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政治小说的时空想象

王晓岗

（渤海大学中文系，辽宁锦州121000）

清末民初时期，中国落后的政治体制远远跟不上其他领域的发展速度，因此要求政治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文学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形象反映，以改革政体为主要内容的政治小说就应运而生了。“政治小说者，著者欲借以吐露其所怀抱之政治思想也，其论皆从中国为主，事实全由于幻想。”［1］政治小说的想象与时代主题紧密相连，以新的时空想象集中反映知识分子变革图强的急切心理需求。

一、新的叙述起点与新的国家想象

以梁启超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们认为中国弱小的主要原因是旧小说的长久毒害，进而“他们推论，假如说对于中国人面临现代世界手足无措这一现象，传统小说应负部分责任的话，那么他们就必须由旨在激发爱国热情、传播新观念的具有教育意义的通俗作品来取而代之。”［2］因此梁启超等人特别热衷于创作政治小说，以新的叙述起点建立新的国家想象。

晚清政治小说的叙述起点在时间上多着眼于未来，多用议论、章程、对话等形式代替情节叙述，大量描写中国人少见的新事物，从而营造新的国家形象。作为政治小说的开篇之作，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首先想象1962年中国举办纪念维新成功五十周年大典，这时的中国俨然已经是世界强国，各国首脑齐聚南京。上海则举行世界博览会，海外人士汇集此地。孔觉民先生演讲中国近60年史，内容包括维新的政治主张和理论章程，革命与改良两种命题的辩论等等。《新中国未来记》描写生活在光怪陆离的城市中各色人物，展示他们的行为、心理、追求，通过他们的经历表现中国未来的变化。陆士谔的《新中国》以梦境展示未来中国的景象，小说中洋人的特权被取消，他们在中国必须遵守中国的法律；在立宪政体下官员们都能廉洁奉公，履行自己的职责；工业发达，国家富强，人们生活幸福；街上人来人往，举止文明，衣着得体，人们素质高到警察都没有必要存在；女子地位大大提高，她们在各行各业都取得了成绩。国人既不妄自菲薄，也不夜郎自大，他们经常纪念过去的苦难。这些建立在新叙述起点上的未来想象，使文学的“觉世”的功能超过了“传世”。吴趼人的《新石头记》大量描写的未来新世界，设想了在一个文明发达的环境里，由姓东方的父子五人管理，国家是开明专制之国。万国和平会在北京举行，中国皇帝发表演讲；饮食讲究科学搭配，益消化、益美容；人们使用助听器、望远镜。军事演习简直与今天的现代社会相差不远。这里有空调抵挡寒侵暑袭，有机器人承担劳务，各种工作事物均有机器代劳，人们再也没有“汗滴禾下土”的劳苦。可贵的是在“文明世界”中没有了田园牧歌式的小农生活，有的是现代工业社会的繁忙热闹场景。新世界里人们制造的飞车能上天，发明的隧车能入地。高阳氏不才子的《电世界》叙述宣统一百零一年，电学大王黄震球开设帝国大电厂，试验出一种金属原质，制成“电翅”，绑在人的在背上，就能飞行，转眼千里。当时西方某国派出了飞行舰队，要想灭尽黄种人，全国惶恐。黄震球取“质”制作成一种新式“电枪”，把一千多只飞行舰队击落太平洋底。后又发射“电枪”，将西威都会烧成焦土。全球各国闻知此事，都来上书，情愿和好，皇帝遂封黄震球为电王。电王飞到南极，招收了二十万欧洲工人采金矿，用“空中电车”搬运。电王对欧工关照有加，颂声载道。又发明“鈤灯”，像太阳一样，南极变成一个温暖世界，欧洲人都愿意来做工。电王用金矿铸了金币，使世界富裕。他看见国民讲究吃喝嫖赌起来，于是开设学校，用“电筒发音机”和“电光教育画”教育，不到三年，盗贼淫荡等事绝迹。电王又注重交通，发展农业，讲究卫生，提倡节育，还兴建北极公园，一日电王到公园散步，听得隐隐哭声，前往探视，忽有一物迎面掷来，电王心知有异，“电翅”一展，飞到空中避让。原来是反对党想杀害电王。歹徒被捕后，受到“电光审判”，因而交代实情，从轻判处五年监禁。后来电王见世界人类滋生，又开辟海底殖民地，移民其中。不料竟作了淫盗之窟。电王因此大伤感情，渐渐有了出世的念头，遂辞去职务，于宣统三百零二年正月初一日，乘上空气电球，告别众国民，升空去了。这与光绪万年立宪有异曲同工之妙，这些小说沉重的主题使科幻的想象翅膀难以展翅。科幻小说家们心理是清楚地认识到了他们写作的目的性，来不及或不习惯进行深层科学想象挖掘，因此只能向美好的新愿望展开想象了。

新小说之新的第一要素就是对待时间的态度。“时间是小说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认为时间同故事和人物具有同等重要的价值。”［3］新小说打破了古典文学“诗言回忆”式时间价值取向，使小说在关注现实的同时也把眼光投向未来，而且还采用了新的计时方法。《新中国未来记》等小说以世界纪年代替原来的甲子纪年和年号纪年，这意味着时间是线性发展的，由过去、现在、将来组成。在《红楼梦》中刘姥姥进大观园的描绘中我们能够看到西方的计时方法已经开始影响中国上层人的生活。农耕社会中，人们根据日夜晨昏变化就足以安排生产起居，而在清末民初时期社会转型，生产方式的改变使原来的时间观念不再能适应社会发展，因此新小说家必须改变人们对时间和空间的认知方式。

1899年梁启超赴美写下了有名的《夏威夷游记》，在序言中他第一次提出世界人的概念。“余乡人也，九岁后始游他县，十七岁后始游省，了无大志，懵懵然不知有天下事。曾几何时，为十九世纪世界大风潮之势力所颠覆，所冲击，所驱使，使我不得不为国人焉，不得不为世界人焉。”清政府封关锁国几百年，早已被世界潮流抛开，梁启超的工作就是要使中国重新回到世界之中。采用公元纪年，把中国人从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状态唤醒。《夏威夷游记》中标明西历12月19日，正是世纪之末，结束过去，开创未来之时。这是有标志性意义的举动，表明了传统时间标记法即将过去，知识分子开始普遍接受西方时间的记法，政治小说必然用新的时间观念描绘未来的情境。

陈天华的政治小说《狮子吼》想象和描写发生在五十年后舟山群岛上的故事，“民全村”中有议事厅，警察局，邮政局，公园，图书馆，体育会，现代学校等等，这些都为岛上居民家庭服务。其中的《共和国年鉴》记载着学校、军备、交通、邮政、税收等各项振奋人心的数字。小说在倒叙“民全村”的发展之后，又把焦点转入到现实中来，使不同的时空场景产生了强烈的对比，形成理想与现实上的巨大落差。同时这种倒叙产生了感觉时间与客观时间之间的差别，在读者心里形成强烈的对比。叙事小说的倒叙手法，以人物体验时间的流逝速度不同，能够更恰当地表现人的幸福和痛苦，自然时间与体验时间之间的矛盾，使人们更能反观自身，认识生命的漫长与倏忽。小说“描写内心生活的主要问题，本质上是时间尺度问题。”［4］新小说的文本时间与故事时间的反差，心理时间与自然时间的对比，是以前的小说所没有的。

这些政治小说以新的时间起点与探索精神，为国民想象国家未来模式提供了依据。这些设想中透露出要求变革现实的心理，在这些未来想象中，再也找不到小农乌托邦的逃避现实情感，有的只是对现实对未来充满激情的关注，这是一种新的民间意识形态。一般说来，意识形态在文学中是一种审美幻象，它不是一种单纯的幻觉，因为在这种幻象的后面，存在着一个真实的世界。这个世界就是历史的本质，人性的本质。两个本质在具体的社会历史时期，呈现出独特的特色，通过具体的人物、情节、环境表现出来。意识形态是以想象的形式表述了特定时代的人们的存在状态。法国哲学家阿尔都塞说：“意识形态是一种‘表象’。在这种表象中，个体与实际生存状况的关系是一种想象关系。”［5］意识形态以想象的方式体现着现实世界中认定存在状态。

在《光绪万年》中吴趼人描写光绪一万年时有彗星撞击地球，使南北两极错位，中国到南半球，太阳也因此到南半球去了。这时中国再次实行立宪了，这恰恰迎合了一万年遥远的暗示。此处仿佛预示着中国前途很渺茫，说明作家自己对建设他设想的国家也缺乏底气。政治小说家们清楚地认识到了他们工作的艰巨性，只是来不及或不习惯对现实的复杂性和人的心理进行深层挖掘，因此只能向美好的方向展开想象了。

二、超越小农乌托邦

政治小说的空间叙述特点是建立世界观念下的新的国家形象。政治小说描绘国家想象时，打破了潜藏于中国人心里几千年的小农乌托邦情结，这种社会形态是封闭的，保守的，以自我为中心的。复古的普世理想是人类的一个基本心理原型。这一原型只能给善良的人们以心理安慰，面对现实世界这些想象中的复古世界无疑是苍白的。极端平等、极端无为的小天下，它只能存在于复古式的幻想之中。这种社会的典范就是陶渊明《桃花源记》中描绘的世外桃源，这种境界是农耕时代人们的群体梦想：天下只有一个小集体，自己繁衍生息，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没有高低贵贱的等级差别，更重要的是没有适者生存的竞争。陶渊明心里也清楚它是不存在的，文章结尾的文字充满隐喻性质，“南阳刘子骥，高尚士也，闻之，欣然规往。未果，寻病终。后遂无问津者。”这种世外桃源式想象只能给困境中的人们心理安慰，却不能带来改变命运的勇气和动力。

小农乌托邦的思想情绪与老庄的小国寡民、怀素抱朴的社会理想有关，也与孔孟三皇五帝的上古社会理想有关。更与“官方的孔子”有关，“正是这个君主专制主义、禁欲主义、等级主义的孔子，是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的人格化的总符号，它当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对象。直到今天，仍然有不断地、彻底地肃清这个封建主义的孔子余毒的重要而艰巨的任务。并且，这个封建主义的孔子，……所谓‘安贫乐道’、‘何必曰利’，以道德而不以物质为价值尺度，要求平均化的经济平等，满足和维护农业小生产的劳动生活和封闭体系，……它始终是中国走向工业化、现代化的严重障碍。”［6］这些往圣先贤眼看诸侯混战，民不聊生的现实，却无力拯救从而产生了遁世想法，于是他们幻想一个一切都是安静的，与世无争的，没有生存竞争，没有尔虞我诈的遥远的社会。这个社会是唯一存在，人们对故乡故土的深厚感情，思乡是文学的母题形式，思乡思亲一般都是人无依靠的心理反应，回忆故乡故土能给人依恋和回忆，心灵能暂时得到安慰。这种想象时间流程上是向后的，思维是保守的，情绪是低沉的，潜意识里反映了人们对桃花源式古典乌托邦的无限向往，事实上那只能是一种心理上的慰藉而已，在现实面前变得只有温情没有实在。哲学家康德认为所谓启蒙就是改变人们的认知方式，梁启超主张的新民，就是改变人们的时间观念，把人们从传统时间支配的束缚中解脱出来；改变人们的天圆地方的空间认识，使他们知道自己是世界人，是公民是国民，不是家天下的臣民。“梁启超从思想文化和精神层面思考人的发展与国家独立、社会进步、民族复兴之间的内在联系，在借鉴吸收传统人论思想资源及泰西学说的基础上，首次提出社会发展的核心命题，即人的现代化。”［7］然而梁启超等人在新的时空想象里建立新的国家形象的方式和技巧上却存在着漏洞。

三、新的想象空间里的缝隙

梁启超等人的新小说创作的目的就是要建立一个新的、不受外人欺侮的、自立自强的民族国家。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想象的社群——对于民族国家兴起的反思》一书中认为，一个新的民族国家在兴起之前都有一个想象过程，这个想象过程可以通过多种方法呈现，同时这个想象过程是一种公开化、社群化的过程，也是逐渐被普遍认同的过程。新的国家想象是个大范围的、群体性的共同想象。梁启超在用小说建构这种想象的图景时，是以知识分子的心理进行的，忽视了民众的心理感受。民众首先关心的是他们自己在未来国家中的地位和未来生活的样子如何，而新小说必须把自己在未来的日常生活的场景用实际的情节营造出来。未来想象必须为民众提供切实的想象空间和平台，而政治小说恰恰缺乏这些内容。通篇充满了法律、国家大政方针的文字，这些不是那个时代的普通百姓所能关注的事情。百姓不需要宏大叙事带来的不可一世、压倒一切的宏伟蓝图，需要的是具体的日常叙事，恰恰那些家长里短、材米油盐受百姓喜欢。

政治小说产生以来，一直因其鲜明的倾向性，政治色彩过于突出而备受指责。的确，在梁启超等人的政治小说的时空想象中，意识形态话语压制了艺术审美形式的意识形态表现。很多政治小说的内容与形式是分裂的，国家想象并没有获得民众的理解与支持，这是一种凝固的一厢情愿的意识形态话语。文学是在审美化的虚拟情境中表现对现实的认识，而政治小说却抽象化为启蒙意识形态话语系统，没有艺术形式的支持，读者未能建立正常的阅读审美关系，政治性压制了审美性。但是“从‘小说’衡量《新中国未来记》，显然不足称道，但是这篇小说使普通人与维新派一起思考中国的前途，一起辩论维新与革命，并将读者带入对未来的想象中。充满乌托邦想象的内容和未来完成时的叙事使中国小说固有的文化模式、叙述话语被完全打破，小说展示的是一个与传统小说审美空间完全不同陌生而新颖的幻象世界。”［8］改变国家整体的组织形式，建设新的民族国家，在这种国家想象中，知识分子对未来都有一个想法和憧憬。新小说只有普通民众想象自己的个人生活过程公开化，才能在民众群体中达到共识，在民众中得到认同。小说是虚拟的世界，小说必须以现实为依托，迎合民众欣赏习惯，向现实中延伸，知识分子应该和民众一起通过共同的想象产生一种既遥远又有希望的图景。阅读小说使人们看到日常细节就在自己身边发生，仿佛使人们更能持续地确信那个想象的世界就植根于日常生活中，是十分清晰可见的，这恰恰是政治小说缺少的。如果说青年男女克服重重困难最终结合的情节想象，是拉美国家建国的一种隐喻形式，那么我国的言情小说多以悲剧告终是知识分子建立新国家形式的暗合式隐喻。政治小说也只有像梁启超那样的有政治抱负的知识分子才能写作，同样，也只有像梁启超那样的知识分子才能这样认同。梁启超苦心积虑地想写政治小说改变民众状态，而民众的反应可能是他始料不及的。更重要的是众多政治小说家对传统思想的态度有时显得有些暧昧，《新中国未来记》中大谈中国未来的孔觉民老先生是孔子的后人，新小说中的人物名字代表各种类型的社会人物，具有着鲜明的象征意味。“塑造人物最简单的方式是给人物命名。”［9］相对孔子的八脩舞于庭孰不可忍的等级思想，“孔觉民”三字正反映了梁启超思想的复杂性。吴趼人《新石头记》第《二十五回》，贾宝玉观看军事检阅中的飞车说：“本来造这车的时候，也因为古人有了那理想，才想到这个实验的法子。可笑那欧美人，造了气球，又累赘危险，还在那里夸张的了不得，怎成这个稳当如意呢？”贾宝玉的话就像把克隆的发明者说成是孙悟空一样可笑，更像将计算机的二进制说成源于老庄的阴阳哲学一样荒唐。在“文明境界”中东方强介绍国家政治制度合理，君主开明，全国分为忠、孝、仁、义、和、平八个区域，吴趼人的文明境界中强调了军事力量、政治制度，科学发明，教育与道德，唯独未提法律。吴趼人用人治代替法治又落入儒家的道德战胜一切的教条之中。几千年的封建社会是儒家治国观念的实验场，最终结果没有脱离在治乱循环中停滞不前的局面。这些政治小说还抱住儒家观念不放，可见梁启超、吴趼人等的保守性。这些报人政治小说家的真实思想是多么令人吃惊，无疑反映出新小说家们的亦新亦旧的心态。

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第一次创造了新的时空想象，殚精竭虑地用新方法说一个新故事，表达知识分子的群体想法，普通民众理解这种想法需要一个过程，知识分子们在新民的道路上走得太快，以至于民众被远远抛在后面。清末进步知识分不顾一切向前看是他们的普遍心态，这种心态也是后来各阶层多次共谋的共同心理基础。

［1］《新小说》报社.中国唯一之文学报《新小说》［J］.新民丛报，1902，（14）.

［2］夏志清.中国古典小说［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8.3.

［3］伊莉莎白.小说家的技巧［A］.转自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35.

［4］伊恩·瓦特.小说的兴起［M］.高原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92.21.

［5］阿尔都塞.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A］.外国电影理论文选［C］.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645.

［6］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31.

［7］王海林等.梁启超人学思想探析［J］.重庆交通大学学报（社科版），2010，（4）.

［8］杨联芬.晚清至五四：中国维新现代性的发生［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61.

［9］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M］.刘象愚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4.2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