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继承走向自赎——郁达夫游记散文创作的文学行为分析

姚康康

（西北师范大学文史学院，甘肃兰州730070）

郁达夫是以《沉沦》等自叙传小说闻名的，但郁达夫又是一个复杂的存在。在他身上，一方面是现代个性解放精神与爱国主义的极力张扬，另一方面，“即使在《沉沦》里，郁达夫也并不曾试图掩饰他对传统文学的偏好。”［1］这种偏好，我们可以概括为对传统文化及其精神的继承。这种统一，在别人身上可能矛盾，但在郁达夫身上，却得到了某种妥协或互容。郁达夫的气质、身世，都决定了他文学创作的独特特点，就小说而言“他认为自己在一生中的每一个阶段都受苦，所以也就不断地去描写这些苦难。”［2］“因此他进一步确立那个首先由苏曼殊所始创的传统。”［3］这是一个我们所熟知的郁达夫，而同时被我们忽略了的，恰是一个由类似传统“士大夫”身份的独特存在。除了小说，郁达夫一生还创作了大量的旧体诗词和散文，如果说现代中国小说和新诗的变迁最大，以横的移植为主，那么散文则较多纵的继承。从郁达夫这些旧体诗词和散文小品中，我们可以进一步加深这种传统审美心态存在的印象。他的那些山水游记继承了传统中国文学的一种分支——游记文学的影响。尤其是后者，才是向来为论者所忽略的地方。本文所着力探讨的，也便是郁达夫与游的关系，这其中涉及时代因素、传统影响、个性气质及精神追求种种方面。

一、游与中国传统文学及与自然维度的关系

游与中国文学传统可以说是源远流长，比如《论语》、《诗经》、《楚辞》、汉赋及其他一些作品，都曾写到人们登临山水、感悟自然的实践活动，但常常“存在着较多的山水比德、寄托或阐发哲理的现象，多处于‘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的境界。”［4］孔子、庄子、屈原、司马迁都是游之大家。但在他们那里，孔子是“道不行，则乘桴浮于海”［5］“知者乐水，仁者乐山”［6］，庄子则是有感于社会的黑暗，才进行“逍遥游”，至于司马迁，其游也只是“借此博古、证闻、广其阅历”［7］，所谓的自然维度，是缺乏独立性的，尚未进入被“独立观照”的阶段。当时文学作品中虽有“游”，但还不能称之为“游记文学”，“游记文学”的诞生，有待于“文学自觉”时代的到来。首先是魏晋时代文学的独立，然后才有作为文学之分支的“游记文学”的成型。“游记文学的诞生，需要的是‘游’的审美精神与‘游’的实践活动以及‘游’的文学创作的密切结合与同步出现，这是游记文学得以产生所必需的前提条件。”［8］“游记文学是一个以人与自然审美关系为核心的独立自主的艺术世界，也是文人企图摆脱恶浊现实而加以美化的理想世界”［9］。魏晋时期，“晋人向外发现了自然，向内发现了自己的深情。山水虚灵化了，也情致化了。”［10］游记文学在古代自魏晋始，经唐而达到情景交融与和谐，至明清小品游记，游记文学的发展达到了一个高潮，游记文学中的无功利倾向进一步加深，人们为游而游，为美而游，一些文人们把自然当作纯粹的审美对象，亲近自然，以适其乐。人、社会、自然三维维度在文学作品中最终得以完全确立。“游已从不得已的、异常的、感伤的状态，转变成了对新世界的探索；也从以游来实现人生价值，变成了游本身就是价值。”［11］袁中道所说，“游可以亲近山水、涤浣俗肠，或出游可与良朋胜友晤会”［12］，都是游所能创造的意义。

以晚清为界，游记分为古典游记和现代游记两大阶段，古典游记中的美学根基是“天人合一”的思想，而现代游记中则逐渐突破这一传统，不断融入新的时代精神。在现代文学史上，郁达夫是现代游记文学的代表作家。20世纪30年代，曾经一度加入“左联”的郁达夫，遍游富春江一带，留下了诸如《屐痕处处》、《达夫游记》等集子，闻名的如《钓台的春昼》、《苏州烟雨记》、《雁荡山的秋月》、《超山的梅花》、《皋亭山》、《半日的游程》、《西溪的晴雨》、《感伤的行旅》、《福州的西湖》、《杭江小历纪程》、《浙东景物纪略》、《临平登山记》等篇什，总数有几十篇之多。倘若说郁达夫的小说主要侧重于横的移植，“情况似乎是，他的早期小说更有现代气息，由内在精神到外在表现，更得力于外国文学的启导；”［13］那么到他遍游浙、皖、闽中的名山胜水，“写那些简澹清雅的小品文字时，他才特意去和中国的‘旧籍’相亲”。［14］这便是纵的继承。在郁达夫的山水游记里，使晚清和“五四”一度式微的山水游记重新得到了某种确立，当时的文学作品，由于时代的原因，文学中政治的、社会的因素不断凸显，自然维度则一降再降，文学的三维维度中的自然维度似乎已有意无意地被当时的作家们集体忽略，文学有时往往成为“人与社会”或“人与人”的简单维度的叙写。在20世纪30年代这样一个山雨欲来风满楼，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异常尖锐的时代，作为“五四”学人的郁达夫的山水游记，便具有了独特的时代异质性和审美价值。“在‘五四’这样观念急剧变动，人们不惜以极端的方式与旧时代划清界限的时期”［15］，以及曾身为“左联”一员，处在文学大众化，革命、阶级、启蒙、家国意识大力张扬的环境中，他既非周作人式躲进“苦雨斋”逃避现实的人物，那么何以会超然物外，混迹于名山大川呢？“以郁达夫的性情，绝对不可能如闲云野鹤似地浑忘世事”［16］最可信的原因，既然他醉心于山水是为了从山水中得到慰藉，而更深层次的原因，则应是“能用世即热心用世，‘知其不可’则优游林下，看起来一派闲逸洒脱，其实深心里常常苦得很”，［17］且对传统文化的偏好与修养，“不但润饰了他的文字，而且滋养了他的气质、性情，”［18］甚至也决定了他的价值选择。对于“五四”那个时代来说，选择“游”来寄托人生确实是个异数，郁达夫的多维创作，丰富和发展了那个时代的文学，也给我们的认识留下了多种可能，而这种可能，恐怕“只有那一代人”［19］才“因其深刻的文化背景，因其精神的丰富性与深刻性，倒往往使历史的承续性在更深的层次完成了。”［20］这便是郁达夫的游记文学对我们的现代启示，可以从某些方面来说，它填补了那个时代的文学的某些空白，使自然维度在“五四”失落之后，又从某种程度上得到了部分的回归。

二、游与郁达夫，一份独特的文学书写

“人、社会、自然三者是人的世界中必备的三维”［21］。20世纪的中国文学，则主要表现为人与社会的双重维度或人与人的单一维度，古代传统文学中人、社会、自然之间建立起来的互动关系，以及由此形成的人们的审美习惯，自从进入现代，中国文学中的这种自然维度被各种思潮和理论干扰、遮蔽、甚至涤荡，以至于被当代的人们淡忘、遗弃了。［22］在当时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和现代化进程异常突出的时期，即使是“五四”，“从为人生而文学到为革命而文学，五四的作家别有怀抱，”［23］启蒙始终占据着那个时代的主题，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自不必说，还有中国在追求现代化进程中面对的殖民化的危险。［24］“‘五四’新文学是通过批判包括通俗小说在内的旧文学来树立自己的形象的”，［25］典型的以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对古典文学和山林文学做了无情的抨击，［26］游山玩水，被视为腐朽没落，逃避现实斗争的现象被排除在新文学价值选择之外。施蛰存曾尖锐地指出：“一般新文学书的读者，可以说十之五六是学生，十之一二是由学生出身的职业者，其余十之一二才是刻苦用功的小市民。他们都把看新文学书认为是一件严肃的事情，没有一个人敢说他看新文学书是为了消遣”［27］，郁达夫曾为“左联”重要成员之一，20世纪30年代正是社会政治思潮变动最为激烈的时期，不仅要提倡文学大众化，而且“使得‘文学大众化’问题变得更富于现实性和功利化，以便与当时的社会政治思潮保持一致”。［28］郁达夫写于此阶段的二三十篇游记，有人认为，“他的散文是很美的，但这些作品给我们的印象，却似乎只是一些失意的才子的游山玩水的记录”［29］、“在这样一个严酷考验的时代，这些作品的出现与整个时代色彩是不调和的”［30］。如果不以政治标准作为评价文学价值的标准，从文学发展本身来看，郁达夫的这些记游散文，则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对于此阶段的小品文，郁达夫说要追求“情景兼到，既细且清，而又真切灵活的小品文字”。［31］这些散文所体现的不是一颗自惭贫贱的心，而是一身愤世嫉俗的傲骨［32］。郁达夫眷恋自然，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中国文学传统里，文人对待自然的方式，基本上是一种‘享受’的态度。享受的不仅是快意与闲适，而且包括忧郁和孤愤。”［33］“徜徉山水而仍不忘世事，借山水之描写，表达抑郁与忧郁之情”［34］，这是郁达夫抒发情怀的独特方式，“纪游创作对郁达夫的文学生涯来说是极为重要的，在某种意义上说，若没有纪游之作便没有作为文学家的后期的郁达夫”［35］。这些游记作品，不仅在风格上有异于抒写“自叙传”的自己，而且以游记寄托人生，远离尘嚣，使“五四”以后断裂的文学传统在某种程度上连接了古今，若联系到在日本留学期间他读了几千本外国文学作品及日本佐藤春夫《田园的忧郁》所形成的远离尘嚣的影响，那么郁达夫的游，便不仅与传统打通，而且具有了某种超前性，这种超前性，即是对城市和工业文明的叛离和出走。郁达夫的“游”，不能简单归之为传统观念的社会反映或人生的退缩和消沉，而是对独立人格的追求和对自我、家园和社会的反省。“人与自然的关系表现在情景关系上就是人、自然、社会三者之间的对话和互动”［36］“交流对话关系的主要成因在于，审美主体不仅能够在审美对象上‘直观自身’，审美对象本身包含着可被审美主体领悟、认同的意蕴，而且审美对象本身也能领悟和认同主体”［37］。在那个“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的时代，以及由于战乱而导致山河凋零的大自然，此时此刻，便在空间和时间上与作者取得了某种亲近，得到了心灵上的感应和共鸣。从郁达夫的游记作品中，我们发现了自然，一种在现当代文学书写中业已失落了的自然维度，同时也发现了“个人”，一种可能会和时代产生某种“紧张”的“个人”。如果说鲁迅的许多小说、杂文之中存在“独异个人”与“庸众”之间的紧张，［38］那么这种紧张，到郁达夫这里，则体现为“独异个人”与“时代”的紧张，好在对他小说的拔高评价遮掩了这种不和谐，又由于作家在海外被日寇所害，爱国作家的悲壮形象与反封建的勇士使他避免了像沈从文、张爱玲、钱锺书等人在革命话语里长期被“误读”和排除的遭遇。但时至今日，我们应该认识到郁达夫的丰富性，游是复杂的现象，因此也可以从许多角度来分析，而自然维度在其中的回归，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尽管声音很小，毕竟是一种独立的存在，也给同时代的人和后世之人以诸多启发。

三、游人记游：略论郁达夫山水游记的审美意义和心理治疗作用

在这里，笔者拟提出郁达夫游记作品中“游”的几种作用：游与交友、游与隐居、游与心理治疗、游与审美，其中论者所要说明的，便是游与审美及心理治疗的作用。

亲近山水的背面便是远离尘嚣，尘世何以会让人厌倦，有远游之心呢？这恐怕与时代的因素、个性气质因素不无关系，如果说朱自清的《荷塘月色》、《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是游于闹市，到了他的足迹遍及《温州的踪迹》、《欧游杂记》，也只是一种现代的城里人一种应景的旅游，格局很小，人和景还相互独立，彼此没有进入相互观照的地步。那么郁达夫的山水游记，则是深得古人精神，是借古典中国的传统在现代中国进行的游览，他的这种游览，意旨在于与山川景物“神交”，与古人游之精神“意会”，抒发现代人之感慨。游亦有道，郁达夫选择行踪的一些地方：苏州、杭州、雁荡山、钓台等等，都是古人多有踪迹的地方，为什么他不混迹于闹市之中呢？他曾在一生中设计过无数的旅行路线，甚至1936年春天，杭州的“风雨茅庐”造成之后，应聘到福建，也是“意欲漫游武夷太姥，饱采南天景物，重做些记游述志的长文”［39］，这恐怕是游之真谛，也与“距离”的组织有关，“艺术家的裁剪以外，空间和时间也是‘距离’的两个要素，愈古愈远的东西愈易引起美感。”［40］而“美感、经验是一种极端的聚精会神的心理状态，全部精神都聚会在一个对象上面，所以该意象就成为一个独立自足的世界，这个道理心理学家闵斯特堡在他的《艺术教育原理》里发挥的最透辟，现在引一段来印证：

如果你想知道事物本身，只有一个方法，你必须把那件事物和其他一切事物分开，使你的意识完全为这一个单独的感觉所占住，不留丝毫余地让其他事物可以同时站在它的旁边。如果你能做到这步，结果是无可置疑的：就事物说，那是完全孤立；就自我说，那是完全安息，在该事物上面，这就是对于该事物完全心满意足，总之，就是美的欣赏。”［41］

郁达夫记游，与古人相合，与山川景物相会，在审美的基础上，用以忘却尘世的烦恼，比如与创造社诸君子所不合，为“左联”所不容，甚至后期的记游作品，在某种程度上也有排遣婚变对他造成的伤害。另外，郁达夫的记游，还与疾病的治疗不无关系，游可以“治疗”疾病，这在郁达夫散文游记里可以说是一种真实的存在。“病”是郁达夫作品中频繁出现的一个字眼，或者主题，在郁达夫的小说中，写到了“病”的，有《纸币的跳跃》（肺病），《杨梅烧酒》（肺病）、《东梓关》（肺病）、《迟桂花》（肺结核）、《沉沦》（忧郁症、性压抑）、《胃病》（胃病）、《采石矶》（伤寒）、《银灰色的死》（肺病、脑溢血）、《南迁》（肺病）等［42］，这种对于“疾病”的大量描写，恐怕也与郁达夫本人患有肺病不无关系，同时也含有一种对社会所产生不适的隐喻。疾病，在他的作品里，基本上成了一种无法解脱的痛苦。郁达夫在1934年12月所写的一篇文章中说到，“两三年来，因为疾病的结果，既不能出来做一点事情，又不敢隐遁发一点议论，所以只好闲居为不善，读些最无聊的小说诗文，以娱旦夕。然而蛰居久了，当然也想动一动；不过失业到如今将近十年，连几个酒钱也难办了，不得已只好利用双脚，去跋山涉水，聊以寄啸傲于空虚”。［43］旅游，置身于大自然之中，在山川的审美之中，物我两忘，思与景偕，精神上的压力减小了，生理上的疾病所造成的阴影自然会淡了许多。郁达夫以一介“病身”游历山水，倘若采取写小说时的慷慨激愤，断然是不行的，当时的游览对象的选择要求郁达夫在体弱多病的情况下，以平常之心，以养其身。要对当时自己的心态有一个积极主动的调节，没有这份淡然，就亲近不了山水。所谓亲近山水，不是到了山水之中就可以达到目的的，其实事情不尽然。人到山水中是一回事，关键是看亲近山水的心态具备了没有。在游览山水的过程中，至少要暂时忘却俗世的烦恼，要保持一种恰当的审美距离，需要以审美的眼光看待大自然。此外，周作人说过：“我们于日用必需的东西之外，必须还有一点无用的游戏与享乐，生活才觉得有意思。我们看夕阳，看秋河，看花，听雨，闻香，喝不求解渴的酒，吃不求饱的点心，都是生活上必要的——虽然是无用的装点，而且是愈精炼愈好。”［44］这话虽然不能全部用来概括郁达夫当时游览山水的心态，但在审美趣味上是有一些相通的。这是人们通常概括的中国文化中的“闲趣”。因为有传统文化影响之下的这一层底色，郁达夫的山水游记在当时的情况下便可以归之为有闲者的人生选择，显然是与当时的时代拉开了一定的距离的。明代的陈继儒在《花史跋》中写道：“有野趣而不知乐者，樵牧是也；有果窳而不及尝者，菜佣牙贩是也；有花木而不能享者，富贵人是也”。［45］要想从山水景物中获得审美的感受，至少要不至于为生计所迫，郁达夫虽叹穷，但那不是生活不下去了的问题，只是钱不够用，否则他不会，也不可能去游历山水，因为游历山水是需要成本的，另外还需要有闲，需要点闲趣，只有两者兼备，才会真正进入到山水之中，体会大自然的神韵。这两点恰好当时都具备一些，所以无形中促进了郁达夫的山水游记创作的丰收。为了能够从山水景物中体会出一种野趣来，郁达夫选择了一种从容、一种宁静，因为这是写作山水游记所必需的条件。同时，游历山水又给了郁达夫一种放松和洗礼，这对他当时紧张的神经、压抑的心情和病弱之身都是一种有益的调节，这符合积极的心态有助于健康的理论。郁达夫曾写到，“你只教有兴致，有走三里山路的脚才，上去花它一整天的功夫，看看长江，看看湖面，便可以把一切的世俗烦恼，一切都消得干干净净。”［46］“在一处沉滞得久了，只想把包裹雨伞背起，到绝无人迹的地方去吐一口郁气”［47］、“我的脾气又发起来了，我只想登到无人来得的高山之上去尽情吐泻一番，好把肚皮里的抑郁灰尘都吐吐干净”［48］、“为想把满身的战时尘滓暂时洗刷一下，同时，又可以把个人的神经，无论如何也负担不起的公的私的积累清算一下之故，毫无踌躇，飘飘然驶入了南海的热带圈内”。［49］游之于郁达夫，给了郁达夫放松和思索人生意义的机会，至于偕伴同游，在游中产生归隐之心，则是退而居其次了。郁达夫的山水游记，时而言情，时而说理，内容既杂，行文亦少雕琢，往往能做到不拘一格。写什么和怎样写，其实是可以影响作者心态的。

传统的游记散文，在郁达夫这里，再加上一些西洋和日本文学浸养的底子，惨淡经营，竟焕发出现代的气息。他的游记作品中也间或可以看到作家的家国之思和忧世情怀，即便在游记中，他也未曾忘却人世的事情，只是这只是一种基调，需要透过那些闲愁的文字才可以看到背后的“金刚怒目”，这种含蓄，抑或情感的节制，相对于他的小说创作和某些“自叙传”的散文来说，倒更符合美学上节制的要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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