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感恩干预研究有效性的反思与展望

王一帆?梁宏宇

摘 要 感恩干预是利用一定的感恩策略对目标人群的福祉产生积极影响（或减弱消极影响）的干预方式。作为积极心理干预的重要方法，感恩干预的有效性是研究者主要关注的问题。从本质上看，感恩干预的有效性需要有效的感恩干预研究结果证实，但当前感恩干预研究是否在各个环节的实施中均有效还令人存疑。据此，从干预目标的达成逻辑、干预策略的选择匹配与干预实施的影响因素三个方面对当前感恩干预研究的有效性做出一定的分析与思考。此外，还挖掘了促进感恩干预有效的内在机制，从互动式的角度丰富了感恩干预的路径模式，探索了感恩干预的适用边界，并指出研究中国文化背景下感恩干预的模式是丰富感恩干预研究有效性的未来方向。

关键词 感恩干预研究；有效性；干预目标；干预策略；干预设计

分类号 B849

DOI：10.16842/j.cnki.issn2095-5588.2024.05.005

感恩干预是积极心理干预的一种方法，指利用一定的感恩策略（如恩惠列举、感恩沉思、感恩评价与感恩表达等）对目标人群的福祉产生积极影响（或减弱消极影响）的干预方式（Trom & Burke， 2022）。例如，Emmons与McCullough（2003）在其研究1与研究2中分别让感恩组被试进行了10周的感恩周记与2周的感恩日记，结果发现感恩组被试的健康程度比控制组的好（在研究1中，感恩组被试对未来生活更乐观，身体状况更好；在研究2中，感恩组被试拥有更多的积极情绪与亲社会行为）。事实上，以往众多研究发现，感恩干预对提升个人的福祉有明显效果（Emmons & McCullough， 2003; Hazlett et al.， 2021; Seligman et al.， 2005）。然而，近年來的一些元分析研究却表明，感恩干预的效果量在不同研究中差别很大，甚至在一些感恩干预研究中的效果量仅等同于安慰剂效应（Cregg & Cheavens， 2021; Davis et al.， 2016; Iodice et al.， 2021）。

为何感恩干预的效果在不同研究中会有如此明显的差异？这是一个值得研究者深思的问题（Wood et al.， 2010）。通过梳理以往文献，按照感恩干预的整个过程，本文认为感恩干预目标的达成逻辑、干预策略的选择匹配与干预实施的影响因素均会对最终的干预效果造成影响（Emmons & Mishra， 2011; Watkins， 2013），因而将从上述三个方面逐一指出当前感恩干预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并在文末展望未来感恩干预研究如何有效开展。

1 感恩干预目标的达成逻辑

感恩干预的有效性是针对一定干预目标而言的（Davis et al.， 2016）。根据Emmons与Watkins等的观点（Emmons & Shelton， 2002; Watkins， 2013），感恩干预的目标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基本目标，即主要探讨感恩干预能否提高个体的感恩水平（包括特质与状态两个层面）；另一类是额外目标，即主要探讨感恩干预能否积极影响个体其他的身心健康水平。Watkins（2013）进一步指出，在感恩干预中，额外目标的达成程度与基本目标的达成程度密切相关。由于感恩干预的本质在于通过提升个体的感恩水平（状态或特质）增强个体身心福祉，因而在感恩干预的目标设定中存在一个内在逻辑：感恩干预目标的达成一定是以基本目标达成为前提（如图1）。反之，如果感恩额外目标达成而基本目标没有达成，那么感恩干预一定混淆了额外的干扰因素。

因此，在众多感恩干预研究中，尽管目标设定各不相同，但理应包含一个基本目标。然而一直以来，很多感恩干预研究仅探讨了感恩干预能否提高诸如幸福感等额外目标，却忽视了对基本目标达成的考察（Baxter， 2012; Geier & Morris， 2022; Lyubomirsky et al.， 2011; Otto et al.， 2016）。例如，Lyubomirsky等（2011）对两个实验组（一组采用感恩表达的干预策略，另一组采用乐观表达的干预策略）与一个空白对照组（采用经历回忆）进行了八周的积极干预，结果发现，实验组的幸福感水平在不同时间节点上（干预结束与六个月的追踪）均显著高于对照组。但由于该研究并未测量在干预过程中感恩水平与乐观水平的变化，所以不仅无法回答感恩干预产生上述效果的原因，而且无法得知同等结果条件下感恩表达与乐观表达的策略差异。又如Geier与Morris（2022）利用恩惠列举的干预策略考察感恩干预能否提高疫情期间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结果发现，与无任何操纵的控制组相比，十周的恩惠列举能够显著提高干预组的心理健康水平（Cohen's d=0.74）。但该研究同样没有考虑干预前后学生感恩水平的变化，因而尽管感恩干预的效果量很高，但仍然无法明确说明该有效性是感恩提升导致的。

在感恩干预研究中，设置对基本目标的达成考察对特定群体而言也具有一定的意义。Froh等（2014）开展了专门针对青少年的感恩干预研究，他们发现，与成人不同，青少年的感恩水平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并且青少年的认知可塑性较高，对其进行感恩评价干预比成人容易。所以，当某感恩干预研究所选取的对象为青少年时，更应该考察其基本目标（感恩水平）在干预前后的变化。一旦发现青少年的感恩水平（基本目标）在干预前后变化并不大，那么该感恩干预的有效性是值得质疑的。

已有研究表明，特质感恩是众多心理健康指标（如幸福感、心理一致感等）的独特预测因子（Trom & Burke， 2022; Watkins， 2013），而状态感恩也对个体的人际关系与亲社会行为有积极预测作用（梁宏宇等， 2015; 喻承甫等， 2010）。因此，验证不同层面感恩水平的提升不仅与验证额外目标的实现同样重要，并且基本目标的实现程度也可以作为预测额外目标是否有效实现的阶段依据。

2 感恩干预策略的选择匹配

如前所述，常见的感恩干预策略包括恩惠列举、感恩沉思、感恩评价与感恩表达等（Watkins， 2013）。恩惠列举是让被试在一定的时间内列举生活中能让人产生感恩之情的各类事情，通过日记或周记的形式记录下来，从而达到干预的目的（Kim-Godwin， 2020）。感恩沉思则仅让被试在脑海中回忆所经历的各类感恩事件而不记录，借此来实施干预（Watkins et al.， 2003）。感恩评价是让被试聚焦于某件能引发感恩的事例并做出较多的认知评价，以让被试从中领悟感恩（Froh et al.， 2014）。此外，感恩表达也是研究者较常使用的一种干预策略，包括书面表达與直接表达，其中最常用的是写感谢信，主要内容为让被试针对曾经的施助者写一封感谢信，实现“感恩的拜访”（Toepfer & Walker， 2009）。

从策略选择匹配的有效性上看，感恩干预研究中干预策略的恰当使用是影响感恩干预研究结果有效性的又一关键因素。研究表明，感恩干预研究的有效性可能会因干预策略的不当使用而减弱，而这种不当使用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不注重干预目标的适用性；其二，缺乏考虑干预对象的适用性（Chan， 2008， 2011; Day et al.， 2020; Otsuka， 2012）。

具体而言，以往感恩干预研究较少考虑不同干预策略对感恩概念的操纵差异，进而存在潜在的干预策略与干预目标的不匹配风险，导致感恩干预有效性不高（Day et al.， 2020; Otsuka， 2012）。Otsuka等（2012）采用恩惠列举方式让感恩组的被试列举五个一周内生活中可以被感谢的人，控制组则仅记录生活事件，每周一次，持续四星期，其阶段性后测发现感恩组被试的感恩水平有所提升，但生活满意度与幸福感并没有显著变化。因此，研究者认为感恩干预仅对提升感恩水平有效。然而在上述研究中，研究者仅让被试列举所需要感恩的人，很可能造成被试过度集中于人际感恩体验。研究发现，人际感恩对幸福感的促进作用往往并不明显（Fritz & Lyubomirsky， 2018; Iyer， 2010; Layous et al.， 2017）。不仅如此，由于该研究的被试为日本工人，在东亚文化中人际感恩的产生往往混杂着负债感，而后者会带给当事人痛苦的体验。所以，Otsuka等（2012）的研究由于限定了恩惠列举的内容，削弱了被试感恩体验的完整性与纯粹性，从而降低了结果的有效性。类似地，Chan（2008， 2011）的研究也发现，感恩沉思策略尽管被认为能够提升个体的生活满意度，但在中国被试中也会引起产生消极体验的负债感，导致感恩干预的有效性下降。

Lambert等（2009）认为广义的感恩对个体的心理健康，甚至生理健康具有潜在的促进意义。恩惠列举与感恩沉思策略所使用的感恩操作定义在四种策略中范围最广，因而额外目标的干预中经常使用（Iqbal & Dar， 2022; Swain et al.， 2020）。与之相比，感恩评价则针对性地加强了受惠者对特定事件中恩惠的认知与领悟的训练，感恩的社会认知模型认为，状态感恩提升的关键在于受惠者对恩惠的评估训练（Wood et al.， 2008）。所以，感恩评价有利于提高个体的状态感恩。不仅如此，有研究进一步发现，长期的感恩评价更能促进个体特质形成感恩（Froh et al.， 2014）。与“思考性”感恩不同，感恩表达策略试图让被试产生“互动性”感恩。研究表明，感恩表达策略有助于增强共有关系强度，促进人际关系维护和深化（Lambert et al.， 2010; Lambert & Fincham， 2011）。因此，感恩表达策略在实现与人际互动有关的干预目标中能发挥独特的作用。

综上，考虑干预策略与干预目标的适配性不仅能够帮助研究者选择更为有效的感恩干预策略，也是感恩干预研究结果真正有效的内在保证。基于上述分析，在感恩干预的研究中对不同干预策略与目标的选择匹配可以做如下参考（见图2）。

3 感恩干预实施的影响因素

通常，在选定某一种干预策略后，研究者会实施随机对照实验验证该策略达成某一干预目标的有效性。但以往研究者往往忽视了两类因素对感恩干预研究实施过程的影响：目标群体与流程设计（Emmons & Mishra， 2011）。

3.1 目标群体的因素

在实施感恩干预时，研究者有必要了解目标群体是否存在某些影响干预结果的个体差异，比如特质感恩、自主性与投入度等。

感恩干预的基本目标是提高被试的感恩水平，但如果个体在干预前已经存在较高水平的特质感恩，那么效果就会因“天花板效应”而收效甚微（被试的感恩水平提升空间很小）（Toepfer & Walker， 2009; Watkins， 2013）。因此，在基本目标干预中，了解目标群体在干预前的感恩水平十分必要。此外，另有研究发现，特质感恩较强的个体其宜人性也较高（McCullough et al.， 2001）。那么，是否大五人格中诸如宜人性等人格特质也会影响感恩干预的进行，比如Davis等（2016）就认为宜人性较低也许会阻碍个体从感恩干预中受益。因此，在感恩干预的具体实施中，研究者有需要了解目标群体中是否存在与干预目标密切相关的人格特质，必要时加以测量控制（Koay et al.， 2020）。

被试的自主性与投入度也会影响感恩干预（Enko et al.， 2021）。Lyubomirsky等（2011）就发现自主选择参与干预的被试在干预完成的六个月后，积极情感显著高于非自主选择组（感恩干预组与乐观干预组均如此）。Kaczmarek，Goodman等（2014）则发现，干预前的“热心帮助”会对自主性较高的被试造成妨碍，影响其干预结果。此外，被试的投入度也会影响干预效果。诚然，投入度低会降低干预的有效性，然而高投入也有可能是要求特征的作用（Lyubomirsky et al.， 2011）。故而，研究者往往设置单盲干预，以避免被试因了解实际干预目的而产生要求特征，但是如此设置反而有可能降低被试的投入度，仍然影响干预结果。根据Kaczmarek，Kashdan等（2014）的研究，被试在选择参与感恩干预前存在效用信念，社会规范信念与自我控制信念，且这三种信念均会对被试的自主性与投入度产生影响。所以，研究者可以通过了解被试在干预前的态度信念对被试的自主性与投入度进行预测，从而保证感恩干预有效进行。

3.2 流程设计的因素

在感恩干预的随机对照实验中，尽管研究者使用的干预策略不尽相同，但量效关系、对照组与干预评价如何确定却是所有策略在流程设计时要思考的关键环节。

3.2.1 量效关系

量效关系在心理治疗领域是指治疗周期的长短与治疗效果改善程度之间的关系（Emmons & Mishra， 2011）。Emmons与Mishra（2011）认为感恩干预的有效性同样受其制约。但是，目前的研究缺乏对“量”的一致性定义。从以往研究看，“量”可以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策略的使用频率（如每周三次恩惠列举），二是干预持续的总时间（如持续两个星期使用恩惠列舉），三是每次干预的时间（如每次恩惠列举10分钟）。在不同的研究中上述“量”具有一定的差异。从干预频率看，较高的有每天一次（Kerr et al.， 2014），较低的是一周一次（Otto et al.， 2016）；从干预的总时间看，较长的超过一个月（Lyubomirsky et al.， 2011），较短的仅有一周（Ramsey， 2015）；从每次干预的时间来看，团体课程干预往往会超过一个小时（Tofangchi et al.， 2013），而较短的仅持续五分钟（Watkins et al.， 2003）。但从“效”的角度看，由于多数感恩干预研究采用自助干预模式，因而每次干预所用的时间差异不大，与之相比，前两类“量”对干预效果的影响更加显著：相对持续时间短而频率较高的干预更有助于提升个体的状态感恩水平（Emmons & McCullough， 2003）；相对持续时间长且频率较低的干预则有助于提升特质感恩或幸福感等具有稳定性的健康指标（Bohlmeijer et al.， 2021; Bono et al.， 2020）。因此，为了实现不同的干预效果，研究者需要根据目标设定的差异而选择不同的干预“量”。

3.2.2 对照组

Wood等（2010）认为影响感恩干预有效性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对照组的选取是否可靠。通常，研究者往往根据感恩策略的操作特点与功能特点设置空白对照组、操作类同对照组与功能类同对照组（Davis et al.， 2016; Venturo-Conerly et al.， 2022）。一般认为，感恩干预组的效果强于功能类同对照组是干预有效的证明（Seligman et al.， 2005）。但是，Wood等（2010）进一步指出为了较好地证明感恩干预的有效性，还应该比较感恩干预与有效的临床疗法。事实上，对于对照组的设置，研究者可以依群体干预的不同目的而采用不同的对照组，比如关注正常群体积极功能的提升则使用操作类同对照组（Boggio et al.， 2020），关注体像烦恼的疗效则可与MR临床疗法对照组（功能类同）进行对比（Geraghty et al.， 2010）。此外，不论在感恩干预中使用何种对照组，均应力求保证对照组与感恩组较好的匹配性，以期区分出真正影响干预有效性的因素（Geier & Morris， 2022）。

3.2.3 干预评价

一般情况下，干预评价往往是被试在完成指定的干预任务或控制任务后通过问卷等方式反馈干预结果（包括跟踪后测）。以往的感恩干预评价存在评价工具和评价方式两个方面的问题。从评价工具上看，有元分析研究发现，测量状态感恩的工具仅有GAC（Renshaw & Steeves， 2016）。但研究表明，GAC由于其构成简单（仅由三个形容词构成）而导致在不同文化群体中的运用存在一定的限制性（Martínezmartí et al.， 2010）。所以，状态感恩的测量工具未来还有待进一步开发。从评价方式上看，感恩干预的评价有必要根据不同群体的特点引入多元评价方式，以减少自我评价的误差（Renshaw & Steeves， 2016）。比如，Lyubomirsky等（2011）用第三方评价被试的投入度；Martínezmartí等（2010）则利用外部观察者对被试干预后的效果进行再评价，并与被试的自我评价作对比，从而分析感恩干预是否真正产生了效果。

4 小结与展望

时至今日，感恩干预仍然有许多问题值得研究者深思。在以往文献的基础上，本文从目标的达成逻辑、策略的选择匹配与实施的影响因素这三个角度分析与思考了以往的感恩干预研究，探讨了如何更加有效地开展感恩干预研究。为了提高感恩干预研究的有效性，丰富感恩干预的研究成果，未来还存在以下内容值得进一步地探索与分析。

4.1 挖掘促使感恩干预有效的内在机制

如前，在Seligman等（2005）的研究中，感恩干预的效果是五类积极干预中最强的。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如果感恩干预有效，那么促使其有效的内部原因是什么？有一种观点认为，在感恩干预中，个体的感恩多来源于当下的体验或过去的记忆，因而感恩干预的有效开展很可能与个体记忆特点有关。有研究发现，感恩不仅能够提高个体愉快记忆的体验，也能够增强愉快记忆的可获得性，并最终通过二者促进个体福祉的提升（Watkins， 2013）。但目前，关于这方面的相关证据还不够充分（Cheng， 2021）。按照Watkins的理论（Watkins， 2013），这一观点成立的关键在于证明感恩能增强个体对积极事件编码的加工深度与提取易度。除此以外，感恩干预促进个体福祉是否还存在其他的内在机制，比如指向现在的时间特征、增强个体自尊、减弱消极情绪等（Armenta et al.， 2022; Dennis et al.， 2022; Emmons & McCullough， 2003; Locklear et al.， 2021），均有待后续深入研究。

4.2 从感恩互动性的角度丰富感恩干预的有效模式

一方面，如前所述，感恩表达包括书面表达与直接表达。从感恩的互动性上看，二者均是让感恩干预逐渐摆脱“个人领悟”模式而进入“沟通交流”模式的代表（Walsh et al.， 2023）。但是，与写感谢信相比，感恩直接表达进一步实现了感恩的真人互动。尽管如此，在目前的感恩干预中，往往还较多采用书面表达即写感谢信的方式，较少使用感恩的直接表达。研究发现，感恩的直接表达（言语表达）能够让施恩者真切感受到来自受惠者的响应性，从而促进双方的关系福祉（Algoe et al.， 2013）。

另一方面，以往的感恩干预主要是受惠者被动地思考如何领悟恩惠，缺少进行换位思考的干预。感恩是一种共情性情绪，是否能够在感恩干预中训练受惠者的观点采择，使其主动地站在施恩者的角度重新审视受恩过程，促进其感恩的激发乃至影响其福祉，还有待未来研究者的关注。

4.3 探索感恩干预的有效适用边界

感恩一直以来被誉为“美德之父”，一般研究者更多探讨的是如何发挥感恩的各种积极功能（曹欢， 2017; 何慧等， 2018; 王思琴， 姜永杰， 2021）。然而，近来研究者逐渐思考是否感恩也存在消极的一面，即感恩干预是否也有“效应边界”。例如，从个体差异角度看，有些人采用消极“自我牺牲”应对方式，不论何种情况下总会优先考虑满足他人利益（Wood et al.， 2016）。对于这类人，感恩干预是否会恶化其消极的应对方式、起到相反的效果还有待研究。从关系维护的角度看，有研究认为低权力者的感恩会帮助其减少来自高权力者的诋毁（Cho & Fast， 2012），但Wood等（2016）认为如果双方的关系极度不对等，如奴隶与奴隶主，那么感恩很有可能是维持消极关系的“帮凶”。因此，感恩干预在什么情况下能够维持正常的人际关系，又在什么情况下会恶化畸形的人际关系也有待后续研究。此外，感恩是一种能够提高个体对现实生活的满意度与满足感的情绪，那么增强个体的感恩水平是否会降低个体的目标追求，或感恩干预是否会降低个体的成就动机也值得研究者关注。

4.4 研究中国文化背景下的感恩干预有效模式

在传统文化背景下，感恩干预存在一些关键问题值得考虑。其一，西方感恩概念的适用性问题（Morgan et al.， 2022）。目前，一部分国内学者沿用国外的感恩概念（梁宏宇等， 2015），也有学者提出中国人的感恩模型，如何安明等（2012）的感恩三维模型。那么，是否中国人的感恩概念结构有其独特性，究竟哪一类感恩的概念能够让中国人的感恩干预取得较好的效果是值得深入分析的。其二，不同研究均发现，在中国文化背景下，感恩与负债感有一定关系（梁宏宇等， 2015）。尽管有学者通过注意焦点转移的方式，力图降低干预过程中负债感的影响（Chan， 2011）。但是，也有学者认为感恩表达的动机可能恰好来源于负债感（Bonnie & de Waal， 2004）。那么，如何在感恩干预中平衡感恩与负债感之间的关系也是研究者需要思考的问题。其三，有学者将已有的感恩干预策略与具有中国文化特点的干预方式（如内观）相结合，形成独特的干预模式，并取得了较好的干预效果（Chan， 2013）。因而，能否采取中西结合的方式寻找适合中国人心理的感恩干预模式也值得未来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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