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探析

叶春辉

（华南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广州510631）

一个国家的政治发展，从来不是一件孤立的事情，它的存在和发展要受到历史、文化等多种因素的制约，政治文化就是其中一种重要的因素。政治文化这一概念最早由美国政治学者阿尔蒙德在《比较政治体系》一文中首先采用，并将其界定为“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情感。”［1］许多政治学者纷纷用它来分析政治体系中的政治行为及其变迁的倾向。政治文化是一个有机的功能系统，不仅对宏观政治体系的正常运行起到支撑作用，而且对微观社会成员的政治行为起指导及规范作用，甚至还会通过其旷日持久、潜移默化的作用制约或推动政治发展的进程，从而影响着政治发展的走向。近代以来，“虽然现代化强力撞击了中国之门，但中国传统文化却表现出了惊人的连贯性和独立性。面对重大的社会、经济与政治动荡，以及作为规范社会理想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以政治课本形式的全面引入，事实上中国文化是保持中国统合的重要因素。”［2］

一、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特点

中国历史悠久，几千年的农耕文明成就了辉煌的中华文明，这种文明使我们不仅在经济上曾经长期领跑全球，而且还有一笔宝贵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遗产。

（一）权威主义和等级制思想根深蒂固

权威是一个古老的拉丁词，并且一直被人们从正面意义上理解。美国著名政治思想家萨托利认为：“它的最初含义是指那些拥有权威的人加强、巩固和批准某种行动或思想。”［3］随着古希腊文化在欧洲的广泛传播及本土化，这一概念不断被赋予新的意义。在这一过程中，权威开始同合法性相联系，以至于在马克斯·韦伯那里，权威与合法性的概念几乎可以互换。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资助的一个有关术语研究的课题组认为，权威“是得到同意、尊重和承认的合法权力”［4］。“权威是建立在威望和尊重之上的权力”［5］。它不但与民主不矛盾，反而是民主的权力准则。权威主义是一种统治形态，是人们严格遵从政府的权威，而政府常运用压制性手段，用来维持和执行社会控制的。所以，权威主义并没有权威概念的积极意义。

中国属于权威型文化国家，自政治发端以来，权威就构成了政治和社会生活的一切［6］。古代的统治阶级认为：他们的权威是上天赋予的，是与生俱来的，是不受限制的。封建的统治者这种超现实的、不受干预的权力可以延伸到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和任何角落，可以控制一切人的一切财产和生命，于是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之说。这种绝对的权威观念为人们所接受并深入人们的意识，形成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权威主义。

在中国历史上，与权威主义伴随而生的是等级观念。这种观念是通过封建家长制的确立得以实施和巩固的。在封建家长制体系下，整个国家就是一个巨大的家庭，一个个家庭就是一个个小型的国家。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妇妇”，实际上表达的就是绝对支配和绝对服从的关系。整个中国从上到下实际上构成了一个支配和服从、主导和依附的等级链条，这就奠定了封建的权威主义的现实基础。权威主义与封建家长制的结合，使从天上而来的权威和从地下生长的权威走到了一起，这就从超验和经验两方面论证了权威主义的合法性。而儒家的伦理学说则在这个过程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儒家从血亲伦理关系出发，推演出一套完善的由近及疏、由上及下、由尊及卑的人际关系和社会交往准则，并用一套颇为奇特的比附手法把家庭血亲关系移植到本来属于政治范畴的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关系上，使赤裸裸的政治利害关系罩上了伦理的面纱。这一方面减小了绝对权威主义贯彻中的阻力，另一方面使整个政治生活宗法化。

（二）政治道德主义与政治人格主义交相为用

圣君、贤相、清官、顺民，这是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理想，它充分体现了儒家政治文化的道德和“人文”特征。“仁”是儒家最高的社会理想，而“仁政”则可以被看成是儒家最高的政治理想。理解“仁”的最好办法，要先从较为具体、容易理解的“人性”开始，儒家认为“人者，所以能群也”，“仁者，爱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儒家的所谓“群”、“爱”、“忍”是属于主观精神方面的意志和情感，人能“群”，所以他能与他人结合成社会，在与他人结成的社会关系中成为社会人；人能“爱”，所以他能与他人结成特有的伦理关系、形成人类所特有的伦理价值；人能“忍”，所以人能在相互之间结成政治关系，去过一种有着公共设置和公共权威的生活。儒家之所以强调主观精神的作用，其中一个重要的理论前提是“性本善”。人心善恶从来就是一个争论不清的问题，但儒家或者从外在的家庭伦理出发，或者是出于为既存的礼制政治秩序提供合法性依据的需要，将性本善作为逻辑推演的总的出发点。无论如何，在儒家那里，人的主观精神的主导倾向都是一种向善的冲动和需要，即对道德践履的要求——“人皆可以为尧舜”。由孔、孟发端的道德学说，中经董仲舒，在程、朱、陆、王那里走到了极端和顶点，形成中国传统政治社会思想独特的道德和人格主义。把道德和人格主义落实在政治上，就成为政治道德主义和政治人格主义，它是和儒家提倡的伦理政治互为表里，交相为用的。

儒家构建理想的大同世界，是历朝历代有志之士为之奋斗的目标和动力。但是，儒家“人皆可以为尧舜”，在经验世界里是难以见证的。在政治现实里，暴君、贪官、污吏多不胜数，而圣君、明相、清官则难得一见；官场上充斥的机巧、诡计、阿谀、讹诈，欺上瞒下、贿赂、仇杀、权力争夺，使儒家的政治说教脆弱得像一只精巧的玻璃瓶。尽管现实与理想存在巨大反差，但是儒家政治意识形态仍然在传统中国发展的后期显现出了顽强的力量。这除了得益于封建国家需利用它，而极力对之强化外，恐怕最主要的还在于儒家提出的政治乌托邦在很大的程度上满足了人们的心理需求。儒家政治学说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存在有其合理性，它对政治以及人性的乐观态度，它的入世精神，它的大同理想带给中华民族的是生生不息的生命冲动。

（三）均平、中庸观念和明哲保身意识深入民心

均平作为一种政治主张，在传统中国，不管是对统治阶级，还是对被统治阶级都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封建统治阶级均平观是出于他们巩固政权的需要，而农民阶级的均平观却完全出于生存的需要，但他们在实质和表现上则是完全一致的。事实上，经济上的均平要求从来就不可能通过经济手段得到实现，这种要求只能诉诸政治集权和专制主义，没有别的任何手段可以达到均平的目的。因此，我们从来就不曾在传统中国看到过真正的均平，因为“在深根于中国人心灵深处的均平观念中，存在着一个不为人们所意识的价值误区，即这里所追求的均平、平等是缺少公正前提的均平、平等”［7］。

中庸思想既是观念形态上一种认识问题的思维方法，又是一种具有实践价值的行事做人的原则。中庸思想为孔子所提倡，它教导人们在认识问题时不能走极端，应该“允执厥中”，不偏不倚；行事做人要尽量取中间立场，避免“过犹不及”。中庸哲学作为一种认识问题的方法和看待事物的态度是有可取之处的，但是儒者加以强调的恰恰是它的反面—中庸哲学的实用主义价值。而这种片面强调，使它演变成传统中国人所特有的市侩哲学和滑头理论。流传下来的如“出头的椽子先烂”、“枪打出头鸟”、“好死不如赖活着”、“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等等，都是对中庸哲学的绝妙注解，也反映了这种思想对中国人的影响之深。这些在中国历史上流传下来的、充满了机智和智慧的经典名言，落实到社会中的必然结果，就是安分守己、明哲保身、苟且过活、与世无争和缺乏进取精神和创造冲动。和传统中国及中庸观所养成的惰性、苟且习性、明哲意识的这种国民性，每每在国家衰败、民族危亡的关头，都让一些仁人志士痛心疾首，都让中国的每一点进步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二、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现实影响

作为一种成熟、复杂的政治文化，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已内化到中华民族的心理结构，在更深层面上制约着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是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心理基础，是当前中国政治文化的一个不容忽视的组成部分，必然对中国的政治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第一，缺乏政治参与意识和权利意识。中国一向处于专制统治之下，人民缺少民主实践的经历，认识不到自己可能会对政府产生影响，在现实生活中被动服从政府管制，既不想也没有能力去参与政治生活，因而影响政府的能力是有限的。加之在传统中国，每个社会成员由于生来就处于宗法关系网的包围，依赖心理严重，缺乏自主意识和对合理利益及权利的追求精神。

第二，缺少权力制衡的政治态度。传统政治文化对人对事倾向于简单的“二分法”，不认为有中间的情形。人们在权利和义务、自由和限制以及保守和变通等态度之间不能达成平衡，总是趋向极端。人们总在顺民和暴民之间转换，就是不能成为既能影响政府又能服从政府的公民。因此，人们常常对失衡的权力忍气吞声，受到公权力的侵害，不是想办法去制止，而是寄希望于遇到好官为民做主。

第三，社会资本不发达。社会资本是指社会主体（个人、群体、社会甚至国家）间紧密联系的状态及其特征，具体表现形式为社会网络、规范、信任、权威、行动的共识以及社会道德等方面。在传统中国，人们一般严守“自己人”和“外人”的分际，对“外人”怀有敌意，不利于营造人们之间信任和合作的态度。此外，人们普遍缺少对政治系统的感情，对政治系统极不信任，许多人认为政治便是以权谋、虚伪与矫饰的方式来争权夺利，这限制了公民同政府发生关系时相互合作的能力。

三、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现代走向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作为一个与地域型、依附型、封闭型和目的型政治文化相对应的政治传承系统，将长久地影响中国社会的政治运行，对此，我们应该有清醒的认识，持审慎的态度。要使传统政治文化成功地实现向现代公民文化的转变，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第一，大力弘扬现代民主政治文化。弘扬现代民主政治文化，塑造合格的政治人是政治社会化核心职能。为克服传统政治文化带来的不良影响，国家和政府必须有意识地传播现代民主政治文化，摒弃传统政治文化中的糟粕，使社会成员成为合格的现代公民。

第二，加强民主政治制度建设，鼓励、保障公民的合法参与。民主政治制度对政治文化的发展有重要影响，社会成员对政治系统的信赖以及对自己的政治影响力的信心等态度的形成主要依赖于政府的行为。政府应鼓励和保障公民的合法参与权利，同时，公民成功的民主实践也将反过来强化他们的民主意识，淡化传统政治文化中的糟粕，以促进民主政治文化的培育。

第三，培育公共领域，发展社会资本。限制政府的公权力，培育一个合理、宽松的公共领域。公民可以通过社会、网络等自由、公开和理性地讨论国家公共事务，监督国家权力的行使并影响国家的公共政策。以此获得共同参与管理公共事务的经验，培养合作和团结的习惯，增进彼此之间的信任，建立起民主保持运转所必须的社会资本。

［1］［美］阿尔蒙德.比较政治学［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29.

［2］［美］劳伦斯·迈耶，约翰·博内特，苏姗·奥格登.比较政治学［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322.

［3］［4］［5］萨托利.民主新论［M］.上海：东方出版社，1993.189.190.191.

［6］常士訚.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与当代中国民主—从中西方民主政治比较的角度研究［J］.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05，（4）.

［7］马庆钰.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发展逻辑［J］.政治学研究，19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