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叙传形象与大众传媒——论郁达夫的小说

杨 群

（西南大学 文学院，重庆400715）

郁达夫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博古通今、学贯中西而个性鲜明的文学家。他一生创作颇丰，遍及小说、散文和旧诗词等多个领域，而其在文学史上留下盛名，更多的是因为他在小说方面的成就：他为中国开创了“自叙传抒情小说”这一小说范式。自叙传抒情小说中往往刻画出一类抒情主人公形象，这类形象大多带有作者自己的色彩，是作者情感的表达，具体到郁达夫的作品中，他刻画了一群具有孤独、内省、敏感、自卑、愤世嫉俗而又负载着不堪忍受的悲伤的“零余者”形象。

从文学理论到创作实践，郁达夫都强调小说的主观抒情色彩。在他看来文学作品都应该是作家的自叙传，是作家内心情感的表达。他也把自己的这一理论运用到了创作实践中，在他一生创作的50余篇小说作品中，就有40篇左右主人公是带有“自叙传”色彩的，这些作品烙有鲜明的作家身世、经历和性格气质的印记。在这些小说中他以袒露自我的率真心灵，抒写自我主观的胸臆为宗旨，创造了一系列以“我”“余质夫”“Y 君”“郁”“达”“伊人”等为名字的抒情主人公。这些作品贯彻了郁达夫一直强调的创作要注重体验，写作是想“赤裸裸的把我的心境写出来”，以“使人能够了解我内心的苦闷”［1］的观点，因此他的作品中的人物形象酷似作者本人，甚至有很多时候读者会把郁达夫对号入座成抒情主人公。

文学创作素材和灵感往往源自生活，对于郁达夫这样的作家来说，更是这样，他作品中的自叙传形象在气质上很大程度上与作者本人是吻合的，有很多经历甚至是他自己的，比如《沉沦》里的那个敏感，充满了性苦闷和对祖国热爱的主人公形象就有作者的影子在里面（作者也留学日本），但自叙传小说毕竟不是自传，小说的情节大多是虚构的。

对于郁达夫作品中创造的这类抒情主人公形象的赏析，有人从语言的角度进行分析，有人从形象的文化影响源的角度进行分析，更有人从郁达夫本人的生活经历和生活挫折的角度进行分析，总体来说就是从作家本人的经历去分析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在文学研究的方法多样化的时代，文学作品的研究也应该是多元的，从文学发生的外围探讨郁达夫文学形象塑造的原因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论题。

报刊杂志的兴起和大量发行使文学也成为一种产业，它给文学创作加入了商业的因子。事实上，报刊杂志的大量发行影响了文学的创作，文学和出版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作为职业化的作家，郁达夫的创作也不由自主地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从第一个小说集《沉沦》发表的1921年到30年代，郁达夫的作品一直列于畅销书的行列，它们类似于当下的流行读物，这就使商业操作（出版）不可避免地参与郁达夫“形象”的制作生产，各个出版社积极参与集结出版在报刊上发表的小说，使得郁达夫创造的这类充满感伤、孤独、直白、叛逆的知识分子形象不再单纯的是作者内心情感的宣泄。

一、稿酬：职业作家的物质保障

在商品经济发展、其他大众媒介（如广播、电视、网络等）尚未诞生的现代，书籍是最有效的传递信息与知识的工具，这就使图书市场得以形成，出版业技术条件的改进则使得图书出版经营者有利可图。出版者看准到了图书市场的商机，将资金投入这个有利可图的行业，出版业也因此现出勃勃生机。单就期刊来看，根据有关资料统计［2］，从晚清到1949年出版的文学期刊，有明确创刊日期的有988种，没有明确创刊日期的也有99种，这足可见当时图书市场的繁华。

在近代中国出版业发展之初，作者在报刊杂志上发表一篇文章是需要自己缴纳一定的费用的，发表文章也只能是有钱的文人闲暇之时的消遣。而到商务印书馆成立之时，为了获取稿件，则推出了稿费制度，改变了以往著作者要交纳一定费用给出版者的局面，创作者可以得到一定数目的报酬。对于创作者来说，收取稿酬可成为他们的生存手段和经济来源，至少是必要的补充，他们可以用自己的兴趣爱好来赚钱。出版行业因此成为了新式知识分子的活动和表现场，它推动了文人、学者踏上了职业舞台，作家从此也成为一种可以谋生的手段。

郁达夫生于1896年12月7日，正是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战败的国家民族衰弱期，他的父亲在他三岁即逝世，因此他曾称自己是 “一出结构并不是很好而尚未完成的悲剧”。［3］父亲的早逝使他们家的生活陷入艰难的局面，母亲到乡下收租时还要受人欺负，家里经济条件并不宽裕，郁达夫在兄长的照顾下得以到日本留学，然而，没有家里的经济支持，他必须要靠自己赚钱才能养活自己。他随兄长去日本在东京帝国大学经济学部攻读经济学，他的兴趣却始终在文学方面，终于，他也只能以自己那点文学的爱好获取生活的本钱，就像《茑萝行》中说的那样：“一踏了上海的岸，生计问题就逼紧到我的眼前来，缚在我周围的运命的铁锁圈，就一天一天的扎紧起来了。”［4］在这时，也就暂时抛弃了理想的计划，“为饥饿所驱使，竟成了一个贩卖知识的商人”（《＜鸡肋集＞题辞》）。

物质资料是一个人生存的前提，人只有先解决温饱问题才能求发展。如果发表作品没有任何报酬，不能将文字转化成必要的生存资本的话，郁达夫只能是一个穷困潦倒的文学爱好者而已，他必须另寻谋生之道。20世纪20年代，出版业的稿酬制度已经逐步完善了，他也曾在书信和日记中多次提到写稿得稿费养家糊口的事情。稿酬制度是郁达夫得以专门从事创作的物质保障，他才可以在文学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二、自叙传形象：郁达夫文学理想的体现

报刊的出现，是中国社会和文化走向近代化的标志。作为大众传媒的一种，报刊的传播“具有时效快，信息量大，影响面广，有平民化和大众化的特点”［5］。在其他娱乐行业不甚发达的现代文学时期，报刊在很大程度上建构了国民意识、制造了时尚、影响了思想潮流，总而言之，报刊影响了当时的生活。现代文学也是与报刊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一方面，报刊是社团流派用以交流思想的地方，当时很多的文学论争都是在报刊上公开进行的，而且当时绝大部分的作品都是先在报刊上发表，然后再结集出版；另一方面，当时很多作家都与杂志有很密切的关系，有的甚至直接参与了报刊的编辑工作，如茅盾主编《小说月报》、郁达夫编辑《创造》等。因此，文学报刊起着发表、组织和引导文学的生产和传播的作用，文学期刊既是文学传播的载体，也是文学与社会最直接的联系方式，文学成为一种书籍和读物，文学观念和形式也借助报刊而得到社会的广泛承认。

（一）自叙传形象是郁达夫文学观的体现

自1917年的文学革命以来，各种文艺思潮和艺术方法影响下的不同创作倾向的作家群，各自聚集组成了文学社团，这些文学社团几乎每个都有一个或者几个文艺报刊作为自己活动的阵地。自幼爱好文学的郁达夫与郭沫若、张资平等有共同兴趣爱好的人一起组成了创造社，他们主张“为艺术而艺术”，强调文学必须忠实地表现自己内心的要求，推崇“直觉”与“灵感”，他们的作品注重表达自我，具有浓厚的抒情色彩，往往以直抒胸臆和病态的心理描写来表达内心的矛盾和对现实的反抗。创造社的文学阵地设置得很有特色，所有的刊物都冠以“创造”二字，如1922年创刊的《创造》季刊，1923 年的《创造周报》《创造日》，1926 年的《创造月刊》。作为同人杂志，这些刊物并不以盈利为目的，更多的是表现自己的基本立场和文学趣味。

现代文学史上有一个普遍的现象，绝大部分作家的作品都是先在报刊上发表，然后再由出版社结集出版。郁达夫最初是以创造社的成员出现在现代文坛的，他们创作旗帜鲜明，是要表达自我的内心情绪，与文学研究会的“为人生而艺术”的宗旨泾渭分明。创造社时期，郁达夫的作品大多是为了实践自己的文学理想，他的作品也大多是发表在创造社自己的报刊上的。在同人性质的刊物上发表作品就是讲究自己流派的特色，是为了兴趣进行的创作，作为一个抒发自我情感的创造社的作家，郁达夫的创作坚持文学要表达的是“一己体验”和“自我心境”。他在创造社的刊物上发表的一系列作品正好实践了他自己的文学理想，而这创作最成功的标志就是他创作的那一系列带有自我主观色彩的青年知识分子形象，如《茫茫夜》《秋柳》《空虚》等作品中塑造的同名主人公于质夫，每天穷困潦倒，不满于现状，却又只能可怜比自己身份更卑微的下等妓女。

郁达夫是一个才华横溢的文人，他始终站在浪漫主义的立场，对自己忠实，解剖自己，自哀自怜却又找不到解决的办法，他的作品始终以抒发自我情感为主，从《沉沦》集到《茑萝集》，作者从抒发性的苦闷到抒发经济的苦闷，无论抒发的是什么感情，这些作品中都贯穿了一种很颓废的情绪，这些情绪是真情的自我流露。

为了表达自己的价值立场，展现与文学研究会的“为人生而艺术”宗旨的不同，郁达夫有选择地进行小说创作，也因为有创造社的这些同人杂志的存在，他才有可能顺利地发表有自己风格的作品，在文学研究会的大环境里进行突围，拥有自己的一片，文学天地在文学史上留下有特色的一笔。

（二）文学评论使自叙传形象广为人知

现代文学是在一种先有理论主张后有文学创作的模式下发展成熟的，当时的同人杂志上不仅发表社团的主张、作家作品，而且通过文学评论的方式来提高自己人的影响力。郁达夫的作品广为流传不仅仅是因为独具特色的自叙传色彩，不容小视的还有当时各类杂志上的评论文章，报刊杂志上通常有一个评论文章的专栏用来发表一些文学评论，以引导读者进行阅读。

对郁达夫作品的评价是伴随着作品的发表而来的，当时对于他的评价众说纷纭，褒贬毁誉夹杂其中，这些评论给普通读者提供了一个阅读视角，也是这些评论左右了郁达夫的自叙传形象的整体评价。

1921年 《沉沦》的发表立即就引起了文坛的轩然大波，各种评论铺天盖地，一时间，各种看法褒贬不一。周作人在《晨报副镌》“文艺批评”上以“仲密”为笔名发表了《“沉沦”》，他用自己的身份、地位和影响对读者的重要作用，用评论的理论深度给读者以极大的说服力，他认为《沉沦》虽然有猥亵的分子却并无不道德的素质，这篇努力为《沉沦》辩护的文章，使广大读者对这类自叙传形象不再仅仅停留在“色情狂”“肉欲”的层面上。继《沉沦》之后，1923年的《茑萝集》也有很多的人肯定郁达夫创作的这类人物形象，如萍霞在《京报副刊》第二十三号上就曾发表评论：“主人公不是堕落于游手好闲的流氓，不是自甘暴弃的无赖，是求做人而无人可做的可怜人。”［6］而对郁达夫及其创作都深恶痛绝的有苏雪林，在苏雪林的眼里，“他所表现的性的苦闷，都带着强烈的病态，即所谓的‘色情狂’的倾向者是，这是郁氏自己写照而不是一般人的相貌。”并且认为，“这样一个元气被酒色断尽的作家，我可以断定他永远说不出一句有力量的话了。”［7］当然，这些只是当时评论界典型的评论，虽然看法大相径庭，但其实很多都是试图通过郁达夫的作品想要给作者进行是不是“色情狂”的判断。欣赏也好，批判也罢，这些评论使郁达夫刻画的这类充满性的苦闷和生的苦闷的零余者形象已然深入人心。

三、自叙传形象：商业操作与文学理想的统一

纵观郁达夫的全部作品，尽管作品并80非在同一地点所作，但他在国内发表的作品绝大多数集中在上海发表，这其中有很多必然。上海是近代中国最早向外敞开门户的通商口岸之一，是中国资本主义很发达的具有现代化气息的商业城市，是西方现代文明进入中国的首选之地，而文明的传播与新闻出版业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上海的出版业在本世纪初就发展得很迅速，从清末民初到1949年可记录的出版机构就六百多家，［8］著名的出版社有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开明书店、北新书局、世界书店等等。众多的出版机构从侧面反映了上海的图书销售量之大，可获取利润很多，因此，越来越多的商人把目光投向这里。这些出版社因规模的大小，分为不同级别，而每个作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名气、创作的风格选择出版商进行合作出版。

郁达夫在1921年10月15日发表成名作 《沉沦》之前，仅仅在《时事新报·学灯》上发表过一个短篇《银灰色的死》，在国内并没有多少名气，故他选择的是当时规模并不是很大的泰东书局，郁达夫与出版社双向选择之后才有了《沉沦》的出版，不料，此书一经出版就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反响：“受到了青年读者的热烈欢迎，有连夜从镇江、无锡、苏州等地赶来上海的购买者，有仿效小说中主人公衣着言行的崇拜者，更有摹仿它的风格写出许多类似作品的共鸣者，成了风行一时的畅销书，泰东书局曾将《沉沦》接连出了十余版，发行数达三万余册，这在当时的书刊发行中，是不多见的。”［9］《沉沦》的出版创造了一个出版界的神话，这是作家与商业出版结合的一个成功之例。

上海作为新兴城市，巨大的读书市场也意味着有一个巨大的读者市场。当时这座城市里充斥着这些类别的读者：（一）外省来的年轻人，他们大多是来自江浙或其他地方的社会底层的青年，他们受的教育并不多，因为憧憬都市生活而来上海求生存和发展，这部分人有着很强的求知欲，他们有新的阅读需求和口味。（二）上海的市民阶层，这些人或流连于洋场、或工作于公司、或是无所事事的小姐太太，他们多是看些闲书以作消遣。郁达夫的小说写的自我的情感，正好切合了这些人的生活，因此，无意间这两类人就成为其作品的潜在的接受者，他的小说因此拥有了更广大的读者群。

小说集《沉沦》包括《银灰色的死》《沉沦》《南迁》三篇小说。这三篇小说虽然故事情节不相同，但是都塑造了一类零余者的形象：懦弱、敏感、病态、性苦闷的知识分子形象。这类形象在作者自己，是表达自己内心的种种真实的感情。但是他的小说的成功，除了因为是真情流露，情感真实之外，出版商的商业操作也是小说获得很大成功的原因。

在商品化发展的潮流下，书籍是兼具“商品”和“文化”两种性格的，出版书籍既是文学活动，但对于出版商来说更是一种商业行为，“文字产品一旦成为市场商品后，出版社需要充分考虑生意，以致不得不在某种程度上主动迎合大众的口味”。［10］《沉沦》的畅销，众多的商家看到了郁达夫小说的市场，愿意出版他的小说集子，北新书局、创造社出版社、开明书店、春野书店、现代书局等等都有出版他的作品集。除了成功出版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小说集《沉沦》之外，郁达夫的另一首创就是在他30岁的时候就开始出版《达夫全集》，具己看来，“在未死之前，出什么全集，说来原有点可笑，但是自家却觉得应该把过去的生活结一个总账的时候了。”［11］但也不能不说是因为郁达夫的创作内容受广大读者的喜爱，销量很好，出版商的商业操作参与了郁达夫形象的制造。因为有了出版社的结集出版他的那些具有自叙传色彩的小说，因此，读者对郁达夫的印象就停留在：一个赤裸裸的揭露自己感情的知识分子形象。

就像郁达夫在《日记九种》后记中说的那样，“文人卖到日记和书函，是走到末路时的行为。”［12］于他自己，或许卖掉日记是一件很丢脸的事情，是走投无路时的办法，可是对于出版社来说，揭开这个性格很病态的作者的私生活是一个很赚的事情，后来的销售量也证明了这一点，它一共印了9版。这些都证明了，出版业选择性的出版的书籍对郁达夫形象的塑造有着很大的影响。

集子的不断出版，使郁达夫的社会影响不断扩大。他的作品切合了读者的消费心理，销售量得到了保障，促使出版社一直愿意结集出版他的作品，但是另一方面，读者对郁达夫的认识就停留在写自叙传形象的作家。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出版社的商业操作参与了郁达夫“形象”的制作生产，这些作品集的出版，对于塑造郁达夫这个直白、叛逆、苦闷而伤感的“青春偶像”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四、结语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集毁誉于一身的浪漫主义作家郁达夫，他的毁和誉皆源自因为敢于塑造自叙传形象来表达“一己体验”和“自我心境”。他在作品中展示了主人公对爱情、对性的渴望，对祖国热爱，对现实环境阴暗的不满，然而，却始终无力去改变现状，这些情况其实是每一个处于青春期的正常的年轻人都有的冲动，但他却是具有开拓意义的作家，因为他暴露了别人不敢写的内心最私密的隐私，也因此，他的作品也受到了很多的责难。

关于他小说中的形象，我们经常会把他们和郁达夫联系到一起，作品中传达出来的信息很多都可以在郁达夫身上找到影子。诚然，创作这些真实感很强的人物形象和作者自身的客观条件有着密切的关系，毕竟，没有经历青春期他就不可能把性的苦闷写得那么真实，没有留学日本他就不可能把受到歧视后希望祖国强大的爱国情感写得如此激昂。生活经历是创作的源泉，但是仅仅靠这些是不够的。以商业文化为中心的上海，出版业发达，允许作家自由表达情感是作家能够一次又一次地出版自己专集的重要保证。文学爱好者们的甚至带有争议的评论吸引了更多读者，让郁达夫的作品能够流传到更多人的手中，这些都是郁达夫的自叙传形象能够传播开来并受到广泛关注的重要原因。应该说，大众传媒让郁达夫的自叙传形象更快更广地流传读者群中，从而丰富了中国现代文学。

［1］郁达夫．写完了《茑萝集》的最后一篇［A］．郁达夫文集（第7 卷）［C］．广州：花城出版社，1982．155－156．

［2］鲁深．晚清以来文学期刊目录简编［A］（初稿）．张静庐．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丁编（上、下）［C］．中华书局，1959．510－580．

［3］郁达夫．郁达夫自传［Z］．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1．

［4］郁达夫．郁达夫小说集 ［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234．

［5］王本朝．中国现代文学制度研究［M］．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83．

［6］［7］王自立，陈子善．郁达夫研究资料（下）［Z］．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316．381－392．

［8］朱联保．近现代上海出版业印象记［Z］．北京：学林出版社，1993．2．

［9］郁云．郁达夫传［Z］．厦门：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55．

［10］李家驹．商务印书馆与近代知识文化的传播［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194．

［11］［12］王自立，陈子善．郁达夫研究资料（上）［C］．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189．1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