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媒体时代地方文化的回春与破圈

摘要：目的：长时间以来，在新闻媒体传播和方言电视文本的展现中，关于上海的刻板印象被大量塑造并定型，这不仅加剧了地域歧视，造成了对地方方言和文化的偏见，而且不利于和谐社会建设。但随着电视剧《繁花》的热播，这一困局在一定程度上被打破，上海方言和文化重现活力。文章根据该剧的传播特点，对其优势展开思考。方法：文章从内容呈现、形象塑造、文化价值等方面，分析《繁花》在方言上的创新使用，如何实现集体记忆的消费；如何通过图像、声音和文本的结合实现形象凝聚，在叙事过程中刻画鲜明的人物，引发观众的情感认同；作为一部文艺作品，它蕴含何种价值与内涵。结果：该剧塑造的独立自主的女性形象符合女性主义发展的现实情况，对上海与沪语的形象构建有利于打破刻板印象，促进上海地方文化繁荣与跨地域传播，同时以视听符号的艺术加工，唤醒港台民众的集体记忆与身份认同，反映出优秀文艺作品对社会的正面影响。结论：《繁花》之所以能产生广泛影响，不仅因为其内容优质，也离不开数字技术与新媒体的支持。观众通过网站实时弹幕、评论和社交软件的讨论推动文化交流和传播，掀起了上海的方言热潮和旅游热潮，推动了地方文化回春与破圈。

关键词：  《繁花》；电视剧；方言；地方文化；刻板印象；身份认同

中图分类号：J905；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436（2024）08-0-03

央视和腾讯视频同步播出的电视剧《繁花》，口碑收视双丰收，成为2024年第一个爆款剧。该剧讲述了20世纪90年代，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下，青年阿宝努力拼搏蜕变成宝总的故事。在成功的路上，他与爷叔、汪小姐、玲子等多个角色相互成就、相互扶持，而空降的李李、半路杀出的深圳股市强总给宝总和他身边的人带来了挑战。剧中每条故事线都独立而饱满，画面光影、色彩、构图绝妙，服化道精致而复古，市井烟火气与上流奢华风碰撞，呈现出20世纪迷人独特的上海。《繁花》的角色形象鲜明，阿宝敢想敢拼，多次化险为夷，剧中的女性角色也独立自强、不断成长，具有积极的传播意义。

1 繁华老上海的重现

上海诞生之时，就饱含着多种基因，是一个不同于其他传统城市的复杂体，是一个开放多元、充满生机活力、具有浪漫气质又纸醉金迷的花花世界，是冒险家的乐园，是富人的天堂，又是中国现代工商业的摇篮［1］。八九十年代的上海，迎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快速发展起来，呈现出欣欣向荣之势。

电视剧《繁花》改编自作家金宇澄同名长篇小说，体现了王家卫导演对小说的提炼创新。原著讲述了在时代变迁的大背景下随波逐流的人们的无奈，有人说这像一首“痛歌”。而王家卫导演的电视剧只选取阿宝这一角色展开叙述，讲述了无名之辈蜕变成商界大佬的传奇故事，更像是一首“赞歌”。

2 地方文化的突破与传播

2.1 方言：超越隔阂达到共通意义空间

方言作为地方文化的特殊表现形式，彰显着一座城市、一个群体的底蕴和特色。在电视文化生产场，尤其在以展现地方风土人情为主要内容的文本生产中，这种独特的言语形式有望成为连接观众的纽带，而这是标准普通话无法实现的［2］。

1956年，全国开始推广普通话，使用统一标准的现代汉语有助于国家意识形态和核心价值观的传播，而方言则需要另寻发展突破的窗口。20世纪90年代，方言作品蓬勃发展。我国首部方言和大众传媒结合的作品是1982年由宋学斌执导的电视剧《人与人不同》。此后陆续涌现出一批优秀的方言电视剧，如《山城棒棒军》（重庆方言）、《老娘舅》（上海方言）、《乡村爱情》（东北方言）、《一家老小向前冲》（长沙方言）等。但受时代和技术的限制，这些电视剧的传播范围有限。

《繁花》备受关注，不仅与金牌導演王家卫长达6年的打磨有关，还在于全上海演员阵容以及原声沪语。沪语版《繁花》别具韵味和腔调，能使观众沉浸式感受老上海的魅力。《繁花》在很大程度上补足了近年来中国方言电视剧的空白，它凭借全球化和数字化的优势，带动了以“方言”“地方文化”为关键词的影视作品的传播。许多观众在普通话版里发送弹幕推荐其他人去看沪语版，认为沪语版才有灵魂，更能展示真实的上海。还有观众表示，沪语版激发了自己对上海话的兴趣，更想去上海旅游。同时，不少江浙沪地区的观众表示，观看沪语版时，产生了“特别亲切”“好熟悉”的正向感受。

新媒体时代，长短视频平台为获取流量抢占市场，推出各种质量参差不齐的网剧、精简过瘾的短视频。在此背景下，制作精良、剧情精彩、能体现时代格局和上海地方文化特色的剧本令人眼前一亮。剧中的“碰哭精”“十三点”“叫花子吃死蟹”“爷叔”等充满沪腔沪调的方言，符合20世纪90年代的上海语言环境。象征性社会互动理论认为，符号意义的交换有一个前提，就是交换的双方必须有共通的意义空间。这里的共通意义空间主要包括两层含义：一是对传播中所使用的语言、文字等意义符号共同的理解；二是大体一致或相似的生活经验和相应的社会文化背景。虽然方言在传播时可能形成隔阂，导致观众难以理解语义，但结合画面和字幕，以及上海本地演员充满神韵的家乡话表演，观众能获得克服方言阻碍的视听享受。

2.2 历史：集体文化记忆联动与消费

集体记忆是族群认同的基本依据，是共同体合法性的重要来源。对大多数族群而言，集体记忆意味着基于“我们”的话语和行动而形成的共同的命运感、共通的文化血缘和共持的价值信念［3］。

《繁花》剧组斥资5亿元搭建上海实景街道，力求还原90年代霓虹闪烁的“夜上海”。上海音像资料馆提供了海量资料，用真实影像营造时代氛围，还原20世纪的繁华上海。例如，第27集直接采用1994年国庆节东方明珠开灯仪式时的电视新闻报道片段，勾起了观众尤其是上海本地人对城市和整个国家的回忆。

剧中的和平饭店是宝总梦开始的地方，也是上海近现代历史文化的丰碑，接待过无数中外名流；上海的代表建筑东方明珠作为重要元素贯穿整部剧，黄河路、进贤路、桃江路等剧中出现的地名在现实中亦是存在的。此外，剧中的上海特色美食也吸引了观众的注意力，如承载着汪小姐和宝总奋斗记忆的排骨年糕、宝总在夜东京必点的泡饭等。其不仅体现了上海的独特风味，也映射出城市文化底蕴和人民生活。

除了地名和美食，剧中出场的费翔与温兆伦也都是符合年代背景的当红明星。第27集中，1994年元旦配乐使用了摇滚歌星窦唯版本的《无地自容》，而1994年正是中国摇滚的高光时期，是一个颇有纪念意义的年份。《繁花》整体背景宏大，但细节满满，导演擅长将虚拟故事和真实事物巧妙融合，给观众一种突破“次元壁”“梦幻联动”的惊喜感和亲近感。

3 价值塑造：《繁花》文化传播启示

3.1 角色构建：对现代与传统女性的探索

女性符码对女性的个体乃至女性群体都具有巨大的规训力量，女性本身也在认可和同化符码所规训的意义结构，规训分为内外部双重监视［4］。Don Heider和Dustin Harp认为，即使有了互联网等新技术，我们仍然处于一个女性被物化和边缘化的交流环境中［5］。在大部分影视作品中，女性都是弱势群体，而《繁花》对女性角色的塑造脱离了男强女弱的套路，更强调女性力量。汪小姐年轻漂亮，做事爽利能吃苦，被陷害后干脆离开了外贸大楼，拒绝宝总的帮助，决心自己干出一番事业。玲子看起来刻薄市侩，但她待人真诚热情，人生规划明确，在与宝总断开关系后重新开始，将店经营得红红火火。在3名女主中，李李是最神秘的，她是从天而降的至真园老板，是可以和宝总对战的商业女性，同时游刃有余地周旋于各方之间，从她帮助宝总解决仿制品问题和圆满化解至真园风波能看出她有勇有谋。除了3名女主外，剧中其他女性也有自己的闪光点，她们或果敢或精明，体现出女性意识的觉醒，符合现代女性独立自主、不畏困难、打破束缚的追求。

3.2 形象改造：真实与刻板印象的碰撞

美国传播学者李普曼在《舆论》一书中提出，大众媒介营造出的拟态环境是形成和维护刻板印象的重要原因，在社会和成员的形象构建中举足轻重，同时对改变一个社会的刻板印象具有强大的影响力。

在影视作品中，各地的方言通常会和一定的形象联系起来，如说东北方言的角色一般豪爽直率、说陕西方言的角色一般淳朴老实等。方言电视节目中存在的刻板印象，往往与传播者迎合部分受众的偏见密切相关。这种迎合不仅固化了成见，更使之成为辨识某一方言地域群体的显著标签。一旦这些刻板印象与负面新闻交织，便可能进一步升级，甚至诱发歧视行为［6］。而上海多年来都以“排外”“看不起人”闻名，有人认为上海话听起来就不好惹，这与近年来网络媒体传播的上海负面新闻息息相关。

在原著中，金宇澄借人物表达了对上海的刻板印象的看法，认为任何人到了上海就是上海人。那些批评上海人的人不了解也不愿意了解真正的上海人是什么样的。而《繁花》传递了原著的理念，在一定程度上挽回了上海的口碑。剧中角色虽然并不都是完美的，每个人身上既有优点也有缺点，但正因如此才更具真实感。随着此剧的热播，网友评价上海话“越听越好听”、上海美食好吃、景色建筑好看等。

3.3 身份认同：大陆与港台文化的共鸣

身份认同这一概念由心理学家弗洛伊德和威廉于19世纪首次提出。身份认同是一个多层次、多维度的心理结构，涵盖人们的自我认知、行为表现、情感体验等多个方面。尼迪克特·安德森强调大众传媒在民族国家兴起中的关键作用。他指出，民族国家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而大众传媒则建立了群体成员之间的联系机制，让每个个体都能感受到“我们”的存在，进而促进民族认同。

《繁花》在港台地区掀起了“繁花热”。之所以能受到港台观众的喜爱，不仅因为上海和香港都是国际化大都市，两地的交流合作十分紧密，还因为两地市民的生活状态具有某种程度的相似性。剧中出现了不少香港元素，如张学友的《偷心》、beyond的《不再犹豫》等多首粤语金曲，至真园的干炒牛河、仙鹤神针、船王炒饭等港式粤菜。这些元素的出现，提高了香港观众的接受度。在台湾地区，《繁花》的讨论度也非常高，台湾时事评论员赖岳谦在一档节目中表示，《繁花》在保留传统的同时，加入了新文化，能让观众感受到当时上海的魅力。并且对两岸来说，剧中的和平饭店具有重要意义：第二次“汪辜会谈”在此达成4项共识，国民党前主席马英九到此与沪台商座谈。有台湾媒体人和台商表示，剧中展现的部分元素能勾起自己的记忆，使自己颇有感触。电视剧播出后，许多港台影迷陆续赴沪打卡。

《繁花》展现的历史细节和电影化的媒介呈现，平衡了娱乐性与文化性，突出了上星剧的社会功能、宣传功能以及文化交流功能。其通过音乐、角色、艺术设计，以集体记忆唤醒港台民众的民族认同感，增强彼此之间“同根同源、同文同种”的感知和身份认同，从而增强群体内部的文化自信与自豪感。

4 结语

在全球化浪潮中，文化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繁花》以独特的视角和精湛的制作，赢得了观众的喜爱和认可，上海方言与文化由此焕发出新活力。未来应继续推动中国优秀文化作品传播，让更多的人感受到中华文化的魅力，真正实现文化的多元共融。在此过程中，媒体和创作者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他们应该用心制作更多优秀的文化作品，传递出人类的共同价值追求，推动不同文化的对话和理解。

参考文献：

［1］ 张德祥.数风流城市，还看上海：长篇电视剧《上海，上海》刍议［J］.当代电视，2010（11）：13-14.

［2］ 韩鸿.方言电视与话语权力［J］.新闻界，2002（4）：35-36，45.

［3］ 胡百精.互联网与集体记忆构建［J］.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4（3）：98-106，159.

［4］ 董金平.女性符码与女性规训［J］.学术探索，2007（1）：56-59.

［5］ 唐·海德尔.达斯汀·哈普.新希望还是旧权力：民主、色情和互联网［J］.霍华德传播杂志，2002，13（4）：285-299.

［6］ 王淑娟.對方言电视传播现象的批判及思考［J］.传播与版权，2014（8）：74-75.

作者简介：李唯（1999—），女，湖南常德人，硕士在读，研究方向：新媒体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