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的花都是梧桐山开的

邓一光

他戴着客家人遮阳的青篾凉帽，宽松白衬衫，同色休闲裤，脚上趿一双粗麻编织的拖鞋，削瘦的下颏上撅着一绺披箩似稀疏的胡须。

他坐在一把酸枣木椅子上，身边围绕着一群健壮的本地土鸡，它们警觉地研究了我一会儿，再回过头去讨好地看他，一睥一颦中透着满心眼儿的狭隘。

我在梧桐山的一栋老式客家围屋里找到他。猜不出他有多大年纪，也许过了耄耋之年，也许没有。这样苍老的脸，更像香港而不是深圳。

我没问他年龄的事。大隐于市，在城市这种地方，最好不要猜测上了年纪的人的年龄。

梧桐山上花草葳蕤，品种繁多，关于这个，中外游人自有公论，政府的官方网页上也有介绍，但梧桐山花木的历史出处问题，最近却惹上了不大不小的争议。有人认为，深圳的原地属花木全部来自梧桐山。反对者对这个观点大加抨击，并且指出地属花木的各自来历，如行道树种凤凰木、火焰木、小叶榄仁、人面子、红花羊蹄甲和大叶紫檀，灌木如双荚决明、软叶刺葵、扭叶红桑、桃叶珊瑚、小驳骨和软枝黄蝉，草本如蜘蛛兰、白蝴蝶、三裂蟛蜞、沿阶草、蚌花和红绿草，藤本如薜荔和异叶爬墙虎。意见双方争论不休，引起政府重视。作为政府官方网站的一名编辑，我拿到主编给的一份名单，奉命找到名单上几个资深土著了解情况，再把调查到的情况公布在网页上，以示公准。我就是为这个来梧桐山的。

梧桐山三十年前有土狼和狐狸出没，如今满山游人如织，狼和狐狸见不到了，山依旧花团锦簇。

欧阳先生的客家老围屋在绿篱中隐匿着。他是名单中的第一个。找到他不容易，用了几个小时。那些时间，一半用来向形迹可疑的外来租客们打听路，另一半用作反复穿越和撤出红桑、黄杨、紫薇和金叶女贞建构出的植物迷宫。

围屋是有年头的老宅子，修葺过，院子和一片林子拉通了，占了好几个宅基地的面积。院子布置得奇怪，客家传统的水源什么的全然不见，却到处悬挂着秋千，藤、木或轮胎做成的，还有一个红背桂和马缨丹造型的迷你植物城堡，像个空置的儿童乐园。

围屋里很安静，有没有儿童不知道，但院子里没有。欧阳先生一个人。他是商界奇数，庞大的事业挂在恒生指数上，公司股票表现稳定。看上去他喜欢清静。

名单上这么介绍他：政协委员，香港实业家，经营邮轮业，祖籍梧桐山。

我见到他的时候，他坐在院子里，身边一张看不出原来模样的茶几，有一下没一下用什么东西丢树上的莓子。那是一棵硕大的多刺树莓，树上挂满了令人馋涎欲滴的殷红色果实。树莓是制作意大利草莓蛋糕的上佳调味品，味道非常不错，能治肾功能衰退、尿遗、痛经和贫血。

我坐在欧阳先生的对面，考虑是不是需要拿出录音笔。后来我决定不那么做。我看了一会儿看明白了，是蚕豆大晶莹剔透的小石子，五彩纷呈，他手里捏一把，选一粒，丢出去，树上就落下一颗红得刺眼的莓子，土鸡们蜂拥而上抢莓子。他的准头非常厉害，弹无虚发，每一粒石子都能打落一枚莓子，但每一次只有一只鸡得逞。这是一个很好的游戏，符合深圳创意城市的理念。

“谁说所有的花都是梧桐山开的？”他停下来，微扬头，黑色的单纱帽帘挑起，用生硬的目光看我，手中的石子发出细碎的磨磬声。

“不是所有的花都是梧桐山开的，我没那么说。”我解释，“是所有的花木都来源于梧桐山。”

“一样。”他说，“有什么不同？”

倒也是。梧桐山开什么花，是不是所有的花都开在梧桐山，还是它们的祖先来自梧桐山，就像人们常说的，某某来自大山深处，这件事其实和我没有什么关系，我不过是奉命为一篇捅出漏子的文章找到一个人们都可以接受的说法，恰好又遇到一个什么也不懂却比谁都认真的主编。事情就是这样。

“花木有自己的家。它们有自己出生的地方。它们不会告诉别人。”他说，“总有一天，梧桐山上会没有花木，什么也没有，什么也剩不下。你信不信？”

我没什么不信。隔着梧桐山，新界那边发展快速，半个世纪后，罗湖这边发展得更快，差不多一眨眼功夫，两个现代世界就先后出现了。有什么事情不能发生？

“要不要给你添只杯子？滇南天福，别看货贱，不值钱，回口相当不错。”他说的是正饮着的功夫茶，“普洱炒得太过分。植物都长孢子，大黄叶子，苦菊花，连烟草都长，没有什么稀奇。过分了。”

他说得对。他用莓子饲鸡，用长了孢子的普洱饲自己，人们就是这么形容高尚生活的。

“不用了，车上备了水。我习惯无色无味的饮料。”我不是客气，有时候人真的需要克制欲望。

“随便。”他说，顺手丢出一枚石子，鸡们一拥而上，簇拥成一团，一眨眼炸开，跟着得势者跑向一边。“梧桐山的花木的确有名，和天池里的金尾娃娃鱼一样有名。”

“我不知道天池的事。”我也没听说过金尾娃娃鱼，“你见过那鱼？”

“谁也没见过。说了几十年，都那么说。”他说。

“你不会觉得我孤陋寡闻吧？”我说。

“听口音你不是深圳人，北边来的？”他问。

“从江西来，我不是深圳人。”我说。

“难怪。那你就没见过五月大逃亡*那几天梧桐山上开的花了。”他说。

“五月大逃亡？”我没明白，“你在说什么？”

“那一年，梧桐山上的花木长得特别好，”他自顾说下去，有一阵他停下往刺莓树上丢石子，好像在想什么，后来又恢复了，“五月份嘛，正碰上雨季的头，满山花红木绿，那么多人在山里冲过来冲过去，齂杜鹃、木棉花、红绒球什么的落了一地，脚都下不去。我去山上拾菌子，蛤蟆菌、麦角菌、木贼——木贼你知道吧？”

“不知道。”我老实承认。这没有什么不好意思，既然是从北边来的。

“一种寄生植物，长在树上，不开花，能治关节炎和湿疹。”他说，“没走几步我就掉下去了。不是掉到悬崖下，是掉进花瓣堆里，半个人被花瓣埋住。那一年梧桐山上的花木糟蹋得狠，比过台风厉害。”

“请等一等，我没听明白你在说什么。”我说，“你说五月大逃亡，到底是怎么回事？”

“偷渡，逃港客。你没听说过？”他轻轻抬了抬粗麻编的拖鞋，把一只赖在脚上的褐色母鸡赶开。那些健壮的土鸡不耐烦地站在一边看，主要是看我。看来它们对我很有意见。

“62年，还有78年。我算算，前后加起来有三十个年头吧，一直没断过。你从没听说？”他不相信地看我。

“没有。”我来了兴趣，“我是新来的，没人告诉我偷渡的事。请给我说说。偷渡，逃港客，五月大逃亡。”我想应该解释一下，“倒不是说和梧桐山上的花木有什么关系。你刚才说，花木都糟蹋了，真有这事？”

“当然和梧桐山的花木有关系。我说的就是梧桐山的花木。我又没说七娘山，又没说凤凰山，又没说羊台山，说的就是梧桐山。”他不高兴，手里的石子倒腾到另一只手上，去茶台上取过蛋形陶杯，又放下，“多好的花木，最后成了一山花浆子，莲塘河满河漂着花尸首，两个月没落下干净。可惜了。”

“没人管吗？怎么会没人管？”我说。

“花木？你见过谁管过花木？”他说。

“我说的是人。”我不想和他争，“我说偷渡，逃港客。”

“管什么？”他说，“人们只管翻过梧桐山，去山那边的新界。现在你明白了吧，梧桐山是逃港客的必经之路。”

我明白了。名单上说，他是香港人，深圳土著，就是说，他说不定也是逃港客中的一个。我被这个发现激动了。我想应该了解一下，他当年是怎么从淹身的花瓣中挣扎出来，成了一名香港人的。我没有花瓣掩埋的经验，谁又有呢？这与梧桐山的花木有关。

“你刚才说62年，五月大逃亡是那一年发生的事情吗？”我问。

“62年。”他肯定地说，“春节刚过，大批内地饥民就来到梧桐山。成千上万，每天都有人成群结队越过边境进入新界，溜过去，或者闯关过去。

“饥民？你是说三年粮荒的时候？”我说。

“缺粮，饿得受不了，政府又不让邮寄锌铁盒子。”他说。

“什么锌铁盒子？”我说。

“没吃的嘛，你们北边不是有吃死孩子的吗？”他说，“有人给香港的亲友写信求助，香港那边就给寄食物。米面不能寄，不让生火。食物煮熟，粮食呀切鹅呀什么的，装进锌铁盒子封死，寄到大陆。政府后来发现了，禁止邮包入境，这就开始往那边逃了。”

“边防公安呢？”我换了个话题，怎么说我是政府网站的编辑，有些问题过线就不好了，“我是说，随便就让过去了？”

“哪能那么随便，要不叫闯关？”他说，“公安在边境上设了好几道岗。还有民兵，以后又调来解放军。可扛不住人们潮水似的往梧桐山上跑，再潮水似的往山下涌，怎么管？”

他把手里的小石子放在茶台上，用一块雪白的湿巾揩了揩手上的汗，又去一旁的小布袋里抓出一把石子。看得出，他有不少这样的小石子。

“5月16日那天，我和未婚妻在山上刨番薯，正刨着，一群青壮年突然从林子里钻出来，手里举着木棍和铁棒，一声不响往山下冲，几百个吧。”他目光炯炯，披萝似的胡须在阳光下轻轻抖动，“我没反应过来，呼呼啦啦，山上又钻出一群，是妇女、老人和孩子，先是几百个，然后成千上万。他们手拉在一起，也有抱着和背着的，跌跌撞撞，跟在青壮年后面往山下跑，公安要拦，拦不住，几道岗哨一下子就被冲垮了。

“有一个腿脚不方便的老人，我看见他抱住一个公安，那个公安年纪很小，不到二十吧，被人群冲倒在地上，踩得奄奄一息。他拽住一个年轻女人的脚，那个老人瘸着腿过去，从地上捡起一块石头，用力砸公安的手，手砸开，把人死死压在身下。老人大声叫吓坏了的年轻女人快跑。我猜，那个女人是老人的女儿吧。”

我打了个寒战，下意识收回脚，朝两边看了看。鸟儿远远近近地叫着，灵雀或凤头鹃，听上去在互相逗嘴，突然就飞走了。

“年轻女人很快不见了。老人没跑掉，被几个民兵捉住。”他继续说着，“人们剪破铁丝网往新界那边冲，有的来不及抢到茬口，用衣裳垫在铁丝网上，就那么拉着衣裳扯着肉地翻进了新界。那些铁丝网还是新的，头一天才重新拉上，上面还挂着机油。”

他说这些话的时候，停下手中的石子。一只软冠雄鸡喙功敏捷，先前抢到好几只莓子，尖喙上沾着殷红的莓汁，这个时候抖动翅膀，扯着喉咙鸣叫了一声。

“我的未婚妻哭了。她坐在番薯地里，全身发抖，哭得死去活来。”他把一枚石子捏进手心里，爱惜地揉搓了一下，“就在那一天，她告诉我，她不愿再刨番薯了。那块番薯地是我偷偷在山上开的，背着生产队，已经刨了几百遍，连一根番薯须都刨不出来了。她说她要当逃港客，要么她就死。”

“这么说，你和你未婚妻也做了逃港客？”我说。

“差不多吧。当时我们没走，过了十年，我母亲咽气了，我才下决心走的。我老婆先走。就是我未婚妻，她已经做了我老婆。我们不是梅州人和番禺人，梧桐山上有我的祖坟，重土难迁，说走不容易。”

有一阵我们没有说话。土鸡们在我们身边走来走去。那只喙功了得的雄鸡离得较近，不满意地歪着脑袋看我。我有点儿心神不宁，担心它会冷不防发动攻击。

“你说你妻子先走。”我提醒他。

“唔。”他点了点头，看一眼手掌里，好像在数石子的数量，“七十年代以后，抵垒政策*撤销，两边都加强了封堵，那边连直升机都用上了，强行冲关越来越困难，扒火车更行不通，陆路已经走不动了。公安满山遍野抓人，男人抓住剥光衣裳，鞋子也脱掉，女人个个衣衫不整，露着身子，一车一车往回送，像畜生一样。有人不甘心，半路跳车逃跑，就那么摔死在路边，铁路公路过一段时间就得收一次尸，不然就臭了。”

“你们改成走海路？”我猜是这样。天空宽阔无界，是自由世界的大道，可惜人不是鸟儿，没有翅膀。我在想，日后他经营邮轮业，是不是与这个有关？

“是的。我送老婆从大鹏湾走的。有人走深圳湾，那里风浪小。还有人走前海湾，从伶仃洋过去，没船不行。大鹏湾这边管得比较松，过了鸭州西澳，几十个岛子，什么地方都能上岸。”他说，“大陆和香港以水为界，就是说，哪怕你被石子和刺稞划破的两只脚再脏，只要踩到海水，你就自由了——自由的生，或者淹死。”

“有人淹死？”我说。

“看运气了。海边也有人封堵。逃港客人山人海，他们从大鹏山的灌木和石丛中钻出来，蓬头垢面地往山下冲，没命地往海里跳。山边的悬崖上有很多海鸟，它们样子很漂亮，能斜着身子在风中逗留，海边有寄居蟹，安闲地在沙滩上爬来爬去。人们冲过来，海鸟吓得不敢落巢，寄居蟹被踩成一片肉酱。人们扑进大海，整个海湾的海水都被砸烂了。

“我在半山腰上看了好几天，看见很多人绝望地沉入海底。有人拼命向大鹏湾外的海域游，游着游着就不见了。海上全是浮板、木头、橡胶胎和硬塑料。还有人用汽水瓶子，几十上百个捆在一起。我从来没有见过那么混乱的海湾。我被吓坏了。我不知道人怎么可以这样亡命。

“公安和解放军到处抓人，他们的身上全是泥水，脸上也是，大声叫骂着，用棍棒和带铜扣的皮带凶狠地殴打逃港客。没有人理会他们。没有人害怕威胁和殴打。人们全都疯了。我看见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女，她被打得头破血流，衣裳撕破了，两只乳房露出来，乳房上全是血。她抱住一个士兵的胳膊用力咬，往死里咬，直到那个当兵的痛得受不了，松开她，然后她从悬崖上滚进大海。我发誓，她就是那么滚进大海的，直接滚下悬崖，一头扎进她的逃亡之路。”

“天哪！”我说。

“这没什么。”他说，轻轻摇了摇头，他的披萝似稀疏的长须也跟着摇了摇，“这没什么。”

“你妻子呢，她成功了？”过了一会儿我问。

“是的，她运气不错。”他得意地笑了，温和的目光在黑色的笠帘下闪烁了一下，“她运气一直不错。小时候她妈妈说她有福。她是宽额头，大耳垂，你知道，就是有福的那种耳朵。”

我松了一口气。但他很快结束了我的轻松。

“就在那个时候，有人来找我。”他继续说，“我不认识她，是一个披头散发的大娘，看上去六十来岁，穿了一件皱巴巴的棉衣，棉衣上沾着一些乱糟糟的花瓣，看不出原来的颜色，已经发臭了，手掌上全是被刺稞子划出的血痂。她说她是医生。你明白这个意思吗？她是给人看病的医生，但后来不是了，是‘牛鬼蛇神’，人们揍她，往死里揍，她受不了，想去一个不挨揍的地方。她让我把她绑在一只汽油筒上，再把她推进海湾。”

“推进海湾？你说她有六十岁？”我有些不肯相信。

“你让我怎么办？”他说，奇怪地看我，“没有人管她，那个时候谁也顾不上谁，你让我怎么办？”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老实说，我没有这样的经验，不知道该如何对付这样的事情。

“她看见我把老婆推进大海。我那个时候完全疯了，不断冲开奔向滩涂的人群，打倒了好几个想要抢我老婆木桨的男人，把他们打倒在海水中。海边人挤人，海里也是，人和海水搅成一片，你就觉得海水怎么一下子变稠了，本来是一整块，怎么就碎到不可收拾？我的脸上全是海水的碎片。我把一个疯了的男人打倒，再打倒另一个，冲着浪头里惊慌失措的老婆喊：‘用力划！别停下来，用力呀！’”

他停下了，不再说下去。四周一片静寂。不远处有水流欢快跳跃的声音，那应该是莲塘河，下山以后就变成深圳河。阳光快当顶了，梧桐山微风如拂，吹在人脸上暖融融的。好在阳光更强烈一点也没什么，他戴着客家人遮阳的凉帽。那帽子雅称苏公笠，据说是苏东坡发配惠州时，不忍在花木下读书的爱妾朝云受骄阳之苦，亲手为她编织的。

“大娘心想，也许我能帮她。”他又开口了，“她是这么告诉我的。

她说请你帮帮我，把我绑在油筒上。她没有求我。她说请。你知道，那个时候，她的口气真是礼貌得很，我听了背上直冒冷气。可是，你想象不出怎么会有这样绝望的汽油筒，它完全锈了，锈到我不敢靠近它，我怕轻轻一脚就会踹破它，也不知道她打哪儿弄来的这个家伙。”

我想象那个锈蚀掉的汽油筒，那个老医生六十多岁，她悬壶济世的时间一定超过了香港经济起飞用去的时间，现在她手里有一条简易绳子，那是内衣撕成布带缠成的，她请人把她绑在一只破油筒上，它和她挤在人群中漂出大鹏湾，浪头来了，它沉下去，她跟着它沉下去，再拼命地仰起脑袋，吐出呛进肺部里的海水，绝望地咳嗽着，花白的头发贴在她苍老的脸上。

“后来我到了香港。是我老婆去香港后的第二年。三个月后，我从报纸上看到那个老医生的消息。那天香港天气晴朗，早上下了一会儿雨，没下多久就收住了。我在天水围的一家假发厂找到了工作。我和老婆决定合伙吃一份烧腊饭，庆祝一下。报纸不是我的，先前的食客丢在饭桌下，在等待煲仔饭的时候，我手抖得厉害，我害怕自己太激动，当着众人的面哭出来，就捡起被油渍弄脏了的报纸。我在报纸上看到了她。

“你猜她是谁？”他停了一会儿说，“她是一个中共早期领袖的女儿。”

“这样啊。”原来这样，原来人和事可以这样的此长彼伏。

“她在海里漂了十几个小时，被人发现的时候已经死过去，没有知觉了。那一段时间偷渡的成功率很高，逃过去差不多好几万人。”

“那么，你也是泅渡过去的？”我没有追问前中共领袖家人的事。我觉得我离绝望的汽油筒和内衣做成的简易绳索太远。

“泅渡不是万全之计。”他老练地回答我的问题，“你知道红树林游魂的事情吧？”

“不知道。”我说，“怎么回事？”

“八十年代蛇口搞开发，就是深圳湾那个方向。挖土机清理地基，一次就从红树林挖出了四百具尸体。”他说，“是逃港那些日子里被冲回大陆的。”

我在想，日月连汐，深圳湾潮起潮落，大鹏湾潮起潮落，前海湾潮起潮落，墨色的海水来了，又走了，然后再一次来。我在想，没被推土机挖出的尸体有多少，没被海水冲回到陆地上的呢？我想不出来还有什么办法。但办法肯定有。雨燕在飞越太平洋的时候会在空中觅食和睡眠，它们甚至在空中交配，产下后代，人有没有可能向雨燕学习？

“扒渔船？”我猜是这样。我用这样的猜测问他。

他没有回答我的问题。他把那群健壮的土鸡轰开，让它们去稍远些的地方，刺莓树背后，那里有成片的植物迷宫，一声不吭的皇后葵、大王棕和槟榔。

“听说过牛尔这个人吗？”他安置好他的土鸡们，回头问。

“好像是中央音乐学院院长，音乐家协会副主席什么的吧？”我不能肯定。几十年过去了，谁也没法肯定。

“我和他在一条船上。”他说，朝院子里看了一下，不知想到了什么，“不光我，不少人乘上了诺亚方舟。香港的企业主需要大量劳动力，他们希望有人造出更多的诺亚方舟。那一次是我、牛先生，还有他的家人。”

那只软冠雄鸡离开鸡群们踱回来，不耐烦地瞥了我一眼，目光凶煞。我不知道该不该起身，去刺莓树边用力摇上一阵子。我没有那么做。我们就坐在梧桐山一栋有了年头的客家老围屋外，坐在正午的阳光下说着话，直到一大群鸟儿从头顶上飞过，又换了一大朵乌云飞回来。

我起身告别。我觉得我已经打扰欧阳先生太多了。他不该被打扰，他已经大隐于市，消失在梧桐山的植物迷宫里了。我想已经差不多了，行了。

他叫住我，从酸枣木椅子上站起来，趿着脚上的粗麻拖鞋朝我走来。他在我面前站住，犹豫了一下，扭过脸去，把目光投向院子里。

那几架空空的秋千在微风中轻轻摇曳。

“我一直没有对你提起我的女儿，对吧？”他说，“不好意思，我应该告诉你她的事，她是当事人。”

我站在那儿，等他说出下面的话。那群土鸡出现在红背桂和马缨丹造型的迷你植物城堡外，吵闹着向我们走来。

“她那次也在，我老婆逃港那一次，她带走了她。”他口气平静地说，“我女儿六岁。刚满六岁。我老婆逃港的头两天，我们在家里为她过了生日。家里点了好几盏油灯，亲戚们都来了。我们从来没有为她过过生日。家里穷，过不起，那是她第一次过生日，她开心得要命。”他停了一会儿，好像在想三十年前那个开心的生日，那些明亮的油灯。然后他继续说下去。“我有没有对你说过她是一个漂亮的女孩子？对了，我没有提起她，我们一直在说别的。但她的确是个讨人喜欢的小姑娘。她叫莲子，欧阳莲子。你知道，就是莲蓬的孩子。

“我先把老婆送进海里，用绳子牢牢把她和轮胎拴在一起，让她接住桨。然后我把女儿从肩膀上剥下来，举过人群，交到她手里。女儿的脚落进轮胎里，她的小手划过我的脸颊。那是五月大逃亡之后我能做的唯一的事情。我在家门前种下了十二棵泡桐树，等着它们长大。十年后，它们的确长大了。我用其中的十一棵从机耕队里换了一只旧轮胎，用剩下的一棵做了三只桨，分两次把它们偷偷运到大鹏山上。你要知道，在大海里，桨是很有用的。你一个人，什么也指望不上，只能依赖它。

“我女儿很懂事，她没有哭，也没有闹。她很害怕，眼睛睁得大大的，眨都不敢眨，小胳膊紧紧地搂住我的脖子，指甲掐进我肩上的肉里。事后我看过，她把那里都掐出血了。

“人们喊着叫着，互相推搡。有人抢别人的游具，有人抱住别人，任何人，说什么也不肯松开手，因为他们不会游泳，他们希望别人带他们泅过大海。我打倒了好几个红了眼的人，把他们直接打倒在海水中。我说关于桨的事，我说过这个事对不对？但我女儿一直没有哭，我的女儿，她一声也没有哭。

“是的，她太小了，刚满六岁。我不知道她在哪儿，她现在在什么地方。我老婆至今不肯告诉我，大鹏湾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女儿在什么时候离开了她和那只轮胎，不见了。那天深圳和香港的天气不错，海上没有风浪，以后接连两天也这样，在雨季里，这是难得的天气。我以为她们母女俩都能过去，我就是那么想的。”

他戛然而止，不再说什么。风儿吹过，院子里的那些秋千来来回回地摇晃着，在没有负重的情况下，摇晃得轻盈。过了一会儿，他冲我挥了挥手，回过身去，走到酸枣木椅子旁，弯腰去拿那只装有小石子的布袋。

我穿过秋千和植物城堡，离开花团锦簇的老围屋，沿着一个又一个植物迷宫离开梧桐山。我走过的地方花木葱郁，芬芳扑面。现在我知道他为什么回到梧桐山了。这是深圳最高的山，虽然海拔不足千米，但山上开满了各种各样的花。

*1962年5月以后，大陆的饥民和受到政治迫害的人们体逃港事件进入高潮，香港媒体称之为“五月大逃亡”。

*1961年3月，港英政府实施新身份证申请政策，俗称“抵垒政策”。新政策给予成功抵达香港市区、有亲戚朋友接济、具有工作能力的人签发香港身份证，以解决经济高速发展时期劳动力短缺的问题，变相地承认了非法移民的合法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