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福柯的权力观

张亚楠

（兰州大学哲学社会学院 甘肃兰州 730000）

试论福柯的权力观

张亚楠

（兰州大学哲学社会学院 甘肃兰州 730000）

福柯是后现代主义群体中的领军人物。他的理论既可以被视为后现代社会理论的先驱，也可以说是后现代社会理论的早期范例。在他博大精深的理论中，影响最大的是权力理论。福柯的权力思想十分独特，且影响广泛。本文就福柯的权力理论进行探讨，以求对于权力这一为社会学长期研究的领域有更为深入的理解。

后现代主义；福柯；权力

福柯之所以被称作后现代的大家，主要是因为他对现代性批判的彻底性。他以法国思想家素有的浪漫主义风格，向欧洲文化发起了激烈挑战，从而阐发了自己振聋发聩的后现代主义观点。对现代社会权力体系的批判性分析构成了福柯学术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诚如他自己所言：“直到19世纪，我们才开始明白剥削的本质，然而直到今天，我们还未能全面的理解权力的本质。”权力问题是福柯学术思想的核心，是理解福柯全部思想的关键。

一、后现代主义的理论视角

后现代主义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文学艺术和建筑设计等领域出现的一股思潮，后来逐渐蔓延到哲学、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等学科领域。后现代主义思潮对社会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它对经典社会学理论构成巨大挑战的一种强劲力量，催生了一些关于后现代社会学的思想和理论观点，造就了大批有影响力的理论家。后现代是一种十分复杂的现象，内容复杂，观点众多。对“后现代”这个概念的界定也是众说纷纭，甚至一些人根本反对给它下定义。侯钧生在其著作《西方社会学理论教程》中有这样的评价：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后现代主义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复杂的一种思潮，复杂性和多样性是它的理论形态特征，也是它的理论结构的一部分。[1]他认为，后现代主义思潮内容庞大且复杂，我们应该从整体上来把握。乔治瑞泽尔也认为：“尽管没有任何其他概念比‘后现代主义’这个概念在今天学术界引起了更广泛的回响，但在这个名词以及相关术语的准确含义到底是什么却存在着巨大的模糊性和争议。”[2]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后现代主义原来仅仅指称存在于建筑学的背离和批判现代和古典的设计风格的艺术倾向，后来逐渐扩大范围，囊括了文学、艺术、哲学、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中具有类似倾向的思潮。在欧洲和美国，后现代主义者和新实用主义哲学家都企图通过批判、消解和超越传统的西方哲学体系，而这种后结构主义和新实用主义也都成为后现代主义的主要形式和典型形态。而事实上，后现代主义所能包括的内容似乎更为广泛。当代后现代主义者之一格里芬说：“如果后现代主义这一词汇在使用时可以从不同方面找到共同之处的话，那就是，它指的是一种广泛的情绪而并非任何共同的教条，即一种认为人类可以而且是必须超越现代的情绪。”[3]如此，后现代主义就显得庞大而难于把握。但从总体上，后现代主义还是有其共同之处，那就是反对、否定和超越传统形而上学、二元论、本质主义、理性主义、个人主义、人类中心论、父权制、机械主义、经济主义、消费主义、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等共同的理论倾向。[4]

有三大社会事件可以作为后现代的社会缘起。第一大社会事件是20世纪30年代纳粹对于犹太人的大屠杀事件，它激起了人们对于“启蒙”的深刻反思；第二大社会事件是1968年始于法国、席卷整个西欧的“五月风暴”，它是西方尤其是法国知识分子的思想产生急剧变化的一个分水岭——由于运动的失败，人们对于那种急于求成、期望一蹴而就、谋求根本解决或总体突破的革命之道产生了拒绝的心理，“却又以其坚定的反体制精神成了后现代主义的温床”；第三大社会事件是大约20世纪80年代在西方开始逐渐形成的消费社会和网络社会，大众媒体的鼓吹使得消费成为非理性的狂欢，而网络的普及则造就了一个全球性的虚构空间，实在与理性正逐渐被超现实和非理性所代替。这三大事件都使人们开始怀疑现代性的后果与其纲领性的承诺的不和谐。[5]面对现代性的困境，尼采、韦伯、佛洛伊德等都有非常深刻的见地。韦伯在其经典著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已经指出理性化的发展可能成为现代人的铁笼，现代性甚至可能在“专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肝”中幻想自己达到前所未有的文明程度。佛洛伊德则以其精神分析理论告诉人们，人的个体自我是一个分裂的主体，是自我意识与被压抑的欲望之间的永恒对抗。而尼采则从古典理论家们眼中的启蒙和自由里看到了衰微、枯竭和支配，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尼采对理性的批判，对主体的拒斥等思想，无不深深影响了后世的后现代主义者，福柯就是其中之一。

对于后现代与现代的关系问题，乔治·瑞泽尔在其著述《后现代社会理论》中，认为后现代的观念包含着一个新的历史时代、新的文化产品以及一种新的有关世界的社会理论类型。[6]在他看来，后现代的发展正代表着一些与现代世界不同的另类选择，或者是对后者的一种取代，“现代性时期正在或者已经终结，我们已经进入一个新的社会时期——后现代时期的信念。”[7]而布莱恩·特纳在其著作《社会理论指南》中认为：现代规划问题化所发生的领域和渠道，是一种确立已久的批判性反思和考察传统，这种传统以多种不同的方式，致力于探索现代性所带来的种种复杂、失衡和难以预测的后果，实际上本身是和现代性的范围一致的。也就是说，他认为后现代是现代的一部分。后现代与现代之间是一种批判性的关联，是对现代性及其后果的批判。判定后现代兴起的标志，应该在于它能够对现代性的核心假设、实践（包括分析实践）和成就或后果做出批判性反思。布莱恩·特纳总结了社会思想和哲学思想中的后现代渊源。比如，尼采、海德格尔、齐美尔、韦伯和阿多诺的著作中，都显示出关注、质疑现代理性及其后果的视角。故而他认为，对于现代理性的种种局限与限制，一直都存在着一种批判性的关注，是由来已久的。对于启蒙运动将理性的增长等同于“正义、德性、平等、自由和幸福”等方面的进步早已有了一种不曾言明的怀疑，绝不仅仅限于那些只是比较近晚才被派定为“后现代”的分析。

在社会理论的领域里，最早是米尔斯明确引入了一种有关后现代的观念。他回应了早期一些理论中对于现代理性的批判，主张“现在关于理性与自由之间的内在固有关联的假设已经再也站不住脚了”，因为“理性和自由这两种价值已经是身处险境，虽然还比较微妙，但已经是很明显了”。米尔斯认为，在一种工具理性的左右之下，社会学的想象力已经在分析上、政治上和道德上都陷入一种贫乏的境地。而在社会学领域内部，对于后现代理论也有定位和看法也具有争议。有一些学者认为后现代社会理论并不能算作社会学理论，“它也依旧显得像一场嘉年华会而不是一种严肃的学术行为。”[8]但事实上，后现代社会理论的发展对于社会学发展的影响是不言自明的，一大批最有趣和最重要的当代社会理论都围绕后现代主义而阐发。

那么作为后现代的大家，在福柯的著作中是怎样体现这种后现代主义的视角的呢？首先，与现代主义者不同，福柯不强调一致性，而是对任何时间点的存在的内在矛盾更感兴趣；他不认为也不强调历史的持续性，不像韦伯和其他人一样认为历史是从直线和单向的方式发展的，而是强调社会历史的不持续性、断裂、突然反转的特性。福柯阐发权力的方式，正是反对关于社会的总体化的宏观观点，排斥关于社会的一致性的观念，而主张对社会的多样性、片断性、不确定性的认识方式，认为理论只能提供关于对象的片断性的、局部性的、相对性的观点。作为后现代主义的最有影响的理论家之一，福柯对权力的说明基本上采取了后现代性的立场，始终拒绝以往整体性的解释方式，认为权力的本质恰恰体现在其多样性、片断性、不确定性中，体现在相对主义的描述中。

二、福柯的权力观

上述已经提及，福柯的理论也受到了尼采的很大影响。尼采将知识看作是权力斗争的产物，这对福柯的知识考古学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尼采对道德采取的谱系学方法成就了福柯的《权力谱系学》。但福柯的思想并不限于尼采，而是将尼采、结构主义传统、康德的批判哲学传统和法国的认识论传统融会贯通，做了一系列精彩的具体研究，直逼现代性那些基本预设的合理性。福柯的著述一般都被划分为三个方面：知识考古学、权力谱系学和自我伦理学。而权力问题正是理解福柯理论的关键。对现代社会权力体系的巨大兴趣一直贯穿着福柯的学术生涯，对于福柯来说，现代启蒙运动的知识型这种被化约为统一的、标准的、单一模式的叙述方式，以真理和抽象的形式遮蔽了复杂的相互关系、分散变化的多元性和个别化的论述系列，像一种强力一样，规范、约束和压制了人们的论述方式和内容。这也恰恰体现了福柯的后现代主义视角。福柯运用知识考古学探讨现代社会知识何以可能的主体和客观条件，以及“真理体制”得以建立的实践过程的方法。而他采用“考古学”一词，正是为了批判现代理论所使用的这种不恰当的抽象构造的方法。知识考古学就是要去突破现代理论这种单一的模式的束缚，去颠覆现代理论所使用的表层——深层的结构因果观念，从而在知识场域中发现论述的繁复性，历史的多元性。福柯不同意表层——深层这种本质主义划分法，认为表面就已经包含了事实的全部。他主张通过“停在表面”的方法去把握那些变化的、断层的、偶然的具体现实。所谓“停在表面”，即是要把事件当作关系去把握，而任何一种关系并不化约为结构，而是将之视为事件。不同于一般史学，福柯主张不连续地分析总体历史。这种不连续论述实际上是一种谨慎而限定的用法，他认为历史的断裂之间总是包含着新与旧之间的一些重叠、互动和回应。[9]这些思想集中的体现在福柯的《疯癫与文明》、《临床医学的诞生》、《词与物》、《知识考古学》等著述。

在对权力谱系学的阐发中，福柯更加明确的探讨了我们自身与权力的关系。福柯的权力谱系学，就是要非常细致和耐心的努力去把握权力的出身。通过分析，福柯揭示了隐蔽在中立或者友善面具下的权力与统治的实际运作情况。他强调权力的谱系学就是要展示权力的运作机制和效果。福柯将权力视为一种关系，处于一种流动的循环过程之中，形成相互交错的网络。“权力以网络的形式运作在这个网上，个人不仅流动着，而且他们总是既处于服从的地位又同时运用权力。”[10]所以在福柯看来，不能简单地区分占有权力的统治者和被权力控制的被统治者，权力关系并不简单地表现为这种模式的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它不应被视为某些人可能占有的特权，而是“一个永远处于紧张状态的活动之中的关系网络”。[11]进而，福柯主张权力是非中心化的，是无处不在的，不能将权力局限于某些人和某些领域。他认为，在权力的关系网络中，每一个个人都只是权力的一个点，而并非绝对操纵权力的主体，人既是权力的实施者又成了权力实施的对象，人并非权力的主体而是权力运作的工具。同时，福柯也认为，权力是无主体的。福柯解构了使现代性理论得以确立的人本主义假设——一种先于社会的其他一切的主体，一个崇高而伟大的“人”——在福柯看来，“人”只是在近代的知识结构中诞生的，是近代开始的话语霸权的产物。而随着现代性的知识结构被后现代性的知识结构所取代，随着旧的话语霸权的解构，这种主体也就消失了。福柯强调权利的运作过程，而不是权利的占有。他认为权力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谁掌握了权力，而在于权力是如何发生的，或者说关键在于权力是如何运作的，这就是权力的技术、权力的策略、权力的机制的问题。

福柯将传统的权力理论视为宏观权力学，认为传统的权力研究是对于某种机构化的、法律化的权力中心的过分关注，是过于简单化的理解，国家机构只是权力的一个有限领域。福柯反对权力中心化的模式，主张建立微观权力学，将权力视为非中心化的、多元的、分散的关系存在。在分析微观权力的运行机制的过程中，福柯认为权力的运行通过“规训”得以实现。规训性权力是著名的《规训与惩罚》一书中的核心概念。它是对人的肉体、姿势和行为的精心操纵的权力技术，通过诸如层级监视、规范化裁决以及检查等等手段来训练个人，制造出只能按照一定的规范去行动的驯服的身体。“规训‘造就’个人。这是一种把人既视为操练对象又视为操练工具的权力的特殊技术。”[12]但值得注意的是，福柯认为这样的一种规训性权利机制并非只是压制和禁锢的作用。传统的权力分析总是强调权力消极否定和压制性的一面，甚至福柯所称的“赖希命题”（福柯认为20世纪对权力的非经济的分析，有两个重要的命题。“一个说权力的机制是压抑。为了简单起见，我想把这称为赖希命题。另一个命题认为权力关系的基础是势力的敌对行动。同样为方便起见，我把它称为尼采命题”[13]就是如此。但通过研究，福柯认为权力应该首先被看作是一种生产性的实践。生产性的权力通过层级监视、规范化裁决和检查等技术，驯顺了肉体，生产了符合规范和纪律的对象、知识。福柯揭示了权力的多种形态，权力与知识之间的密切关系、权力作为生产性实践、建筑在身体上的身体政治或生命政治，此外他还充分展示了权力关系得以运作的场所、策略和技术。在福柯看来，边沁设计的全景敞开式监狱模型，抓住了规训式社会的基本要素。在这个全景敞开式监狱的四周是一个环形的建筑，中心是一座瞭望塔，瞭望塔的大窗户正对着环形建筑的内圈。环形结构被分成许多小囚室，每个囚室有两个窗户，一个正对着瞭望塔的大窗户，另一个则对着外面。因为有逆光，囚室里任何囚犯的身影都让人看得清清楚楚。“然后所需要的，就是在中心瞭望塔里安排一名监控者，而在每个囚室里关进疯子、病人、罪犯、工人或学生。”[14]每个囚犯都是独处的，无法和同伴进行有效的沟通，但一切都在瞭望塔的视线之内。这种建筑的效果是“在被囚禁者身上造成一种有意识的和永久性的可被看见的状态，从而确保权力自动发挥作用”；每个被囚禁者都成为他自己的看守者。[15]这种“有意识和永久性的可被看见的状态”标志着，对身体严格的规训控制已经延伸到了精神。被囚禁者持续的自我监督，起源于著名的“个人主义”和被强化的自我意识，它们是现代的标记。在福柯看来，全景敞开式监狱的结构和效果扩散到了整个社会：“监狱与工厂、学校、兵营、医院彼此相像”，这有什么可惊异的吗？[16]这种规训的机制充斥着整个社会，影响着每一个环节，福柯反对这种规训秩序对于社会和人的行为的支配，但似乎对于出路问题也显得无能为力。

从关注权力这一角度对福柯的思想进行分析，可以明确地看出，他的关于权力的认识，与以往传统的权力理论大为不同。在他看来，传统的理论并没有很好地理解、把握权力的问题。在福柯看来近代以来有两种主要的权力理论，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模式，一种是在西方占主流地位的法理主义的法权模式。前者将权力看作是维护生产关系的工具，认为权力充当着与某种生产关系相联系的阶级统治的角色，在社会中只有经济是占主导地位的，权力的根本目的是为经济服务的，权力的功能就是维护一定的生产关系及其经济运作；后者则把权力看作可以像商品一样地占有，就如社会契约论所主张的那样，原先由个人所占有的权力，通过契约而转让给某个人或某个组织，从而产生了国家的权力。[17]福柯认为：“在法律的、自由的政治权力的概念（建立在18世纪哲学的基础上）与马克思主义的概念（至少是目前流行的马克思主义概念）之间，存在着共同之处。我把这种共同点称之为权力理论中的经济主义。”[18]故而，福柯才另辟蹊径，从支配—压制模式出发探讨了权力的实质。福柯对于权力的分析是继马克思之后，对权力问题探讨最为深入、精辟和具有特色的理论。而他的这种独特视角也在被越来越多的运用到关于现代社会各个层面的分析中。比如在社会性别领域，福柯的后现代立场和权力观对传统的父权社会结构形成了强烈的冲击，它成为了女性主义批判传统男权社会中对于女性及其他弱势群体的种种禁锢和压制的有力工具，在分析女性社会地位、社会状况等方面都有广泛而深入的应用。

[1]侯钧生.西方社会学理论教程[M].南开大学出版社，2006，P456.

[2][6][7][8][美]瑞泽尔著，谢立中译.后现代社会理论[M].华夏出版社，2003，P8、8、9、2.

[3][美]格里芬著，王成兵译.后现代精神[M].中华编译出版社，1998，P20.

[4]侯钧生.西方社会学理论教程[M].南开大学出版社，2006，P457.

[5]贾春增.外国社会学史[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P364-365.

[9][美]贝斯特，凯尔纳.后现代理论：批判的质疑[M].巨流图书公司，1994，P66-68.

[10][13][18][法]米歇尔·福柯.必须保卫社会[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P28、226、223.

[11][12][14][15][16][法]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M].三联书店，1999，P28、193、224、226、225.

[17]陈炳辉.福柯的权力观[J].厦门大学学报，2002（4），P84-90.

张亚楠（1985-），女，甘肃庆阳人，兰州大学哲学与社会学院硕士，研究方向：社会性别与社会政策。

2011-04-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