敖忠的现实主义文艺观——《敖忠文集》阅读札记

黄俊祥

（重庆教育学院 文学与传媒系，重庆 400067）

敖忠兢兢业业、鞠躬尽瘁从事教育事业四十多年！重庆市教委授予他“教育工作终身贡献奖”是对他教育业绩的肯定。敖忠并非头脑冬烘的教书匠，他勤奋好学，博闻强识，结合文科教学研究美学、文艺理论、文学批评，皇皇五卷《敖忠文集》是他近半个世纪跨学科文学研究的一部分重要成果。出席《敖忠文集》研讨会的专家学者对敖忠五十多年的教学、科研、社会活动各个领域的成就进行了初步的评价。本人打算单就其现实主义文论和批评谈一点看法，因自己专业的局限，错误在所难免，诚请各位专家学者批评。

研讨会上所涉敖忠的文学理论、文学批评，都使用“现实主义”术语，似乎忽略了这一概念的时空内涵，难以彰显敖忠的“现实主义”具体特质，因而有必要首先对“现实主义”作简略勾勒。

1790年席勒提出了“现实主义”术语，1850年库尔贝和尚夫勒里等人将这一术语用于新型文艺。库尔贝的《一八五五年个展目录·前言》和《给学生的公开信》宣示了批评古典主义、从浪漫主义转向现实主义的新文艺观：“像我所见到的那样如实地表现出我那个时代的风俗、思想和它的面貌，……”［1］（P220－223）。后由尚夫勒里等人创办《现实主义》刊物，发表库尔贝的文艺宣言，主张作家要“研究现实”，如实地描写普通人的生活，“不美化现实”……从此这一术语不仅广泛运用在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文学思潮领域，而且将此前历史上所有与现实关联的文学、文学批评都以“现实主义”来标记。在西方文学史上，不同时代有不同的现实主义。仅就文学思潮而论，主要有古希腊的古典现实主义，17世纪的古典主义现实主义（又称为新古典主义），18世纪的启蒙主义现实主义，19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20世纪的魔幻现实主义、心理现实主义以及苏联斯大林时代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从总体上看，到19世纪后期现实主义文学思潮在西方开始衰退，且逐渐退出文学主流地位，随后传入北美、东方诸国。

上世纪初，西方文学中的现实主义及现代主义各种文学思潮、流派同时被引入中国。但五四新文化运动却独尊现实主义——19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陈独秀、蔡元培、胡适、鲁迅、李大钊等五四时代的巨人，以“重估一切价值”的豪迈气派和博大的的胸怀请来德赛二先生，对中国传统皇权专制文化进行全面批判的同时，也引来现实主义，革新中国文学，出现了独尊现实主义文学景观。毛泽东称道的五四运动总司令陈独秀在《现代欧美文艺史谭》中根据文学进化观断言：自此以后中国文学的发展趋势将是“写实主义”即现实主义；在《新青年》上提出了文学要“彻底暴露人生之真相”的主张。［2］（P196）尤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鲁迅热切拥抱“启蒙主义”，坚持“为人生”的文学，将病态社会赤裸裸地揭露出来以“引起疗救的注意”。他的《呐喊》《彷徨》堪称五四现实主义文学的丰碑。

另外，五四时代俄国文学、北欧弱小民族的文学成了翻译的热点之一，尤其是易卜生因对个性主义的张扬、对社会现实的揭露和批判而成为五四时代最受欢迎的西方作家之一。因此，五四新文化运动移植、改写了西方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形成了中国现实主义文学思潮及其现实主义文学的繁荣。

简略勾划了现实主义地图，再来言说敖忠的现实主义对传统现实主义的继承和创新大概不是太困难了。

从敖忠五卷文集尤其是《管窥集》、《文学理论简明教程》以及有关《鲁迅研究》等著作中，可以明白看出敖忠现实主义的哲学基础是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而在文论和批评实践方面大而言之主要有两个来源：其一是苏联时代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以及被视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其二是鲁迅“直面惨淡的人生，正视淋漓的鲜血”的批判的现实主义——瞿秋白所谓“最清醒的现实主义”。如果这个看法成立，我们大概可以找到敖忠现实主义在中外现实主义系统中的位置及其特点。

首先，敖忠尊崇唯物主义反映论，坚持文艺“源于生活而又高出于普通实际生活”的现实主义文艺观。

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认为，存在与意识、物质与精神的关系是：存在、物质是第一性，意识、精神是第二性的，“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敖忠在大学时代就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史观，尤其是在文艺理论和批评领域，他始终坚持社会生活第一性，文学艺术第二性，文艺源于生活、反映生活的唯物论反映论。这是他文艺理论及批评的哲学基石，是照亮他几十年文学理论、批评生涯的灯塔。他似乎有一种宗教徒式的虔诚，坚持不渝，永不偏离航向。

敖忠高度评价五四时代尤其是鲁迅“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他的血和肉来”的“最清醒的现实主义”文学，批评那些远离生活，使人觉得世界“无问题、无缺陷、无不平”，于是也就“无解决，无改革、无反抗”的虚假理想主义及“瞒和骗”的“大团圆”文艺。他热情歌颂近20年来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两次崛起，又为20世纪80年代中期“形成了中国文学事业一次空前繁荣景观”的现实主义文艺昙花一现而惋惜。他认为现实主义回潮原因之一是一些人生搬西方现代主义文艺理论又食而不化，尤其是一些“文学主体论”者鼓吹“从反映论向主体论转移”，远离了现实生活，背离了马克思主义文艺反映论。同时，他认为那些把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一律说成是“直观反映论”、“机械反映论”，给它加上“忽视作家主观能动作用”等罪名的时髦的批评家，是根本背离了马克思主义文艺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辩证唯物史观。认为那些不到现实中去充实自己，对“外宇宙”知之甚少，只好乞灵于“内宇宙”而“与生活拉开距离”，把文艺创作视为“玩文学”、“玩艺术”的自我调侃者，完全背离了文艺源于生活反映生活的反映论。他坚信：“历史事实不断提醒我们，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文艺史观，我们的社会主义文艺才能兴盛和繁荣。”

敖忠不仅坚持文艺源于生活，而且坚持文艺高于生活。他高度评价毛泽东关于“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生活更高……更带普遍性”的观点，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生动运用和对文艺思想理论宝库的重要贡献。他深信，“优秀的文学作品总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只有源于生活，文学才能真实的反映生活的矛盾和冲突，从而获得长久的生命；文学作品又只有高于生活，才能更深刻的反映生活的本质规律获得思想和艺术的力量”。

坚持 “文艺源于生活、而又高出于普通实际生活”的文艺观，就必然重视文艺的审美特征，坚持文艺创作典型论。敖忠认为“典型问题涉及的都是文艺创作的根本问题、普遍规律”，“因而是文学艺术的中心问题”。在典型问题上，他坚持恩格斯“每个人都是典型，但同时又是一定的单个人，正如黑格尔所说的，是一个‘这个’”。他具体解释说，无论黑格尔还是恩格斯，他们的论述都闪耀着辩证法的光辉，告诉人们艺术典型是概括化与个性化的结合，是“典型”与“这个”的辩证统一。所谓概括性，决不是某种现象的量的多数或统计平均数的考量，“主要是指对生活本质规律的必然性的体现”，因而作家只有真正把握了某类事物的本质特征，其作品典型化程度才更高，其典型意义才更大。鲁迅创造了一系列人物典型，尤其是阿Q形象体现了典型的概括性和个性的完美结合。鲁迅通过阿Q这个典型写出了“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魂灵”，这种民族自我批判的深度，亦即敖忠所谓“生活的本质规律”。阿Q的“精神胜利法”具有超阶级、超国家、超时代的极大的概括性，恐怕中国文学史上难找出与其比肩者！敖忠面对近二十年来文坛少有丰满厚重的人物典型的现实，激情呼吁作家努力塑造出 “具有广阔社会概括性和深刻思想意义的艺术典型，为社会主义文学画廊增辉添彩”。所谓“这个”，也就是艺术典型的独特于其它艺术形象的特殊个性。例如，同是受压迫剥削不觉悟的农民，阿Q和闰土在表现上是不同的。鲁迅刻画人物“画眼睛”，即“极省俭地画出一个人的特点”，也就是强调突出描写对象的特殊个性。

敖忠在他半个世纪的文艺理论研究、文学批评及高校文科教学中，都真诚地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但他并不把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教条化、绝对化，而是尽力使其在新的时空焕发青春。例如，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文学典型理论就作了新的阐释。他认为典型代表了一种深度——“作家概括生活的深度，揭示人性 、人的本质的深度，展示主体情志和认识的深度”；典型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创造，“是作家对生活对人的独特发现、独特观照，是创作主体与审美对象的高度契合的独特表达”。这就扩充了“典型”的内涵和外延。又如，对“文艺服从于政治”、“文艺为政治服务”等口号，他也顺应历史潮流，义无反顾地放弃了某些被人视为钦定的铁律观念，力主“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对新“两为”的口号作出科学的合乎实际的阐释，实现了从几十年来的政治文学观到人的文学观的转变。对于这种变化，不必讳言，他有一种或明或隐、前后交织甚至矛盾的现象。其原因非常复杂，简单地说，大概是早期信仰重于理性、后期理性胜于信仰，是几十年中国文化转型过程中大多数知识分子都经历过的精神痛苦、灵魂撕裂后的蜕变使然。借用列宁评论托尔斯泰的话来说，这“不仅是他个人思想的矛盾，而且是一些极其复杂的矛盾条件、社会影响和历史传统的反映”。［3］（P185）

第二，崇奉鲁迅精神，固守鲁迅“最清醒的现实主义”。

鲁迅早先接受尼采的超人哲学，认可尼采“重估一切价值”的观念，对“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摩罗诗人”表现出高度崇拜。鲁迅《摩罗诗力说》的批判精神同19世纪欧洲批判现实主义的面对现实、揭露现实、批判现实的核心理念相比较，除批判对象、主次有所区别，而无质的差异。鲁迅认定“中国人向来不敢正视人生，只好瞒和骗，由此生出瞒和骗的文艺……”，因而“拿来”异邦的批判现实主义，对“瞒和骗”的文艺进行了毁灭性的批判。瞿秋白高度评价鲁迅正视现实、反对“瞒和骗”的思想，并从中总结出鲁迅战斗精神的重要特征是“最清醒的现实主义”。

敖忠在近半个世纪的教学和科研生涯中，坚持、张扬、捍卫鲁迅“最清醒的现实主义”传统，运用在他的文艺理论、批评和高校文学教学的全过程。他认为鲁迅先生的 “我们应该有正眼看各方面的勇气”，“反对‘瞒和骗’的思想和文艺，堪称鲁迅现实主义文学观之总纲”。他赞同瞿秋白评价鲁迅敢于正视人生、坚决反对“瞒和骗”的旧文学的“最清醒的现实主义”精神。他认为鲁迅是我国新文学史上“第一个‘取下假面，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写出他的血和肉来’的伟大作家”。

从敖忠对“瞒和骗”的文艺的批判看，他不愧是鲁迅“最清醒的现实主义”传人。中国“瞒和骗”的文艺历史久远，是传统文化中的糟粕部分。人们通常把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源头推溯到《诗经》，但《诗经》不少雅诗、颂诗是以歌颂统治者的文治武功、先贤圣明为宗旨的，正如《毛诗序》所评：“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功成告于神明者也”［4］（P168）。此后几千年的皇权专制，扼杀独立精神，许多知识分子被阉割成文化太监，为“五斗米折腰”而歌功颂德、谄媚强权，未能也不可能创作出真正的现实主义文学。当然也有杜甫、曹雪芹、关汉卿等作家继承了《诗经》的现实主义批判精神，但毕竟不是知识分子的多数。直到五四时代，鲁迅等启蒙主义作家才在继承《诗经·国风》开辟的现实主义传统时，“拿来”西方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开创出了中国现实主义文学为主流的时代。但建国以后的十七年文学又因政治领域极左思潮的影响，现实主义文学一定程度被扭曲；到了“文革”时期，“四人帮”绞杀一切“最清醒的现实主义”文艺，大搞“瞒和骗”的帮派文艺，使文坛堕落成为 一片“没有小说”、“没有诗歌”、“百花齐放都没有了”的荒原。直到“四人帮”下台，现实主义文学才逐渐恢复元气。

敖忠写于改革开放初期的一些文章，对 “四人帮”所鼓吹的“从路线出发”、“主题先行”、“三突出”等谬论进行了深入批判。上个世纪80年代在“歌德”与“缺德”的文艺论争中，面对“歌德”派把“大胆地看取人生”、揭露社会现实中的阴暗面、揭露“四人帮”给人民造成的痛苦灾难的现实主义作品说成是 “暴露人民”、“暴露社会主义”、是“缺德”的攻击，他主张重温鲁迅“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的“最清醒的现实主义”文艺观，鼓励作家积极地干预生活，“大胆地正视生活中的矛盾和斗争”，多一些写出时代人生的“血和肉”的作品，“既推动我们的文艺，更推动我们的生活”，使文学成为伟大时代的真实记录。

第三，敞开胸怀“拿来”，坚持兼容并包的开放性。

首先，包容浪漫主义。浪漫主义作为一种文学创作手法古已有之，《楚辞》《荷马史诗》是其源头。但这里所指是盛行于欧洲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的一种不满现实追求理想的文艺思潮。中国文学史没有过这种思潮，直到五四时代才由创造社的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等作家将其引进中国。但在中国，浪漫主义命运多舛。“五四”文学在理论上不提倡浪漫主义，认为浪漫主义不够趋时，是一种过时的文学思潮，以至于有些人实际趋于浪漫主义也不承认，而乐意表白自己提倡“新浪漫主义”。郭沫若的《女神》本是充满浪漫主义精神的优秀长诗，但在组建创造社时他却表示：“要把新罗漫主义作为创造社的主要方针。”文学研究会的作家就更不必说了。

作为鲁迅“最清醒的现实主义”传人的敖忠，他却不接受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水火不容的观点而包容浪漫主义。他在纪念郭沫若百年诞辰时坦言：“我个人平常多注目革命现实主义文学，但对郭沫若同志大气磅礴充满革命浪漫主义激情的历史剧向来是十分热爱和推崇的”。浪漫主义最重要的特点是抒发感情，因而有“抒情主义”的别名。当然，一切文学都在抒情，但唯有19世纪的浪漫主义思潮将文学诸因素中的感情因素提到至高无上的地步，把感情作为自己全部美学理论的出发点和基石。敖忠热情赞赏《蔡文姬》中蔡文姬“怀念祖国与眷念儿女”之间的强烈的感情冲突，不赞同有人批评郭沫若把蔡文姬的儿女私情写得太重的指责：“天下父母哪个没有‘儿女私情’？‘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蔡文姬唯其‘儿女私情’很重，而又终能以天下人的快乐去冲淡个人的悲哀，才更显得光彩照人，更显得真实而亲切”。他还认为，作为艺术形象，“曹操被写得富有雄才大略、文治武功、平民思想乃至诗人气质，显然有所寄寓，已是一种社会理想的化身 ……这是作家在一定历史真实基础上作出的审美夸张”。这种见解正契合了浪漫主义的重要表达技巧，如丰富的想象、大胆的夸张、奇异的幻想等特点。

敖忠对《蔡文姬》中的浪漫主义美学要素的肯定和赞誉，大概有两个方面的动因。其一，是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心中之块垒，是对长久以来中国文坛排斥浪漫主义独尊现实主义的反拨；其二，证实他张扬的现实主义并不排斥浪漫主义。高尔基有言：在巴尔扎克、托尔斯泰这些“伟大的艺术家们身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时常好像是结合在一起的 ”。［5］（P92）敖忠断言：“生活之树长绿，现实主义不会过时；人类理想不灭，浪漫主义也将与世长存”。这种观点无疑照应了毛泽东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主张。

其次，继承传统、接受新潮。敖忠是中国古代优秀文化传统、五四以来革命文化传统的继承者。中国古代传统对知识分子道德设计——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同现代知识分子的使命感与忧患意识息息相通。因此，敖忠能比较轻松潇洒地接受新事物。上世纪80年代，西方文化潮水般涌入中国，在文艺领域出现的“新方法热”被不少人视为“资产阶级自由化”而受到抵制、讨伐。可敖忠重提鲁迅的“拿来主义”：“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成为新文艺”。他明确指出：“为着发展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国外各种先进文化思潮和方法的引进，都是完全必要的”，而且不少作家评论家“也的确从现代、后现代文艺学习、借鉴了许多有益的东西，拓宽了文艺工作者的视野和思路，对新时期文艺创作的多样化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因而他坦然接受西方现代文艺思潮。在众多西方文艺批评理论中，他独钟司各特《西方文艺批评的五种模式》。他认为此书“为我们初步了解外国现代主义文论提供了资料”，而他自己对其中的社会批评模式赞赏有加。一个重要原因是按司各特的分类，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是“社会批评的一个特殊支派。”［6］（P63）。 他指出：“百多年来，文艺的社会批评在世界范围内，产生过深远的影响。无论在西方或东方，社会批评方法都曾经被文艺评论家广泛应用，并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另外，马克思主义社会批评与鲁迅先生的“最清醒的现实主义”有相通之处：鲁迅指出，文学批评“最好是顾及全篇，并顾及作者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敖忠充分肯定鲁迅对魏晋文学的批评、对上世纪初上海文艺界的批评，以及瞿秋白对鲁迅杂文的批评、茅盾对鲁迅小说的批评 “都是正确运用社会批评的杰作”。更为可贵的是，敖忠不仅肯定他们“既重视文艺同社会生活的联系，又重视文艺的审美特性；以社会批评为主，同时又合理地吸纳文艺的其他批评的优点；鲁迅的魏晋文学批评 ‘简直就是把文学作为社会的一面镜子’，这是典型的社会批评，也是社会批评与道德批评以至心理批评的整合”。敖忠以社会批评的实践成就回应了国内文艺批评界一些人对社会批评方法的机械的、片面的理解，诸如把文艺反应客观社会现实绝对化，对社会批评方法以外的其他批评模式一概拒斥等极端看法。

当然，敖忠对西方文学批评方法的接受，并不仅仅局限于司各特所归纳的五种模式。他赞扬林兴宅的《论阿Q性格系统》利用系统论科学方法研究阿Q性格，“较好地回答了这个典型何以具有超越阶级、时代、民族的普遍性这一长久聚讼的问题”。这里不只是肯定文学的科学研究方法，更重要的是拓展了批评视野，肯定了当今国际文坛最有活力、最有成就、最受青睐的学科之一——比较文学研究中的跨学科研究。

敖忠虽然以博大的胸怀接纳西方文艺新潮，但对涌来的新潮不盲从，不无原则地捧场。“对那些故弄玄虚或贬低传统，盲目拜倒在西方潮流脚下的‘研究’和‘探索’”总是保持清醒的警惕；对原封不动照搬西方文论，或改头换面套用他人只言片语，哗众取宠的所谓新潮时尚决不买账。敖忠是“最清醒现实主义”的继承者，他的接受西方思潮，是以中国社会现实为本位去选择、接受的。他主张西方思潮“必须与传统深厚的中国文化的民族形式相结合，即经过消化，使之真正化为发展、壮大我们民族文化所需要的一种营养”，同时要“以民族文化为基础和灵魂，并在当代条件下寻求他与新潮流、新方法的最佳衔接”。

敖忠长期主编学报，他不仅编审并推出了若干外国文学、文学理论方面的文章，如有关莎士比亚、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等大师的研究论文，而且推出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西方黑色幽默文学、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等现代、后现代文学方面的论文。有些文章就他个人爱好、研究重点而论，也许不大感兴趣，但他心胸开阔，使刊物包容古今中西，展现了他开放、包容的文艺理论、文学批评的豁达风度。

从上面叙述不难看出，敖忠的文论和批评，对中外古今的现实主义都有所借鉴、扬弃、更新，是一种包容性很强的开放的现实主义。但这种包容和开放有一定的时空疆界，决不超越时空无限扩大现实主义的内涵和外延，如罗杰·加洛蒂所谓“是神话的创造者，是史诗般的现实主义，是普罗米修斯的现实主义”即“无边的现实主义”，［7］（P167－172）而是中国几千年文化向近现代文化转型、由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转型时代，新旧纠缠的过渡时代的具有文化转型特点的现实主义。

敖忠所坚持的的现实主义也是目前中国文坛许多现实主义作家、批评家共同实践和坚持而又各具特点的现实主义，是当前中国文坛的主流——一种中国几千年文化大转变时代具有浓厚中国风格特点的现实主义，能否将其名为“转型现实主义”以示与既往的现实主义的区别？热切期盼文艺理论家、批评家们解答。

注释：

①本文所引《敖忠文集》及文集所引其它文献内容皆不列《参考文献》目录。

［1］伍蠡甫，蒋孔阳，秘燕生．西方文论（下卷）［C］．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

［2］陈惇，孙景尧，谢天振．比较文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

［3］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文艺［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

［4］郭绍虞，王文生．中国历代文论选（第一册）［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5林焕平．高尔基论文学［C］．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0．

［6］魏伯·司各特．西方文艺批评的五种模式［M］．蓝仁哲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83．

［7］罗杰·加洛蒂．论无边的现实主义［M］．吴岳添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