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基本理论问题研究论纲

谢嘉梁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思想政治理论教学部,杭州 310018)

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基本理论问题研究论纲

谢嘉梁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思想政治理论教学部,杭州 310018)

执政理念是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的一个基本概念和重要范畴,是执政的理论前提和整个执政理论体系的核心与灵魂,是执政党从事执政实践活动的思想指南和理论基础;加强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研究是深度推进党的建设科学化探究的迫切理论诉求;围绕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的研究方法、研究概况、理论渊源以及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与执政合法性的逻辑关联等基本理论问题展开了认真探讨和理性分析,提出了一些颇具创新价值的观点与见解。

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研究方法;理论溯源;执政合法性

政党政治是当今世界政治发展的主要特征和存在方式,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是历史与人民的选择。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领导核心,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历史与现实启示我们,一个伟大的事业,需要并催生伟大的理论;一个伟大的政党,需要伟大的理论武装和坚实的理论支撑。历史和现实启示我们,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问题,是关系中国共产党的前途和命运的带有方向性、根本性、战略性的重大现实问题。党的执政理论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包括执政理念、执政资源、执政方略、执政环境、执政体制、执政基础、执政方式等主要方面。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执政理论体系的重要范畴和核心内容,而且是整个理论体系的核心与灵魂。中国共产党近九十年的艰苦奋斗历史,是一部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光辉实践史,也是一部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不断进行适当调适、走上科学轨道的历史。“执政理念”是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的一个基本概念和重要范畴,是执政的理论前提,是执政党从事执政活动的思想和理论基础。正确的执政理念,不仅是执政党全体党员的重要精神支柱,也是广大人民群众据以判断党的宗旨性质并支持和拥护党的根本标志,是执政党的鲜明旗帜。一个执政党能不能把广大党员干部紧紧地团结在自己周围,能不能使自己的执政地位和执政活动始终为广大人民群众所认可、所赞同,能不能长期执政、有效执政,首先取决于这个党是否具有反映客观实际的、科学正确的执政理念。本文认为,所谓执政理念,是指人们对于执政活动(或现象)的理性认识、理想追求及其所形成的整体观念和哲学观点,是执政主体在执政实践、思维活动中为了完成其政治理想和政治抱负所形成的执政价值取向与价值追求,是一个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基本价值支撑,是一种具有延续性、指向性与相对稳定性的观念体系和行为准则。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的根本价值取向。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体现了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有机结合和辩证统一。

1 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的研究方法

在充满机遇、风险与挑战的 21世纪,研究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对于中国共产党人进一步认识和把握党的执政规律,推进党执政的实践进程,以使我们党更加兴旺发达,更好地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成为我们必须高度关注和抓紧研究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问题是一项重大而复杂的课题,这项研究带有很强的政治性、理论性和现实性。[1]“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一项研究是否能够持久深入,得出的结论是否科学并经得起实践的检验,关键在于它是否遵循科学的研究方法。“科学的方法是能全面、系统而又准确地把握客观事物的本质和规律的杠杆和桥梁。”[2]研究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问题,需要将其放在党的建设尤其是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这一大的系统内来加以审视和考察,放在党和国家所处的历史方位中来考察,放在整个执政理论系统中来考察。同时,研究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问题,需要灵活运用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理论与实际相结合,资料分析与理性思辨相结合等方法。

从学术研究的客观要求来看,任何学术研究所选择的研究方法,都必须服从和服务于特定的研究对象和研究目的或研究任务。总的原则是,遵循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基本原理和精神(亦即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基本理论分析工具),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现有研究成果为逻辑起点,多方面搜集、整合文献资料,紧密结合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及党的建设的历史和现实,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对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做出深入分析与理性思考。本文站在时代和战略的高度,以客观事实为基本出发点,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和依托,以大力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为背景,在占有大量翔实资料和充分借鉴吸收现存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综合运用系统分析、比较分析和历史分析等研究方法,从历史学、政治学、党建学等多学科、多视角,开展对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问题的全景式研究和初步探索,为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提供有益的启示和借鉴,进而为丰富政党政治理论宝库和推进执政实践进程提供支撑。

当然,研究工作的深入开展,离不开对马列经典著作的研读和消化,这是进行学术探究的必备基础;离不开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了解和认识,这是理论研究的方向保证;离不开对时政热点的敏感和关注,这是论文写作的背景支持。学术研究贵在创造和创新。创新是科学追求的根本目标,是理论发展的必然途径,是学术研究的生命。坚持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大众化是我党的一贯作风和优良传统。理论创新的根本目的是为了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在当代中国,坚持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造和理论创新,就是用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统揽全局、指导实践,进一步回答人民群众关心和现实生活提出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

2 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的研究评议

进入新世纪特别是党的十六大和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召开以来,学术界围绕“执政理念”这个论题进行了卓有成效的讨论,理论界掀起了一股方兴未艾的研究热潮,体现了较高的学术水平和理论视野,并取得了大量阶段性成果,提出了很多有益的意见和建议,在许多方面达成了初步共识,研究有向纵深拓展的条件和趋势,为进一步继续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和提供了必要的理论资源和依据,对此我们要给予充分的评价和高度的肯认。但同时也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带有一定的局限性和偏差,需要改进。譬如,重复性研究成果较多,许多认识还比较抽象、笼统和模糊,缺乏中西比较研究成果,理论与实践联系不够紧密、理论探究缺乏实证性、可操作性不强,具有启发性的学理分析少而又少,对中国共产党在各个时期的执政理念缺乏系统而深入的论述,对一些基本的理论问题甚至语焉不详、莫衷一是,等等。简言之,就是:系统研究略显薄弱、比较研究亟待加强、理论深度需要重视。正如有论者所言,“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阐述问题的历史厚度,交叉学科联合攻关的力度,研究者的投入程度,对有关问题的争鸣热度等都有待加强。”[3]

基于此,笔者认为,今后应着力强化以下工作:第一,在研究方法上,应将形而上层次上的抽象思考同经验性的实证研究有机结合起来,理论联系实际,避免“研究不自觉地走入抽象理论的圈子”,增强理论成果的针对性、应用性和现实感;第二,在研究内容上,应加强对党的执政理念的整体研究和纵向考察,对三代领导集体的执政理念作出全面、细致的梳理,以给今天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供深刻借鉴、指导和启示;最后,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们要拓宽研究视阈,加强比较研究和横向考察,对西方执政党关于执政理念的思想进行细致清理和深刻反思,了解各国理念的内容,把握各国理念的特点,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为我所用。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问题研究的理论空间还非常广阔,其中有许多问题需要进行深入持久地研究,这需要广大理论工作者继续努力,大胆探索,努力贡献出无愧于伟大时代的优秀作品。

3 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的理论溯源

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不是凭空自发产生的,而是立足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发展的客观实际和基本经验,立足于新中国成立后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立足于中国共产党全面执政这样一种全新的实践基础上渐次形成的。“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从经验升华到理性认识,并开始转向理论指导实践的自觉,这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半个多世纪以来执政实践的结果,同时也有其深厚的理论根源。”[4]中国共产党作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学说指导下建立起来的无产阶级政党,在建党之初,就依据马列主义建党学说的基本原理,明确了党作为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先进部队、代表无产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的性质、宗旨和根本任务。

3.1 马克思恩格斯的建党学说

马克思主义理论创立时,共产党尚未登上执政舞台,其创始人本身也没有经历过执政的实践锻炼,他们无法科学预见共产党执政后的具体情形,对未来社会的设想是大体的、原则的、宏观的,只是从历史发展的总体趋势上,从大的原则上指出共产党执政后的主要任务,因而不可能形成系统完整、精致严密的执政治国的思想和理论。正如邓小平指出的,关于党的执政学说,“在这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讲得不多。”“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然而,马克思恩格斯的一系列重要思想和精辟论断,对于我们正确地认识、准确地理解和科学地把握党的执政理念有着十分重大的参考价值和启发意义。列宁曾经说过:“沿着马克思的理论的道路前进,我们将愈来愈接近客观真理(但决不会穷尽它),而沿着任何其它的道路前进,除了混乱和谬误之外,我们什么也得不到。”

马克思、恩格斯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以唯物史观为基础,根据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深刻提出:“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而且指出夺取政权不是社会革命的终结,不是无产阶级解放的完成;无产阶级执掌国家政权,是完成社会革命其他任务的前提和基础,“首先无产阶级革命将建立民主的国家制度,从而直接或间接地建立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马克思主义认为: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是从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夺取政权,并运用政权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实现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工人阶级政党的实践中,科学阐明了党的性质、党的指导思想、党的纲领、党的策略原则与组织原则等重要问题,奠定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坚实理论基础[4]。早在 160年前,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指出,共产党人“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他们不提出任何特殊的原则,用以塑造无产阶级的运动”。“共产党人同其它无产阶级政党不同的地方是:一方面,在各国无产者的斗争中,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的不分民族的共同利益;另一方面,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一切理论和奋斗都致力于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无产阶级建立自己的政权以后,必须防止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马克思、恩格斯明确提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应想尽一切办法发展社会生产,“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因为“生产力为这种发展……之所以是绝对必须的实际前提;还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普遍下,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这些思想为后来的共产党人确立“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奠定了最初的思想基石。[5]

3.2 列宁的执政理念

上个世纪中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事件,莫过于共产党执政从理想变为现实,从一国发展到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6]。列宁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缔造者和领导者,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的伟大领袖,经历了具体执政的实践和锻炼,在国际环境极其严峻而又没有前人经验可以借鉴、参考的情况下,积累了许多宝贵的执政经验,提出了一系列重要思想,在执政理论方面也有所建树,对执政理念曾经作过较为深入的思考,提出了不少光辉的论述。诚如著名学者、华东师范大学周尚文教授所指出的:“列宁生前,苏维埃国家还处于激情燃烧的年代,国家和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还处在剧烈的变化和动荡之中,但列宁对新政权的建设、对共产党的执政方略和执政理念,仍有不少思考和建树。”[7]列宁强调:“只有相信人民的人,只有投入生气勃勃的人民创造力泉源中去的人,才能获得胜利并保持政权。”列宁还说:“一个国家的力量在于群众的觉悟。只有当群众知道一切,能判断一切,并且自觉地从事一切的时候,国家才有力量”。列宁明确指出:“保持领导不是靠权力,而是靠威信、毅力,靠比较丰富的经验、比较渊博的学识以及比较卓越的才能。”列宁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中指出:“在任何社会主义革命中,当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任务解决以后,随着剥夺剥夺者及镇压他们反抗的任务大体上和基本上解决,必然要把创造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的根本任务提到首要地位,这个根本任务就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列宁不止一次地强调指出,布尔什维克党由领导革命暴动的党变成了执政党,全党都应当学习如何管理俄国,努力成为经济建设方面的专家;和平时期应该放弃“战斗命令制”的管理,实现从军事共产主义向新经济政策的过渡和转变,等等。然而,纵览列宁的短暂一生,他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一个领导革命的党如何科学有效地转向执政党的问题。总之,限于时代的制约和历史的局限,马克思恩格斯不可能对执政问题给予全面、细致、系统、深入的论述和阐释,列宁的探索与认识也只是特定条件下的历史产物,其片面和局限亦是清晰可见、不容避讳的。[7]

3.3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

中国的民本思想,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总体上讲,中国民本思想萌芽于殷商西周,形成于春秋战国,实行于两汉盛唐,内话于北南两宋,提升于明清之际[8]。《尚书 ·盘庚 》曰:“重我民 ”,《尚书 ·酒诰》记载:“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尚书·五子之歌》记载:“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周公提出“敬德保民”的思想。孔子认为应当“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孟子指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荀子也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汉代贾谊曾指出,“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唐太宗李世民曰:“君依于国,国依于民”,“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北宋张载宣传“民胞物与”。范仲淹主张“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朱熹曰:“国以民为本,社稷亦为民而立”,“天下之务莫大于恤民。”刘基更加明确地提出了“国以民为本,社稷亦为民而立”的政治主张。[9]明末清初反封建君主专制的启蒙思想家,如黄宗羲(“天下为主,君为客”)、王夫之(“藏富于民”)等,继承了孟子的民本思想并使其大放光彩。[10]

尽管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非常重视民众的作用,但重民的根本目的在于维护君主的专制统治和既得利益。所谓重民只不过是一种话语符号而已,在社会体系中,君是主体,民为客体;君为主导,民为从属;统治阶层是凌驾于民众之上来为民作主;官吏也是以人民父母官的身份而自居的。所以传统的民本思想从某种意义上只是统治阶级的“御民术”[11]。他们“重民、亲民、抚民、恤民、富民”的最终目的是为了维护统治者的权威,巩固其统治地位[12]。但毫无疑问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内蕴着可资利用的宝贵因素和合理成分,即“民主性的精华”和“合理内核”,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新民本思想的直接理论来源和现实基础,期待着我们充分地加以开掘和合理地加以利用。[13]

4 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与执政合法性的逻辑关联

任何政党在成为执政党以后,都必须确立自己的主流意识形态和核心价值体系,向民众表明自己的主张和观念,企求得到民众的认同和诚服,取得民众的信赖和支持,积极扩大政党执政的公信力、影响力和安全系数,寻求执政的合理性和正当性。执政党不断寻求自身的执政合法性是政党政治运作的普遍规律。在政党政治时代,“执政合法性”是任何执政党必然面对和必须重视的首要问题,也是执政党有效运作的首要条件,缺乏合法性即面临合法性危机,就会导致执政党执政基础的松动、执政权力的削弱甚至执政地位的丧失。中国共产党九十年风雨兼程不断显示其强大的生命力和旺盛的战斗力,就在于它善于与时俱进地为自身寻求合法性基础。

其一,确立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力发展先进生产力的经济理念,为党长期执政奠定有效性基础;著名学者罗斯切尔德指出:“如果政治系统能够长期满足社会成员的利益需要,也可赢得统治的合法性;而且,即使一个传统的政治系统完全拥有统治的合法性,如果长久以来表现得昏庸无能,也会慢慢地耗蚀其合法性。”其二,确立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政治理念,为党长期执政寻求来自制度和体制层面的合法性;其三,确立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文化理念,为党长期执政探求意识形态的基础;历史唯物主义认为,文化属于上层建筑,包括思想意识形态和科学知识。对于政治统治产生直接影响的是思想意识形态,它体现一定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具有辩护、论证、激励、约束等支持功能;其四,确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社会理念,为党长期执政寻求广泛的社会基础;其五,确立“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根本理念,构建执政合法性的法理基础。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一切理论和奋斗都应该致力于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是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政治立场。[14]

毫无疑问,在现代政治中执政党最强势的资源是法理合法性。法理合法性之所以取得如此强势的地位,是因为它将政党政治纳入法制运行的健康轨道,通过建立能得到公众认同的运作规则,从而获得秩序和法律意义上的合法性,使公众支持的形象从掌权者个人或某些政策转到体制、政治共同体层面上来,便于避免可能出现的针对政府的合法性质疑引向程序或技术问题,从而缓冲了直接指向政府的合法性追问[15]。马克思主义政党存在和发展的根本条件,是始终坚持自身的先进性特质,是在不同历史时期结合不同的历史条件和任务通过加强党的自身建设不断实现党的先进性。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如果失去了它的先进性特质,就丧失了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法理依据,就必然失去人民群众的信赖和拥护,实际上也就等于抛弃了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抛弃了党的共产主义的奋斗目标,最终导致蜕化变质,被人民所抛弃而丧失自己的领导地位和执政地位[16]。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事物都处于不断的运动、变化和发展的过程之中,执政党的执政合法性自然也不例外。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是一个不断变动与拓新的复杂过程,执政党必须及时、有效推动传统执政合法性向现代执政合法性的转型与嬗变。在维护与巩固自身执政合法性中所遇到的问题要用发展的方法来应对和处理,要在持续发展的过程中增强自身的执政合法性与执政竞争力。研究、认识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从理论高度加以深刻阐释和科学说明,目的在于能够得出一些规律性的经验、结论和认识,以更好地规范和指导党的执政实践活动,使党的执政行为更加自觉、更趋科学,更加符合执政的规律与程式,早日实现党的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历史复兴。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问题的研究值得学术界继续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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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25

A

1671-4733(2010)03-0030-05

10.3969/j.issn.1671-4733.2010.03.11

2010-08-16

2007年度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引进人才科研启动基金资助项目研究课题《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研究》(项目编号:KYS111507035);2010年度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党建与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一般资助项目《党的建设科学化评价指标体系研究》(项目编号:201005)的阶段性成果

谢嘉梁(1979-),男,湖南华容县人,法学博士,讲师,从事中国共产党执政理论研究,电话:130679991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