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40年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
——以艾思奇、胡绳、陈唯实为例

2010-02-15 16:21胡为雄赵文丹
治理研究 2010年6期
关键词:艾思奇大众化大众

□ 胡为雄 赵文丹

20世纪30-40年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
——以艾思奇、胡绳、陈唯实为例

□ 胡为雄 赵文丹*

在20世纪30-40年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运动中,艾思奇、胡绳和陈唯实等人作为代表人物,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他们通过各自的著作表达,展示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独特理念和深刻思想,而其所形成的共识是使广大知识青年能够最大限度地解除知识饥荒,理解、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来改变社会生活的思想利器。同时,他们在哲学和生活的关系、哲学与认识真理的问题、思想的问题等方面也有相同的看法,从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作出了共同的贡献。

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艾思奇;胡绳;陈唯实

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适应时代需要、变革现实的实践哲学,因而不仅需要学术型哲学家对其进行研究探讨,更需要以实践为目标的“哲学工作者”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前提下对其进行解释、发挥和运用。20世纪30-40年代在中国出现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运动,就是一场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当时的实际相结合,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通俗化解释和宣传,从而将其运用到中国革命实践的学术思潮和理论活动。

“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是当时一批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中国哲学工作者提出的口号,其之所以成为口号,原因就在于它可以使这一适应时代需要的变革现实的新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更多的人民大众所认识、理解、掌握甚至运用。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哲学自五四运动时期开始在中国传播,那么时至20世纪30-40年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在中国获得广泛的传播与发展,而正是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这一运动,极大地扩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范围,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我国的传播与应用实现了重大突破。

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既是革命斗争实践发展的需要,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同时也是理论本身整体性和逻辑发展的必然要求,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这具体表现为:

首先,20世纪30-40年代的中国处于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中国与日本民族矛盾日益尖锐。这一时期也是我国历史上伟大的变革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的恰恰就是这一时代思想文化领域所发生的最深刻的变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必须为无产阶级和广大劳苦大

艾思奇、胡绳、陈唯实通过各自的著作表达和展示了他们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这一运动上的独特理念和深刻思想。作为20世纪30-40年代中国哲学界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先驱和代表人物,他们都凭借自己的论作品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都为以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运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艾思奇(1910—1966)作为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一生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宣传和教育工作,特别是在20世纪30-40年代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作出的贡献最为杰出。他的代表性著作是《大众哲学》、《哲学与生活》等。《大众哲学》一书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典范。毛泽东曾称赞《大众哲学》是“真正通俗的而有价值的”①刘萍《:大众哲学家艾思奇》《,民族团结》,1997年第6期,第30页。著作。众提供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锐利武器。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能使更多的人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能使广大人民群众掌握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从而扩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影响,引导更多的人投身革命中去。

其次,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的理论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其中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研究和把握其他两门学问的基础,因此只有帮助知识青年学懂并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具备哲学头脑,才可以在此基础上真正把握全部马克思主义理论。所以,只有通过推行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使得马克思主义哲学变得具体、通俗、易懂,就能为知识青年及最广大人民群众所理解和掌握,才能真正转化为人民大众变革旧世界创造新世界的强大精神动力,发挥其巨大的作用。

20世纪30-40年代,艾思奇、胡绳与陈唯实等优秀哲学工作者不断倡导和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使识字不多的人民大众掌握这一先进的思想武器,不仅动员成千上万的劳苦大众起来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同时也动员了他们投身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以达到改造中国社会的目的。本文着重以艾思奇、胡绳和陈唯实为例,分析他们在20世纪30-40年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运动中所做的突出贡献。《大众哲学》原名《哲学讲话》,最初于1934年11月至1935年10月,连载于上海民主人士李公仆主编的《读书生活》半月刊上(艾思奇时为该刊的编辑之一)。1936年1月结集出版,初版书名为《哲学讲话》,第4版时易名为《大众哲学》,这本书不到五个月就连续出了4版,在抗日战争初期就印行到第10版,解放前已印行了32版。《大众哲学》共有绪论、本体论(世界观)、认识论、方法论四章。第一章绪论在“哲学并不神秘”的标题下说明了“哲学与日常生活的关系”;第二章本体论(世界观)分别以两大类的世界观等标题来展开;第三章认识论分别以用照相作比喻来说明唯物论的反映论和真理论;第四章方法论则以各种生活事例等来阐述。《哲学与生活》是艾思奇在上海参加编辑《读书生活》杂志时,为了回答读者提出的问题时所写的一些文章的结集。它主要是对叶青等人的唯心主义思想进行清算和批判,对12个问题进行了通俗的回答。这些哲学问题包括相对与绝对、世界观的确立、内因论与外因论、真理的问题等,但该书使用的是大众语言。

在所有的哲学大众化的作品中,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无疑是一本代表性的著作,具有标志性意义。它的书名引人注目,内容通俗易懂,联系实际紧密,可以说引领了一个时代。蔡尚思教授曾题词称艾思奇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第一人”,这名符其实。确实,《大众哲学》辅育和帮助了当时中国广大识字民众尤其是知识青年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许多青年在《大众哲学》的启蒙教育下纷纷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有不少人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领导干部,对中国革命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这本被称为“启蒙的书”、“革命的书”、“救命的书”、“终身受益的书”,在当时风靡中国。廖盖隆同志在《我的哲学启蒙老师艾思奇》一文中这样说:“我冒昧地称艾思奇为大众哲学家,因为他是使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在中国通俗化、大众化的先驱。他的成名之作《大众哲学》”,“成为极罕见大受欢迎的群众性的社会科学畅销书。这件事的社会意义就在于,它对数以几十万能计的青年知识分子进行了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教育,激励他们奋勇投入中国空前伟大的全民族抗日救亡高潮,接着又奋勇投入空前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高潮。”②廖盖隆:《我的哲学启蒙老师艾思奇》,《炎黄春秋》,2001年第1期,第53页。宋平同志曾回忆道:“我最早接触艾思奇同志的著作,是60年前开始走上革命道路的时候。当时,读了《大众哲学》。这本书将深刻的哲理寓于生动的事例之中,通俗易懂,使我从中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教育。”①宋平《:艾思奇纪念文集》,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页。李铁映同志也有这样的回忆:这本书“所起到的振聋发聩的作用,只有亲身经历过的人才能深切体会到。”“我本人时至今日仍能清晰地回味最初阅读它时,在心灵深处所迸发出的那种愉快和激动。”②李铁映《:让哲学成为“解放的头脑”——写在〈大众哲学〉重新出版之际》《,大众哲学》(纪念版),中国社会出版社2000年9月版“,序”第1-2页。确实,许多老一辈的革命者都有这种深切的体会。

胡绳(1918—2000)当年也是提供马克思主义哲学通俗化和大众化的学者之一,他不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通俗化、大众化作出的贡献同样很大,并且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持续时间甚至比艾思奇更长。胡绳注重将自己的作品与时代的需要、人民的需要相结合,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独立思考,敢于创新。胡绳的作品以言之有物、分析细致、逻辑严密、说理透彻而著称。从1936年到1948年间,胡绳总共写了六本书:《新哲学的人生观》、《哲学漫谈》、《辩证法唯物论入门》、《思想方法》、《中国问题讲话》、《怎样搞通思想方法》等。依胡绳的说法,这六本小册子中,五本都是讲哲学的,还有一本虽然不是讲哲学,但也可以说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谈中国问题。③胡绳《:胡绳全书》第四卷引言,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页。

《新哲学的人生观》写于1936年冬初至1937年1月。胡绳之所以写这本书,在于向青年传播马克思主义有关人生观的观点,在青年中提倡一种积极向上的生活,希望他们用新哲学来改造自己,改造客观环境。胡绳在该书《自序》中这样指出:“我所最希望的是,这本书能够对于青年读者们的生活实践有相当的作用,帮助他们更结实地、更合理地处理身边的一切事情,渡过这个艰难的年头。”④胡绳《:新哲学的人生观》《,胡绳全书》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页。《新哲学的人生观》总共由六章构成,全书的主题是围绕人生观来展开。写于1937年的《哲学漫谈》,比之《新哲学的人生观》更为通俗。该书的写作动机和目的也很鲜明:就是认定哲学与生活紧密相关,它们是一件事;青年们要勇于追求真理,推翻一切腐朽的社会制度。《哲学漫谈》总共有13节,其写作是以通信的方式进行的。《辩证法唯物论入门》也是一本通俗化的著作,它是在1938年7月完成的。该书总共五章,从这些章目可以看出,《辩证法唯物论入门》这本书虽然沿用了一般教科书的框架,但写书的目的是要为当时的社会现实服务,具有很强的时代性。《思想方法》最初发表在1940年重庆出版的《读书月报》,后由生活书店出版单行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这本小册子还曾多次重印,1950年10月第9版时已经印到95000册。《怎样搞通思想方法》,主要是1947年至1948年胡绳在香港时为上海出版的《中学生》杂志写的文章。上海解放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立刻重新出版了这本书。1951年3月第8版时,它共印了10.4万册。不久后,该书改由在北京的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1952年10月第1版,至1955年1月第7次印刷时共出49.5万册。值得一提的是,《怎样搞通思想方法》这本书有日文译本,译者是山口一郎(神户大学教授),由东京的三一书房出版。山口先生在译本中说明他是根据1950年1月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原书翻译的。1978年6月23日山口致信胡绳,说到当时这本书的译本已出版近20万册。为了便于日本读者的理解,山口先生把书名改为《对事物的认识方法和思考方法》,还有一个副标题“通俗易懂的哲学入门”。⑤《胡绳全书》第四卷引言,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6页。

陈唯实(1913—1974)也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他原名陈英光,又名陈励吾、陈悲吾,因为在哲学研究和教育实践中一贯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并认定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实践,故改名为唯实。1935年到上海后,陈唯实参加了艾思奇等人的新哲学大众化、通俗化运动。他撰写的书通俗易懂,观点鲜明,有时代气息,也深受读者特别是进步青年的欢迎。理论界提及20世纪30年代我国马克思哲学理论家的代表人物时,曾将他与艾思奇并称,有“南陈北艾”之说。陈唯实的主要著作有《通俗辩证法讲话》、《通俗唯物论讲话》、《新哲学体系讲话》、《新人生观》、《革命哲学》等。

《通俗辩证法讲话》出版于1936年6月,总共12讲。第一、二讲是介绍唯物辩证法的功用及其应用

在分析和研究艾思奇、胡绳和陈唯实在20世纪30-40年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运动中所做的突出贡献时,首先应该把握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重要性的理解与共识。可以说,他们的一个共同认识就是:使广大的知识青年能够最大限度的解除知识的饥荒,理解、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来改变社会生活,从而变革社会。在中国这样一个文化落后、人们识字不多的国家,帮助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一办法就是使它通俗化,从而使它能容易地被接受、理解,并能较好地在实践中被运用。

因此,艾思奇、胡绳和陈唯实等学者要做的第一件事是破除哲学的神秘,让它变得通俗易懂。在为法;第三至六讲中分别对辩证法的发展定律、矛盾定律、突变定律、联系定律进行研究;第七至十二讲分别介绍了中国古代哲学的辩证法、西洋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以及伊里奇的唯物辩证法。在该书中陈唯实力求打破哲学的艰涩难懂,做到语言文字的通俗易懂,希望“使一般大众对于唯物辩证法,得到一个比较具体的认识,晓得人生观社会观宇宙观以及方法论”①陈唯实《:通俗辩证法讲话》,新东方出版社1936年6月版,第29页。。《通俗唯物论讲话》写于1936年8月,总共由八讲构成。这本书的整体思路首先通过比较、批判来分析唯物论的发展,从而使读者明确并深刻了解唯物论;然后在科学唯物论的基础上,再次通过比较与批判的方法为读者解释科学的辩证唯物论;最后分析了当时的战斗唯物论。《新哲学体系讲话》写于1938年8月,其写作目的是为当时的有志之士提供一整套大众的,通俗的,系统的,战斗的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和世界观;使他们可以运用新哲学去解决生活上与实践上的一切困难和问题;激励他们在新哲学的指引下,树立正确的思想,进行科学的实践,推翻一切旧的、腐朽的社会。《新哲学体系论》由四部分组成,第一部分为新哲学的实际应用;第二部分为新哲学的宇宙观;第三部分为新哲学的认识论;第四部分为方法论和世界观。该书的写作思路同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内容基本相同,语言也极通俗。艾思奇的《哲学讲话》所写的第一版原序中,李公朴这样写道:“哲学就在人的生活中,本没有什么神秘的,不过因为多数的哲学家都是用高深的词句来谈哲理,所以使一般人糊涂起来,以为哲学太奥深难解了,没有方法可以和它接近。”“这里的哲学,已经算是一般人可以懂得的哲学,而不必是专门家书斋里的私有物了。”②艾思奇《:大众哲学》,新华出版社2001年5月版,第231-232页。艾思奇在《大众哲学》中则明确指出:为什么人们只会觉得哲学神秘,而不觉得日常的感想神秘?究其原因,主要有两点:第一,就是人们“少见多怪”心里的作用,再加上一部分的哲学,比如概念确是神秘的;第二,哲学之所以神秘主要原因在于“它被诸观念论者加上了一重神秘的迷雾”。打破神秘的最好办法就是“一面在日常生活的实践中努力清除神秘的要素,同时对于最进步最正确的哲学系统也得加以研究。”③艾思奇《:大众哲学》,新华出版社2001年5月版,第8-9页。艾思奇希望自己的书“在都市街头,在店铺内,在乡村里,给那失学者们解一解知识的饥荒”。④艾思奇《:大众哲学》,新华出版社2001年5月版,第235页。从《大众哲学》这本书章节目录的命名上可以发现,作者先是用人民大众所熟悉的生活语言来作为章节的标题,接着才用一般的哲学用语作为章节的副标题。总之,在艾思奇看来,所谓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就是用最朴实、最通俗的生活语言来解释并不神秘的新哲学,使广大失学者们能够最大限度的解除知识的饥荒,理解、掌握和运用新哲学来改变社会生活,从而变革社会。

胡绳也极为注重哲学的大众化并注意利用人们所熟悉的语言形式。在胡绳看来,形式的耳熟能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得以实现的必备前提之一。胡绳曾这样说:“有些作家利用了旧形式,用了最通俗的文体向大众说明国难的危急和自救的方法”⑤胡绳《:胡绳全书》第一卷(上),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9页。。因为人民大众对旧形式比较熟悉,故宣传的内容就容易为群众所理解和接受。在《新哲学人生观》中,胡绳指出:他的“这本书是拿新哲学作根据,拿生活的实践作中心的”。⑥胡绳《:新哲学的人生观》《,胡绳全书》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页。胡绳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正是以生活实践为中心,使广大青年读者们理解和研究新哲学,在准确、科学理解和把握新哲学的基础上将其用于指导生活实践,帮助他们更结实地、更合理地处理身边的一切事情,渡过外患内

在深刻认识和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重要性的基础上,艾思奇、胡绳和陈唯实为“大众化”编撰和出版了许多哲学作品,他们三人各自作出了不同的贡献,也有许多共同的贡献。这里,主要选取几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对他们三人的论点进行比较,以说明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共同贡献。

(一)关于哲学与生活的关系。艾思奇、胡绳和陈唯实都认为哲学与生活的关系十分密切。艾思奇认为:“哲学与社会生活的关系,始终都是很密切的。在日常生活里,随时都有哲学的踪迹出现。”通过把忧的艰难年头。在《哲学漫谈》一书的“从《大学哲学》说起——第一封信”中,胡绳这样说:“二千多年来人类思想的历史把哲学这个东西遮上了一重重的烟幕,弄得它变成了一个古怪奥妙的神殿;我们现在要讨论哲学,就不得不打开这些烟幕,一直撞进这神殿里面去。”①胡绳《:哲学漫谈》《,胡绳全书》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95页。显然,胡绳指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必要性以及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方式与目的,即“打开烟幕”,“一直撞进神殿里面”,让哲学从教授的讲坛中解放出来。

陈唯实从事哲学大众化的目的也与艾思奇一样,十分明确,并提倡具体化。他在1938年8月《新哲学体系讲话》中论述道:“新哲学的具体化是哲学运动的最重要的任务”。②陈唯实《:新哲学体系讲话》,上海杂志公司1939年版,第9页。他这里的哲学运动指的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运动。在陈唯实看来,文字的通俗易懂是大众化的重要前提,大众化即“把文字写得浅白易懂”,“把讲话或文字的形式通俗化,使一般人都能听懂、看懂、理解它、接受它”。③陈唯实《:新哲学体系讲话》,作家书店1937年版,第2页。同时,陈唯实认为要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必须正确理解通俗化与庸俗化的区别。所谓通俗化,就是依然根据新哲学的严正内容,把文字形式写得浅显易懂,只是这样的意思。”④陈唯实《:新哲学体系讲话》,上海杂志公司1939年版,第11页。“但通俗化并不是庸俗化,如果庸俗化了也是不行,因为新哲学是严肃的、伟大的、科学的、革命的学说。”⑤陈唯实《:新哲学体系讲话》,作家书店1937年版,第2页。哲学与日常生活进行比较分析,我们了解到“哲学和日常生活的感想是一方面有差异,而同时又是有共同点的。说得学术化一点,就是,一方面是对立的,而同时又是统一的。因为两者的统一,所以我们知道哲学与日常生活有着密切的联系,因为两者的差别,所以我们知道哲学不仅仅是零碎混杂的感想,而是更有系统、更深刻的认识。”⑥艾思奇《:大众哲学》,新华出版社2001年5月版,第2、5页。也就是说,日常生活感想包含着丰富的哲学萌芽。胡绳在讨论“哲学与生活的关系”时也这样说:“新哲学指出,哲学决不是‘观念的游戏’,它的研究对象是客观的现实和反映这现实的人类的认识。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是自然界的运动发展,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的运动发展,但哲学的研究对象是更广泛的,是自然界、社会界以及人类的思维的运动发展。它要给这一切找出最基本的总的发展法则来。”“正因此,哲学有了它存在的理由,无论在研究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时候,首先都不能不有一个正确的世界观,更不能不把握到正确的方法论-于是,我们就不能离开哲学。”“唯物辩证法的法则本身是世界观,是方法论,甚至就是认识论。只有把握了这些有着丰富内容的法则,一切哲学问题的探讨才是可能的。”⑦胡绳《:新哲学的人生观》《,胡绳全书》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3、32页。陈唯实论及“生活和哲学的关系”时,强调“新哲学是和生活有密切关系,是有实际作用的知识,新哲学就是科学的思想观、人生观、社会观、宇宙观。”无论是唯神论或宿命论的哲学、唯心论哲学还是唯物论哲学它们都是人们对“他们的生活及其对于人生和社会与世界的见解”⑧陈唯实《:新哲学体系讲话》,上海杂志公司1939年版,第1、6页。。陈唯实认为“客观世界和各种人物的生活就是哲学,就是理论上哲学的来源。各种人物的日常生活实在是哲学化的,不过人们自己不自觉得那就是哲学罢了。”⑨陈唯实《:新哲学体系讲话》,上海杂志公司1939年版,第2页。

(二)关于哲学与认识真理的问题。艾思奇、胡绳和陈唯实都认为马克思主义是教人认识真理的。艾思奇在《大众哲学》中谈到真理的问题时,将真理论表述为“我们所能认识的真理”。他明确指出“只有能够反映出客观事物的真理来的见解,才是真理”。“真理必须有客观性。”“主观的真理是没有的,因为完全由主观产生的见解决不会是真理,凡是真理,都得要有客观性。”①艾思奇《:大众哲学》,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92页。同时,我们必须清楚“要把握真理,就得要站在前进的实践的立场上,站在打破现状的被压迫者的立场上,只有这样,我们所认识到得一切才能够与客观世界一致,才不会是主观捏造的见解。因为我们的认识是不断地在进步,将来还要无限地进步,所以我们决不能够完全地把握绝对真理。”“我们所把握到得真理,因为它不是完全的,所以在形式上是它是相对的……但同时,又因为它是与客观一致的真理,虽然不完全,究竟也是绝对真理的一部分,明天的进步,并不是完全将今天的真理推翻。所以,在内容上来说,我们的真理始终是绝对的,凡真理,都有绝对的内容,相对的形式。”“真理不断地发展,我们的认识的进步是无限的。”②艾思奇《:大众哲学》,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94、95页。胡绳的《哲学漫谈》则以“真理的追求”作为结束语。胡绳认为:“人类的社会的历史的实践正是真理的试金石!人类对于客观上界的知识正是实践中间一步步地发展起来的。”因此,“哲学以探求最基本的真理为任务。整个哲学史就是人类的认识的发展史,是真理的追求史。”③胡绳《:哲学漫谈》《,胡绳全书》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55、156页。胡绳强调,要追求真理,就要投身改造社会的斗争。“只有历史上最进步的人类能把过去一切腐朽的社会制度和产生这些社会制度的根源,一古脑儿推翻,重新建立光明灿烂的新的世界。而在这样的伟大的社会实践中间,他们迫切地需要整个儿把握到客观的真理,因为真理和他们的行动完全一致,他们的行动是拿真理做依归的;而也只有靠了他们的伟大的行动,他们能达到人类历史中间最高的认识,达到客观存在的、本质的、全面的真理。”④胡绳《:哲学漫谈》《,胡绳全书》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57页。胡绳最后这样说:“人类永远是在改变现实的行为中间向前发展,因此永远需要真理;人类永远需要真理,因此永远需要哲学。”“对于我们,认识与实践不是两件事,而是一件事;哲学与生活不是两件事,而是一件事”。⑤胡绳《:哲学漫谈》《,胡绳全书》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58页。陈唯实在《新哲学体系讲话》第三部分认识论的第十一讲中着重探讨真理问题。他说:什么是唯物辩证法的真理论?“第一是站在唯物论的客观立场,即是从现实出发去把握真理的,完全以事物为根据,即是具体的,不是抽象的。第二是应用辩证法的方法,认为客观世界是变化发展的,所以真理也必然是变化发展的。在实践过程中,对于真理的把握是更加丰富,更加充实。”⑥陈唯实《:新哲学体系讲话》,上海杂志公司1939年版,第256页。

(三)关于思想的问题。艾思奇、胡绳和陈唯实都注重解决人们在实际生活中的思想问题。艾思奇在《大众哲学》的第五章“思想和范畴”中对思想问题进行专门的研究。他指出思想之所以值得研究原因就在于“我们的思想是我们认识世界的工具,我们用思想来反映世界的一切。”“人的思想把世界上的事物分门别类地概括起来,这概括的名字叫做概念。”⑦艾思奇《:大众哲学》,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162、163页。艾思奇认为,思想正是用这种种的概念来反映世界的。“为什么我们的思想要用概念和范畴来反映世界呢?因为世界上的东西,在表面上看来,虽然千种万样,一样和一样不同,然而在实际上它们中间都常常有着密切的联系。我们的思想反映世界,绝不能够单单把表面的各种不同看一下便完事,而要连它们中间的种种关系也反映出来,概念的功用便在这里了。”他强调“思想是世界的反映,范畴和概念当然也反映着世界上的事物。”⑧艾思奇《:大众哲学》,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164、167、168页。。对概念的分析,要运用动的逻辑的三大法则:对立统一规律;质量互变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艾思奇进而批判了两种病态的思想,即机械论和观念论:机械论把矛盾统一律歪曲成均衡论;只承认量的变化,否认质变,把高级的事物还原为低级的事物;把否定律歪曲成均衡的破坏和恢复;而观念论只看到矛盾,看不见统一;只看到质的变化,看不到量的变化;把否定之否定规律看作死的公式,“教人盲干,乱来,教人空谈理论,不顾实际。”⑨艾思奇《:大众哲学》,新华出版社2001年5月版,第179页。胡绳则专门写有《思想方法》,主要谈及思想是什么、我们怎样思想、从联系的观点观察事物、发展过程的根本内容等。在“思想是什么?我们怎样思想?”一节中,胡绳写道:“人人都有眼睛,用眼睛看各种事物;都有耳朵,用耳朵听各种事物;皮肤上还有触觉,可以触到各种事物。一个既不能听,也不能看,又没有触觉的人,就会和一切事物隔绝开来,就不能生活。”“但是,光只是会看,会听,会触的人还是不能生活得很好,他还得会想。我们瞧不起不思不想的人,那是‘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人,是无用的人。不过思想并不是靠‘心’的,而是靠脑子。”①胡绳《:思想方法》《,胡绳全书》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49页。在该书的“结论”中,胡绳明确指出:“我们的正确的思想方法就是唯物辩证法的方法。”②胡绳《:思想方法》《,胡绳全书》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86页。陈唯实对“思想问题”的分析主要是运用批判的方式,分别对形式逻辑、庸俗进化论、均衡论进行批判来说明辩证法的根本法则。对庸俗进化论进行批判时,陈唯实这样说,“庸俗进化论者们,是否认矛盾和斗争,否认由量到质的突变,他们在社会观上,就是否认阶级斗争,否认暴力革命,成为和平的改良主义者,他们是不懂客观辩证法的真理。”③陈唯实《:新哲学体系讲话》,上海杂志公司1939年版,第276页。对于均衡论,陈唯实追问道:它的错误在什么地方?因均衡论的方法而产生的社会观又是什么?他认为:“均衡论一方面是机械的唯物论,与辩证法唯物论不同;一方面是形而上学的方法,与唯物辩证的方法不同,前者带有玄学的性质,后者完全是科学的。”④陈唯实《:新哲学体系讲话》,上海杂志公司1939年版,第290页。陈唯实还指出:有人从均衡论的错误立场出发,甚至提出了“放弃哲学”的口号,其实“他们是放弃了最合逻辑的唯物论辩证法——大众哲学,而投降于资产阶级的哲学——世界观了。”⑤陈唯实《:新哲学体系讲话》,上海杂志公司1939年版,第291页。

从历史角度看,在20世纪30-40年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时期,艾思奇、胡绳和陈唯实作为这一运动的代表人物,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确实做出了卓越的贡献。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是整个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众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它以通俗易懂的语言来解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结合劳苦大众所关心的问题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从而为最广大的人民大众所理解和喜欢。马克思主义不仅强调认识和解释世界,更强调在认识、解释世界的基础来改造世界。但无论是认识、解释世界还是改造世界,其主体都是广大的人民群众,故哲学大众化的目的是为了让人民群众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20世纪30-4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开辟了哲学解放的道路,同时为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毛泽东哲学思想及整个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在21世纪的今天,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仍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⑥《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0、12页。作为理论工作者,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怎样做到使马克思主义哲学进一步大众化,是我们义不容辞的任务。我们应在不断开拓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同时,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当今人民群众最关心的重大理论、现实问题做出令人满意的回答和解决,从而做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真正为人民群众所掌握、所运用。□

(责任编辑:胡 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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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7-9092(2010)06-0049-07

胡为雄,男,中共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教授,博士生导师;赵文丹,男,中共中央党校研究生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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