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冲突：社区社会工作者须有的风险预期

杨淑琴，王柳丽

（1.复旦大学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上海 200437；2.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高等职业技术学院，上海 200437）

社区冲突：社区社会工作者须有的风险预期

杨淑琴1，王柳丽2

（1.复旦大学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上海 200437；2.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高等职业技术学院，上海 200437）

当前，我国城市的稳定对全社会的稳定具有关键性的意义。城市社区是社会冲突最集中、最易爆发的地方，正视和加强对社区冲突问题的研究，构建有效的社区冲突风险预期，有助于社区社会工作者及时发现和解决社区问题，促进城市社区的健康、和谐发展。因此，对稳定与冲突的辩证关系，冲突可能发生的范围与强度，城市社区冲突的根源，以及解决冲突的途径都要有充分了解和预见。

社会冲突；社区冲突；社区社会工作者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分化、社会流动和城市化步伐加快，社会问题也相应增多。针对日益复杂的社会现实，国家采取了相应政策，其中最为关键的是提出加强社会工作，帮助个人或群体走出困境，积极健康地工作和生活。这就为社会工作专业的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在这种社会转型和体制改革的宏观背景下，社区建设日新月异，社会福利改革不断深化，非营利性组织迅猛增长，所有这些都为具有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的社区社会工作者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但是，我们必须看到，社会有两副面孔，一副是一致，一副是冲突。［1］（P173）一致与冲突，是社会存在的两种基本动力；稳定与变迁，是社会存在的两种基本形式。社区，作为社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几乎展示了所有可能在社会中发生的现象。由于社会剧烈变迁引发的各类矛盾冲突问题在城市社区中表现得更为直接、具体和敏感。社区，成为了社会变迁的缩影与社会冲突最集中的地方。冲突，亦称为抵触、矛盾、争议，是在存在着对立的情况下，系统各个部分的对立目标相互作用而产生的。具体地说，冲突各方具有行使自身的权力来控制或获取利益的行为或威胁。［2］城市社区冲突是指在城市社区这个高度聚集的地域空间中，以大多数社区成员或社区内部的社会群体、社会组织为主体的、对整体的或局部的社区生活能够产生一定影响作用的抵触、差异、对立、排斥等矛盾现象。

社区社会工作是以社区和社区居民为工作对象或服务对象，通过专业社会工作者的介入，确定社区的问题与需求，发掘社区资源，动员和组织社区居民实现自助、互助和社区自治，化解社区矛盾和社区冲突，预防和解决社会问题，从而促进社区和整个社会的进步。由于因社区利益冲突引发的社区冲突事件越来越激烈，部分社区居民甚至在冲突中铤而走险，对他人诉诸暴力或以自残自杀相威胁。因此，在现实的社区维权行动中，社区居民非常需要来自外界的帮助和引导，尤其需要通过专业的社区工作者的帮助来化解冲突。同时，作为社区社会工作者，正视和加强对社区冲突问题的研究，构建有效的社区冲突风险预期，有助于社区社会工作者及时发现和解决社区问题，促进城市社区的健康、和谐发展。作为城市社区社会工作者，必须对城市社区冲突有如下几个层面的风险预期。

第一，要对稳定与冲突的辩证关系有预期。

稳定，作为一种社会运作状态，是任何一个国家和政府都在努力谋求和维护的一种状态。它既是进行正常社会生活和社会交往的前提，同时又是社会持续协调发展的前提。在中国当前的形势下，城市，尤其是中心城市的稳定又对全社会的稳定具有关键性的意义。社区社会工作的核心任务就是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服务社区居民，维护社区稳定。

但是，稳定只是一个相对状态，绝对的稳定是不存在的。判断一个社会是否稳定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因为社会稳定是描述社会运行状态的概念，而现代城市社会则是一个多元化的复杂社会，在其运作过程中充满了各种复杂的矛盾与冲突，使社会经常处于变化之中；此外，高速发展本身也会给城市社会带来许多不可避免的问题。［3］（P190）作为城市社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城市社区稳定并不是指一种无矛盾状态或者静止不变的状态，只要能够在矛盾的解决中达到一种新的平衡，都可将其视为稳定状态。

当然，社区社会工作者也应该看到，中国目前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在这个阶段，利益冲突的加剧是一种难以避免的现象，在相对稳定状态下，必然蕴含着难以避免的冲突。正如桑德斯所说：每个社会都有比较持久的、稳定的、经过良好整合的组织要素，但即使是在整合性比较强的社会关系中，也存在着对立关系，这种对立关系潜伏在整合性的关系中，随时随地都可能显现出来。这就要求我们在追求社区稳定的过程中决不能用抑制冲突的手段来达到稳定的状态，因为单纯、机械地抑制不但不能成就真正意义上的稳定，反而有可能成为新的不稳定的根源。所以说，仅仅依靠旧有的体制无法实现对于新的利益表达的有效整合与调控。要谋求新的社区稳定，必须立足于现状，从对现有问题的把握出发，并以此为切入口，构建一种问题取向的积极的社区稳定体系，其关键不在于消除利益冲突的根源，而在于控制利益表达的过程和结果，将不同主体的利益表达和利益冲突纳入到制度运作的体系之中，力求在社区层面实现利益的协调与整合，从而尽可能地减少对于社会稳定的压力。［3］（P184）

辩证看待稳定与冲突，有助于社区社会工作者从宏观层面把握社区发展的规律，提高工作水平。

第二，要对冲突可能发生的范围与强度有预期。

从冲突所涉及的范围来讲，可将冲突作广义与狭义的区别。狭义的冲突是指不同主体之间激烈的对抗、争夺甚至战斗，它是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所表现出来的一种比较激烈的对抗性的互动过程。这种冲突是一方致力于剥夺、控制、伤害或者消灭对方的公开的、直接的对立和互动，是矛盾处于激化状态的对抗性的互动。广义的冲突则不仅包括不同主体之间存在的对抗、纠纷、争夺等比较激烈的社会现象，而且还包括不同主体之间在一般意义上存在的差异、对立、意见不一致、抵触、竞争、分歧、缺乏协调等不激烈的社会现象。［4］（P53-54）达伦多夫把这种广义的冲突表述为是“有明显的抵触的社会力量之间的争夺、竞争、争执和紧张状态”。［1］（P190）科塞把这种冲突表述为“是有关价值、对稀有地位的要求、权利和资源的斗争”。［5］（P24）

城市社区矛盾与冲突的主体一般有这样几个部分：业主、业主委员会、居民委员会、街道办事处、物业管理公司、开发商和政府房地产管理部门。所以，城市社区冲突的范围一般也定格在上述几个群体之间。社区工作者尤其是社区社会工作者，一定要掌握这几个群体的特质、运行模式和关系特征，这样才有可能处理好它们之间的冲突，为社区和谐打好基础。

当然，城市社区冲突不仅仅是对立双方对抗性的互动过程，城市社区冲突还是一个从不激烈到激烈、从矛盾到争夺和斗争的展开过程。根据城市社区冲突的发展过程，可将冲突分为冲突的酝酿（差异）、冲突的产生（摩擦）、冲突的发展（紧张）、冲突的激化（对抗）几个层次。在冲突发展的过程中，从冲突所引起的反响是否大、产生的后果是否严重，又可对冲突的强度进行划分。达伦多夫认为，冲突强度取决于冲突各方的能量消耗以及它们卷入冲突的程度。衡量冲突强度的一个重要变量，是冲突的重叠程度。重叠性冲突，就是多种矛盾冲突都集中在一个社会群体成员身上，一般说来，冲突的重叠程度越高，冲突的强度也就越高。［6］（P352）

作为社区社会工作者，要对冲突主体及冲突可能发生的强度有清醒认识，避免多重矛盾冲突重叠在同一个群体如失业人员等弱势群体身上。同时，面对纷繁复杂的矛盾、冲突，社区社会工作者也要秉承社会工作助人自助的价值理念，细心、耐心、热心、诚心地工作。即接待居民群众要热心、调查了解要细心、教育疏导要诚心、调解纠纷要耐心、执行协议要决心。妥善处理纠纷，协调社会关系，解决和预防社会问题，促进社会公正，把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

第三，要对城市社区冲突的根源有深刻认识。

城市社区冲突复杂多样的表现形式之下掩盖着非常错综复杂的冲突根源。活跃在社区建设第一线的社区社会工作者只有洞悉社区冲突的根源，才能从宏观上把握社区冲突发生、发展和演变的规律。

关于冲突根源，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见地。科塞认为，首先，不平等系统中被统治者对现存的稀缺资源分配的合法性提出质疑时，更有可能产生冲突，而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包括疏导不满的渠道不足,以及向优势地位的社会流动率很低。其次，被统治者的相对剥夺感与不公正感上升时，更有可能产生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冲突。这一点与以下条件有关：一是被统治者的社会化经验在形成自我约束方面的失败程度；二是统治者针对被统治者的外在约束的失败。［1］（P179）

概括地说，中国目前城市社区冲突的根源大致有如下几个方面。

（1）物质利益冲突是引发城市社区冲突的主要根源之一。这是因为，随着改革的深入推进，必然会引起旧有的利益结构的调整和重构。而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内在地就包含了对个人利益、尤其是物质利益的承认，同时也肯定了个人与团体在合法的前提下对于利益的追求。这种状况必然导致利益结构发生深刻变化，这种变化首先表现为利益主体的多元化以及利益群体的初步形成。随着社会转型的进一步深入，社会主体的自发性与权益意识日益加强，因此其利益诉求也相应增多，对社会公共资源的需求同时增加。然而资源总是有限的，这必然导致利益分配的失衡，利益冲突的加剧，从而引发各类矛盾的尖锐化。可是与这种利益主体日趋分化、利益冲突日渐加剧相对应的却是原有的社会调控和利益整合机制的弱化甚至解体。［3］（P181）由此可见，正是由于在社会转型期间利益分化和冲突加剧，而旧有的整合体制相对弱化，同时又缺乏相应的制度和法律，才造成了利益冲突的加剧和利益表达过程中的种种不确定性与失范行为的发生。

（2）居民日益增长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需求与供给相对短缺低效的问题是引发社区冲突的总根源。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现在绝大多数商品供大于求或供求平衡，已经解决了温饱问题，教育、医疗、住房、交通等方面的供给状况得到了改善。人们在吃穿不愁之后，对生活质量的要求有所提高，社会公共品开始进入了他们的视野。但社会对公共品需求的供给是短缺、低效的，诸如上学、看病、住房、交通等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还不能很好地满足人们日益增长和迅速提升的需求，就业和社会保障等民生问题离人们的要求还有相当大的距离，这就使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需求同供给相对短缺低效之间的矛盾问题凸现出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居民日益增长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需求同供给相对短缺低效的问题将成为城市社会发展中面临的一大突出问题，这一问题是引发社区冲突的总根源，应格外引起关注。［7］

（3）社会制度化结构的快速转型和持续变动，新旧因素并存、磨擦、碰撞是社区冲突产生的重要根源。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制度化结构发生了快速转型和持续变动，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这种制度化结构的变动在基层社会主要表现为由单位制社区和街居制社区构成的传统结构向自治性社区的新型结构转变。在这种快速转型和持续变动过程中，新旧制度和规范的长期并存会增大制度结构之间的不协调和磨擦成本，二者之间由于制度设计原则与理念的不同导致利益不均衡状况持续存在，这是社区冲突产生的重要根源。［7］

第四，要对解决冲突的途径有充分了解。

社区社会工作是社会工作的核心工作方法之一。作为社区社会工作者，已经掌握了一些基本的冲突解决方法。除了运用技巧解决冲突外，还可以通过以下几种途径化解社区冲突。

（1）通过社区领袖组织社区成员依靠自身力量解决冲突问题。社区居委会主任和书记是社区工作人员和社区居民的主心骨，他们通常能为社区发展提供一些规划和建议，并组织社区成员依靠自身力量去实施这些计划和目标；在小政府、大社会背景下，社区领袖在社区建设以及社区矛盾冲突的化解过程中发挥着政府及其他角色不可替代的作用。社区社会工作者应该重视社区领袖的培育，充分发挥社区领袖在化解社区冲突中的作用。

（2）依靠居民自组织解决社区矛盾冲突。作为专业社会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基本方法之一，社区工作主要是以社区和社区居民为工作对象或服务对象，通过专业社会工作者的介入，旨在确定社区的问题与需求，发掘社区资源，动员和组织社区居民实现自助、互助和社区自治，化解社区矛盾和社区冲突，预防和解决社会问题，从而促进社区服务质量、福利水平的提高和整个社会的进步。

社区居民通过地域空间内的交往所建立的长久而熟悉的自组织网络，不但可以构成对矛盾冲突的制约，而且矛盾冲突发生后，可以构成利益协调的感情基础，并有助于形成同伴压力，保障对社区内规范的遵守,社区社会工作者必须很好的利用这一有利资源来化解社区矛盾冲突。

（3）通过加强互动沟通化解矛盾。桑德斯曾经说过，沟通对于社区系统来说，就像“循环”对于生物有机体一样重要。一些社区组织、社区设置之所以不能正常地发挥特性，一些社区中的矛盾和问题之所以产生，往往是由于在沟通方面出了问题。增强矛盾双方的沟通与了解，不仅使矛盾双方之间的问题因了解而消失，而且会因为进一步的了解而使矛盾双方形成相互依赖的关系。此外，从地域意义上来讲，社区是居民共同生活的家园，为居民提供各种生活服务也是社区工作的一项服务功能。这种服务也是建立在与社区居民互动沟通的基础之上的，这项服务同时也是化解矛盾冲突的一种有效手段。

总之，虽然城市社区的矛盾冲突具有多样化、复杂化的趋势，但只要城市社区社会工作者能对矛盾冲突的表现形式、范围、强度、根源及化解途径作系统了解和正确预期，就一定能从容应对，并通过各种途径寻找可能的解决方法或协调方案，促进城市社区和谐发展。

[1]乔纳森·特纳.社会学理论的结构（上）[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

[2]王晓明，王浣尘，陈明义.社会系统中的冲突问题和分析方法研究[J].软科学，2002，（第16卷第2期）.

[3]林尚立.社区民主与治理：案例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4]张玉堂.利益论：关于利益冲突与协调问题的研究[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

[5]科塞.社会冲突的功能[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

[6]宋林飞.西方社会学理论[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

[7]卜长莉.当前中国城市社区矛盾冲突问题呈现的新特点[J].河北学刊，2009，（1）.

［责任编辑：董金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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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8-8466（2010）05-0013-04

2010-05-05

杨淑琴（1973—），女，甘肃皋兰人，上海工程技术大学高等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在站博士后，主要从事文化社会学、社区、社会工作研究；

王柳丽（1979—），女，河南南阳人，上海工程技术大学高等职业技术学院讲师，哲学硕士，主要从事社会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