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场的艺术及其文化意蕴①

郑 鹏

入场的艺术及其文化意蕴①

郑 鹏

在那些可以被纳入诸如民族志、参与观察法、深度个案研究名目之下的作品呈现中，其导言或第一章往往会附带着精彩的个人叙述。此中叙述的厚实描述与戏剧性情节不仅引人入胜，也着实振奋着每一个即将或者已经进入田野的同行。

最具喜剧效果的民族志开场白莫过于格尔茨关于巴厘岛斗鸡的记述。格尔茨夫妇在村庄围观斗鸡时——这在共和体制下的巴厘岛里被视为非法的活动——遭遇到警察的突然袭击。不过，他们并未简单地“掏出证件”，而是根据人类学“入乡随俗”的既定原则与因共同围观斗鸡而形成的超有机体同时作鸟兽散。然而，他们的惊惶失措虽遭到了村民的嘲笑，却产生了对格尔茨而言的意外后果——他已经“身在其中了”。一如“轻舟已过万重山”，卸去烦恼的格尔茨愉悦地写道，“整个村子都对我们开放了，而且开放得如此之快”［1］424－429。折晓叶在万丰进行实地研究时也发生了一件有趣的偶然事件。她在村庄主办的“春茗会”上抽得了一张奖券。不想这张奖券竟成了最好的“入场券”，村里人在不经意中用他们乐于接受的方式接纳了她［2］24－25。

当然，并非所有采取了质性研究方法的著作都会将作者的入场经历做一番过程事件式的生动述说。例如，吴毅只是水到渠成地在“双村”的导言中向其关键人物通川区民政局局长王诏林等表达了谢意［3］32－34;在“小镇”的引子中也只是对以行政方式推介他入场的大江区委书记谢世及其热情好客进行了简要的介绍［4］1－5。不过，即使没有独立的自传性文本，个人性叙述也是民族志常规的组成部分(诸如参与观察法、深度个案研究等名目之下的作品呈现往往亦会有或深或浅的描述)。它大多出现在导论或开篇几章，其开场白一般描叙作者初到田野的情境。例如，当地人最初对他的接待，缓慢而痛苦的语言学习过程和解决被排斥问题的过程，离开时的痛苦和失落感［5］59－63。不论如何，这些作品为何或多或少地要将入场的经历写入其中呢?

一、倾诉衷肠

那么，如此行文是要倾诉为入场而付出的种种艰辛，煽情地表达作者入场之后的喜悦与安慰吗?

实际上，“入场”在程序上至少包含了两个阶段，即进入现场和与当地人建立信任关系。为获得社会可见性，研究者不得不进入某个场域。许多社会场域是对外开放的，人们可以自由进出。例如，超市、学校和医院。甚至看似隐性的场所，如街角团伙、性交易场所也无需介绍信便可以进入。另一方面，一些具有闭合性的场域，如犯罪团伙、神秘主义组织等便不是对外开放的。不过，正如戈夫曼的符号互动理论所言，社会机构犹如舞台，社会生活就是戏剧，而个人的社会行为则是在社会舞台上的表演。个人展演有前台(人们进行表演的地方)和后台(为前台表演做准备不让观众看到的地方)之分，而且根据表演目的的不同可以分为“误导的表演”和“神秘的表演”［6］。这样，即便是那些开放的场域，作为观众的研究者都存在视域的盲点，更何况是那些“闲人免入”的隐性场域。于是，研究现场就为研究者筑起了第一道藩篱。

越过实地研究的第一道门槛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相反，这甚至是实地研究的第一个大问题［7－9］。1958年四月上旬，格尔茨夫妇来到巴厘岛之初，也是他最灰心气馁之时。在巴厘岛人眼里，此刻他们仿佛并不在那儿。甚至还有更令人揪心的田野笔记。一位试图研究美籍日本人的研究者曾写到，“一个礼拜一个礼拜地过去了，在我的‘友善关系’中或我的报告中没有任何值得注意的改善……我在一种绝望状态下吃东西——一直吃到我的脸和身上流满了汗为止”［10］347－348。

其实，成功地进入现场常常依赖于研究者的既有知识与经验，以及身处的位置。此时，研究者交际能力、创造性和尝试决断能力将是研究者灵活地应对入场所面临的各种不可预测情境的法宝［9］。那些熟知实地环境、拥有广泛的人际网络关系的局内人就成为了将研究者带入研究对象的日常生活的关键人物。最典型的例子当属怀特对街角社会的参与观察。在与诺顿大街福利委员接洽、继而得到当地青年帮派头目多克的帮助之前，怀特遭遇了进入科纳威里的多次失败。正是因为多克为怀特在社区活动的担保，“成为了多克的朋友”为怀特提供了参与观察街角社会的各种人物及其活动与相互关系找到了一个合适并且有效的角色。曹锦清则提出了既可入场，又能保存现场的有效途径——启用亲友关系网络。当然，他也是这样做的。曹锦清的中原之行就是沿着市县党校的各位朋友所提供的“亲友关系网络”而直达村落农舍的［7］2－3。

问题接踵而至!获准进入可能只意味着研究者仅仅进入了研究实地的前台。它只为研究者在田野活动提供了正当性的身份，但这并不是研究者从相对于本地人的“他群体”进入其“我群体”的必要条件。正因如此，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形——怀特在与其担保人多克在一起时，没人问怀特是谁、干什么的，而一旦怀特独自巡回于其他群体，甚至在诺顿帮中间时，当地人对他也会十分好奇［8］。折晓叶细腻地记述了她进入社区后的难言之隐，“作为陌生人的感觉，时常让我觉得难以真正进入这个村庄的社区生活，其中首先的障碍，是与村里人之间在穿着、相貌、心理和身份上的距离，这可以从他们对你探究、猜测、冷眼的目光中，从与你谈话时的尴尬中感觉到”［2］23。虽然尽快与当地人建立信任关系是入场的最为困难也最消磨时间的环节，但是这却是必不可少的。显然，这也为研究者的创造性工作提供了发挥空间。折晓叶在接到“入场券”之后，又通过参加婚礼、生日庆典、吃早茶、妇女外出游玩、祭祖、选举等活动，不同程度地、或多或少地开始进入了村里不同人的生活圈子［8］24－25。怀特颇具深意地总结了实地研究中发展与当地人的信任与友善的关系是实地研究成功的关键之钥:

不久，我发现人们在这样议论我:我在写一本关于科威纳里的书。这似乎是过于含糊的解释，可这就足够了。我发现，我能否为这个地区所接受，取决于我所发展的私人关系，而远不是取决于我所能做出的解释。写一本关于科威纳里的书是不是件坏事，完全取决于人们对我个人的看法。如果我是好人，那么我的研究也是好的;如果我不好，那么就没有什么届时能够使他们相信写这本书是件好事。［8］330

既然倾诉是人类的本性，写作是研究者的权力，历尽艰辛的探究者确有将研究经过以及自己的心路历程展示出来的冲动。更重要的是，入场——两次惊险的跳跃——作为自然主义范式的关键环节，在学术探究过程中承载了承上启下(将研究设计付诸实践)的整体性功能。显然，诸如民族志，还有惯于使用参与观察和质性访谈的学科和研究者，都会不约而同地将学术灵魂安置在田野或实地里。对于这些极大程度上基于调查者的田野经历的研究而言，在研究内容之外，还把入场的经历写入文本，作为一种情感的深切流露，也算既合情，又应景了。

二、并非经验

那些在入场时发生的戏剧化事件是如此的深刻，以至于给我们留下了这样的印象:入场是实地研究的转折点，只要抓住了田野里飘过的自然契机，好的研究结局便随之而至。这样说来，那些介绍入场的个人叙述，是要介绍或推广入场的成果经验么?

格尔茨承认巴厘岛的戏剧化入场经历对他来说确实起了很好的作用，不过，他也承认，“在一次对陋习的突然袭击中被抓住或几乎被抓住，也许并不是一个能够推广的窍门，用以达到在人类学田野作业中被神秘化了的必要的亲密关系”。何况，每一个研究现场和情景都是独一无二的，不会与别的现场和情景完全相同［9］40。既然如此，叙述进入的旨趣可能不在于对研究方式的拓展，而在于上文所提到的潜功能，以及学科视角下的显功能。

自开创了长期实地调查传统的人类学鼻祖马林诺夫斯基在《西太平洋的航行者》中确立了民族志知识的客观性准则以来，客观描述就成了人类学家的关键研究方法。而且，民族志的方法——对人与文化进行情景化的的深描——向其他学科扩展，遂构成了质性研究方法的基础。那么研究如何获得的客观性，研究者如何宣称自己呢?一个现实主义的解释是这样的:

虽然这些常规的开场白只在正式民族志描述的边缘出现，但他们并非无足轻重，而是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将民族志描述根植于感受深刻的并为民族志作者带来权威的田野亲历……通常，它们也为民族志文本的主体——民族志作者、当地人和读者进行最初的定位［5］61。

这种解释是社会科学制度化的结果。由于在民族志写作中个人性叙事与客观性描述的并存构成了学科内部个人性与科学权威性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自田野工作成为方法论的规范之后尤为激烈①马林诺夫斯基的民族志方法体系意味着:在较长时间内，民族之学者通过参与当地人的生活，观察发生了什么，他与生活的关系，搞清他对世界的看法。由此而言，马氏民族志有着两重含义，其一“以文化持有者的内部眼界”去看待本地文化;其二马氏民族志欲达到科学，则需要以参与观察为基础的直接而准确的展现，并且只有在不带任何偏见的客观描写中，才能最终达到对客观对象的认识。然而，就文化相对主义能否如实地展现一种文化却受到了普遍的质疑。人们通常都是以自身经验为中心来看待事物的，没有人能够完全不带任何偏见，民族志学者也只可能是以自身原有的经验来记述特定文化。如此一来，充满主观性色彩的个人性叙事与客观性描述之间就在力图平衡文化相对主义和民族中心主义的文化访问者与学科制度之间形成了双重的张力。。这样，通过将个人经历的权威性嵌入民族志文本，个人性叙事调解了介于田野工作所要求的自我投身和正式的民族志描述所要求的自我隐身之间的矛盾，或者至少部分消解了它给人带来的苦恼。因此，将面对面的田野际遇转化为客观化的科学是被剔除的东西，至少靠个人性叙述又被修复了少许碎片［5］61－62。不仅人类学民族志如此，社会研究四大方法之一的参与观察(功能主义人类学的产物)往往遭受着信度检验的困扰。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一些社会学家给出了折中式的方案。他们认为，较之其他的科学研究方法，特别是采用了参与观察法的研究者必须向读者详细阐明所运用的这些程序(对研究中所构造的概念的测量)与研究结果之间的关系，包括这些程序的优点及局限性［9］。

由是观之，就学科视角而言，叙述进入在很大程度上含有此种动机，即在于鉴别和提高随后描述之材料的权威性，以使大多数材料往往被认为是从观察者客观、中立的立场上描述的［11］。这么一来，怀特将他那篇“趣味性读物”(论文中只字未提几代社会学文献)作为博士论文所引起的争议及最后总算通过了答辩，也就可以理解了［8］448－450。

三、“从我走向他人”

社会科学就是一种社会批判，而且这种批判是不回避自我的。稍微梳理一下社会科学的发展历程，这种自我否定式的路径便可窥见。

略知人类学史的人就曾耳闻，马林诺夫斯基私人田野笔记的公开使得在马氏田野革命中诞生的科学民族志遭遇到人类学滑铁卢。这一事件引发了人类学界关于民族志书写的反思。克利福德与马库斯所编写的《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一书就围绕着人类学知识生产过程中的文本写作这一环节，检讨了各时期人类学民族志的经典文本，并开放性地指出了将来民族志写作及文化研究所具有的多种可能性［12］。社会学领域在帕森斯之后也发生了转向，沉闷的社会学力图改变自己对自然科学亦步亦趋的状况，着力于产生一种新的面貌。经过对涂尔干意义上的“社会事实的客观真实”的批判，社会学更加关注日常生活中的社会行动者及其能动性，追求着社会行动的具体性和社会的可见性。这种从涂尔干到加芬克尔的转变对社会科学文本的话语建构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认识论上，受现象学、阐释学、社会建构论乃至于后现代思潮的冲击，以往研究者将主客体分离以求获得研究的客观性的做法逐渐趋向于对主体间性的认同，强调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的视域融合。

实际上，人类学经历了这一转向过程之中的激烈变迁。马林诺夫斯基在1922年出版的《西太平洋的航行者》摆脱了以泰勒为代表的所谓“合理的民族志”，即一种“案头作业”式的特殊文本形式，由此，马氏也开创了以“参与观察”为核心的民族志方法体系。这样，民族志由最初的一种特殊的文本形式，转变为研究方法与文本形式的双重指称。然而，民族志的“不稳定性与不完美性”在1960年代遭遇到了空前的人类学危机。为了维护民族志的地位，重新探讨人类文化之源，格尔茨试图用“地方性知识”与“深描”来阐释文化内在的认知结构和文化语法。同时，格尔茨采用了韦伯的见解将文化理解为“自我编织的意义之网”，因而，“对文化的分析不是一种寻求规律的实验科学，而是一种探求意义的解释科学”［1］。那么，在追寻文化符号所隐含的无限意义时，文化的访问者当然也就是这种巨大的意义之网的编织者之一了。

在这一转向过程中，研究者越来越多地反思和分享自己的主观性，将自己的“前见”公布于众，探讨自身对研究过程与结果的影响［13］。这种自我暴露的做法从本文主题来透析可以理解为:(1)研究者在田野里与当地人建立自由、密切而长期的关系实质上是在建构着各自的特罗布里恩德岛、努尔高地或者特波茨兰;(2)文化主位与研究意义的生成性，那些局内人的深层游戏，只是那些建构此种生活方式的人们方能领略其意义，不过，“翻译”也是可能的。

完成翻译，即要实现“投入的理解”、“人对人的理解”、“人性的关联”或者“移情的重构”，这也就必须从我走向他人。这一过程实际上是在回答“理解是何以可能”的问题。通过研究者与被研究者在具体情境中的互动，共同建构“事实”，在协商中生成知识，也就是由从局外人向局内人的共渡，乃至很多研究者自己就成了研究现象。因此，入场行为本身对于研究过程的重要性以及关于入场过程的个人性叙事，即为同一硬币的两面所附着的文化意涵也正在于此。

当研究者通过参与，以局内人的视角进入栖居着具体情境意义的日常生活来体验、倾听和观察时，更为深层的问题便摆在了研究者的面前，这就是——如何反思这种意义的建构。毋宁说文野之别，或田野与家乡的差异，进入田野实质上是一种文化楔进了另一种文化，在实际上我不可能成为他人的情况下，田野工作也就成为了一个持续的反思过程。于是，在写文化的过程中，研究者必然要关照到反身性的问题。正如阿曼达·科菲所言:“我们收集和撰写的田野笔记总是让人尴尬。田野笔记描述了地点、人物和事件。他们也被当作记录我们的情感和个人经验的文本空间来使用……田野笔记正是这样的空间，在其中我们至少是私人性地表明我们的在场和良知。”［14］146

再次回到文章开头格尔茨的喜剧化入场经历，为何被警察追赶“确实对他入场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呢?这是因为在巴厘岛的文化中，被取笑就意味着被接受。格尔茨述说到，这在那一瞬间才能够真切地感受，入场的经历恰好给予了他“一种直接地理解‘农民心智’的内在视角”，“这是那些没有幸运地和他的研究对象一起从全身武装的当局手中逃跑的人类学家们通常无法得到的”。也就是说，入场是实地研究者从局外人向局内人过渡的象征性事件，这一过程本身就可以作为反思的文本和分析的内容。在不同学科的文本的形式相互渗透的时期，个人叙述是可以被接受的。而且，在质性研究的大伞里，学科的惯例也一直强调作品中应该有自己的位置，应该讨论研究者对研究的影响，应该采取第一人称叙事，以对研究结果做个

人化的描述和阐释［15］339－373。如此，将自我的情感体验、研究兴趣以及价值观报告给读者，还有利于读者审视出作者的主观性成分，进而判断出研究者主观性是如何影响其研究过程的。实际上，当今的民族志已经将马林诺夫斯基式的“记录文化以理解文化”的原则拓展为同时记录他者与记录自己来阐释文化的路径。文化访问者的田野笔记将自己的所见、所闻以及所感都收纳其中，甚至不去回避自身文化背景所带来的民族中心主义思想形塑自己的看法的过程。于是，那些可能是荒诞、离奇颇具戏剧色彩的个人叙述，便可以通过多样化的写文化方式来讲述研究者自己的故事了。

执此之故，入场是一门艺术，亦是文化的表达。社会科学能否同时追求真、善、美的旨趣似乎在学科内部的争论中成为了各自泛光的碎片，不过，文与人之间是有通约性的。吴毅在双村的田野中就曾写道:

于是，我向双村人许诺，要写一部既能反映这个时代，也能反映双村人在其间生活和行动的历史。我想要尽可能忠实地记录下双村人在跌宕起伏的二十世纪百年政治变迁中留下的足迹，再现他们被历史前行的巨轮所碾压出来的生命印迹，我知道这些不起眼的印迹无法进入由史家建构的宏观历史的大视野，它们只会作为经历者的记忆而暂存，然后随着他们的离去而消逝，然而我却想要穿透历史大话语的迷雾，尽力去展现底层苍生在这场社会大变局中那即使是如蝼蚁般的精彩和悲凄，这些底层的精彩与悲凄与伟人们所书写的历史相比十分渺小，却是真正属于双村人自己的政治历史［16］。

吴毅在其关于双村的博士论文中并没有将他入场的经过做出一番深描，更没有发生类似格尔茨式的戏剧情节，但本文却以他的田野札记中的一段动情的表述作为了结尾。入场极具艺术性，又是文化的标识，还因为于此间都蔓延着研究者的深情。

［1］ 格尔茨．深层游戏:关于巴厘岛斗鸡的记述∥格尔茨．文化的解释．南京:译林出版社，2008:424－429

［2］ 折晓叶．村庄的再造．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24－25

［3］ 吴毅．村治变迁中的权威与秩序．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32－34

［4］ 吴毅．小镇喧嚣．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1－5

［5］ 玛丽·路易斯·普拉特．寻常之地的田野工作∥詹姆斯·克利福德．写文化．上海:商务印书馆，2006:59－63

［6］ 戈夫曼．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7］ 曹锦清．黄河边的中国．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2－3

［8］ 怀特．街角社会．上海:商务印书馆，1996

［9］ 乔金斯．参与观察法．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9

［10］ 贝利．现代社会研究方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347－348

［11］ 古塔，弗格森．人类学定位．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15

［12］ 詹姆斯·克利福德．写文化．上海:商务印书馆，2006

［13］ 陈向明．在参与和对话中理解和解释∥ 乔金斯．参与观察法·序言．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9

［14］ Cofford．A．The Ethnographic Sefl:Fieldwork and the Representation of reliality∥迪姆·梅．社会研究:问题、方法与过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146

［15］ 陈向明．质的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研究．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

［16］ 吴毅．记述村庄的政治．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

① 感谢《发展研究方法》课堂上叶敬忠教授与诸位同学就实地研究内容的讨论。

(作者系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博士研究生，邮编:1001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