是草原人灵魂升上长生天腾格里的天梯，是沟通人与腾格里神之间的媒介和桥梁。此外，狼是人类的精神导师，蒙古族人不仅从狼身上学到了很多保护自然的理念，而且跟狼搏斗和观摩狼猎食的过程中领略打仗的兵法。蒙古族人与狼共享草原大空间，彼此争斗但也相互依赖合作体谅，是命运的共同体，共同维护草原系统的生态平衡。《额尔古纳河右岸》也书写出对非人类动物的敬畏和神化的心理。鄂温克族人对驯鹿有发自内心的尊重和热爱，认为驯鹿是神赐给他们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伙伴。为保证驯鹿有足够新鲜的苔藓和蘑菇可食，他们经常跟随驯鹿而不断迁徙。他们以猎杀动物为生，但会举行宗教仪式来缓解内心的罪恶感以取得动物的原谅。此外，由于女性叙事视角的选择，女性孕育生命的体验，更能体会到与自然生命之间的关联。如放过小水獭之后，“我”得以怀孕；达西死后带走了剥下来的母狼皮，儿媳妇玛利亚的不孕症不治而愈；给小鹿铺的盐碱地成为受孕的温床等。大自然的生命与女性孕育生命是一致的，女性更能体会并自觉践行对非人类动物的爱、关怀与责任。

生态小说写出了人在自然空间中的位置，在边地少数民族的空间意识中，他们与自然界之间是寄寓关系，而不是以人类为中心的占有式的、人定胜天的关系。边地人能清楚认识到人与其他自然生命同根同源，共同分享草原、山林空间，人只是众多生命形式中的一种，人类在生存意义和生存资格上与其他生命没有本质不同。“自然是人生命栖息和皈依之处，人以回报自然的形式完成生命最后一程，成为新一轮生命的开始。”[5]46《额尔古纳河右岸》中死去的孩子扔在向阳坡上，因为骨头在那里最先发芽，人的生命以自然界另一种形式继续存在。人与自然万物处于生息起灭的轮回里，鄂温克族人相信动物、植物可以幻化成人，人亦可以幻化成万物。月光下睡着的人显现出前世不同动物的模样；蛇能用死去母亲的口吻在依芙琳耳旁说话；哈谢打猎时救过银狐狸，在他死后会化作女子现身为他送葬等。萨满法师借助非人类生命救助人类生命，最终以人命相抵，人类与非人类的生命都是平等而神圣的。

总之，生态小说的空间意识书写并没有将人赋予突出的地位，“在任何方面不比任何其他成员更高，生命在其最低级的形式和最高级的形式中都有同样的宗教尊严，人和动物、动物和植物都处于同一层次上。”[6]116它们之间可以通过变形完成生命的流动，使得生命和死亡打破了“人”这个种类的界别，融入到一种更高的、多样的生态样式中。人与自然之间实现变形互换或通过自然之物（比如狼）走向神性空间，人的生命与自然、神之间互渗互流并发生种种纠集相连，从而使拥有理性意识的人在精神空间上呈现出生态伦理立场。

三、空间冲突：推动情节、深化主题的作用

福柯说：“空间既非了无一物，亦非物质形式的容器，它存在于我们所生活的物质世界，同时也嵌入了纷繁复杂的社会关系。”[7]7他尤为强调空间中的权力关系，他认为：“我们所生活的这个空间就是由若干权力和关系组成，每一个个体都被投入到了各种权力的包围之中。”[7]8因此，空间是一个权力冲突、交锋和角斗的场所。在山林、草原空间上凸显了纷繁复杂的社会关系，有人与非人类动物之间的争斗，也有人与人之间的冲突。

空间本身蕴含着冲突。《狼图腾》中的额仑草原处于大兴安岭，历史上曾是几个不同民族争斗的古战场。鄂温克族人生活的河岸处于与外国接壤的边界地区，成为周边国家争夺的目标。额尔古纳河本是一条完整的河流，但被以河流为边界分割成为左岸和右岸，岸的两边生活着不同的国家和民族。河流边界线，“本身意味着防御和进攻，进入和突围的敏感地带，是一个冲突的场所或区域，因此，领地位置随时可能被改写、挪动或取消。”[8]139在生态小说中，领地空间成为一个关注的中心，领地冲突主要集中在不同文化冲突中。当农耕人群入驻额仑草原，在管理草原空间时与游牧人群发生了冲突，主要集中在对草原空间上的大命与小命关系的处理。草原人群捍卫的是大命，认为草原自然的命比人命更宝贵；而农耕人群捍卫的是小命，认为天底下最宝贵的是人命和活命，这显示的是以草为生的人群和除草活命的人群之间在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上的深刻矛盾冲突。

《额尔古纳河右岸》中的外来者砍伐树木发展生产，猎杀动物抵抗饥荒，边地人和非人类生物的生存空间均受到侵扰，在外来者看来，他们都是未开化的、愚昧的，应该被改造。空间不仅属于人类，也属于所有的生命物种，但人类掌握空间支配的权力，掌握空间规划、安排、控制和管理等过程，空间冲突中背后是一系列的等级秩序关系，而非人类生物处于秩序的底端。在人类中心主义意识中，非人类生物不具备生存的必要性，在人类眼里，它们是被利用的资源和工具，因此，人类根据是否对他们有利的标准对非人类生物进行划分，给予它们一定的空间生存权利。

《狼图腾》中写出了外来人对狼赶尽杀绝，狼濒临灭绝的生存现状。首先，对狼生存空间的侵犯激发了人与狼之间的矛盾冲突。军代表包顺贵下令掏狼窝，加剧人狼之间的对立冲突。在掏狼窝的过程中，对草原狼百年洞穴的书写，凸显狼的智慧和能力；狼用狡兔三窟的计谋成功逃脱了人类的追杀，但最终敌不过爆竹轰炸的威力，狼崽全部被赶出狼洞。知青陈阵养小狼的过程实际上是对狼的囚禁和圈养，打着研究狼精神的旗号，其实是对狼享有自由生存空间权利的剥夺，也是对草原人精神上的冒犯。其次，对血腥屠场的书写展现狼与人之间的激烈冲突，是狼与人类矛盾冲突的集中展现。参观屠场时，引发了知青陈阵和草原人不同观念的碰撞。陈阵代表着外来人的观点，把狼与日本鬼子的残忍相提并论，对狼的仇恨上升到阶级仇恨的高度，因为狼杀了人的很多战马，造成了经济上的损失；在草原牧民看来，因为人类掏了很多狼崽，才引来了狼的凶狠报复。在参观过程中，最终知青接受了草原上老人的立场和观念，重新思考人与狼之间的冲突，升华了对草原上狼图腾文化的认知。但最终，狼在人类用吉普车、猎枪的追杀之下，彻底失掉了地盘。狼领地空间的丧失，意味着自然生命的终结和人与非人类生物之间文化血缘关系的断裂。

草原上新空间的发现激化知青与牧区管理者、人与非人类生物之间的矛盾冲突，推动小说情节的发展。包代表的短视和功利使得他对未开发的新草场有强烈的征服和占有欲望，他认为草场内的奇珍异草、珍稀动物都属于人类所有，下定决心将天鹅湖改造成饮马河、饮牛泡子。知青杨克热爱天鹅湖，天鹅湖在他的心目中不仅是一个原生态的自然空间，而且是象征着对美、艺术的向往和追求的精神空间。在他看来，民工挖地沟、翻地、建菜园子，新草场突然出现的“一排灰色的土泥房，就像在天鹅舞舞剧布景上，画了一排猪舍土圈那样丑陋”[9]225，草原上突兀的民房建筑，成为一种特殊的无声的空间权力话语，彰显了外来者对草原固有生活方式、生态自然的强势改造。

除了以上空间冲突书写外，两部小说还写出了空间原有话语与外来异质话语之间的交锋。在生态小说中，“异质话语是指在特定空间的话语系统内部出现的，与既有生态立场话语体系不同的新话语，包括与荒野文明不同的现代汉语的规范用语、文学用语、伴随着新事物新现象新观念的新名词、政治话语等。”[2]88在面对异质话语的侵袭时，草原人和鄂温克族人有着本能的抗拒，他们对其保持警惕，试图说服或直接纳入自己的思维逻辑中将之消解于无形。同一空间里的话语交锋包含着不同的文化、生存方式和思维方式之间的碰撞，显示出不同文化身份的人在生态认知上的隔膜。生态小说呈现两种互为反方向的话语形态，显示出空间既有话语在生态立场上的抗争。在参观屠场和未开发的新草场时，乌吉力场长和毕格利老人与管理草原的包顺贵之间的对话，显示出面对同一空间时的两套思维话语体系，草原人强调狼对草原生活的重要性，狼群的灭绝给草原生态带来的失衡后果；外来人在强势的话语之下，坚决要结束落后原始游牧生活，认为草原的出路就是开垦土地搞农业，狼是首先要消灭的对象。乌吉力场长和毕格利老人试图说服包顺贵，以草原人固有的思维逻辑对异质话语形成对抗。生活在山林封闭空间里的鄂温克族人则将异质话语纳入自己的思维方式中轻松化解，显示出原有空间话语的自固性和稳定性。外来人开发山林、砍伐树木的意义不被鄂温克族人所理解和接受，“他们砍树要做什么呢？”[10]182当代表时代主流和合法性的外来话语，在面对空间原有话语的惯性力量时，体现了小说中人物对既有空间生态立场的坚守。[2]98

四、空间焦虑：对理想自然和精神生态空间的追寻

列斐伏尔认为：“空间从来不是空洞的，往往蕴含着某种意义。”[11]83在生态小说文本中，空间不是空洞的区域，而是各种关系的交汇。边地少数民族赖以生存的草原、山林、河流空间的改造意味着传统的宗教、语言、文化属性被改变，从而引发边地少数民族的空间焦虑。小说中，草原沙化、树林被砍伐、物种濒临灭绝、生态逐渐失衡，草原人改为半定牧半定居的状态，鄂温克族人下山过上定居生活，生存空间的转变，引发人类观念中自然神性的消解。草原上骑着摩托车放羊，到处布满铁丝网，鄂温克族人住在看不到星星和月亮如同坟墓的房子里，人类面对广阔无垠的空间所产生的敬畏感就此消失。因为空间对人及其命运完全是冷淡的，边地人再也感觉不到自己是宇宙等级有机体中的一个有机部分，开始丧失与自然界生命一致的生命节奏。空间焦虑很大程度上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疏离与隔膜，这种痛苦的造成，是通过和平的方式，以建设、发展、现代化和大多数人幸福与生存的名义，对自然生态空间无休止索取的结果。罗尔斯顿说：“山对人的影响，既有物理方面的也有心理方面的。如果去掉空中的鹰，我们会遭受一种精神上的损失；对应于每一种自然景观，都有一种人的内在的心境——精神和环境的视界是交互作用的。”[12]28自然生态空间的大面积破坏必然导致人类精神的损伤，小说中的知青杨克渴望塑造一个集体认同的象征和标志——天鹅图腾柱，意在提醒人类重视与自然在精神上的密切关联，重新唤醒人类与自然之间的亲和关系。

人与自然的疏离是人类以工具理性和自我为中心导致的人为恶果，由此引发的空间焦虑演变成文化上的焦虑，“人类当今的生态危机实质上是文化的危机，是宗教的危机，是人类在世界观和价值观的选择上出现了问题”[13]30。生态小说通过对现代化进程中不同文化身份民族观念之间的碰撞，表达对植根于民间且具有一定宗教色彩的民族传统生态文化的认可，因为民族文化、信仰习俗、原始思维方式、生存方式中有鲜明的自然崇拜、图腾与敬畏的足迹，最能体现人类与大自然之间与生俱来的、密不可分的精神关联，对整个生态文化系统的形成与发展有不可低估的建构和影响作用。生态小说通过对特定地域空间内民族文化、精神信仰的书写，找寻人类的自然根脉、文化心理归属，建构体现人的存在意义和人类与自然生命本质紧密联系的独特心灵和文化空间。

“文学离不开对地方、景观、方位等描写，文学对这类空间的想象与关注也是一种空间的再生产，或曰空间的再创造。”[14]1小说中的额仑草原和额尔古纳河不仅是边地少数民族的故乡和家园，还是一种融入了复杂情感的文化象征物，即列斐伏尔说的表征空间。“表征空间就是由于人类的参与使得具体的现实空间具有了更加丰富的精神想象的空间，表征空间是空间实践和空间表征的统一体，融具体空间和想象空间于一身。”[7]99生态小说中，表征空间意味着某片草场、山林、河流，是人类精神上真正的故乡或家园，凝结了作家复杂丰富的情感与想象。《狼图腾》中的知青陈阵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对历史保持警醒的心态，认为草原上有最辽阔的原始的自由，主动探索草原人精神文化的内核和灵魂所在。“家园不一定是他原来所属的民族、国家或种族，‘家园’可以是真实的，也可以是想象的家园，是一种文化认同的结果，一种心理归属的结果。”[1]141外来知青认可草原文化并在精神上自觉皈依，是因为其中蕴含着维持生态和人类精神平衡的因子。《额尔古纳河古岸》中的依莲娜具有双重文化身份，少年离开养育自己的山林家园之后，她通过画笔再现家园中的山峦、河流、自然生物，是对民族文化的追忆和认同。当她身处都市空间时，在浮躁、急功近利的都市文明中无法安顿身心，内心处于分裂和撕扯的状态。“当地域上的移置成为一种事实时，文化上的错位感就产生了，这种空间上错位感带有隐喻意义，更多表现为心理上和精神上的流浪感，生存空间发生了移置，或者说它的身体空间被流放了，随之而来的是它不得不面对心理和精神上的错位感。”[1]142依莲娜无法平衡好这种错位感，彻底将山林、河流作为肉体和灵魂的栖息之地。

因此，生态小说中的河流、草原、山林等不是简单的地理空间背景，而是作为意义系统、象征系统、所指系统展示出少数民族特有的与自然之间密不可分、互为感应的灵性和联系，与自然契合的生活方式和生态思维智慧，是作家创造性想象的空间，是人类栖居、归属和守护的空间。同为生态小说作家的郭雪波曾经批评《狼图腾》中以狼为图腾，误读了草原人文化精神，他混淆了小说与现实之间的距离，小说构筑的是精神空间的想象，是对人与狼之间文化上精神上关系渊源的追认。虽然这部小说有以狼性精神实现领土空间扩张的历史观的偏颇之处，但是不可否认其在生态问题上探索的价值与意义。

综上所述，生态小说中的空间不仅是人类、非人类生物活动的环境背景，还浸透着作家本人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知，隐藏着某种意义或内涵，表现为自然景观书写中对自然生命主体地位的确认、对人神自然三位一体空间观念的塑造、对人与人、人与非人类生物空间冲突的表现以及对人类空间焦虑困境的揭示。生态小说通过反思特定地域空间内自然生态与人性生态、现代化进程与人类族群以及非人类生物命运，赋予山林、草原、河流等自然空间和地方族群文化以丰富的生态意义，在展现原始的人、神、自然共处的地域空间陨落、消逝的过程中，对毁灭自然、破坏生态、践踏生态信仰的观念和行为进行批判，表达对理想自然生态和精神生态空间的追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