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诺命题”与医学人文教育的发展

2012-03-19 10:31王华生尧国靖黄萼华
卫生职业教育 2012年23期
关键词:斯诺医学教育教育者

王华生,尧国靖,黄萼华

(右江民族医学院,广西 百色 533000)

1 “斯诺命题”及医学人文教育现状

1959年,英国物理学家和小说家 C·P·斯诺(C.P.Snow)在剑桥大学做了一场著名的演讲,讲稿后来以《两种文化与科学革命》为题正式出版。他在演讲中提出,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科学文化与文学文化(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是难以融合的,因为自然科学家与人文学者在教育背景、学科训练、研究对象以及所使用的方法和工具等方面的差异,使他们在文化的基本理念和价值判断方面经常处于互相对立的位置,不仅一直相互鄙视,甚至不屑于尝试理解对方的立场。这一现象就被称为“斯诺命题”[1]。“斯诺命题”说明,“两种文化”之间、“两种学者”之间存在着对立与隔阂,在人类文化领域普遍存在的误解、偏见与不信任已经达到非常严重的程度。“斯诺命题”反映了医学教育的背景和现状。

首先,医学科技教育在医学教育中占统治地位。正如哈贝马斯所说,科学技术在今天不仅构成第一生产力,而且也成了统治合法性的基础;现代社会铸就了一种新型的、以科学为偶像的技术统治论的意识形态。因此,尽管医学人文教育的呼声日渐高涨,其实践却依然举步维艰。这说明,“医学人文教育薄弱的状况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变”,而且“在医学教育的改革发展中正在被边缘化”[2]。究其原因,实用性、功利性的大学理念根深蒂固,分科式专业教育模式难以突破,医学教育等同于职前培训。医学科学文化与医学人文文化的分裂,一旦与医学科技教育的统治地位相结合,医学人文教育的生存发展空间就非常有限了。

其次,医学科技教育与医学人文教育难以做到内在的整合。医学人文教育的基本旨趣,在于医学实践中彰显医学人文精神。因此,医学人文教育的基本问题是医学科技教育如何渗透医学人文教育,“如何将人文教育与医学专业教育结合起来,如何在医学专业教学中渗透人文精神,如何使学生了解到在手术刀下、处方下是生命”[3]。但在实践中,“两种教育”的融合难以实现。其直接原因在于高校对医学科技教育的盲目追求,而社会形态又使医学科学文化与医学人文文化的分裂成为惯例而定型化;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医学科技教育者对医学人文的误解、傲慢和偏见。

再次,医学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的鸿沟。医学人文教育取决于医学人文学科的发展,但医学人文学科还处在前范式科学阶段,还没有建立自己独特的范式,即便是名称(医学人文社会科学或人文社会医学)都没有达成共识。王一方非常形象地描述了医学人文的发展现状:“‘医学人文’好似一个‘幽灵’在徘徊,它常常会有激荡的话语亮点,却无清晰的学术面目,有个体思考、批评的径路,却无概念辨析、边界厘定、系统建构的营垒,讲堂无课,研究无题,临床无援,更多的场合里成为一种泄愤情绪,一种反叛姿态,一种无根清谈,不仅在许多医学生那里是‘一头雾水’,在临床医生那里更是‘一弯冷月’。”[4]“斯诺命题”揭示了其内在根由。医学人文学科研究或是个体研究,或是群体合作研究。个体研究需要通晓医学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通才”,而在学科越分越细的情况下,任何个人都不可能精通医学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医学学者和人文学者合作研究,则又因为“两种文化”的对立而存在鸿沟和藩篱。

2 “斯诺命题”得以提出的社会文化及医学实践背景

“斯诺命题”的重要性在于引起人们对“两种文化”分裂的注意,但斯诺并没有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其症结在于,斯诺将“两种文化”视为外在于人的自在之物,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犹如自然一样遵循客观历史进程,理所当然没有破解之法。我们认为,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社会科学,无论是医学科学还是医学人文,都是人在历史发展中的创造物,既合乎自然历史进程,也合乎能动创造过程。

“两种文化”分裂与对立的根源在于人类实践的内在矛盾。在现代实践活动中,人与自然的关系变成了人向自然无限索取的关系;人们的一切活动具有极其明显的谋生性质;追求物质财富的增长与物质生产本身的发展,通常表现为人们实践活动的中心目标。出于对物质财富增长和物质生产发展的需要,自然科学的应用科学及技术得到了长足发展。这就出现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自然科学中的纯科学与应用科学、科学与技术的分裂。同理,在这一历史时期,在医学领域,追求人体和各组织器官功能的正常及其修复,表现为医学实践的中心目标,出现了医学科学技术与医学人文的分裂。

但是,实践既是“两种文化”分化的基础,也是“两种文化”统一的基础。随着人类实践活动的发展,当物质财富增长和物质生产发展不再成为人们追求的中心目标之时,自然科学将成为人的科学的基础,既然“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即自然界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部分。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5]。这就是说,随着人类实践活动的发展,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将融合为一门科学。由之,医学科学和医学人文也将融合为一门科学:“大医学。”它要求医学工作者的个人禀赋,既具有医学科技技能,又具有医学人文技能。由之,医学人文教育应运而生。

事实上,在医学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一直存在着两种趋势:专科分化趋势与整体化趋势,但前者占主导地位。医学整体化发展趋势的表现形态就是,综合性科学、边缘性科学和交叉性科学等已被广泛地应用到医学中来;对生命和疾病的认识、诊疗手段、医疗卫生保健等都具有综合性和整体性趋势;许多学者已经在科学与人文、医学科学与医学人文的整合方面做出了不懈努力。例如,早在斯诺之前,萨顿就提出新人文主义来和解“两种文化”,用医学史来和解医学科学与医学人文;普里高津倡导一种“新自然主义”来消解“两种文化”的对立,实现新的综合。

其实,医学分化是医学历史发展的必由之路。在对事物整体性认识的基础上,要深入认识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就必须对事物的各个部分进行分门别类的研究,在分析的基础上再形成新的综合。因此,“专科的深入研究是多学科协作与医学整体化的基础,多学科协作和医学整体化是专科深入的归宿。所有专科深入研究的最终目标,是为了还原对人体生命和疾病的全面与完整的认识,为病人提供最好的服务”[6]。但我们还应看到,要实现医学的整体化,必须经过医学科学与医学人文的充分发展阶段;只有医学科学的片面发展,而没有医学人文的充分发展,要实现医学整合是不可能的。

医学及其教育的整合,最深刻的根源在于人类实践活动的发展。一旦实践提出了整合的要求,医学及其教育的整合就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正如恩格斯所说,“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7]。但是,历史发展的趋势,在它的最初并不会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同,这就需要人们为之发挥主观能动性。

3 “斯诺命题”破解之道及医学人文教育发展

杜治政教授提出,用新医学人文观来和解医学科学与医学人文的对立。他认为,当前我国医学人文精神建设的根本任务是,向医学科学注入医学人文精神,同时将医学人文精神注入医学科学精神,实现医学科学学者与医学人文学者的合作[8]。在杜治政教授看来,医学人文教育获得良好效果的前提是医学教育资源的整合,建构“两种学者”包容共济的科学共同体。

建构科学共同体,首先要消除误解、傲慢与偏见,形成共同信念。斯诺认为,误解、傲慢与偏见成为科学家与人文学者之间的鸿沟和藩篱。因此,要达成医学科学与医学人文的和解,在医学科技教育中渗透人文教育,基点是要融化、消除、澄清医学科技教育者与医学人文教育者之间根深蒂固的误解、偏见与不信任,实现两者之间的有机结合,形成医学科技教育与医学人文教育的和谐机制,实现“两种教育”的整合。“医学共同体成员只要确认了共识性的核心价值,对医学科研、临床与教育的态度就会有新的变化。”[9]

医学科技教育者应具有厚德载物的宽阔胸怀和宽容精神。医科大学理念、医学教育理念和课程结构的改变,取决于医学院校的领导者。鉴于此,杜治政教授提出,“我们应当呼吁学校当局,采取措施,唤起专业课教师关心专业课教学中人文精神的诠释;呼吁医学各专业学会、教材编写的专家,研究在专业教学中如何强化人文意识,向学生灌输人文精神”[3]。因此,建构科学共同体,主要是要消解医学科技教育者的傲慢与偏见,使其具有厚德载物、和而不同的宽阔胸怀。只有这样,才能在“两种教育”中建构共同的原则、价值观和信念。这是建构科学共同体、实现“两种教育”整合的思想前提。

医学教育体制应进行彻底的改革。医学人文教育的发展必然涉及医学教育资源的重新分配和整合,涉及医学教育管理机制的改革,涉及医学教育者利益格局的调整,而医学教育体制如不进行改革,医学人文教育就没有发展的空间。王永杰认为,“我国医学人文教育的困境是无法在医学院校内部得到根本解决的,我国的人文教育的困境是个相当复杂的体制性的问题。因此就必须从整个教育体制的改变上去寻找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10]。医学教育体制的改革,重点应在于医学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和课程体系改革上。这是建构科学共同体、实现“两种教育”整合的制度性前提。

医学科技教育与医学人文教育对话的充分条件,就是“两种教育”必须是平等的,但目前医学人文教育还是弱者。因此,就医学人文教育者而言,练好内功,加强医学人文学科研究,变革教学方法,建立有效、合理的评价体系,增强教育实效性,是发展医学人文教育的主要途径。或言之,医学人文教育要得到医学科技教育者、医学院校领导、行政主管领导的认同,就必须将医学人文教育的实效性彰显出来。这是实现“两种教育”整合的内在基础。

医学人文教育的发展是一个积累的过程,“两种教育”的融合是一个不断磨合和通约的过程。在客观上,它取决于经济社会和人的发展,取决于人类实践活动的发展;在主观上,它取决于医学人文教育者主观能动性的发挥。

[1]C·P·斯诺.两种文化[M].纪树立,译.北京:三联书店,1994.

[2]郭永松,张良吉.医学人文教育:问题、挑战与对策[J].医学与哲学:人文社会医学版,2006,27(5):69-71.

[3]杜治政.关于医学人文教学几个问题的认识[J].医学与哲学:人文社会医学版,2006,27(5):5-9.

[4]王一方.医学人文:一个幽灵在徘徊[J].中华医学信息导报,2005,20(10):15.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2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6]医学发展高峰论坛北京共识[J].医学与哲学:临床决策论坛版,2010,31(1):6-7,9.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8]杜治政.论新的医学人文观[J].医学与哲学:人文社会医学版,2008,29(7):8-14.

[9]张广森.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医学整合的学术范式[J].医学与哲学:人文社会医学版,2009,30(9):8-10.

[10]王永杰.对医学人文教育中几个认识问题的反思[J].包头医学院学报,2010,26(4):109-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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