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重远的“风筝情缘”

宋佳 仲锋 王团辉

上海，向来是群星荟萃，名流如云。其中有一对非常特殊而且神秘的姐妹，她们走到哪里，都备受瞩目：红嘴唇、绿眼影、超短裙、高跟鞋……虽然不是双胞胎，但永远穿着一模一样的衣服，梳着一模一样的发型，甚至鞋子、饰品和背包，都是同色同款。更让人难以置信的是，她们的年龄已过六旬。

她们，便是我国民主革命时期著名爱国主义者杜重远的女儿——杜毅、杜颖。

近年来，两姐妹活跃在世界各国的商界高层洽谈会上。外界传言她们“身价过亿”，“做着引进外资、帮助祖国改善基础设施建设的大生意”。

近日，杜毅和杜颖接受了记者的访问。

一枝“白梅独秀”

1944年，新疆军阀盛世才屠杀了大批共产党员和爱国人士，其中包括杜毅和杜颖的父亲，著名爱国人士杜重远。

“爸爸牺牲得非常惨烈。他的狱友后来告诉我们，爸爸受过26种酷刑，最后盛世才亲自动刑。用沸油浇他上身，刑名‘穿马甲；用烈焰烧下半身，刑名‘烘山药。父亲皮肉被烧得嘶嘶作响……但他只说过一句话——‘我只求速死！……妈妈听后面色惨白，双手捂住耳朵，从此不吃、不睡、不语，我们都怕她精神失常了……”

这是一段杜毅、杜颖最不堪回首的往事。“父亲惨遭杀害后，被毁尸灭迹。全国解放后，中共中央还曾专门派出考察团到新疆寻找其遗骨，但未找到。”

杜重远1898年出生于吉林怀德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13岁考入省立两级师范附属中学，19岁时考取官费留学日本，进入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学习陶瓷制造专业。就是在那里，他结识了远近闻名的才女侯御之。

杜颖拿出一张母亲年轻时的照片，照片中的侯御之穿着藕色团花和服。“这是妈妈从日本京都大学毕业时拍的，有人赞美她是一枝‘白梅独秀。将妈妈比作梅花，不仅因为她貌美，而且饱含了对妈妈才华、努力和多舛命运的感叹。”

侯御之1912年生于北京一个新派家庭。父亲是传教士，她从小便在教会学校学习，接受西方教育。“妈妈连年跳级，年仅8岁，就考取了庚子赔款留学计划，远赴日本。少年时，她就有一种完美主义，加上日本人笑话她是‘小支那女子，为赌一口气，她门门功课都要满分。妈妈18岁大学毕业，22岁就成为我国第一位留日法学女博士。”

侯御之能讲7国语言，会唱意大利歌剧，会弹奏钢琴。当时有不少人尊称她为“公主殿下”，为她的才貌所倾倒。

杜颖说：“妈妈在日本参加了要求收回旅顺、大连的爱国学生运动，常听爸爸在‘同学会演讲，他们从此相识。”

不传消息但传情

1932年秋，远在日本的侯御之，听到日寇已发动“九·一八”事变，坚决放弃了许多日本高等学府的聘用机会，匆匆赶回北平，任教于燕京大学。命运的安排，让她与杜重远再次相逢。

其实，早在日本，杜重远就开始苦苦追求侯御之。他的书信塞满了侯御之的书桌。然而风度翩翩、才华横溢，又和侯御之志同道合的杜重远，还是遭到了拒绝。“因为爸爸曾有过一段封建包办婚姻，还有4个女儿。虽然已离婚，但母亲从小那么出众，她不想背负不好的名声。”杜毅解释说。

后来，侯御之甚至连杜重远的信也不再收了。北平重逢后，杜重远为了打动她，便做了一只风筝，挂在她宿舍的窗户底下。风筝正面写着“不传消息但传情”，背面写着“我在这里等你”。杜毅说：“父亲当时已三十几岁，能做出这样的事情，说明他是一个很浪漫，很锲而不舍的人，我觉得这种精神很伟大。”

正是这只风筝，感动了侯御之。1932年底，他们在北京订婚。第二年，在上海举行了盛大的婚礼。杜重远买下了位于霞飞路（今淮海中路）的豪宅。“并不是爸爸妈妈在国难之际苛求奢华，而是出于斗争环境的需要。”杜重远当时已与周恩来、潘汉年取得了联系，正在国民党高层开展统战工作，争取扩大抗日力量。新婚第三夜，他即离家，赶去参加“内蒙自治委员会”在绥远（今呼和浩特市）举行的成立大会。在他们婚后的10年中，夫妇俩一直聚少离多。

只要杜重远在上海，家中就成了上流社会的交际场。高朋满座，川流不息。堂会、舞会、茶会这些都是掩护，实际这里是爱国人士秘密接头的地方。“当时，汪精卫的特务和日寇，已经注意到我们这里不对劲，也在暗中观察。”

一天深夜，杜重远与潘汉年、胡愈之、高崇民等人在客厅麻将桌上研究如何揭露日伪阴谋。一队混有日本人、汉奸的“夜访者”，气势汹汹上门查问。“妈妈通知爸爸的同时，迅速换上了一身华贵的日本和服，傲慢地出现在日本人面前。她用纯熟的日语，说出很多她所知晓的日军高层关系，吓得日本人连连道歉，仓皇逃走。”

画楼重上与谁同

1939年，在周恩来的支持下，侯御之与杜重远来到了荒凉的新疆。

杜颖说：“妈妈从小过惯了大小姐的日子，此行她带了40多个箱子，遭到父亲的批评。她不知道新疆那么苦，连条路都没有，全是牛粪羊粪，一下车就吓傻了，和爸爸发脾气，说爸爸骗了她。”即便如此，侯御之还是留了下来。

5年的颠沛、艰辛，她都忍受过来。

他们的3个孩子杜毅、杜任、杜颖相继出生。然而，大难终于降临。杜毅曾听妈妈辛酸地回忆：“那是我终生难忘之夜，塞外的初夏凉气袭人，晚饭时，盛世才的侦缉队突然包围了我们的住宅，黑衣队员冲了进来，翻箱倒柜，‘请走了你爸爸。我站在门外，望着囚车远去……那时，我还不知道，这就是和你们父亲的永别”。

杜重远被害4个月后，侯御之才得知这一噩耗。然而，阴狠的盛世才并未善罢甘休，他妄图用传染病陷杜重远家人于死地。“妈妈和我们被关进了当地的结核病院，至今我还记得那些大口咳血的女病人。我们都被传染上了肺病。”

“妈妈说：‘孩子们，我们不能死！在那些寒冷的日子里，在北风凛冽的午夜，早已饥寒交迫的我们根本无法入睡。恍惚间，妈妈从箱子里翻出瓶瓶罐罐，喂我们吃一种有些怪味的果酱，并要我们大量喝水。从此白天我们卧床不动，保存体力；夜间避开看守，吃三次果酱，每人每次一匙，妈妈半匙。就是这些从内地带来的、已经发霉的果酱，维持了我们几个月的生命，直至抗战胜利。”

抗战胜利后，侯御之带着3个重病的孩子回到了上海。杜毅至今难忘：“妈妈在我们的老房子外面站了很久，泪珠慢慢滚下，她说——画楼重上与谁同？”

有一天下午，杜颖忽然听到弟弟在后花园里哭，“原来妈妈做了一只风筝，写着‘不传消息但传情，弟弟放飞时绳子断了，风筝扶摇直上云端。弟弟大哭。妈妈蹲下身来对他说：‘那是我写给爸爸的信，绳子不断，怎能飞到爸爸那里？弟弟似懂非懂，抹干了眼泪。可见妈妈的心里，一直深深地爱着爸爸。”

1998年，侯御之在上海去世，终年86岁。杜毅感慨地说：“多少人都说我妈妈是生不逢时。她才貌超群，但在那样的一个时代，美好卓绝的东西，多半会被摧毁。妈妈从不后悔她所走过的路，她说，一是因为她嫁给了爸爸；二是因为她和爸爸都没有愧对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