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曾侯乙墓出土漆器的审美功能与艺术本质

陈玮然

（1.武汉理工大学 艺术与设计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0；2.安徽职业技术学院 纺织工程系，安徽 合肥 230011）

中国漆器源远流长。河姆渡遗址曾出土一件漆碗，距今约七千年，可见中国漆器在母系氏族公社时期就已产生，问世仅略晚于陶器。据《韩非子·十过》篇记载：“尧禅天下，虞舜受之，斩山木而财（裁）之，削锯修其迹，流漆墨于其上，输之于宫，以为食器。舜禅天下而传之于禹，禹作为祭器，墨漆其外而朱画其内。”如是，父系氏族公社时期的漆器工艺已较复杂，既为祭器，也作食器，其功能在生活领域与政治领域已有所体现。从考古资料看，漆器在夏、商、西周时期产品虽然有限，但已有了较大的发展，经春秋至战国，集腋成裘，终成蔚然大观。战国时期的漆器无论在功能，还是在造型、纹饰及色彩等诸多方面都是前代漆器所无法相比的，为汉代漆器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目前面世的战国漆器，多出自楚墓。其中以1978年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的漆器最为丰富，且具代表性，体现了战国漆器的审美功能与艺术本质。本文拟以曾侯乙墓出土的两件漆器珍品为代表，对战国漆器的审美功能及其艺术本质进行探讨。这两件漆器珍品分别为“彩漆木雕鸳鸯形盒”（图1）和“《二十八宿图》木衣箱”（图2）。

图1 彩漆木雕鸳鸯形盒1978年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

图2 《二十八宿图》木衣箱1978年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

一、器型之美

“彩漆木雕鸳鸯形盒”长20.1 厘米，宽12.5 厘米，高16.5 厘米，器身雕刻成鸳鸯体型，鸳鸯颈下有一个圆柱形的榫，头部由此插入形器身中，可以自由旋转；鸳鸯的尾部平伸，翅膀上翘，双足作蜷卧状，形象栩栩如生。这是拟物造型，极为传神。鸳鸯为忠贞的情鸟，多为双游双栖，而该鸳鸯为独处者，故而其形态略显几分忧伤，且期盼之情跃然于形态之中。这种写实而又传神的造型艺术显然深受楚文化的影响，也似有青铜造型艺术的流光掠影。尽管战国时期的楚国疆域辽阔，但其文化的核心本质仍是湘、鄂文化渐行渐进长期积淀的精华：极富想象力的浪漫情怀，往往归旨于锲而不舍的自由而又美好的追求。显然，这一鸳鸯造型是“其本在人心而感于物也”①北京大学哲学系美学教研室编：《礼祀·乐记》，《中国美学史资料选编（上）》，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59 页。，也是“感物”艺术本质观的一种体现，今人观之，其情其神也与古人相通。这种审美群体对艺术主体跨时空的、超越性的自我确论正是艺术精品审美感染力绵延不断的魅力表现。艺术品审美功能的实现在于自我确证，“而艺术存在的合理性也就在于自我确证。”②张黔：《艺术原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1 页。从这一层面而言，湖北省博物馆珍藏的“彩漆木雕鸳鸯形盒”就有着较高的审美价值，而这种审美意义的产生主要缘于该鸳鸯艺术造型之美。可见物化艺术品的造型之美是形成其审美价值的要素之一。

二、纹饰之美

精美的器型与精致的纹饰都是形成漆器艺术品审美价值的主要元素，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这在曾侯乙墓众多的出土漆器上得到较为充分地体现，特别是“彩漆木雕鸳鸯形盒”堪称其中翘楚。最引人注目的是它的腹部两侧分别有两个长方形的框，两框大小一致，框内绘有两幅精美的漆画。一面是一个鸟头人身的乐师，背对乐器在演奏；另一面绘有两个怪兽模样的人，一人击鼓，另一人长袖飘逸，翩翩起舞。夸张的想象，体现了人类活动的自由本质，衬托着单体鸳鸯期盼美好的情感渴望，使该鸳鸯形神兼备，从而“推动着审美主体向更高的精神世界飞升”，由此，“艺术向我们暗示种种情感”③[法]柏格森：《时间与自由意志》，北京：商务印书馆，1957年，第11 页。的共通性就可能引发某类审美群体的共鸣。

曾侯乙墓出土的另一精美漆器“《二十八宿图》木衣箱”，其纹饰也可佐证，精致的纹饰是提升漆器审美价值不可或缺的要素。

“《二十八宿图》木衣箱”，长71 厘米、宽47 厘米、高40.5 厘米。盖面正中篆字“斗”字粗大醒目，象征北斗七星，二十八星宿的古代名称环绕“斗”字，两边分别绘有象征东方的苍龙与象征西方的白虎形象。这种极具象征性的纹饰符号，反映了面对浩渺的宇宙，战国时期楚人的艺术感悟。幻想中，神话的巫术观念，浪漫中，道家的审美意识在无边无际的宇宙中遨游，追求生命自由的心理空间与博大的宇宙空间相对应，展现的宗教情感神秘而狂热。这种艺术形象虽是虚拟的、想象的，却反映了艺术家真挚的情感和追求自由的本质。

三、色彩之美

形成漆器审美价值的重要元素除器型之美与纹饰之美外，还有一个重要元素，那就是色彩之美。恰到好处的协调色彩，毫无疑问可以增强漆器造型与纹饰的美感，可以激发审美主体的审美快感。“每一种色彩有各自的内涵与特质，也往往被赋予特殊的象征性，通过色彩有秩序的量的对比，冲突或互补来达到美的和谐，并用不同色彩的特性美赋予器物的特殊性。战国漆器精美绝伦的彩绘装饰离不开色彩运用得当的功劳。”④胡玉康：《战国秦汉漆器艺术》，西安：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03年。上述两件漆器的色彩搭配，极为协调。如“彩漆木雕鸳鸯形盒”的外部以黑漆为底色，以红漆描绘鸳鸯的羽毛，腹部两侧的框内也以红色描绘画面。“《二十八宿图》木衣箱”的色彩选用与“彩漆木雕鸳鸯形盒”如出一辙，也是以黑色为底，盖面的“斗”字与星宿名称以及两侧的苍龙和白虎均以红色描绘。对比强烈的色调，使整个漆器绚丽鲜亮又富于变化，造型圆融通贯，画面和谐统一。形成漆器审美价值三大主要元素——器型、纹饰和色彩相互彰显的审美功能在上述两件漆器上有着较为充分的体现。从漆器的历史沿革看，漆器基本的色调是红、黑二色，《韩非子·十过》篇中所言禹作祭器时的“墨漆其外，而朱画其内”佐证了红、黑二色流传之久远。红色鲜亮，黑色凝重，附丽于精美的器型与纹饰，在楚风流韵中张扬着想象与自由，凝聚着协调与美感。当然，战国有些漆器所用色彩也较为纷繁复杂，在红、黑基调上往往还佐以黄、白等色。

战国漆器类别多样、丰富多彩，本文仅讨论了曾侯乙墓出土的两件漆器珍品，但窥一斑可见全豹，这两种漆器艺术珍品所体现的审美价值和艺术本质在战国时期众多的漆器中颇具代表性。

艺术创作的首要目标就是创造美，故而艺术产品的审美价值是艺术品的生命磁场，审美主体的审美指针总是在这一艺术生命磁场中运动的，艺术生命磁场的引力大小决定着审美指针运动的强度。本文讨论的两件漆器之所以为艺术珍品，就是因为它们有着较高的审美价值。楚国地处中国南方，虽经春秋的发展，但到战国时期其生产力水平还是低于中原地区的，直至南北朝的后期，生产力水平才与中原相当。加之楚地盛行巫风，并受道家文化的浸染，人们往往希冀在脱离现实的想象中实现自我的超越；在虚幻的浪漫中摆脱束缚，获取自由；在拟物抒情中排除无奈与忧愁。而前文述及的两件漆器艺术品恰好从不同审美视角为不同的审美主体提供了这种自我确证的审美磁场。“彩漆木雕鸳鸯形盒”的造型传递着排除孤独和寂寞以及追求美好的渴望，腹部两侧框内的鸟头乐师与怪兽舞者和怪兽鼓手抒发的是排除孤独后的愉悦。“《二十八宿图》木衣箱”盖面的粗放的“斗”字和书写的二十八星宿的名称散发着天上人间、天人合一、生命不息浪漫追求之滥觞。这种审美取向极易激活审美主体在想象中“导致自我确认”①张黔：《艺术原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3 页。，产生审美同感，从而体现艺术的本质。

张黔先生曾精确地阐述了艺术的本质：“艺术从本质上说是以形象化的手段营造的、可以确证的虚拟世界”②张黔：《艺术原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9 页。。上述两件漆器艺术品审美性的形成恰好印证了张黔先生关于艺术本质定义的严谨性。两件漆器艺术品都是以形象化的手段，通过想象依物寄情，创造了某一虚拟世界，而不同的审美主体根据各自的生活经验和情感追求在特定的虚拟世界中实现了审美感悟的自我确证。这大概就是上述两件漆器艺术品的审美魅力及其艺术本质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