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狭与实利的乡镇社会
——刘易斯小说《大街》对美国乡镇文化的深刻揭示

杨海鸥

(怀化学院外国语言文学系，湖南怀化418008)

偏狭与实利的乡镇社会
——刘易斯小说《大街》对美国乡镇文化的深刻揭示

杨海鸥

(怀化学院外国语言文学系，湖南怀化418008)

从消费文化的角度对“大街”群体偏狭与实利的文化特征进行了分析，揭示了久已被学界忽视的导致以上特征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在大街人炫耀性的消费中所隐藏的一种狭隘的等级、阶级和种族偏见是滋润他们保守狭隘的乡土观念和实利主义产生的温床。

刘易斯的《大街》;偏狭与实利;消费文化;三重偏见

《大街》(Main Street，1920)是美国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辛克莱·刘易斯的成名作，一出版就在整个美国引起轰动，被誉为是“发现美国的一个里程碑”，就像斯托夫人的《汤姆叔叔的小屋》一样，成为了当时一个重要的社会文化事件。［1]该小说生动逼真地展示了上世纪初美国西部小镇社会群体的生活方式，对小镇居民偏狭和实利的文化特征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判和揭示，为我们提供了一扇了解美国文化的重要窗口。

社会群体的生活方式是与其阶级地位分不开的。学界对生活方式的研究由来已久。马克思·韦伯在《阶级、地位和权力》一文中，分析了社会地位与生活方式的关系，把生活方式作为区分阶级及区分社会群体的指标。凡勃伦在《有闲阶级论》一书中，则把生活方式作为阶级地位的重要标志来研究。在《大街》里的戈弗镇，此时正处于1910年代的后期，经济的繁荣改变着人们的阶级地位，阶级地位又决定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在戈弗镇的上层阶级欢迎新娘卡萝尔的聚会上，年迈的爱奥尼克银行总经理埃兹拉·斯托博迪的一阵胡思乱想很好地反映了美国乡镇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近30年的社会群体的阶级及生活变化状况:

遥想三十年前，韦斯特莱克医生、朱利叶斯·弗利克鲍律师、公理会牧师梅里曼·皮迪和他本人，在当地都是说了算的头面人物……可是现在……在这个讨厌的汽车时代……普普通通的商人，却成了社会领袖。卖钉子的和开银行的，都是一样崇高的职业。这些暴发户——克拉克夫妇，海多克夫妇——简直不知自爱。他们的政见是稳健而又保守，但他们又大谈特谈汽车、猎枪和只有天晓得的一些什么最新的时髦玩意儿。［2]61

从斯托博迪的思绪中，我们看到，三十年前小镇的统治阶层是从事医学、法律、宗教和金融职业的人们，而如今从事商业的人却成了社会领袖，人们大谈特谈的是汽车、猎枪和一些最时髦的玩意。这充分说明，当时的商业发达，人们已在追求时尚和品味，商品丰富，消费量大，使得一大批从事商业的人们成为了乡镇的富裕阶层，变成了戈弗镇的统治阶层，跨进了有闲阶级的群体，也就是戈弗镇的上层群体。他们谈论的，恰似迈克·费瑟斯通所说的，不仅谈论他们的服饰、谈论他们的家居、家中的陈设和装潢、还谈论汽车及其它活动，根据这些东西有无品味，对它们的主人予以解读或进行等级、类型的划分。［3]126而刘易斯就充分地利用这些新的消费文化的英雄们这种个性的展示及对生活样式的感知，来表现大街的偏狭与实利，同时也展示了当时新贵们丰裕的生活。而偏狭实利的产生又是与他们持有的等级、阶级和种族的偏见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下面我们就从消费文化的角度，对刘易斯小说《大街》所展示的美国中西部小镇五彩斑斓的生活进行分析。

一对服饰的展示

冬天到了，属于美国中西部明尼苏达州的戈弗镇家家户户都在翻箱倒柜，拿出带着樟脑味儿的冬令御寒用品:皮褂子、皮帽子、皮手套、几乎齐到膝盖的高腰套鞋、长达十英尺的灰色毛绒围巾、厚实的羊毛袜子、里面絮着鸭绒一般松软的黄羊毛的帆布外套、各式鹿皮鞋，还有专供腕部皮肤冻裂的男孩子使用的深红法兰绒腕套。［2]102这些描述让我们知道了中西部平原小镇冬季的严寒和人们防御严寒所穿的通常的服饰。可是有钱的人呢，尽管同样的防寒目的，但是，“人们在冬装方面如同在汽车方面一样也有千差万别。境况差的多半穿黄的或黑的狗皮大褂，但是镇上医生肯尼科特身上却穿着一件浣熊毛皮长大衣，头上戴着一顶崭新的海豹皮帽子，真可以说派头十足。”［2]103而肯尼科特的妻子卡萝尔自己“穿着一件海狸鼠毛皮大衣，走在大街上显得很神气。喜欢用手指尖摸着如同软缎一样光滑的海狸鼠毛皮。”［2]103同样是保暖的冬衣，但却也分明带上了意味着消费者身份的符号烙印和生活样式的心理感知。

镇上新来了一个女裁缝和女帽商，她给丽塔·古尔德做了一件透明的蝉翼纱长袍子，配上了一顶女式小帽，大家看到了，都一致公认好看，于是，那些太太们就都登门拜访这位女裁缝了，“她已在弗洛拉尔大街卢克道森旧宅里租下了好几个房间。”［2]425从这可以看出，镇上的上层群体妇女们对漂亮的穿着已经是趋之若鹜了。可要是不合她们品味的或者超过她们自己品味的服饰，她们就会予以讥笑或者嘲弄。镇上新来的瑞典小裁缝穿着打扮得非常漂亮，显得卓尔不群。“他身上套着一件褐色细线衫，里面穿的是白绸衬衫，下身是白色法兰绒裤，脖子间系上一个天蓝色碟形领结。一见到他，人们禁不住就会联想到海滩，网球场，以及除了被骄阳晒得起了浮泡的大街以外的令人心驰神往的地方。”［2]397－398这是卡萝尔第一次看见埃里克·瓦尔博格时的印象。可是因为他着装的俊秀漂亮是大街其他太太们的男人们所远远不及的，而且他的身份地位很低，只是裁缝店的一个学徒，既然又还喜欢艺术，没事就捧着本书看，因此，他就成了大街人极尽嘲弄的对象。戴尔太太说:“他讲起话来总是文绉绉的……照他说话时的神气，真像是美国国会议员……他充其量只不过是个瑞典小裁缝罢了……那些小男孩都管他叫‘伊丽莎白’……哈!哈!我说这真是太好笑了。”［2]391－392男士们也跟着太太们一起揭埃里克的隐私，戴夫·戴尔还扮着鬼脸尖叫着说“我的名字，就叫‘伊丽莎白’。我是个呱呱叫的裁缝师傅，而且还很喜欢音乐。成千个的女人都拜倒在我脚下。劳驾给我一点儿面包夹牛肉，好吗?”［2]392穷小伙埃里克的审美品味超过了大街上层群体的生活品味，这是大街的有闲阶层不能容忍的，于是，成了众矢之的。埃里克很快被迫离开了戈弗镇，到大城市闯荡去了。大街人生活品味中的等级和阶级偏见可见一斑。

二气派的家居

卡萝尔家虽然住得很宽敞了，但因为房子比较旧，肯尼科特说过很多次要盖一所最漂亮的新房子。由此，他平时比较节俭，但他的这种节俭可以说是为了更奢华的消费的目的。1910年代的戈弗镇的中产阶级对居家环境看得很重，可以看出在这方面舍得投入，赚了钱的商人们一家比着一家盖起了新房子。肯尼科特的好友，镇上五金店老板萨姆克拉克就在不久前新盖的房子里欢迎卡萝尔的到来。“那是一幢结实的四四方方的房子，四周围都有很干净的鱼鳞状护墙板，有一个小塔楼，还有一道有顶棚的大门廊。屋子里铮光明亮，坚硬挺括，叫人见了很愉快，简直像一架崭新的栎木竖式钢琴。”［2]501主人对客厅里也做了装饰，“花花绿绿的缎子镶板，五光十色的香槟酒，透明的薄纱窗帘，以及枝形水晶吊灯都在熠熠发光，还有一些冒充的寻欢作乐的‘公爵夫人’，珠围翠绕，交相辉映，整个屋子浸沉在有如柠檬色泽一般的黄橙橙的光影之中。”［2]57可以看出，虽然是中西部平原的一个小镇，但当时人们在居家方面的消费已经很现代化了，奢侈之风正在悄然兴起。

再看看面粉厂老板家的客厅，那个客厅“属于主张把家具摆设塞得满满的维多利亚派……室内每一英寸的地方，都要摆满东西，即使是毫无用处的东西也行。”［2]167再便宜的家具也是用钱买的，因此背离富兰克林勤俭简朴原则的浪费之风无疑开始在戈弗镇的有闲阶层出现。可是，当这些有闲阶层的成员认为谁家的房子装饰超过了公认的基本标准时，他们又毫不客气地开始冷嘲热讽了。卡萝尔对所住房子的起居室进行了一番修饰，特意到大城市明尼阿波利斯购买了家具和装饰品，并在舒适和色彩的搭配上下了功夫，卡萝尔本来就心灵手巧，颇具艺术细胞，布置完毕后的房间显得春意盎然，比以前漂亮和舒适多了。当然也就比其他人家的房间显得时尚和高雅。可这又引来了那群太太们的闲言碎语，她们觉得卡萝尔把那个房间布置得太古怪了，她们觉得那只宽大的长沙发和那个日本的什么玩意儿，实在太荒唐可笑等等。大街上层群体的偏狭、庸俗可见一斑。这是一种消费中的等级偏见，在追逐新奇的消费物品时，她们不去改变或提高自己的审美品味，而只是一味对自己不能拥有的，超过了自己消费等级的他人之物进行挤兑和压制。

三附庸风雅的闲暇文化对精英文化的腌制

一个对金钱权力的相对可见的标志是雇佣家庭仆人，戈弗镇有闲阶级的太太们因为有丈夫赚钱养家，且家里又大都雇有保姆帮忙做家务，因此有很多的闲暇时间。她们成立有芳华俱乐部来开展娱乐活动，此外还设有一个妇女读书协会，主要是进行读书心得交流，或者帮助穷人做一些慈善活动，如开办农妇休息室、帮忙在小镇的广场附近栽种一些花草等。当然，要有一定身份地位的人才有入会资格的。

妇女读书会每周有次例会，读书会订了一本叫做《文化须知》的杂志，活动的主题也就按照里面的内容照葫芦画瓢。卡萝尔第一次参加妇女读书会的例会时，那次活动讨论的题目是“诗人”。会员们轮流发言，每人大概花五至十分钟，主要是介绍一至多位诗人的身世生平，再加上几句在某本书上说的大众化的评论就完事了。埃拉斯托博迪小姐应邀朗诵了一首吉卜林的《赞美诗》，博得了全场喝彩，戈弗镇讨论诗人问题就告一段落。接着宣告大家决定讨论的下个星期的题目:“英国小说和散文”。卡萝尔建议把大家已介绍的那些诗人详细地研究一番，特别是要多多引证诗人们自己的诗句，但她的建议没有获得赞同。卡萝尔对妇女读书会的这种不求甚解、典型的附庸风雅的评论非常形象生动:“她们认为自己对于文化嘛，好像已经撒上了一把盐，腌过了，就像火腿一样可以挂起来啦。”(They are sure that they have culture salted and hung up．)［4]122

妇女们在一次例会上就把英国的诗人都研究过了，比如詹森太太的研究报告内容是“莎士比亚与弥尔顿”;沃伦太太的是“拜伦、司各特、穆尔、彭斯等”;莫特太太的是“丁尼生和勃朗宁”;希克斯太太的题目是“论其他诗人”，包括柯勒律治、华兹华斯、雪莱、葛雷、海曼斯夫人和吉卜林。［4]154－155读者看到，这些经典作家、精英文化如果变成了大众消费文化的一部分，确实就像腌过了后挂起来的火腿，对腌制的主人来说，这些原材料的主人如莎士比亚们，还得满怀感激之心，多亏腌制者帮忙选中了他们。我们看到，妇女读书会的这种对“精英文化的腌制”现象就是后现代消费文化中“艺术和日常生活的消解”特征的体现。费瑟斯通的论述就是对这种腌制文化的极好阐释:“与后现代主义相关的关键特征便是:艺术与日常生活之间的界限被消解了，高雅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层次分明的差异消弭了;人们沉溺于折忠主义与符码混合之繁杂风格之中;赝品、东拼西凑的大杂烩、反讽、戏谑充斥于市，对文化表面的‘无深度’感到欢欣鼓舞，艺术生产者的原创性特征衰微了。”［3]11

此外，为什么这些消费者们要进行这样的腌制呢?毋庸置疑，是因为这些腌制过的火腿具有精英文化的符号意义，象征着高层次高水平的文化艺术，因此有幸被这些太太们选中作为她们文化消费的内容，以便用这些高品味的文化符号提高作为消费者的她们之身份品味和等级，并可以此作为炫耀的资本。刘易斯这样的叙述让大街上层群体庸俗、自满的市侩气不由得跃然纸上。此外，刘易斯这种关于妇女们对艺术与日常生活之间界限消解的认识具有一种超前的预见性。试问，一个世纪过后的今天，主动或者被动地围绕在消费者们身边的不就是随着时代的前进而被漫天放大了的这些腌制符号吗?

在大街上层群体的闲暇消费中，还包括旅游等项目，出门旅游在中产阶级以上的群体中已很普遍，这也是显示他们身份地位的一个象征。从小说的叙述中可知，游览过的美国各地的风景名胜已成了上层群体的成员夸口炫耀的谈资。卡萝尔和丈夫两人从长途旅程回来，下了火车，走在大街上，碰到了经营百货公司的哈里海多克夫妇，就开始侃起来了。哈里问他们这次都到过哪些地方，“当肯尼科特一一念叨着他们去过的地方时，哈利动不动就插进来，板着指头说哪些地方以前他本人也曾经到过。当肯尼科特夸口说，‘我们还去瞻仰过圣巴巴腊的大教堂’时，哈利连忙插嘴说，‘是啊，那才是个有趣的古色古香的大教堂。还有，大夫呀，我可一辈子都忘不了圣巴巴腊那家大旅馆，实在是阔气极了’……肯尼科特见过这么多名山大川之后，本想能足以受到他们的一番称赞，可现在只好不作这样的奢望了。”［2]492－493上引内容既是全知叙述者的视角，也借用了人物卡萝尔的视角，更增加了叙述话语的真实性和浓郁的生活气息。卡萝尔在冷眼旁观，用一种“宰相肚里能撑船”的容忍眼光注视着这一切，并在自信地揣度着哈里和肯尼科特的心思。当然，她也还是希望丈夫的夸口能胜过海多克。这叫人忍俊不禁的爱炫耀的市民习气也正好充分显示了当时美国的中产阶级闲暇消费的内容和品味，是难得的历史文化资料。

四消费文化中的歧视和偏见

在戈弗镇的社会群体中，显示身份地位的炫耀性消费随处可见。一边是善于经营的新贵们的日益奢侈的富裕生活，一边是辛勤劳作但仍入不敷出的穷苦百姓。在对待下层群体的穷困问题上，戈弗镇的有钱人一致认为是穷人太懒惰造成的，表现出一种明显的对下层阶级的蔑视。他们认为此地根本不存在真正的贫穷，［4]135他们甚至认为独自带着十个孩子的沃普尼太太的穷困生活也是因为懒惰造成的。这种缺少同情心甚至可以说近似于冷酷的对下层群体的歧视态度，使得戈弗镇的有钱人家在政治上明显地趋于保守，排斥打击一切不利于他们赚钱的言论，并不惜用一切手段保持自己丰厚的利润。戈弗镇的商人与城市里的商人及铁路运输部门勾结在一起，掐断了庄稼人对农产品获得合理收入的对外销路。卡萝尔无意中在她丈夫诊所的楼下听到的一个庄稼人的议论就很能说明问题的实质:

“真见鬼!我当然给他们弄得走投无路了。这里的运输商人和食品商人，收购我们的土豆就是不肯出公平合理的价钱……他们要我们按照他们定的价钱，把我们的小麦卖掉，回过头来又要我们按照他们定的价钱，去购买他们店铺里的衣服。斯托博迪和道森拼命取消所有抵押进来的农场的赎回权，马上又转租给别的庄稼人……那些律师老骗我们，敲竹杠。赶上歉收的年份，那些机器经销商也不肯宽放我们几天。你看，他们的女儿身上都穿得花里胡哨的，但把我们却看成是一拨无业游民。他妈的，老子真恨不得放上一把火，让整个戈弗镇通通烧掉!”

肯尼科特说:“韦斯·布兰尼根那个老妖怪，又在信口开河了。我的天哪，偏偏他就是爱嚼舌根!他妈的，该是把那个家伙驱逐出境的时候了!”［2]277

戈弗镇的商人千方百计把农户手里的利益转到自己手里，赚取更多金钱，用这些金钱让自己及家人过上丰裕的生活:购买汽车、时尚服装等奢侈品，雇佣仆人、参加各种装点门面的协会活动等，炫耀提高自己的地位身份。然后反过来却又极端鄙视自己的衣食父母，除了垄断下层群体的收益外，还要垄断下层群体的思想，垄断下层群体的生活方式:衣着破烂被视为懒惰、贱民;穿着新颖被视为风骚、轻佻;劳动之余的歌舞聚会被认为放纵、堕落;不准他们发表抗议不公的言行，对于坚持发表不利于上层群体获得稳定的可观收益的人，随时都可能被当成激进分子、无政府主义者或社会主义者而有被赶出戈弗镇的危险。戈弗镇的商人们平时钩心斗角，但是在涉及上层群体的根本利益这点上，在政治问题上，他们是毫不含糊，一致对外的。来自瑞典的“红胡子瑞典佬”伯恩斯塔姆是个能工巧匠，无神论者，靠打短工维持生活。他脾气倔强，爱说真话，敢发表对戈弗镇上层人物不恭的言语，一直被当作贱民、无政府主义者受到戈弗镇统治阶层的排挤，连他的妻儿都受到歧视。当深爱的妻儿染上伤寒不幸死去时，人们不但不同情他，还认为他罪有应得，最后伯恩斯塔姆绝望地离开了戈弗镇，成了戈弗镇上层群体所持有的等级、阶级和种族偏见的牺牲者。

五结语

从消费文化的角度对刘易斯小说《大街》乡镇社会的分析解读不但让我们见识了学界所广泛认同的“大街”群体的狭隘乡土观念和实利主义的文化特征，①还揭示了久已忽视的导致以上特征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20世纪初期，戈弗镇上层群体消费品味的维持靠的是商业的不公平竞争所赚取的高额利润，同时，他们消费品味的维持也包含着对下层群体的偏见、排挤和歧视，“通过对大众的轻蔑，并骄之以高贵的出身、以及在服饰、行为举止、个人嗜好甚至家俱陈设等方面的优越性，总之，所有这些今天我们称之为生活方式的东西，来煊赫显耀自己。”［3]126也就是说在大街人炫耀性的消费中所隐藏的一种狭隘的等级、阶级和种族偏见是滋润他们保守狭隘的乡土观念和实利主义产生的温床。

注释:

①辛克莱·刘易斯的小说《大街》和《巴比特》两书的书名已作为词条收进《美国传统词典》、《英汉大词典》、《韦氏新世界大学词典》和《简明牛津词典》，成为了英语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其中“大街”(Main Street)作为英语词汇出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泛指以保守、狭隘等为特征的典型小城镇居民和以狭隘乡土观念和实利主义为特征的地方或环境。

［1］Richard Lingeman，Dictionary of Literary Biography，Volume 33:Nobel Prize Laureates in Literature，Part 3:Lagerkvist－Pontoppidan，A Bruccoli Clark Layman Book．Gale，2007．pp．66－91．

［2］辛克莱·刘易斯．大街［M］．潘庆舲译．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6．61．

［3］迈克·费瑟斯通．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M］．刘精明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6:126．

［4］Sinclair Lewis，Main Street．Harmondsworth:Penguin Books Ltd．1985:122．

［责任编辑姜仁达］

Township Society of Parochialism and Materialism——A Profound Revelation of American Township Culture in Lewis’s Main Street

YANG Hai－ou
(Foreign Language Department，Huaihua University，Hunaihua 418008，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nsumer culture，this essay analyzes the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parochialism and materialism in Lewis’s Main Street，and reveal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causes which has been greatly neglected in existing criticism:it is the parochial grade，class and racial prejudices hidden in the conspicuous consumption of Main Street that nourish their narrow provincialism and materialism．

Lewis’s Main Street;parochialism and materialism;consumer culture;triple prejudices

book=3,ebook=66

I712．074

A

1008－9128(2010)03－0084－04

2010－04－06

2008年湖南省高等学校科学研究项目(08C659);2009年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9YBA117)

杨海鸥(1963－)，女，文学博士，副教授，主要从事叙事学、比较文学和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