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中国都市化进程的年度节点、焦点、界点与发展对策研究

中国都市化进程年度报告课题组 耿 波

（中国传媒大学 文学院，北京100024）

一、“2011年中国都市化进程报告”编写的方法创新

都市化进程作为世界现代性进程的重要形式，在当代中国的发展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举足轻重的作用，而对中国都市化进程给予充分关注与研究，为当代中国的发展提供决策咨询与智力支持，是当代中国学术从书斋向社会转型的重要课题。

都市化进程研究，是对正在发生的都市化现实给予关注和把握，都市发展的动态性与事件的现场性构成了都市化进程的显著特点，这决定了都市化进程研究必须有方法上的创新。与都市化进程研究具有学缘相近关系的研究领域包括城市社会学、城市规划学、都市人类学等等，这些有关城市（都市）的研究领域，就其主流研究倾向而言，大体倾向于“模型化研究”，即在研究实践中虽然研究角度各异，但都倾向于将城市（都市）对象视为“静态模型”而给予观照研究，这与“都市化进程”本身的动态性、现场性形成了悬差。

“模型化研究”因其对城市（都市）研究对象“理想化”的追求导致了研究本身的滞后与僵化。《2011年中国都市化进程报告》（以下简称“报告”）以对中国都市化进程的年度考察为研究内容，在研究方法、观照角度与价值倾向上比之“模型化研究”都有所创新，这主要体现在：

一是在研究原则上以人文科学切入都市化进程研究，确立以“城市中的人”作为把握都市化进程的基础。“报告”从都市化进程本身的动态性出发，强调通过把握都市化进程中对都市动态变动产生积极应对的关键要素，“城市中的人”即都市个体，来确定都市化进程的研究框架。“城市中的人”是整体的人，在其精神结构层次中包括知、情、意三个层次：“知”是城市中的人对城市变动的被动感受，而“情”与“意”则体现为城市中的人在被动感受中对城市变动的主动“情感”与“理性”发生。以“城市中的人”及都市个体的知、情、意为基本研究结构，将变动不居的都市化进程纳入其中，考察在都市化进程中城市个体的不断生成，这是对都市化进程的人文深化，也是对都市化进程研究范式的创新。

二是在观照视角上强调以城市生态观来理解都市化进程，以都市化进程的“节点”事件连点成线，呈现都市化进程的“焦点”趋势。从“城市中的人”的角度来把握都市化进程，所凸显的是都市化进程在动态中孕育稳态、在碎片化中包含连续性的生态内涵。从“城市中的人”的研究原则出发，决定了“报告”对中国都市化进程的观照视角将遵循所谓“有头有尾”（亚里士多德）的方法意识。所谓“有头有尾”，是针对中国都市化进程中产生的纷繁事件，“报告”将按照时间持续性、空间绵延性以及逻辑深化对之梳理，呈现事件发生的完整过程与全貌；在对事件全貌的把握中，事件发生的“节点”以及若干“节点”所形成的都市化进程年度“焦点”趋势，是“报告”考察中重点把握的。

三是在学术研究的价值倾向上强调都市化进程研究的价值树立意识。“报告”的主旨，在于对中国都市化进程的客观面貌给予全貌记录与展示。然而，从“城市中的人”的研究原则出发，“报告”对中国都市化进程的客观性考察并不是对都市化本身的简单复写，而是要从人文精神立场来对都市化进程给予“善”与“美”的观照，从价值树立的立场对都市化进程中的“碎片化”给予人文深化，对都市化进程中的价值虚无主义给予批判与校正。“报告”撰写的最终目的，是要实现对中国都市化进程客观面貌与人文树立的双重完成。因此，“报告”对中国都市化进程的考察必然带有较为明显的价值倾向性，这与当下大部分城市（都市）文化研究中规避价值批判与意义探询的后现代学风有所不同。

《2011年中国都市化进程报告》的考察主要从以下三个层次进行：

第一、把握都市化进程的年度“节点”事件。都市化进程的年度“节点”事件，是指在年度都市化进程中对区域都市化发展具有关键推动作用或显著象征意义的事件，“节点”事件一般具有较为广泛的舆论影响，但在其事件内容上并不一定与都市化进程有直接关系，而需要在对其“深度阐释”中，揭示其中所隐含的都市化进程内涵。

第二、呈现都市化进程年度“焦点”趋势。都市化进程的年度“焦点”趋势，是指都市化进程的主流倾向，是都市化进程年度“节点”事件的“连点成线”而呈现出的内在轨迹。都市化进程的年度“焦点”趋势的把握，一方面是通过对“节点”事件的“连点成线”、把握趋势，另一方面则是通过公众舆论、数据统计等客观手段对初步确定的年度“焦点”趋势给予校正确认。

第三、定位都市化进程年度“界点”特征。都市化进程的年度“界点”特征，是指在中国都市化进程发展的整体视野内对年度都市化发展突出特征的定位。中国都市化进程的当代起点可定位于20世纪80年代初，发展至今已是三十余年：进入新世纪后，中国都市化进程呈整体加速趋势，几乎每一年中国都市发展都在呈现新面貌。因此，考察在中国都市化进程的整体视野中年度都市化发展的主要特征是非常必要的，这是书写当代中国城市发展史的必要前提。

把握“节点”、呈现“焦点”、定位“界点”，以此描画出都市化进程的年度景观，并在此基础上对中国都市化进程的发展提出可行性建议与对策，是本报告的基本思路。

二、2011年中国都市化进程的十个焦点问题

焦点之一：本年度城市扩张进入减速通道，内涵建设成为城市发展与建设的大趋势。

城市的无限扩张，是西方资本主义城市发展的典型特征，也是中国都市化进程从起步处即有的痼疾。2008年前后，中国城市发展的扩张态势达到最高潮，而由城市扩张所带来的“城市病”也于此时暴露无遗。进入2011年，遏制中国地产经济畸形发展的“国八条”出台，“国八条”明确要求“进一步有效遏制投机投资性购房”，这对造成中国城市盲目扩张的主要动因，地产经济，可以说是雷霆一击。“国八条”的出台对中国城市发展的突出意义，与前此城市扩张调控政策相比，体现在三个方面：决策平台最高（中央决策），决策针对性最强与决策体现公众渴望度最广，这使得“国八条”所产生的决策效应快速直接的体现出来，而由此带来的对中国城市扩张的遏制作用也是立竿见影。

“国八条”为2011年中国城市扩张的减速提供了稳固的政策框架，而本年度更多的“节点”事件则体现出中国城市的扩张冲动已在其内部体现出自我反思的倾向。2011年是中国城市发展因盲目扩张而导致“病象”集中暴露的一年，各地层出不穷的“‘水城’事件”，以及沈阳城管恶性冲突事件“夏俊峰案”等，都聚焦于中国城市发展因盲目扩张所带来的内涵不足问题；此类事件并不是2011年中国都市化进程所独有的，但在2011年，我们观察到与前此此类事件的影响相比，本年度对此类事件的公众舆论关注度更高，城市管理决策层的正面回应更积极，这都体现出当下人们对中国城市发展“以速度换质量”模式的深度反思。

2011年，北京工业大学人文社科学院和社科文献出版社联合发布了社会建设蓝皮书《2011年北京社会建设分析报告》。报告对“十二五”期间北京的人口、住房交通、社保医疗、居民收入等方面的前景进行了展望。报告指出，北京将在“十二五”期间严控人口总量，调整人口结构，并对2011年北京社会建设提出建议：抓紧制定社会建设的评价指标体系，加快培育发展各类社会组织，重点解决交通拥堵问题，建立工资与经济增长的联动机制，谨慎对待土地征用和房屋拆迁问题，警惕住房价格的报复性上涨。在这份报告中，北京城市发展的“社会性”被高度强调，而从2011年北京城市建设的实际来看，建设社会组织更加健康、生活内涵更加深厚的城市，也的确是本年度北京城市发展的主调。

焦点之二：城市新生代问题凸显，“新生代农民工”的户口身份与“新生代市民”的文化身份成为新生代人群城市身份的双重问题。

城市新生代问题，是中国都市化进程发展的显著问题。中国都市化进程的当代起点可定位于20世纪80年代初。城市化进程发展到20世纪末本世纪初，大量进城农民工的第二代成长起来并追随父辈足迹大量进入城市务工，成为“新生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在进城之后，做为新融入的城市居民，与具有城市户籍身份的第二代居民共同组成了中国都市化进程中的“城市新生代”。新世纪以来，“80、90后现象”成为学术研究与社会舆论关注的焦点，从社会代际角度看，所谓“80、90后”其实与中国城市发展同步成长的一代人，因此，“80、90后现象”应是典型的中国都市化问题。

2011年，成长起来的“城市新生代”在中国都市化进程中发挥着越来越明显的社会影响，与此同时，城市新生代与城市既有社会格局之间的冲突也在本年度突出呈现，其中最突出的是新生代农民工的问题。2011年，全国总工会发布“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研究报告”，报告指出新生代农民工数量已达到1亿8千万人。在当代社会，他们面临八大难题，而其突出的困境在于，他们的生活已扎根于城市却无法获得城市户籍身份。城市户籍问题，并不是从新生代农民工开始的新问题，但因城市户籍身份的缺少而形成群体焦虑却开始于新生代农民工，因为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对城市有着更高的认同意识。

比“新生代农民工”户口身份更加深刻的，是“新生代市民”的社会文化身份问题。2011年，以国家级大型赛会节庆而言，青年志愿者继续闪耀在社会舞台的中心。4月至10月，世界园艺博览会在西安举行，共招募园区志愿者13000人，城市站点志愿者512人，接待志愿者400人，城市文明志愿者30万人。8月，第26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在深圳举行。围绕打造“志愿者之城的目标”，深圳共组织约127万志愿者，其中包括2.6万名赛会志愿者，25万名城市志愿者，以及100万名社会志愿者服务深圳大运会。9月，第九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在贵州举行。九届民族运动会共招募7.5万名志愿者，其中1.5万赛会志愿者在近20类业务领域的130种工作岗位上提供志愿服务。

然而，以城市新生代为主体的青年志愿者队伍在日益壮大的同时，也面临诸多问题。比如，青年志愿者队伍的选拔、调配与后续培养缺乏明确的支撑体系；青年志愿者的社会参与往往与诸多现实利益的考评挂钩；青年志愿者实现社会参与的平台与空间缺乏，如此等等。这些问题都聚焦于对“新生代市民”社会参与身份的确认之上。

焦点之三：城市新富与中产阶级日益壮大，而新富与中产阶级的社会认同与生活现状堪忧，造成了城市社会的极大不稳定。

中产阶级是社会的稳压器。2011年发布的《城市蓝皮书》显示，2000年到2009年的10年间我国城市中等收入阶层的规模年均增长3.8%，到2009年我国城市中等收入阶层规模已达2.3亿人，占城市人口的37%左右。据其预测，从2010年到2025年我国城市中等收入阶层规模将以每年2.3%的速度扩大，到2019年城市中等收入阶层的比重可能首次超过城市中低收入阶层的比重，即所谓“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社会结构将首次出现。

当代中产阶级的大量出现并逐渐成为社会主流结构，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直接成果，然而中产阶级作为“新福”群体，在社会与文化认同现状上却不容乐观。2010年，南京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沈坤荣首次指出，由于对改革预期看淡，中国已经出现中产阶级移民潮。研究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分别在20世纪70年代、90年代分别出现两次移民潮，移民主体分别是混杂偷渡客和所谓“洋插队”（留学人员）。与前两次不同，新世纪以来出现的移民主体则是由中国的新富阶层与知识精英构成，因此对中国社会结构的稳定性产生了直接而显著的影响。

2011年，“中产阶级移民潮”趋势有增无减，并已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学界研究指出，中产阶级移民的动因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自身财富安全性的忧虑，二是为下一代寻求更优越的教育与成长环境。“中产阶级移民潮”的出现与持续发展，是中国改革开放大业亟需结构创新的重要征兆。

焦点之四：中国社会以互联网为基础的新型媒体发展迅速，借助新型媒体，城市群落从前此被边缘的社会形态升格为具有社会参与性和干预力量的团体。

新媒体是指以互联网为信息传送载体的各种传媒形式。媒介文化学的研究指出，媒介传播的意义不仅仅是传递信息，更重要的是营造价值认同。在中国都市化进程中，自20世纪80年代至本世纪初，报纸、广播、电视与电影等所谓“单向传播媒介”构成了城市主流媒体，并由此塑造了中国城市价值形成的“单向认同”模式。

新世纪以来，以互联网为载体的新媒体技术在中国遍地开花。在2011年，微博以不可思议的影响力出现在几乎所有公共事件中，“微博参政”、“微博解救流浪儿童行动”、“日本大地震后的食盐谣言”、“三峡致旱论”、“高铁问题”等等，微博的身影无处不在。2011年，微博的社会影响力不仅体现在覆被日益广阔，更体现在人们借助微博在形成新的媒介行为与价值认同。2011年，通过对本年度多数微博传播事件的分析，我们观察到，“微博舆论”所产生的社会行动力越来越强大，在“微博舆论”的引导下，人们从躲在网络中的匿名者逐步走向社会事件的见证者。

从城市发展而言，2011年，新媒体对中国城市社会生态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通过新媒体的移动参与平台，多元城市群落日益发达并显示其日益增强的社会影响力；二是通过新媒体的强大舆论影响，人们对社会公共事件从原先的被动观看逐渐走向了前台，“集体围观”，形成了中国城市社会中新的行动力量；三是通过新媒体，社会决策层与广大民生主体的互动增强，公共决策在新媒体舆论的引导下日益完善，中国城市的市民社会日益向公共社会转型。

焦点之五：城镇化越来越成为解决中国都市化关键问题的症结所在，区域内城市建设重心下移，城镇化建设的创新步伐正在加快。

城镇化是都市化进程的初级阶段。与西方都市化进程相比，中国城市建设对城镇化发展的定位存在极大偏颇。在西方，作为与城市高级形态相补充的城镇化建设始终是整个城市化进程的中心问题，尤其在经历了19世纪工业城市的洗礼之后，20世纪初、中期的西方城郊化运动为其全球性都市的崛起提供了重要支撑。在当代中国，城镇建设被普遍认为仅仅是“过渡状态”，无心规划、缺乏经营，形成了大片的“半城市化”地带。

城镇建设是农村社会向都市社会的过渡状态，同时也是建设优质都市化的孕育时期。2011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副部长郭允冲指出，现阶段我国正处在城镇化发展的关键时期，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每年以1%左右的速度快速增长，预计到2020年城镇化水平将达到60%左右，新增城镇人口约3亿人。对比当前中国城镇化率（50%左右），这意味着，未来十年中国都市化版图的10%或更多将是“城市新生地带”，这些“城市新生地带”虽然已具备了城市的规模与形态，却与真正的城市社会相差甚远，“半城市化”的冲突与矛盾将对中国都市化进程的建设质量造成干扰。

2011年，因城镇化所带来的“半城市化”问题已引起广泛注意，区域建设的中心已逐渐发生了从鼓吹“都市概念”向紧抓“城镇创新”的转折。自2009以来，在安徽、广西等地开始实行“扩权强镇”工程，即城市化程度较高的市县级城市向经济水平较高的乡镇下放行政权力，以使乡镇具备更灵活有效的发展决策能力。2011年，浙江绍兴、四川宜宾等地相继效行。“扩权强镇”使中国处在城市建设中途的光大的城镇具有了更大的决策权，有可能创造出中国城市发展的多样格局。

焦点之六：城市公共安全问题日益突出，城市基础生态环境与民生安全保障体系成为当下中国城市安全问题的舆论焦点。

城市公共安全问题的凸显是城市发展到较高级阶段出现的必然问题。在中国城市发展过程中，在城市化发展的初级阶段，城市安全主要是与社会安全相混同，社会治安是主要内容。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中国城市化逐渐走向成熟，城市安全的主体内容逐渐从单纯的社会治安向公共安全扩展，民生保障安全与城市生态安全成为当下中国城市安全关注度最高的内容。

2011年，城市公共安全问题空前突出。本年度3月，国家名牌产品双汇肉制品爆出“瘦肉精”问题；4月，上海出现“染色馒头”，跨国企业雀巢产品被指“砷超标”；5月，台湾发生“塑化剂事件”；6月，震惊全国的“地沟油”事件被披露……。本年度食品安全问题几乎达到了每月一例，曝露频次之高，内容之令人震惊，以及舆论关注之密集都是没有先例的。2011年，城市基础生态安全问题同样是舆论热点。“全国超50个城市地面在下沉”成为本年度人们高度关注的话题，同时也使已在中国各大主要城市早已发生的“地面沉降”问题（早在1921年，上海就被观察到城市地面沉降）以前所未有的严重性被披露出来。除城市“地面沉降”外，城市空气质量、绿化覆盖率、公共设施以及交通肇事等公共安全问题在本年度也得到了高密度的披露与关注。

城市公共安全问题在2011年成为舆论焦点，并不意味着2011年城市公共安全问题的发生比之其他年度更高，而是标志着中国都市化进程所催生的城市安全意识在本年度趋向于自觉。以京沪高铁安全问题为例。2011年，京沪高铁的运行安全成为大众关注的焦点问题。京沪高铁作为促动中国两大区域中心城市实现同城化的国家工程，其区域角色是高度城市化的，京沪高铁所实现的是两大城市中心延伸其城市辐射力的重要载体，通勤、旅游、交往等城市民生诉求纷纷由此而生。因此，面对事故频发的京沪高铁，人们在安全认同上已从抽象的社会安全细化到与自身密切相关的城市安全。

焦点之七：城市交通的消极影响正在产生越来越严重的溢出效应，城市交通拥堵升级为物流瓶颈，并进而影响到民生物价。

城市交通是都市化进程的命脉。在中国都市化进程中，城市交通的规划与完善一直被视为城市建设的工作重心，政策倾斜、资金投入与社会动员等各个方面在中国城市建设的各个时期都得到了充分保障。然而，与社会资源的巨量投入相比，中国城市交通建设的观念与现实成效却令人失望。中国将近三十年的城市交通建设，交通定位包含过于庞杂，物流干道、工作通勤与日常通行拥挤于相同的交通空间中；城市区划僵硬、形式化，人为地将城市居民的工作、生活、娱乐等场所割裂开来，导致交通成本增加；交通载体单一，缺乏多样交通形势。如此等等，造成了中国城市交通的现状每况日下。

2011年，中国城市交通问题持续恶化，并产生了严重的溢出效应。除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的交通拥堵继续成为各大媒体的关注对象外，因城市交通积弊而催生的“物流瓶颈”问题出现。2011年，中国电子商务在各种利好因素的刺激之下高速发展，根据艾瑞咨询公布的数据，2011年中国互联网各细分行业的市场规模均取得了两位数的增长，第三方支付、在线视频、移动互联网位列成长性前三名，其中，第三方网上支付行业整体交易规模达到22038亿元。电子商务的高速发展必然带动物流业务的巨量增长，而作为物流业务空间载体的区域与城市交通却无法形成与之匹配的交通容量，这导致了越来越严重的“物流瓶颈”。不仅如此，基于中国城市在区域发展整体中的强大辐射力，因电子商务发展而带来的“物流瓶颈”已不再是一个或两个城市中的事情，而成为了整个区域的物流屏障，由此带来了区域内物流交通的高附加值，最终导致了本年度接连发生的农产品涨价风波。

焦点之八：公民文化权益问题凸显，文化产业发展的产业属性逐渐向社会属性转向。

公民文化权益是公民权利的重要内容，也是都市公民文化建设的核心内容。改革开放以来，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条件的改善，使中国城市的市民社会逐步发展起来。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在中国主要的一、二线城市，市民社会已然相对成熟；进入新世纪，随着中国城市发展的推向纵深，在主要城市中“市民社会”向“公民社会”的转向已是必然趋势。十余年来，在都市化进程的带动下，中国社会的公民社会转向日趋明显，而在公民社会的整体转型中，公民文化权益的表达与实现是其中的重要内容。

2011年，公民文化权益诉求凸显，而满足与保护公民文化权益也成为年度文化建设的重要举措。“文化场馆免费开放”是满足公民权益的重要举措之一。经过近10年的观念建设和政策演进的铺垫，我国公益性文化场馆免费开放在2011年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文化部、财政部出台《关于推进全国美术馆、公共图书馆、文化馆（站）免费开放工作的意见》，提出了到2012年全国所有公共图书馆、美术馆、文化馆（站）基本服务项目全部免费开放，这标志着我国公益性文化场馆步入全面免费开放时代。“文化场馆免费开放”意味着公众对文化资源的使用脱离了产业运营的限制，而变成了公民行使其公民权的重要体现。

2011年，推行并落实“国民休闲旅游纲要”是保障公民文化权益的另一重要举措。早在2009年，在国务院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旅游业的意见》（国发［2009］41号）中，明确提出了要制定“国民旅游休闲纲要”，标志着我国休闲旅游发展进入了一个重要转折时刻。2011年，《山东省国民休闲发展纲要》（简称“纲要”）颁布，这也是我国首个以“纲要”形式颁布实施的全民休闲促进性文件。这份《纲要》明确了“国民休闲是指国民在闲暇时间开展的旅游度假、康体娱乐、求知益智、愉悦身心等活动，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基本需求，也是公民的基本权利和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提出了“把国民休闲的社会公益性摆在优先位置，不断加大政府投入，努力满足人民群众基本休闲需求。”《纲要》对旅游休闲的发展定位进行了关键创新，即将休闲旅游从单纯的产业运营提高到了公众权益与社会福利的层次，其实是将山东省休闲旅游的发展重心从“产业本位”向“社会本位”逐步调整。

焦点之九：公民文化诉求在与其实际文化消费之间出现尖锐冲突，显示当代中国公共文化选择处在十字路口，主流意识形态的文化干预逐渐增强。

公民文化建设是公民社会建设的核心内容。在公共性传统长期缺失的中国，公共文化建设注定任重道远。在当代中国，公民文化建设的真正问题在于：在都市化进程的引带之下，人们的公民身份与公共文化权益诉求逐步觉醒，但在现实文化实践中，却倾向于选择满足其个人化、情绪性需求的文化消费对象，形成了当代中国公共文化建设中的“夹心”现象。

2011年，公众对中国电视娱乐的舆论反应即很能说明问题。中国电视娱乐，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至今已历三十余年，电视娱乐产业的发展已相对成熟，并已成功培养出几代电视观众。但正如许多电视文化研究指出的，自新世纪以来，中国电视娱乐文化却越来越不尽如人意，娱乐内容高度雷同，娱乐层次日趋低俗，尤其电视娱乐以公开公众的形式不制造媒体骗局、热点，以冲击人们的伦理与道德底线来换取收视率，这导致了本年度公众舆论对电视娱乐的罕见讨伐。然而，特别耐人寻味之处在于：偏偏是那些公众谴责最为集中的电视娱乐节目、人物却获得了最高的收视率，“边骂边看，越骂越火”成为中国电视娱乐的奇景。这其中肯定包含电视媒介工业的文化诡计，但为数众多、乐在其中的电视大众却体现出当代城市大众的公共文化选择并非已然完成，而是正处在十字路口处。

2011年，在城市公众的公共文化觉醒之际，主流意识形态增强了其文化干预力度，这是本年度都市公众文化的重要内容。2011年10月，准备已久的“限娱令”——《关于进一步加强电视上星综合频道节目管理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明确提出从2012年1月1日起，34个电视上星综合频道要提高新闻类节目播出量，而各卫视每周的娱乐节目不能超过两档，每年的选秀节目不得超过10个。“限娱令”作为主流意识形态对已引起公愤的娱乐文化的行政勒制手段，其积极意义在于顺应了人们的不满，出台及时，效果显著；而其消极意义，则在于埋下了文化建设“行政包办”的危险，有可能导致对公众公共文化诉求的全面收编，从而使公共文化变成集权文化的表达。

焦点之十：公民道德问题与信任危机成为社会舆论焦点，但仍然停留在道德激情与批判过度发达、道德理性极度缺乏的层次。

公民道德是公民社会建设的核心内容。中华传统文化的主体内容是道德文化，中国历代社会实行社会凝聚的基础在于道德认同，因此，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道德传统的传承与文化自觉似乎不成问题。然而，现实情况却是：自改革开放以来，普遍的道德焦虑却从来没有消失过。尤其是自新世纪以来，中国经济进入高速发展时期，因此所带来的现实利益与义理冲突日趋激烈，这些冲突经由媒体放大化、事件化后，激起了更大的道德义愤和社会舆论，形成了近十年来中国都市化进程的道德焦虑和信任缺失背景。

2011年，道德舆论与信任危机的话题愈演愈烈。自2009年起就已渐成社会话题的“老人摔倒无人敢扶”持续升温，并在2011年成为网络中最热门的话题。2011年10月，广东佛山南海黄岐广佛五金城，年仅两岁的女童“小悦悦”被一辆面包车撞倒并碾轧，几分钟后又被一小型货柜车碾轧。当时“小悦悦”身边经过的十几个路人，并未施救。最终，一位捡垃圾的阿姨把小悦悦抱到路边，并送到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抢救。10月21日，小悦悦经医院全力抢救无效死亡。事件发生后引发社会对人性冷漠、道德危机的广泛讨论和反思。

2011年，引领道德舆论与信任话题谈论的仍然是大众媒体。有媒介文化的研究者之处，在很多话题之上，媒介塑造的是一种基于道德正义的谴责论调。这种论调有效的激发了人们的道德义愤，却也造成了极大引诱：媒介引导的舆论谴责基于道德的超验性或信仰性，认为道德应是人们无条件的社会行为；但在现实的道德实践语境中，几乎所有的当事人都是从自己作为一个“公民”的身份来处理道德问题，从公民社会的实践来看，“是否要救”的道德选择服从于他所接受的公民教育。因此，“见死不救”的问题，不应是传统的道德问题，而是公共社会与公民文化是否成熟的问题。因此，当代中国都市化进程日益放大的道德焦虑问题，在根本上仍然是中国乡土社会、市民社会向公民社会相转型冲突的问题。

三、“经济主导型城市”向“社会主导型城市”的转型

在当代中国都市发展的整体进程中，2011年中国都市化发展的“界点”意义何在？

当代中国城市的发端，可定位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标志性事件是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引导中国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并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经济优先社会发展格局，当代中国城市的出现正是经济优先发展格局中崛起的产物。

建国前，中国大陆已出现了上海、北京、重庆等现代城市形态较为完备的个案，但此阶段的城市通常是政治集权借之实现意识形态宣示的被动载体，城市本身的主动组织性并未真正得以建立。建国后至20世纪70年代的计划经济时代，城市则是政治集权借之实现社会经济分配的工具而已。70年代末80年代初，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市场经济体制的主体经济身份，在市场经济体制中，经济要素的自由分配却只能以城市为依托。在市场经济体制的格局中，城市从作为社会结构的被动组织转向了主动组织，真正的现代性城市于此出现。反过来，对政治主导者而言，放权市场自由分配却不可能真正放任自流，借由对城市的控制而实现对市场自由分配的调控就成了必然选择。因此之故，在市场经济体制格局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经济优先社会格局的叠加语境中，当代中国城市在开端处即是以社会“经济枢纽”而出现的。从1978年至今，当代中国城市“经济枢纽”的定位不断得到强化，在城市决策观念与规划实践中形成了根深蒂固的“经济主导型城市”的发展传统。

“经济主导型城市”的城市定位，的确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提供了巨大经济驱动力，但由此伴生的城市问题却日渐严重。“经济主导型城市”确立城市为经济要素的自由分配中心，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城市的确实现了对经济自由活力的激发与引导，但随着经济发展速度加快，经济膨胀并趋向失控，而这种经济失控又在“以经济建设中心”的经济优先社会格局中被鼓励、放大，最终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导致了失控的经济对城市发展的反啮。1994年前后，中国城市交通拥堵问题首先在北京出现，随后在全国一、二线城市蔓延开来，这实际上可视为“经济导致型城市”遭遇经济失控、反啮城市的开始。在交通拥堵问题之后，城市无序扩张、城管野蛮执法、旧城暴力拆迁、形象低俗定位，以及发生于城市文化与个体维度上的诸种“城市病”层层产生，而几乎所有的城市问题追根溯源都可在经济失控、反啮城市这一根源处寻找到答案。

“经济主导型城市”的确立，是建立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经济优先发展格局之上，因此当经济优先格局出现问题的时候，“经济主导型城市”的传统自然面临质问。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从美国华尔街涌向全球，已充分融入国际经济格局的中国经济同样遭受巨大冲击。在国内，金融危机所激发的讨论一开始集中于对中国产业结构的检讨之上，但随着讨论的深入，在“改革开放三十年反思”、“中国文化走出去”、“民生幸福”等诸多重大非经济问题所形成的语境中，产业结构转型问题的讨论向经济优先观念的检讨上深化。“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发展观念急需深化，这成为2008年以来突出的社会舆论与研讨话题。这种社会舆论与学界研讨逐渐浸及中央决策层，形成了上下一体的对经济优先发展格局的深化、矫偏共识。

2008年，伴随中国经济结构转型与经济优先格局的检讨，城市发展观念面临反思，“经济主导型城市”向“社会主导型城市”的转型随之展开。“经济主导型城市”所确立的城市定位是区域发展格局中的“经济枢纽”，“经济枢纽”的定位其实是使城市成为区域发展中的“经济棋子”，在根本上遮掩了城市社会本身的完整性。在经济优先性遭遇反思的前提下，城市定位发生两个方面转向：首先，城市在区域发展格局中的独立性被确认，城市与区域发展的关系不再是从属关系，城市以其区域辐射日渐构建起自身的生态结构，即“城市群结构”；其次，城市社会自身的完整性被确认，城市不再是单纯的经济容器，民生幸福、文化权益、公共身份、社会舆论等诉求得以张扬，城市社会本身的完整性和自组织功能在经济优先观念被去势之后得以凸显。上述两点确立了以社会自组织功能建设而不是以经济优先发展为本位的城市发展观念，即“社会主导型城市”。在当代中国城市发展历程中，城市社会的自组织功能从其开端处就已存在，但这种社会自组织功能成为城市发展的主导动力，2008年应是重要的发端。

2008年以来当代中国城市的发展，是“社会主导型城市”逐渐从其萌蘖走向主流的过程，在此过程中，2011年中国都市化进程具有重要的“界点”意义。

2011年，中央决策层首度对经济优先发展观念提出深化要求。2月，胡锦涛在讲话中明确提出要“扎扎实实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强调实现高水平社会管理应落实在“基层”“公共”与“非公有制经济组织”上；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问题，再次强调“完善基层社会管理服务”。两次中央决策层所释放出的信息，是对社会多元组织力量的容许与吸纳，其实是对社会自组织性的肯定。10月，十七届六中全会召开，在会议发表的全文公报中确立以“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为我国“十二五”期间的中心任务，这是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经济优先社会格局应走向深化的明确表态。

在密集的中央调控之下，2011年，“社会主导型城市”的发展进入高潮，这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城市扩张进入减速通道，城市建设中心下移，城镇建设与城市内涵建设成为重点。无序扩张是“经济主导型城市”的典型特征。2011年，为遏制房价过快上涨，国务院出台“国八条”，矛头直指土地财政，这使得带动城市扩张的直接利益链条遭受重创，并由此产生了影响深远的系列反应，以土地财政为依托的产业园经济、拆迁经济纷纷折翼，城市扩张进入减速通道。在区域发展格局中，区域中心城市不再是城市建设的唯一对象，重心下移，区域格局中发展状态良好、城市化水平较高的城镇成为建设重点。在城市自身建设而言，接连频发的“水城”事件等诸种拷问城市建设内涵的个案越来越成为社会舆论焦点，并影响到了城市发展的内涵趋向。第二、城市群落和社会组织日益多元，不同利益群体表达自身诉求与参与公共事务的迫切性明显增强。以微博为代表的新媒介技术继续续写新的历史。在新媒体技术所提到的多样交流平台上，城市社会的群落分化趋向加速，多元价值观念与不同利益群体的利益诉求得到更加丰富多样的表达渠道，其中“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生态引起了各方面的关注。同样是在新媒体技术的带动之下，城市民众逐渐走出前此在城市公共事务中的匿名状态，走向前台，表达看法甚至是走向行动，“微博问政”、“微博解救被拐儿童”等越来越多的微博事件呈现出当代中国城市正在快速发展的参与热潮。第三、大众舆论对社会发展的决策影响力日益增强，民生幸福与公共安全在大众舆论的推动下已成为城市发展决策的核心共识。大众舆论是城市文化的重要内容。自2008年以来，大众舆论借助日益多样有力的传媒平台快速成长起来，并在2011年达到新的高度。与城市发展初级阶段的大众舆论有所不同的是，2008年以来的大众舆论已从前此的谈论都市“花边新闻”上升到对社会公共事务，尤其是公权力腐败的自觉监督，影响日益显著。在大众舆论的推动之下，城市发展中的“民生幸福”、“公共安全”等已成为城市发展的共识性目标。第四、城市公民素养建设日益迫切，难以进行道德判定折射出传统道德文化在当代公民社会中的困境，而大众娱乐文化中“边骂边看”的现状彰显出公民素养正处在过渡状态。2008年以来，伴随城市居民对社会公共事物关注与参与度的日益加深，城市公民素养问题高度凸显，2011年，城市公民素养问题进入实质性的反思阶段。2011年，以“小悦悦事件”、“老人摔倒无人敢扶”为代表的一系列社会道德事件为社会舆论所关注，多数人慨叹当代公德沦丧，但也不乏有人从“公民权利”的角度设身处地替当事者辩护，这使得原先想当然地被置于传统道德法庭上被审判的道德事件在公民社会中陷入了判定困境。同样，发生在大众娱乐中，城市大众一方面从公民角度对日益低俗的娱乐文化抨击，另一方面却又乐其中，这显示出当代中国公民素养建设的中途特征。

2011年，“社会主导型城市”的建设个案日益增多。2011年，北京建设“世界城市”已进入第六个年头，“世界城市”的城市发展模式已从开始提出时的抽象观念向下落实为具体的城市建设理路。特别重要的是，2011年北京城市建设，无论是从发展观念还是从建设实践来看，北京建设“世界城市”逐渐呈现出放弃“大北京”而转向构建“好北京”的趋向，合理控制城市人口规模、着重解决城市交通痼疾、培养城市多元文化生态成为北京城市建设模式转型的重点。2011年，上海正式发布《上海市推进智慧城市建设2011-2013年行动计划》（简称“计划”），“计划”所构想的“智慧城市”以现代信息科技的技术创新为载体，提出了重新构造传统城市格局的设想，城市交通、物流体系、社会服务、城市安全等城市社会性要素在新的技术平台上异常凸显。在信息科技的引领下，上海建设“智慧城市”的归趋必然是重心向下、社会本位的新型城市形态。2011年，“重庆模式”依然引人注目。著名社会学家黄宗智撰文指出，“重庆模式”的城市建设特点，在于地方政府通过“第三财政”引导产业主体向社会公共事务、重大民生工程投资，打造了区域发展中产业效益与社会效益双赢的社会发展模式。2011年，杭州的城市公共文化建设引人注目。杭州图书馆禇树青馆长针对“乞丐和拾荒者能否入馆”的一番言论经媒体放大后，杭州城成绩斐然的公共文化建设被人们重新认识，自2008年起，杭州市民只需凭市民卡、身份证等就可在杭州图书馆开通借阅服务，而在更早的2004年，源于杭州青年路、稻香园等社区组织的“敲门日”活动的“杭州邻居节”成功举办首届，至今已举办八届，作为国内最为成功的城市社区活动在全国将近80个城市推广开来。2011年，厦门城市建设开始走出单体发展的框架，寻求在区域协同发展框架中寻找自我定位。2011年，厦门市与同属“闽南金三角”的漳州市、泉州市签署《厦漳泉大都市区同城化合作框架协议》，明确了未来五年三市同城化合作的基本原则、发展目标与发展规划，明确提出要共同策划并推进同城化项目建设，目标是到2015年初步实现同城化；尽快推进第一次党政联席会确定的同城化启动项目，对事关三市共同发展、条件成熟的项目，特别是交通、通讯、产业、公共服务等领域的一批同城化标志性工程，要率先启动，加快推进。厦门、漳州与泉州推进区域同城化，与中国城市发展初级阶段“摊大饼”式的城市扩张有着截然不同的意义，后者扩张的动力在于自上而下的经济利益冲动，而厦漳泉实现同城化的动力，则在于闽南区域发展格局中单体城市高度发展，亟需构建区域内单体城市间社会构架、自下而上实现区域整体格局优化的社会性要求。

四、中国都市化进程发展的对策与建议

2011年，中国都市化进程已进入一个转折“界点”，“社会主导型城市”的城市发展模式渐成主流，总体而言，在经过了将近三十年的依附经济驱动前行的历程后，中国都市化进程逐渐向健康的方向发展。然而，“社会主导型城市”的发展模式必将遭遇巨大阻力，这是不言自明的，原因在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经济优先格局在中国未来发展中不可能真正消失，城市作为区域发展格局中的“经济枢纽”定位同样不可能遽然转向；不仅如此，“社会主导型城市”发展模式是典型的内涵发展模式，城市社会的内涵建设本身是漫长的过程。因此，“社会主导型城市”在中国经济格局变动的总体引带之下已然启动，都市化进程自身的发展逻辑也为城市发展转型提供了基础，但这一转型如缺乏引导或被有意遏制，城市发展转型必将夭折。

中国都市化进程尽快实现从“经济主导型城市”向“社会主导型城市”的转型，应从以下六个方面给予重点关注：

第一、确认当前城市发展的“节点”意义，明确当代中国城市发展从“经济主导型城市”向“社会引导型城市”转型的阶段特征。城市发展定位，是推动中国都市化进程的前提。改革开放以来，缺乏对城市发展定位的深入探讨是中国城市建设的痼疾，“摸着石头过河”的唯实践观念在为中国城市发展提供自创格局可能的同时，也导致了大面积的城市盲动，付出了极大的社会代价。确认当代中国城市发展的定位，将理论预见与实践开拓相结合，应是中国都市化进程实现健康发展的必经之途。

自2008年以来，随着中国产业结构与经济优先性格局的调整，当代中国城市持续将近三十年的“经济主导型城市”发展模式发生显著转型，城市从区域发展格局中的“经济棋子”逐渐成长为具有强大自组织特征的社会综合体，民生幸福、文化权益、公共身份、社会舆论等偏离或反思经济行为的多样社会行为渐成主流，形成了“社会主导型城市”的发展模式。2011年，随着中央决策对经济优先性给予调整的意见形成定调，“社会导向型城市”的发展模式逐渐清晰，并在多个城市个案的建设实践中成功落实。

明确中国城市发展正在经历从“经济主导型城市”向“社会主导型城市”的转型，在城市发展规划与实践中就应顺势而为，对城市发展的社会性要素给予重点培育，使城市在区域发展格局中成为良好社会建设的典范与引领者。

第二、强化城市社会管理，尤其应注重发挥城市社会自身的自组织与调适活力；强化对城市舆论与危机管理的监控与管理；树立政府公信力，引导社会信任氛围的建立。“社会主导型城市”发展模式的关键，在于将城市从区域发展格局中“经济棋子”的附属位置上解放出来，确认其作为完整、自足的社会单元的属性，注重发挥其本身的社会自组织和调适活力。在西方城市发展历程中，被刘易斯·芒福德等城市历史学家视为“理想之城”的古希腊城邦城市与中世纪欧洲城市，都是强调以顺应城市社会自组织而构建城市辉煌的典范例子。2008年以来，在当代中国城市建设实践中，北京建设“世界城市”、上海建设“智慧城市”都在有意识地将城市发展的动力转向城市社会本身的自组织自调节，效果明显。

然而，强调发挥社会城市自身的自组织与调适能力，并不意味着放任不管。新世纪以来，伴随城市发展的社会主导转型，影响广泛的社会舆论与突发性危机事件时有发生，在大众传媒的放大效应下，社会舆论与危机事件常常有失范的危险，因此，强化城市监督势在必行。发挥城市社会自组织与调适能力的同时强化社会监督，关键在于维持平衡，不能偏于一端。

强调发挥社会城市自身的自组织与调适能力，应以培养城市社会关系中的信任为目的。城市社会的自组织和自我调节容易流于价值本位主义，造成价值观念上的群体性、狭隘性，因此应着力引导构建不同城市群落和利益群体之间的相互信任，而这首先需要树立政府公信力，引导社会信任氛围的建立。

第三、加强城市基础生态环境与民生安全保障工程的建设，以提升城市幸福指数和民生满意度为城市中心目标；提高城市居民应对公共安全事件的能力。生态与民生安全是城市公共安全的重要内容。当代中国社会的总体进程，经济优先发展观念在有效解决物质贫乏问题的同时，也为之投入了极不对等的巨大社会资源，其中包括因经济资源过度采伐而导致的区域发展格局中的生态危机与民生危机。区域格局中的生态与民生问题首先聚焦在城市之中，城市水资源缺失、空气质量下降、绿化覆盖率减少、水土流失、地面沉降等问题在新世纪以来的城市建设中屡屡出现。与此同时伴生的，是随着人们解决了温饱问题，民生安全与质量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问题，各种城市幸福指数与民生满意度“排行榜”的出炉虽然不尽科学，但由之引发的广泛社会关注，却说明了从经济匮乏束缚中解脱出来的当代中国城市产生了越来越广泛的民生诉求。

加强城市基础生态环境与民生安全保障工程的建设，以提升城市幸福指数和民生满意度为城市中心目标，这应当成为“社会主导型城市”建设的重要内容。“经济主导型城市”的发展模式为当代中国城市发展留下了大量问题，城市基础生态与民生安全保障的最大困境在于它们已与多种多样的经济利益捆绑在一起，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明确“社会主导型城市”的发展定位，确认民生幸福、生态安全等为城市发展质量的首发评价标准，这是从根本上强化城市基础生态环境与民生安全保障的保障。

第四、加强城市公民文化研究与建设，创造城市居民参与社会的多元平台与保障机制，以舆论引导城市个体树立公共价值观念与理性；尤其要为新生代城市个体提供参与城市公共事务的平台与契机。公民文化研究与素养建设是推进中国都市化进程的核心内容。当代中国城市在其开端处是从市民社会的构建开始的。在西方城市发展历程中，市民社会是围绕物质生产与个人交往而发展起来的社会关系和组织，市民社会处于城市个体与国家之间，同样具有较强的社会自律性。当代中国城市的市民社会从20世纪80年代兴起，90年代中后期成为社会主流形态。

与传统的城市集权社会形态相比，城市市民社会的社会自律特征使得市民具有了相对较多的个体自觉性，然而其局限性却无法忽视。城市市民社会的社会自律性建立于物质生产与经济活动的自主性之上，这导致城市市民的个体自觉往往仅限于以生产、消费为中心的经济行为，具有很大的封闭性。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城市市民社会日渐暴露其封闭特征，以消费文化和感官娱乐为主要内容的城市文化精神甚嚣尘上，形成了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当代城市的突出问题。

随着“经济主导型城市”向“社会主导型城市”的转向，当代中国城市的市民社会向公民社会的转向、城市个体从“市民”向“公民”的转向已在发生，亟需确认并加以引导，而加强城市公民文化研究与素养建设势在必行。建设当代中国城市的公民文化，关键在于创造城市居民参与社会的多元平台与保障机制，以舆论引导城市个体树立公共价值观念与理性。城市个体的公民意识无法通过单纯的教化来完成，公民意识在根本上产生于个体自觉，但个体自觉的引导与升华离不开城市施政部门所提供的公共事务参与平台及保障机制。在公民文化素养建设中，包括“新生代农民工”的“新生代市民”群体的公民素养应是建设的重点。

第五、改善城市精英教育，强化精英教育中的社会责任意识；关注城市中产阶级的价值观念与社会认同，及时把握城市中产阶级的内在需求，充分发挥中产阶级的社会稳压器作用。中产阶级是社会的稳压器，精英阶层则是社会创新的动力。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从20世纪80年代初至今，城市中产阶级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而城市精英则一直发挥着重要的舆论引导作用。在经济优先发展的社会格局中，中国城市化语境中的中产阶级与精英阶层增生诸多不良倾向，这主要表现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城市精英阶层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逐渐放弃了80年代以来的“理想精神”“责任担当”，“知识化”“专家化”转向明显；对中产阶级而言，其阶级认同和社会价值观局限在个人生活条件改善、物质财富的增加等经济层面，无法向上实现升华，包含更高追求的文化需要与精神诉求大面积空白，或因为遭遇现实遏制而自我抑制，形成了中产阶级集体精神的压抑。

城市社会的稳定来自中产阶级，城市社会的创新主要得力于城市精英阶层，因此，中国都市化进程应给与重点关注。对于精英阶层，应从改善中国精英教育入手，塑造人们的精英责任意识，通过国家文化工程，为具有社会舆论引导力和担当意识的公共知识分子创造言论空间。对于中产阶级，应及时把握城市中产阶级的内在需求，引导其从单纯的物质财富追求向更高层次的文化需要与精神诉求升华。

第六、创新城市交通与沟通模式，以城市“微循环”理念构建城市交通与沟通格局；城市交通的“微循环”即是利用主干道网络以外的窄巷、小街及便道等道路组成的区域道路网络，通过疏通，达到对主干道网络分流的目的；城市沟通中的“微循环”，则是充分利用网络与电讯通信方式之外的人际交往、节庆活动等方式传播信息，相互沟通，达到沟通的顺畅，防止舆论谣言的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