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人骏其人及其对新政的态度

李细珠

（中国社会科学院 近代史研究所，北京 100006）

张人骏其人及其对新政的态度

李细珠

（中国社会科学院 近代史研究所，北京 100006）

清末新政时期，张人骏一直出任地方督抚大臣。张人骏对于新政的态度颇为复杂，尽管内心并不赞成，但因职责所在而实际上又不得不推行。尽管如此，张人骏在各处所办新政也并不纯属表面文章。事实上，无论是办学堂，派留学，练新军，还是筹办宪政，张人骏在各省督抚任上均按部就班进行。山东、河南、山西、广东与江苏宁属地区的新政，实际上并未因张人骏担任督抚而受阻。推行新政的地方督抚情形非常复杂，可见清末新政改革的艰难历程。

张人骏；清末新政；预备立宪

在晚清，直隶丰润张氏声名显著者当首数清流健将张佩纶，而名位最高者则是其堂侄张人骏。光绪前期，叔侄俩同官京朝，虽年若相仿，而性格迥异，遭际自不相同。张佩纶头角峥嵘，入党清流，讥评时政，参劾朝臣，得名既远，招忌亦深，终因中法战争而身败名裂。张人骏则谨言慎行，沉潜蓄势，虽名不甚彰，而按部就班，扶摇直上，在那不平年代，稳做太平之官。正是这种沉稳性格，直接影响了张人骏一生趋向保守的心态。官至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的张人骏，无疑是晚清颇有政治影响力的重臣，但学界对张人骏尚缺乏专题研究，①胡绳武先生为《张人骏家书日记》所写长篇序言，实际上是难得的一篇重要的专题论文。胡先生描述了一个以保守为底色而又多面的张人骏形象。胡先生发现，张人骏虽然反对办学校、派留学、练新军等新政，但当科举制废除后，他也送儿子进新学堂，甚至学外语。张人骏在内心并不赞成立宪，但当朝廷宣布预备立宪时，他还是按照清廷布置而加紧筹备活动，其奏报宪政时所说的一套，与家书所反映的实际思想完全是两回事。由此，胡先生指出：“研究历史问题，档案固为第一手的材料，值得重视，但亦不可过于相信档案。在使用档案材料的同时，应尽可能弄清楚某一档案文件产生的背景，形成的过程，以及有关人物各方面的具体情况，以便准确地使用有关档案。”（胡绳武：《序言》，张守中编：《张人骏家书日记》，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11页）这样现身说法，颇有方法论指导意义。在有关清末新政研究论著中，多简单地斥之为顽固鄙陋。作为地方督抚大臣，张人骏虽没有李鸿章、张之洞、袁世凯等人那么引人注目，但正是这些相对较为平常的督抚，维持了清朝政治的正常运作。清末新政在全国各地的推行，也主要依靠占大多数的这类督抚。本文拟以张人骏为个案，探讨其人其事及其对新政的态度，以期观察清朝政治运作的一般面相，并为进一步观察清末新政改革的艰难历程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一、张人骏其人及其交往

张人骏，字千里，号安圃、健庵，别号湛存居士，生于道光二十六年（1846），直隶丰润人。同治七年（1868）进士，任翰林院编修、都察院御史等京官近20年。随后外放，历任广西桂平梧盐法道、广东按察使、广东布政使、山东布政使、漕运总督、山东巡抚、河南巡抚、广东巡抚、山西巡抚、两广总督、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辛亥革命后去职，以遗老避居青岛、天津。民国十六年（1927）卒，享年82岁。这是一张显赫而平凡的履历。

从现存《张人骏家书日记》来看，与张人骏关系密切的清末重臣有两位：一是亲家袁世凯。光绪二十九年（1903），张人骏第五子允亮与袁世凯长女俪宣缔姻，由徐世昌作媒，②《致张允言》（1903年2月23日），张守中编：《张人骏家书日记》，第39页；《徐世昌日记》光绪二十九年三月初二日，天津社会科学院图书馆藏。张袁便成儿女亲家。袁世凯因丙午官制改革失意，张人骏非常同情，其家书有谓：“慰帅因改官制一事，颇犯众怒。兵权一撤，将来如何办事？且恐谗忌者多，难保无意外之事，深可虑。现在情形如何？有所闻随事（时）告我。礼乐征伐乃天子之事，非臣下所宜强预。慰帅正坐读书太少耳。”①《致张允言等》（1907年1月5日），张守中编：《张人骏家书日记》，第66－67页。在清末，张人骏与袁世凯多有交往，其政治升迁与袁世凯也不无关系。

二是乡贤鹿传霖。张人骏某次吩咐儿子允言给有关人员送年敬，一般为一百、五十金，但对于鹿传霖，则说：“滋翁处年下仍送四百金。”因开销太多，款项不足，又郑重叮嘱：“滋翁处年敬务必留出。”②《致张允言等》（1902年12月16日、1903年1月1日），张守中编：《张人骏家书日记》，第33、34页。按：此处滋翁及以下所谓滋公、定兴均指鹿传霖。可见张鹿关系确实非同一般。光绪三十年（1904），鹿传霖由户部尚书调署工部，张人骏认为：“定兴戆直，不为同值所喜，故排而去之，未必定有事迹。否则岂止调部而已耶！”又感慨道：“鹿已他调，无可为倚恃之人。”③《致张允言等》（1904年9月17日），张守中编：《张人骏家书日记》，第50、51页。光绪三十三年（1907），鹿传霖重入军机处，张人骏大赞：“滋翁重入政府，足见朝廷用人之公。此时中外大僚中，其稍能持正者止此一人。”因与河南布政使袁大化相处甚难，张人骏试图利用鹿传霖的关系解围，其家书嘱咐儿子云：“不知滋公能设法调令他往否？便中可微探其意。”④《致张允言等》（1907年6月26日），张守中编：《张人骏家书日记》，第98、99页。

张人骏在督抚任期内，多次迁移，每每关键时候，均靠鹿传霖、袁世凯等人帮忙。光绪三十四年（1908），张人骏在粤督任上遇到困难，便拟抽身而退。其家书有云：“故我之意，不如早日离粤为妙。前信所言，汝已与鹿、袁诸公提过否？我颇思秋间打叠作归计也。”又云：“久处于此，实为危险，身败犹可，名裂则万不能甘。拟百日国服满后，乞假北旋，以避贤路。可于见定兴时一商，能邀俞允方好。”⑤《致张允言等》（1908年6月16日、12月29日），张守中编：《张人骏家书日记》，第120、135页。后来，张人骏调任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

另外，军机大臣那桐、荣庆、徐世昌等人，也值得注意。在《张人骏家书日记》中，这些要人都是张人骏关键时候运动的对象。从张人骏主要交往的人际网络来看，既有保守的鹿传霖、荣庆，也有开明的袁世凯等人，情形颇为复杂。

二、张人骏对新政的态度

清末新政时期，张人骏一直出任地方督抚大臣。光绪二十七年（1901）初，为议复清廷新政上谕，各省督抚商议联衔复奏，时任漕运总督的张人骏也积极参与。其时，湖广总督张之洞提出九条新政建议，以广泛征求各省督抚意见。这九条建议是：“一、亲贵游历；二、游学各国；三、科举改章；四、多设学校；五、西法练兵；六、专官久任；七、仿设巡捕；八、推广邮政；九、专用银元。”⑥《致江宁刘制台发转成都奎制台等》（光绪二十七年二月十二日辰刻发），苑书义等主编：《张之洞全集》，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8533－8534页。张人骏复电详细阐述了自己的意见，可见其趋向保守的变法主张。对于前三条和后三条，他基本上是持反对态度。尽管如此，但张人骏也不是极端顽固派。他对中间三条的意见颇有新意，不但充分肯定西法练兵与总署专官、使臣久任，尤其大赞第四条，主张多设学校让亲贵向学，以免尽可能地减少如端郡王载漪、庄亲王载勋之类的顽固派。⑦《辛丑二月十八日清江浦张漕台来电》，《张之洞存各处来电》（第45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藏档案甲182－147。张之洞回电表示“筹虑精详，甚佩”，似为客套话，随即便提出商榷意见，认为游历、游学经费不能省，科举必改章，邮政要畅行，银元宜自铸，但也赞同巡捕可缓设，经书不宜废，尤其盛赞第四、六条，有谓：“四、亲贵须入学校，方准任事，好极。六、总署专缺，使员久任，极是。”⑧《致清江张漕台》（光绪二十七年三月十三日），苑书义等主编：《张之洞全集》（第10册），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8560页。实际上，张人骏大致可谓张之洞“中体西用”稳健变法论的同路人。从其自己也能感觉到与顽固派端、庄之流的区别来看，说张人骏保守持重尚可，但确实还不至于到鄙陋顽固的程度。

新政启动以后，张人骏作为地方督抚，负有推行新政的实际责任。从现存部分家书日记来看，张人骏确实对新政不乏非议之词。但实际上，张人骏也在各省督抚任内按部就班地推行各项新政。这两方面都是事实。对于新式学堂，张人骏在日记中记载：“寿守来，言大学堂诸生聚众滋事者。言新政者，动谓人才出于学堂，非西学不能自强。朝廷信之，广设学堂，利未可卜，而弊已如此。康梁‘群党’二字实欲祸我大清。而衮衮诸公适堕其术中，十年之后其祸不知所极也，言之可叹。”⑨张守中编：《张人骏家书日记》，第162页，光绪二十九年四月初五日。在家书中也说：“近日各处办理学堂，因筹学费而激成聚众者不知凡几。然仅恃寻常书院所入，岂能供学堂之靡费。而朝廷督促甚严，将来不知如何结局也。”①《致张允言等》（1904年9月17日），张守中编：《张人骏家书日记》，第51页。在这里，他担忧的是学潮与经费问题。事实上，在此期间，张人骏对学务也并未懈怠。在山西巡抚任上，张人骏与学政宝熙筹办山西大学堂中学专斋。②《山西巡抚张人骏山西学政宝熙奏为筹办山西大学堂中学专斋情形并拟改定学生毕业出身事》（光绪三十二年二月初八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以下简称“一档藏”）：硃批奏折，档号04－01－38－0193－011，缩微号04－01－38－009－0038。据国家清史编委会网上工程：中华文史网（http：／／qinghistory.cn）。在两广总督任上，仅光绪三十三年（1907）就增设学堂747所，增收学生30 582人。③《两广总督张人骏奏为广东省现有学堂情形并修改部颁统计表册酌定表式以归划一事》（宣统元年正月十二日），一档藏：硃批奏折附片，档号04－01－38－0199－001，缩微号04－01－38－009－0785。在两江总督任上，以办学成绩昭著，为两江师范学堂教员管理员请奖。④《两江总督张人骏奏为两江师范学堂学生陆续毕业拟将在堂管理员教员照章请奖事》（宣统二年十二月十三日），一档藏：硃批奏折，档号04－01－38－0202－048，缩微号04－01－38－009－1319。对于留学生，张人骏在日记中记载：“蔡和甫京卿自日本回，来晤。询悉东洋国势，并知留学生之为患，虽已设法整顿，然他日必有流弊也。”⑤张守中编：《张人骏家书日记》，第187页，光绪二十九年九月十八日。又在家书中说：“日本之于中国，无事不包藏祸心。中国贫弱，自甲午始。而中外达官，迷信崇奉，沉沦不返，一年数千万流入东洋。所谓学成而返，好者不过‘目的’、‘影响’数百新名词，全无实际，否则‘革命’、‘排满’、‘自由’而已。而不惜以数千年圣贤授受之学，三百年祖宗创垂之典，尽弃所学而学焉。此固开辟至今未有之奇祸也。”⑥《致张允言等》（1908年4月2日），张守中编：《张人骏家书日记》，第114页。张人骏对留学生排满革命不满，但并不全然反对留学。宣统元年（1909）五月，广东绅士呈请资助留学欧美学生，张人骏亦深表赞同，有谓：“留学欧美各生，自费资斧，远道求学，自属有志之士，徒以学费不继，功废半途，不能精进深造，良为可惜，自应设法筹助，俾遂其向学之苦心。”⑦《两广总督张人骏奏为粤省绅士易学清等联名条陈资助留学欧美学生等要政据情具奏事》（宣统元年五月二十日），一档藏：硃批奏折，档号04－01－38－0204－055，缩微号04－01－38－009－1642。对于练兵，张人骏不满新军与匪乱相关。其家书有谓：“近来所获匪徒，几无一案非军队出身之人。曹州之匪，多是袁军旧部。练兵之效如此，可叹也。而陆军部尚操更番挑练之说，以为如此，则可以通国皆兵。我恐数年之后，将成通国皆贼。一旦揭竿而起，其祸恐不可收拾矣。”⑧《致张允言等》（1907年6月2日），张守中编：《张人骏家书日记》，第94页。然而，在督抚任上，张人骏照样注重练兵。在任两广总督时，“莅粤行将两载，于新军随时考察。”⑨《两广总督张人骏奏为粤省新军筹办为难情形事》（宣统元年五月十九日），一档藏：硃批奏折附片，档号04－01－18－0057－043，缩微号04－01－18－010－0198。广东新军经前任粤督岑春煊编成一混成协，随后裁并仅有三营。张人骏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秋到任，已于次年春练成一协，在宣统元年（1909）五月离任之际，即将练成一镇规模。10《两广总督张人骏奏为办理粤省新练陆军情形事》（宣统元年五月十九日），一档藏：硃批奏折，档号04－01－01－1096－077，缩微号04－01－01－168－0478。

预备立宪时期，保守的张人骏逐渐步入时人所谓“持重老臣”之列。11《御史胡思敬奏立宪之弊折》（宣统二年九月二十五日），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46页。对于宪政，张人骏时有非议的言论和反对的举措。预备立宪从官制改革入手，当厘定官制大臣征询各省督抚意见时，时任河南巡抚的张人骏提出三难：一是州县地方添官佐理筹费之难，添官必先增费，“多一官多一需索，其弊更甚于书差，于地方不惟无益而有损矣。此项新增之费为数甚巨，取之于公，则空虚之余无此财力；取之于民，则宪法未备，民智未开，苛敛适以召乱。”二是司法与行政分离之弊，“词讼与地方庶政无一不相关涉，合之则脉络贯通，分之则权限易紊。州县不司裁判，则与民日疏；疆吏不管刑名，则政权不一。”三是督抚与司道合署办公之不可行，督抚精力有限，事无巨细，难以综核，“才愚者必致丛挫贻讥，刚愎者难免师心自用，一有贻误，互相推诿，各思迴护。欲专责成而转无责成，欲不废弛而转多废弛。”12《河南巡抚来电》（十月初八日），侯宜杰整理：《清末督抚答复厘定地方官制电稿》，《近代史资料》（总76号），第61－63页。显然，张人骏是在反对者之列。在家书中，张人骏对于当时政治改革的非议更表露无遗，有谓：“近日改革政治，日新月异，不察民情，不体国势，不计财力之盈绌，不论人才之短长，发言盈庭，要皆道听途说，而朝廷视为奇谋秘略。一事未成，一事又出，大臣藉以固宠，小臣藉以希荣，而□此不中不外，不古不今之世界。初尚中国人不以然，近则各外国亦多非笑。民力已竭而不知，人心已去而不知，袭康梁之谬论，堕东洋之狡谋，而欲期以此为治安之计，恐无是理也。”①《致张允言等》（1908年6月16日），张守中编：《张人骏家书日记》，第121页。按：本段引文标点多处改动，□亦为笔者所加，疑此处漏字。张人骏尤其对开国会之说不满，其在家书中有言：“自改变新法以来，民气嚣然不靖。立宪之说一行，其势更剧。近则又有要求国会之说，起于上海，各省风靡。刺无可刺，非无可非。禁之不可，止之不能。祸恐不远。”②《致张允言等》（1908年5月21日），张守中编：《张人骏家书日记》，第119页。因此，当云贵总督李经羲等督抚商议奏请开国会与设内阁时，张人骏即通电各省督抚表示反对。他以古今中外之民情风俗不同为由，对于李经羲等人开设国会与内阁的主张提出质疑，认为既不能开国会，也不能设责任内阁，“操切急进，仆蹶堪虞”。在他看来，筹备宪政应当避缓就急，当前急务就是“饬吏治，兴实业”，所谓“吏治修，则民志安；实业兴，则民生厚。内讧不起，外患可弭。及时修明刑政，整饬戎务，未尝不可为善国。”③《南京督帅张来电》（八月二十六日），钱永贤等整理：《庞鸿书讨论立宪电文》，《近代史资料》（总59号），第46－47页。显然，张人骏的思想仍然还是在传统政治思想范围内打转。有时论批评说：“倘人人如江督所云，则宪政终无成立之期；即成矣，亦将变为非李非奈、不驴不马之宪政。是今所谓酌量缓急之言，实不啻推翻宪政之言也。”④《评江督反对国会与责任内阁之政见》，《时报》宣统二年九月十二日，第1版。其实，张人骏非议宪政，固然因为思想保守，但也有现实问题的考量，其所担心的主要就是财力不济。他在与各省督抚商议时表示：“立宪图强，私愿所喜。预备事宜提前促短，不难于推行，而难于无款。”⑤《南京督帅张来电》（十一月十四日），钱永贤等整理：《庞鸿书讨论立宪电文》，《近代史资料》（总59号），第61页。又说：“宪政提前赶办，莫难于财力不继。”“筹备缩短，事迫见多，虽加删节，终虞不给，财政难支，尤属最要问题。”⑥《两江总督张人骏致周树模电》（宣统二年十一月十三、十七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补遗》，《历史档案》1993年第3期，第51、55－56页。这是实情，因财政困难是当时普遍面临的困境。另外，清廷以立宪加强中央集权，削弱地方督抚权力，也激起张人骏的反对。宣统三年（1911）七月，张人骏在议复外省官制时，仍坚持旧有督抚制度为至善之法，虽实行立宪，不能墨守成规，“而只宜量加损益，不可大事更张。”针对中央集权之说，他特别强调督抚既有的奏事之权、军政之权、外交之权及理财、用人诸种权力不可剥夺。⑦《两江总督张人骏奏厘定外省官制宜以旧制为本量加损益折》（宣统三年七月二十五日），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第592－593页。这显然有从地方督抚既得权益角度说法的意味。

张人骏对宪政的非议固不为无因，而这并不妨碍他在各省督抚任上推行宪政。光绪三十四年（1908）八月，清廷颁布九年筹备宪政事宜清单，要求内外臣工包括各省督抚照单施行，每半年将筹办成绩奏报一次，并咨宪政编查馆核查。宣统元年（1909）二月，两广总督张人骏奏报广东举办第一年筹办事宜，如设立谘议局筹备处，议定选举细则，并布置议员选举等相关事项，最后表示：“窃维举行宪法，所以宣德达情，尊朝纲而保兹臣庶，盱衡时局，实难视为缓图。现在行政机关骤未完全，人民程度尚有弗及，自当将逐年应办事宜切实筹备，以冀届期成立。臣才识浅陋，无补高深，惟有殚竭愚诚，策励僚属，实力兴举，固不敢迁延贻误，亦不敢操切扰民，期于逐渐办齐，仰副朝廷励精图治之至意。”对这段话摄政王多有圈点，并御批：“甚是！切戒迁延，妥速筹备为要。”⑧《两广总督兼管广东巡抚事张人骏奏为遵旨举办第一年筹备事宜事》（宣统元年二月二十九日），一档藏：硃批奏折，档号03－9295－014，缩微号667－2290。同年八月，业已调任两江总督的张人骏，会同署两广总督袁树勋奏报广东第二届办理宪政情形，如举行谘议局选举，筹办城镇乡地方自治与设立自治研究所，调查人户总数，调查岁出入总数，筹办省城商埠各级审判厅，筹办厅州县巡警等，“虽措置未能完备，而计画已有端倪。”⑨《前任两广总督张人骏署理两广总督兼管广东巡抚事袁树勋奏为遵旨会奏筹办粤省宪政情形事》（宣统元年八月二十六日），一档藏：硃批奏折，档号03－9296－021，缩微号667－2484。随后，张人骏在两江总督任上，相继奏报筹办第三、四、五届宪政情形，如举行谘议局选举，谘议局互选资政院议员，筹办城镇乡与厅州县地方自治，调查与汇报人户总数，调查与复查岁出入总数，筹办与成立省城商埠各级审判厅，创设与推广简易识字学塾，筹办厅州县巡警并至完备，厘订地方税章程，试办预算决算，等等。其时，因预备立宪缩短年限，宪政编查馆修正筹备清单，张人骏表示：“惟有督属切实奉行，其原单内逐年应办事件，仍不令稍涉废弛，以期勉副朝廷郑重宪政剋期责效之至意。”①《两广总督张人骏奏为江苏筹备宪政遵将第三届成绩详晰胪陈事》（宣统二年三月初二日），一档藏：硃批奏折，档号03－9297－008，缩微号667－2603；《两广总督张人骏奏为江苏筹备宪政遵将第四届成绩详晰胪陈事》（宣统二年九月初一日），一档藏：硃批奏折，档号03－9298－001，缩微号667－2703；《两广总督张人骏奏为依限奏报第五届筹备宪政情形事》（宣统三年三月初八日），一档藏：硃批奏折，档号04－01－30－0111－018，缩微号04－01－30－009－0450。这种表态看似官样俗套，但其宪政筹备还是实在的。

三、张人骏反对新政的原因

论者或谓像张人骏这样的地方督抚，对于新政的态度可能表里不一，甚至言行相背，尽管内心并不赞成，但因职责所在而实际上又不得不推行。从上述张人骏的事例来看，这种现象确实不可否认。值得进一步分析的问题是，为什么会有这么看似近乎人格分裂的现象呢？其实，张人骏之所以非议新政，主要有这样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张人骏确实保守。作为儒家学说孕育出来的传统士大夫，其对新学的隔膜与抗拒，有着与生俱来的敏感。比如，他在日记中谈到赵尔巽讲新学，表示深感忧虑，有谓：“赵次山中丞来拜，其言主新学甚力而无条理，未敢附和，稍予驳正，似并未醒悟。封疆如此，恐神州将陆沉矣。”②张守中编：《张人骏家书日记》，第157页，光绪二十九年二月二十八日。另一方面，或许是更重要的，张人骏看到了新政的实际问题。如果单纯抱着理想主义，固然可以无限美化新政，但张人骏作为负有实际责任的地方督抚，在推行新政过程遇到的实际困难，如捉襟见肘的财政经费困境，是其实在难以逾越的现实障碍，从而使他不得不趋于务实。与此同时，张人骏还对新政过程中暴露出来的弊端表示担忧。新式学生与留学生发动的学潮，新军的排满革命宣传与叛乱，均使他对新政的意义感到莫名其妙。应该说，这方面的现实问题，是张人骏之所以非议新政更为关键的因素。

尽管如此，张人骏在各处所办新政也并不纯属表面文章。他在河南巡抚任内保举官员时，也曾以新政政绩为依据，如称：“署新野县事南阳县知县陶炯照，学裕才优，尽心民事，新政办理得法，缉捕尤为擅长。辉县知县李如棠，开渠建闸，水利大兴，新政均能认真讲求，舆情亦极为爱戴。”③《河南巡抚张人骏奏为保举开封府知府石庚等员认真讲求新政请量加录用事》（光绪三十三年七月十一日），一档藏：硃批奏折附片，档号04－01－12－0656－109，缩微号04－01－12－125－2252。可见其内心在一定程度上对新政还是认同的。事实上，无论是办学堂，派留学，练新军，还是筹办宪政，张人骏在各省督抚任上均按部就班进行。山东、河南、山西、广东与江苏宁属地区的新政，实际上并未因张人骏担任督抚而受阻。清末新政在全国各地的开展，既有张之洞、袁世凯等杰出督抚为之表率，也要依靠像张人骏一样占大多数的一般督抚的践行。推行新政的地方督抚情形非常复杂，更可见清末新政改革的艰难历程。

张人骏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没有必要对其脸谱化。从其在清末新政中的具体表现来看，张人骏既有保守的一面，但还不至于到顽固鄙陋的地步，他同时也在身体力行，按部就班地推行新政。在历史研究中，任何简单的褒贬都是苍白的，只有鲜活的事实才能显出常新的魅力。

Zhang Renjun and His Attitudes towards the New Policy

LI Xizhu
（Institute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 100006，China）

In the period of the New Policy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Zhang Renjun was appointed local governors.His attitudes were complicated towards the New Policy Reform.He didn’t approve of it from the bottom of his heart，but he had to carry it out for his official duty.In spite of this，Zhang Renjun did New Policy Reform practically instead of caring for mere show.In establishing schools，sending students abroad，training New Army or making arrangements for constitutionalism，Zhang Renjun always followed the prescribed order when he held a post as local governors in different provinces.In fact，New Policy Reform in Shandong，Henan，Shanxi，Guangdong and Jiangsu，wasn’t blocked when Zhang Renjun acted as local governor.The situations were so complex for the local governors to implement the New Policy.It is obvious that New Policy Reform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was so difficult to carry out.

Zhang Renjun；the New Policy Reform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preparation for constitutionalism

K257

A

1008－469X（2012）04－0001－05

2012－06－25

李细珠（1967－），男，湖南安仁人，历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近代政治史、思想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