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外来流动人口社会支持状况和提升对策研究

姜海燕

(温州大学学生处，浙江温州 325035)

温州外来流动人口社会支持状况和提升对策研究

姜海燕

(温州大学学生处，浙江温州 325035)

采用社会支持评定量表、人际信任量表和幸福感指数调查了温州580名外来流动人口的社会支持状况，研究了社会支持、人际信任和幸福感三者间的关系，结果表明：（1）流动人口社会支持网络规模较小；（2）在社会支持来源构成上，倾向于熟人支持；（3）有无休息日、有无签订劳动合同、外出打工年限和年龄等因素影响外来流动人口的社会支持利用度；（4）社会支持对人际信任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存在一定调节作用．最后探讨了提高流动人口社会支持的对策．

温州；外来流动人口；社会支持；人际信任；幸福感

随着经济的发展，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向城镇务工，外来流动人口已经成为我国现阶段一个数目庞大的群体．大量持续流入的外来人口一方面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做出贡献，丰富了城市文化的多元性；但与此同时，由于我国现阶段社会保障、劳动保护、就业保障等制度的不完善，流动人口在社会融入过程中遇到了种种困难，他们的心理健康状况普遍偏低[1-4]，给社会带来了一些不安定因素．社会支持对外来流动人口城市融入具有重要的作用[5]．社会支持有助于个体建立归属感、增强自尊心、加强身份认同，从而促进个体的身心健康[6]．社会支持作为社会保障体系的有益补充，有助于减轻个体对社会的不满，缓冲个人与社会冲突，从而有利于社会稳定[7]．目前，对外来流动人口社会支持研究大多集中在社会支持的理论构建层面，缺乏深入的实证分析[8-9]．温州市是浙江省人口流动最大的城市，2010年温州市外来流动人口达到372万人，占全市总人口的47%，外来流动人口已成为影响温州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本文通过问卷调查获取实证资料，研究温州外来流动人口社会支持现状和特点，提出提高该群体社会支持的对策，对解决温州外来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入问题、社会的稳定、和谐温州的创建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1 研究方法

1.1 研究对象

在温州城乡结合部随机抽取620名流动人口作为调查对象．回收问卷602份，剔除漏答等无效问卷22份，最终获得有效问卷580份．被试的具体分布如下：男性301人，女性264人，缺失15人；年龄分布上：18岁及以下1人，18 – 25岁249人，25 – 30岁127人，30 – 40岁110人，40岁以上79人，缺失14人；外出打工年限分布上：1年及以下73人，1 – 2年52人，2 – 5年118人，5年以上213人，缺失124人；有休息日的流动人口382人，无休息日156人，缺失42人；签订劳动合同的流动人口321人，无签订劳动合同232人，缺失27人．

1.2 研究工具

采用社会支持评定量表、人际信任量表、幸福感指数作为测量工具，采用统计软件SPSS 10.0进行数据处理分析．

1.2.1 社会支持评定量表

采用肖水源编制的《社会支持评定量表》[10]测量被试的社会支持状况，该量表共含10个项目，分为客观支持、主观支持和对社会支持的利用度三个维度．客观支持是包括物质上的直接援助和社会网络、团体关系的存在和参与．主观支持是个体在社会中受尊重、被支持、理解的情感体验和满意程度，是个体的主观感受．肖水源选取128名大二学生对该量表进行测试，量表总分为34.56±13.73分，两个月重测总分一致性R=0.92（P<0.01），各条目一致性在0.89±0.94之间，表明该问卷具有较好的重测信度，该量表应用较为广泛．

1.2.2 人际信任量表

采用Rotter编制的《人际信任量表》[10]测量被试对他人的行为、承诺或陈述可靠性的评估，共含25个项目，内容涉及各种情境下的人际信任，涉及不同角色，如父母、推销员、一般人群、政治人物等，采用LIKERT式5点计分，得分者越高人际信任越高．本量表的分半信度为0.76，平均间隔7个月的重测信度为0.56（P<0.01，n=24），而间隔3个月的重测信度为0.68（n=42），量表的信效度良好．

1.2.3 幸福感指数

幸福感指数（Index of Well-Being）[10]由Campbell等人1976年编制，主要测量个体目前所体验到的幸福程度．包含两个部分：总体情感指数量表和生活满意度问卷．计算总分时将总体情感指数量表之平均得分与生活满意度问卷的得分（权重为1.1）相加，得分范围在2.1（最不幸福）到14.7（最幸福）之间．量表的一致性为0.55，时隔8个月重测信度为（n=285），量表信效度良好，是目前使用较为普遍的幸福感量表．

2 研究结果

2.1 温州外来流动人口社会支持网络规模较小

社会支持网络规模通常是指社会网络中的成员数目，是网络分析常用指标之一．在题项“您有多少关系密切，可以得到支持和帮助的朋友”中，有15.9%的被试选择无，31.3%的被试选择1– 2个，30.1的被试选择3 – 5个，22.7%的被试选择6个及以上．总体而言，流动人口的社会支持规模平均数为2.57，可见大多数人的社会支持网络规模较小，具体见表1．

表1 温州外来流动人口社会支持网络规模

2.2 温州外来流动人口社会支持薄弱、多为熟人支持

在题项6“过去，在您遇到急难情况时，曾经得到的经济支持和解决问题的帮助的来源”、题项7“过去，在您遇到急难情况时，曾经得到的安慰和关心的来源”两个题项上，被试的作答情况详见表2．从表2可以看出，流动人口更多的是从家人、亲戚、朋友得到支持，而单位、社会给予的以及流动人口感受到的支持比较薄弱．

表2 温州外来流动人口社会支持的构成

2.3 外来流动人口社会支持在人口学变量上的差异比较

通过对外来流动人口的社会支持及其三个维度在有无休息日、是否签订劳动合同、外出打工年限、年龄等变量上差异比较，有休息日的流动人口对社会支持的利用度明显高于无休息日的外来流动人口；签订合同的外来流动人口对社会支持的利用度高于无签订合同的外来流动人口，其中有签订合同的外来流动人口的客观支持显著高于无签订合同的外来流动人口；外来流动人口主观支持、社会支持总分在打工年限上存在显著性差异，事后分析显示：外出打工5年以上的流动人口主观支持及社会支持总分均显著高于1年及以下及1 – 2年的流动人口；外来流动人口主观支持、对支持的利用度及社会支持总分在年龄变量上的差异达到显著水平，18 – 25岁流动人口社会支持总分及主观支持维度上的得分最低，显著低于25 – 30岁、30 – 40岁以及40以上；而30 –40岁流动人口对社会支持的利用度最低，显著低于18 – 25岁、25 – 30岁，具体见表3．

表3 温州外来流动人口社会支持在人口学变量上的差异比较

2.4 温州外来流动人口人际信任、社会支持和幸福感的关系探讨

根据温忠麟等人的中介效应检验程序[11-12]，分别考察了人际信任（x）、社会支持三个维度（主观支持、客观支持及对社会支持的利用度）与幸福感（y）三者之间的关系，见表4 – 表6、图1和图2．在表4中，运用回归分析方法，首先计算人际信任（x）与幸福感（y）的回归系数c，得到c=0.09（p<0.05），该回归系数c达到显著水平；然后将人际信任（x）与主观支持（z）、人际信任（x）、主观支持（z）与幸福感（y）进行回归，得到回归系数a、b、c'，结果人际信任（x）与主观支持（z）的回归系数a=-0.10（p<0.05）、主观支持与幸福感的回归系数b=-0.08（p<0.05），两个系数也均达到显著水平，继续检验 c'是否显著．同理，进行了客观支持（k）和社会支持利用度（d）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见表5和6．

表4 主观支持(z)对人际信任(x)和幸福感(y)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表5 客观支持(k)对人际信任(x)和幸福感(y)的中介效应依次检验结果

表6 社会支持的利用度(d)对人际信任(x)和幸福感(y)的中介效应依次检验结果

图1 人际信任、客观支持与幸福感的关系

图2 人际信任、主观支持与幸福感的关系

结果分析表明，在人际信任、社会支持和幸福感关系中，客观支持和主观支持对人际信任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存在一定的调节作用．具体来看，在人际信任、客观支持和幸福感关系中，人际信任仅部分通过客观支持的中介间接作用于幸福感，中介效应为(-0.10)*(-0.08)/0.09=0.09，占其总效应的 9%；在人际信任、主观支持和幸福感关系中，人际信任仅部分通过主观支持的中介间接作用于幸福感，中介效应为0.14，占其总效应的14%．社会支持的利用度在人际信任对幸福感的关系中，不起调节作用．

3 讨 论

3.1 流动人口社会支持的现状及其特征

在本研究中，流动人口的社会支持规模平均分为2.57，介于选项2与3之间，表明大部分流动人口的社会支持成员数量为1 – 5，而且流动人口社会支持的平均分为34.43（SD=9.29），可见，流动人口的社会支持规模较小，社会支持薄弱．具体来看，被试的客观支持的平均分为7.33（SD=3.51），主观支持的平均分为20.63（SD=6.02），可见，被试得到的客观支持更少．从被试社会支持来源的结构来看，流动人口在困难时，获得家人、朋友、亲戚的社会支持均超过30%，而单位、社会组织的支持均低于30%，可见流动人口获得的社会支持主要来自于熟人，体现为熟人支持．这可能与流动人口寻求帮助和支持的方式有关，流动人口属于社会的弱势群体，他们的社交相对比较封闭，与亲人、朋友、老乡相处时间较多，因此遇见困难时，一般倾向于向亲人、朋友请求帮助，这在访谈中可以得以体现．本研究随机抽取12名被试进行结构式访谈，整理分析发现，流动人口无论在经济上的援助还是情感上的倾诉都乐于寻求亲人、朋友、老乡的帮助，而对于政府组织和社会团体组织，大部分表示不会寻求帮助，认为寻求帮助效果不大，或者不知道如何向他们寻求帮助，这也使得他们更乐意向身边的熟人寻找支持，因而从这部分得到的支持也更多．

另外在人口统计学变量上的差异比较，本研究发现有无休息日、有无签订劳动合同、年龄以及外出打工年限等因素影响流动人口的社会支持．外出打工5年以上的流动人口的社会支持要显著高于1年及以下（p<0.05）及1 – 2年（p<0.05）的流动人口；18 – 25岁流动人口社会支持得分最低，显著低于25 – 30岁（p<0.01），30 – 40岁（p<0.01）以及40以上（p<0.001）的流动人口．可见，外出打工年限以及年龄均对流动人口的社会支持有显著影响，但本研究未发现性别与是否签订劳动合同等变量的显著差异．社会支持是指个体在面对困境时，通过互动，个体能够获取帮助和支持的资源，以帮助个体增强适应能力．外出打工的年限越长，可能会让流动人口对新环境能更快适应，因而能较容易建立自己的关系，此外，在一个环境呆得时间久了，对地方的方言会更为熟悉，而方言的掌握程度对社会支持网的质量特征具有重要影响，方言程度掌握好的更容易在城市建立新的除亲缘和地缘关系之外的弱关系[13]，这可能从而也造成了外出打工年限较长的流动人口在社会支持变量上显著高于其他．年龄对社会支持的影响尚无定论，在本研究中，我们认为18 – 25岁流动人口工作变化较大，很难在一个地方长期生活，这就不利于他们建立社会支持，因而他们的社会支持最低．

3.2 流动人口人际信任、社会支持和幸福感的关系问题

人际信任的测试是被试对他人的行为、承诺或陈述可靠性的评估．从本研究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来看，基本上证实了研究假设．分析结果表明，在人际信任、社会支持和幸福感关系中，人际信任通过客观支持和主观支持中介变量对人际信任与幸福感产生作用，而且人际信任对幸福感也存在直接影响．在人际信任、客观支持和幸福感关系中，人际信任仅部分通过客观支持的中介间接作用于幸福感，中介效应为(-0.10)*(-0.08)/0.09=0.09，占其总效应的9%；在人际信任、主观支持和幸福感关系中，人际信任仅部分通过主观支持的中介间接作用于幸福感，中介效应为0.14，占其总效应的14%．在本研究中，流动人口的人际信任越高，客观支持则下降，从而降低了幸福感；流动人口的人际信任越高，主观支持提高，幸福感降低，之所以矛盾的原因可能是交互的，人际信任越高的个体，感受到的主观支持越高，但实际获得的客观支持越低，在实际与感受之间存在的落差带来不良的情绪，从而也削减了外来流动人口的生活幸福体验．因此对高人际信任的流动人口，要加强对他们的客观支持，与他们的主观体验相一致，将有助于提高他们的幸福感．

4 提高外来流动人口社会支持的对策

良好的社会支持可以在应激状态下对个体提供保护，有利于个体的心理健康，因此如何提高流动人口的社会支持就显得十分重要．

4.1 建立政策支持，加强舆论引导

本研究发现，流动人口不愿意或不知道该如何向政府、社会相关机构寻求支持和帮助，或者不敢向这些机构求助，其本质在于流动人口的弱势群体地位以及城市对流动人口的包容度不够．要使外来流动人口尽可能融入社会，首先要在政策上为外来流动人口创建人际信任的归属感，政府在制定政策时，要充分考虑这一边缘群体的特殊性，让流动人口在城市中感受到人际交往中的平等性，这可以在根本上改变流动人口在城市中的地位．通过在外来人口聚集区加强医疗、教育事业的建设，有效改造外来人口聚居区的环境建设，大力推行廉租房制度，引导外来人口定居落户，提升地域归属感；此外，流动人口大部分从事劳动密集型行业，业余生活普遍贫乏，他们也不知道如何融入社区，不知道如何与市民交往，这在一定程度上拉开了与城市市民的心理距离，使得流动人口的自卑心理和城市市民的优越心理相对立．这就需要政府加强积极的舆论引导，促进市民对流动人口了解，鼓励社区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将流动人口纳入到社区的管理体系之中，激发他们的主体意识，增强他们的城市主人翁意识，使之感受到客观支持的存大和不断完善，提升幸福感．

4.2 丰富企业文化，完善保障制度

流动人口的社交通常是面向自己的群体内，如亲人、朋友、老乡，这种交往模式限制了他们的社会支持网络规模，不利于他们增强自己的社会支持．通过实证研究表明，流动人口呆在企业的时间比较多，因而企业是流动人口扩展人际交往范围的首选．因此，企业首先要对待员工要一视同仁，推行同工同酬制度，消除城乡歧视．其次要加强人文关怀，建立企业工会组织，发挥集体的力量，建立和完善外来流动人口在企业的沟通组织，切实给予流动人口足够的关心和帮助，消除他们的集体焦虑感；企业要加强文化建设，丰富业余生活，通过举办文化活动加强员工间的沟通交流，增进彼此感情，有助于扩大流动人口的社会支持网络规模．在制度上，要落实签订劳动合同制度，给流动人口更大的安全归属保障．在本研究中就发现签订劳动合同的被试的幸福感要显著高于没有签订合同的被试（p<0.01），保障制度的完善，有助于流动人口建立积极的社会支持，增强生活幸福感．

4.3 改善公共服务，提供社会救助

研究表明，较长时间居住在一起的外来流动人口会逐渐产生小规模的社会支持网络，形成群体互助和互相认同，所以流动人口的幸福感会随着较稳定主观支持网的形成而提升，但由于流动性强，这个主观支持网络会随着客观支持网络的衰退而松散，因为政府要加强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完善客观支持网络建设，如优化公交服务，完善外来流动人口聚居地与工业区之间的交通；完善城郊结合部公共休闲娱乐设施，提供生活便利；相关社会劳动保障部门、民政部门要积极加强对外来流动人口的人力资源投资，制定职业规划，提高他们的就业技能和竞争力．通过人力资源的改善，促使他们处于一个更开放、更多元的人际关系网中；通过个性化的职业指导、就业岗位的不断开发、就业培训和服务工作，提升就业层次；通过完善社会救助体系，转变观念，变管理为服务，切实为外来流动人口解决实际问题，提高城市的接纳力，营造有利于他们融入新地缘城区的客观支持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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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Social Support Status and Improvement Countermeasure of Immigrated Floating Population in Wenzhou

JIANG Haiyan

(Student Affairs Department, Wenzhou University, Wenzhou, China 325035)

With social support scale, interpersonal trust scale and index of sense of happiness, social support conditions of 580 immigrated floating population in Wenzhou were investigated in terms of relationships among social support, interpersonal trust and sense of happiness. Results showed that: floating population has small social support network; as far as sources of social support is concerned, this population tend to get support from acquaintances; factors like granted day-off, signed labor contracts, length of working experience, and ages affect utilization of social support among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social support plays a regulatory role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rpersonal trust and sense of happiness. Finally, countermeasures of improving the social support on the part of floating population were put forward.

Wenzhou; Immigrated Floating Population; Social Support; Interpersonal Trust; Sense of Happiness

(编辑：封毅)

C916

A

1674-3563(2012)04-0009-07

10.3875/j.issn.1674-3563.2012.04.002 本文的PDF文件可以从xuebao.wzu.edu.cn获得

2012-03-16

浙江省教育厅项目(RZ1012006P)；温州市社科联项目(RZ1107010)；温州市科技局项目(KZ1011217)

姜海燕(1978- )，女，浙江温州人，讲师，硕士，研究方向：高校思想政治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