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维度下“天使岛诗歌”史诗性与文学性再解读

易淑琼

(暨南大学图书馆，广东广州 510632)

1910至1940年间，大约有17.5万名主要自广东珠三角一带申请入境美国的华人移民曾被留置关押在位于旧金山湾的天使岛(Angel Island)，等候移民官甄别其入境资格。华人移民在拘留所木屋留下了大量的旧体诗文题壁之作。1980年，天使岛移民后裔麦礼谦、林小琴、杨碧芳(Him Mark Lai，Genny Lim，Judy Yung)等三人将这些文字整理、校订、编译成中英双语文本《埃仑诗集》(Island:Poetry and History of Chinese Immigrants on Angel Ialand，1910 －1940)出版，成为迄今“天使岛诗歌”研究最重要的文本①笔者使用的版本为［San Francisco］:HOC DOI;distributed by San Francisco Study Center;1980.该诗集正本收诗69首，外加1篇骈文，并穿插了大量编者对天使岛移民亲历者访谈的英文口述资料(Oral Histories)，附录收录66首诗。由于绝大部分无题，诗集编者于正附录各自以阿拉伯数字标序。为引用方便，笔者将正本诗标注为A，附录诗标注为B。如A31表示是诗集正本部分的第31首诗，B11表示是附录第11首诗。。

综观中美学术界现有研究，均主要视“天使岛诗歌”为华裔美国文学/历史的奠基文本(Founding texts)，其意义在于被囚华人自塑的情感丰富、真实立体的形象改变了美国社会长期以来根深蒂固的华裔美国人的刻板、概念化形象及异己化想像。正如《埃仑诗集》前言所论:“(这些诗打破了关于华裔美国人是)被动、冷漠、自满的食莲者一族的刻板印象”，“无意中传达了一种新的感性——一处以中国为源以美国为桥的华裔美国人感性进而延伸出一个新的文化视角”，“是华裔美国人历史的活碎片，是映照过去图像的镜子。”［1］27－28这实际上无意中导向并涵摄了整个“天使岛诗歌”研究话语，即天使岛诗歌是一个历史的更是政治的文本，突出“天使岛诗歌”所创造出的独特的“华裔感性”对于构建美国华裔新身份的重要性。此后的学者均一致强调“天使岛诗歌”“对种族主义的权力话语和顽固成见提出了正面的质疑和挑战”［2］。

“天使岛诗歌”多为无名氏们的无题诗，再加上题壁这一特殊的创作行为表明无名氏诗人们并非如传统视文学为“经国之大业”，而是快意于抒写本身，抒发被囚者们无以述说的哀愁、思念、悲愤与沉思。因此“天使岛诗歌”首先是一个抒情叙事的文学文本，是一群早期“新移民”碰撞在与中国现实迥然不同且遭受排斥的西方语境里之困厄灵魂的悲歌，故而这一华裔美国文学的早期文本同时也是北美华文文学的拓荒性文本。而总览之，现有研究往往无意中忽略后者或者仅作含混的定性之评。本文以充分贴近天使岛诗歌文本为前提，重新置入中国视角，将这一特殊的海外华文文学文本“放入其所成并与别的因素密切互峙互玩的历史全景中去透视”［3］241，即以“历史整体性”追溯此一文本的文化语境，细绎这一为研究者所高度概括的“血泪史诗”的文本之史诗性何谓［4］34?这一水平参差的文本之为研究者语焉不详或折衷“辨解”的文学性何在①盖建平《“木屋诗”研究:中美学术界的既有成果及现存难题》(《华文文学》2008年第6期，第84页)一文指出:如何评价木屋诗的“文学性”，尤其是如何评价木屋诗的“文学质量”，学者们不约而同地采取了并非直接肯定而是为之“辩解”的折衷态度。?

一、史诗性:“家国同构”模式上的文化民族主义

(一)“怨语愁言”——民族意识的呈现与“家国同构”的文化模式

初读《埃仑诗集》，可以感知的其中情愫大致可概括为:“壁墙题咏万千千，尽皆怨语及愁言”(A31)。我们知道，任何一个人被连根拔起移至一个陌生环境中产生疏离感、漂泊感是很自然的心理反映，“今同胞为贫所累，谋食重洋，即使宾至如归，已有家室仳离之慨，况复惨苦万状，禁虐百端。”［5］15对被囚的天使岛中国移民而言，梦想与现实的巨大落差所带来的心灵冲击是无疑的:“意至美洲做营谋”，“谁知栖所是监牢”(A8)。而长期羁禁自然引发了“空令岁月易蹉跎”(B11)，“壮志待酬抱恨长”(B50)的焦虑。《埃仑诗集》中，明言西人的“苛待”，“苛例”、“摧残”、“凌虐”、“刻薄”、“薄待”的诗仅11首，所占比例并不太高，因为比肉体和物质上的苦楚更让人难以忍受的是监囚本身所致的不自由:“囚困木屋天复天，自由束缚岂堪言?(A32)”《埃仑诗集》载有1933年时年12岁亲历天使岛拘囚生涯的Mr.wong对天使岛生活的回忆:“对我来说，一切东西吃起来都味道不错，……只是他们拘禁你的方式，像在监狱里，这使我们感到屈辱。当白种人到达中国，他不会受到那种待遇，他会像一个国王一样受到优待。”［1］108

遭遇如此困厄之境，流注在诗行中的哀戚与悲愤之情不足为怪，而反思何以漂洋过海遭此侮辱也成为一部分天使岛诗歌的主题。“家计逼我历风尘”(A3)即为生计所逼是移民出洋的主要动力之一，《埃仑诗集》中明确提到因“家贫”、“家穷”、“囊空”、“囊涩”等相类原因出洋谋生的诗约22首。除“求富”外，也有“半生逐逐为求名”(A54)或壮志待酬者，但不论何种原因萍飘海外，均被囚受辱于孤岛。其深层原因在这群无名氏诗人看来，直接与“国弱”或“国势未能张”(B46)相关，“为乜来由要坐监?只缘国弱与家贫”(A34)，“国弱我华人，苦叹不自由”(B44)。将国弱、家贫并置，体现了家国一体的民族文化传统。身世之感与家国之忧在中国文学传统中，从来是一对孪生兄妹，天使岛诗歌同样呈现如此令人动容的深忧隐痛:“眼看故国危变乱，一叶飘零倍感长”(A16);“忆我埃仑如蜷伏，伤心故国复何言”(A40)，个人的身世之悲与沉重的黍离之伤、天然的血缘亲情与国族之悲互为交织，呈现出“家国同构”的显著特征。“方今五族为一家，列强未认我中华”(A37)，这里“中华”是“族”，是“国”，也是“家”，家国同构构筑了中华民族的心灵家园。

直至近代，朴素的民族主义意识亦是建立在“家国同构”的文化之上，如光绪二十九年(1903)羊城守经堂石印《爱国三字书》云:“我所住，系中国。……在古时，称大国。到而今，弱到极。”而列强们则“声声话，分我国，制我民。我国民，要相为，我为尔，尔为我。无论男，无论女，无论老，无论幼，要同心，要合力。一国人，皆兄弟，皆姊妹，我同胞，宜勉哉。”这一段供“黄口小儿”吟诵的“三字书”［6］，仍是基于伦理亲情、“家国同构”模式上的朴素民族主义及爱国意识的灌输。

这种“家国同构”的观念使天使岛移民不仅仅汲汲于“为口奔弛”(A51、B40、B46)，对于故国山河形势亦了然于心，并呼吁同胞发奋努力，勿忘国耻:“东蒙失陷归无日①指1933年日军占领热河，内蒙古东部沦陷之事。，中原恢复赖青年”(A40)，与此相类的诗句表现出的民族自尊与自强之心历历可见。

“二十世纪早期，民族意识日渐增长，这也反映在诗中”［1］25。国势积弱不振、寄人篱下的拘囚环境，天使岛中国移民的不满与憎恨情绪与日俱增，民族自尊的情绪甚至发酵至一种极端状态。首先从诗歌对于异族(美国人)的称谓来看，相当一部分诗使用中国古代对于四方少数民族的歧视性称谓:北狄，南蛮，西戎和东夷，现将天使岛诗中类似指称统计如下:番奴/番邦(6次);胡奴/胡人/胡/胡虏/丑虏(6次);蛮夷/蛮(4次);犬戎(1次);狄庭(1次)、白鬼/鬼(3次);西奴(3次);狼医(1次)。自然也有比较中性的称谓如“白人”、“美人”、“美国人”，不过数量相对要少得多。“从某种意义上说，十九世纪末蔓延于美国社会的种族歧视，加深中国传统中对‘蛮夷’的偏见。”［7］116其次，诗中出现的一些更为偏激的语言类似今天网络愤青色彩。如“倘得中华一统日，定割西奴心与肠”(B46)等等，可视为天使岛中国移民在异域遭受不公正待遇及强烈的文化冲突下非理性的应激性情绪渲泻。

上述诗中“强烈的文化优越感、民族自尊心与深切体会国弱家贫的现况的奇特结合”［8］56同时反映出近现代以民族国家观念和主权意识为基调的民族主义的兴起与流行。《纽约时报》1907年9月15日社论《觉醒的中国》指出:“由于日俄战争以沙俄的失败告终，在清国人民中激起了民族性的本能反映。这种民族思潮最典型的表述方式就是——中国乃我中国人之中国。这种思潮受到多种因素的启迪。”［9］321前引童蒙读本《爱国三字书》则表明西方列强侵凌是中国民族主义思潮成为近代最有影响的社会政治思潮的催生剂。尤当注意的是，1905年中国爆发民众广泛参与的反美拒约爱国运动，以前所未有的新形式——抵制美货来反对美国排斥和虐待华工、要求废止中美华工条约，“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早以近代民族主义为动员方式反抗西方列强的运动之一”，反美禁约运动“与同时期的拒俄运动和收回路权运动一起，揭开了中国近代民族主义运动的序幕。”［10］无论亲历近代民族主义运动与否，天使岛诗人无疑成长于这一民族意识觉醒及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社会思潮中并受其熏染。

(二)使事用典——选择性的文人文化传统与文化民族主义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学家雷颐说:“中国的民族主义，我更愿意表述成‘文化民族主义’。”［11］20世纪 80年代，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也曾明确指出:“当一个世纪前近代压力促使中国广泛的民族主义上升时，它可能是建立在一种强烈的认同感和文化优越感基础之上的，我们应当把它称之为文化民族主义，以把它与我们在其他地方所看到的通常的政治民族主义相区别”［12］74。文化民族主义植根于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天使岛诗中的文化民族主义呈现在诸多方面，包括前述的对于多难家国的认同，对于异族歧视性的称谓及其中所折射出的一种华夏中心主义的文化优越感;同时，相当一部分诗歌突出呈现的使事用典特色亦见微知著，尤其是其中所彰显的文人文化传统。

笔者粗略统计，《埃仑诗集》中，用典较为明显的诗歌约40余首诗(含《木屋拘囚序》，以下简称《序》)。又据台湾学者单德兴统计，其中涉及到中国民族历史人物21人，以时代为序大略是:周文王、姜太公、孔子、伍子胥、勾践、西施、陶朱/范蠡、韩信、项羽、李广、冯唐、苏武、李陵、王粲、阮籍、祖逖、庾信、颜杲卿、南霁云、韩愈、光绪［8］49。此外，细读诗歌文本，还有颜回(《序》、B14)，孙膑(B39)，春秋时被囚到晋国的楚人钟仪(B33、B64)、战国苏秦(A4、B30)，西晋亡帝司马邺(《序》)，秦王李世民(《序》)等。上述历史人物主要可分为两类，一类为民族文化史上纯然悲情的人物，如被迫投降匈奴的李陵、以皇帝之尊而执仆役之事的司马邺，慨叹“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洒穷途之泪的阮籍，被囚瀛台十年的光绪帝。而被异族羁禁岛上的无名氏诗人们以这些“失路英雄”、“穷途骚士”(A38)自比，同样充盈着悲情色彩;另一类也是最多的一类基本上是中华民族的文化英雄、精神偶像，大多蒙受苦难，却终以坚忍度过横逆，功成名就。身处孤岛的无名氏诗人们自称“青山飞不去，绿水阻英雄”(A25)实际上表明他们是以诗中所举的民族文化英雄自比，表达了一种可贵的自我认同。上述这些历史人物之典全部出自正史，尤多前四史。正史作为经典文化文本，属于雷蒙·威廉斯所说的“选择性传统”［13］134，这一“选择性传统”同时也属于文人文化传统，并民间化为普通百姓的生活行为方式及价值评判指南。天使岛中国移民“在美国被囚而寻求自我表达或沟通、再现时，不管在书写行动、形式、文字及内容上，依然透过中国文人文化的中介”(mediation)［8］47。

除人物之典，还有出自神话、寓言、民俗、民谚及诗文等的事典及语典。如妇孺皆知的“精卫填海”:“精卫衔砂填夙恨，征鸿诉月哀频生”(A30);而“痛君骑鹤归冥去，有客乘槎赴美来”(B54)则分别用了“骑鹤成仙”、“乘槎浮海”等神话典故;再如“从此闻飚云汉起，行看万里奋鹏程”(A54)一联，显然用了《庄子·逍遥游》中“大鹏”神鸟意象。对于稍稍浸染中国文化传统的人来说，上举典故均是熟典而非僻典。这些文化典故通过书本、民间传说、戏曲等多重渠道广为人知，在与西方文化碰撞时，这一深植民间的“选择性传统”作为抒情达意的媒介，成为普通民众立身进退的文化依凭。

“天使岛诗歌”呈现的民族文化认同意识与文化优越感，并没有因为“我们祖上阔过”而呈现为盲目的排外心理以及对异文化先验性拒绝的傲慢。普通的中国民众为了更好的生活“风尘作客走西东”(B39)，不自觉被挟裹进全球化浪潮，行旅于“寰球遍地”(B61)间，诗中屡屡出现的世界地名如吕宋、墨京、墨洲、古巴、大溪地、南洋、欧洲、西欧、亚(洲)、印度、蒙古等，嵌用到诗中的“林肯总统”、“拿破仑”等外国杰出历史人物的名字等，均映现出这批远涉重洋的国人已具备睁眼看世界的全球性视野。

在受斥的异文化场域中，天使岛诗歌中的怨语愁言或豪迈粗率甚至自得之语，同时携载着文化民族主义的思潮。天使岛诗人以家国同构观念为基础，以选择性的中国传统文人文化为中介，在“寰球遍地”的行旅中，在被羁禁的屈辱的现实生存中，为自己构筑起一方坚守的精神家园，也让我们全面感知处于“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草根”中国人丰富情愫下的深度思想潜流。

二、文学性:旧体诗词转型语境中的民间集体性文本

(一)诗可以群:作为集体文本的天使岛诗歌

华裔诗人王性初认为天使岛诗歌不少作品是集体创作的结晶［14］。其实，天使岛诗歌整体上亦可视为一个集体创作文本，它们基本上是无名氏们的无题之作，多是“想起愁来题首诗”(B49)的信笔直抒，共同的身份和经历使得油然而生的羁旅愁怀具有趋同性和集体性。

天使岛诗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们是题壁诗。题壁诗作为一种文学传统，在我国唐宋已蔚为风气，“向闻我国名士，经过名胜之区，必有题壁韵语，谓留鸿爪，后来之人且从而慨慕步和。”［5］423“慨慕步和”使天使岛诗歌创作具有了真正的群体性和集体性。

首先天使岛诗歌有明确标注为和作或酬赠之作的，如B39首诗末题“华侨□铁城山僧题赠”。唱和酬赠无疑是诗歌集体性创作的形态。其次，《埃仑诗集》中一个普遍的现象是麦礼谦在前言中所言“这些诗互相借用，重复其他人的句子或暗引”［1］24。如第 A58 首:“劝君切勿来偷关，四围绿水绕青山。登高远望无涯岸，欲渡绿水难上难。生命堪虞君自重，斯言不是作为闲。”第B63首:“路远行人万里难，劝君切勿来偷关。艰险情形堪莫问，斯言不是作为闲。”这两首诗类似于同题集咏。诗的“互相借用”或“暗引”集中反映在大量诗的韵脚高密度集中在同一韵部，一些诗甚至雷同用韵，且诗意相承，意象相类，试举之:

离乡漂流到美洲，月缺重圆数轮流。家人切望音信寄，鸿雁难逢恨悠悠。(B21)

忆自动轮来美洲，迄今月缺两轮流。欲寄安书恨期乏，家人悬望空悠悠。(B22)

无聊百感困监楼，触景愁人泪怎收?曾记动轮来美境，迄今回溯月返流。(B32)

从诗意来看，三首诗似互答互和之作。三首诗均押《平水韵》下平声十一“尤”部韵。据笔者统计，《埃仑诗集》中有33首诗押“尤”部韵，韵脚用字多有雷同，如将“美洲”、“木楼”两词置于偶句句尾押韵或置于首句入韵的诗分别多达13首、11首，用“愁”字押韵的诗9首，如“船中苦楚木楼愁”(A6)、“点知苦困木楼愁”(A7)等诗;其他如重复用“秋”、“忧”、“囚”、“仇”、“流”等字押韵，其所组配的词语多相似及至重复使用。如前举诗中用于押韵的“悠悠”一词，还有“心悠悠”(A5)、“乐悠悠”(A6)等组配。

以上天使岛诗歌的“互相借用”或“暗引”之情形与明确标注的唱和酬赠一样，都表明创作的集体性、即兴性。将诗题之壁墙这一艺术行为本身给在场或不在场的人参与品评、修改诗歌提供了便利的客观条件。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诗性品质已渗入人们的日常生活。1939年23岁的Mrs.Chan在其口述材料中说，诗“就像人们会唱的歌一样。非常常见。我的确掉着眼泪写了一些诗。”而1931年时15岁的Mr.Ng在访谈中说:“天使岛上的人们在手所能及的所有墙壁上甚至是浴室里写诗。……有时，有人不喜欢另一人写的，他会贬损那首诗……有时候，人们为诗而吵闹。许多人不知道怎样写诗。他们没有受过很多的教育，但他们知道一些诗的规则。”［1］136诗就“像人们会唱的歌一样”，“不知道怎样写诗”的人也“知道一些诗的规则”等等，这样就具备了“群居相切蹉”的主观条件，一首诗题之壁墙，即为潜在的竞赛和优劣比较留下了空间。由此，天使岛诗歌可以视作以“被囚埃仑”为题的集体吟咏，真正体现了儒家“诗可以群”的诗美理想，同时可以想见相互切蹉中逗趣及无形中的彰才炫学为无法预期的囚禁生活增添了一抹亮色。

(二)天使岛诗人的身份与诗歌文学性认定

谈到天使岛诗歌的文学性，有一个一以贯之的代表性看法:“从传统意义上说，天使岛的这些华人创作的诗歌不能算作文学作品，至少文学价值不高”［15］552。而归根结底，这种评价无意识暗含了一种与天使岛诗人身份相关的先入为主的类似东方主义的成见，即早期的“海外华人”=“苦力”，“苦力”的创作自然就如鲁迅所言的原始劳作者的“吭唷吭唷”歌。如面对天使岛诗歌水平参差不一、一些诗歌不符合旧体诗的音韵规则的现实时，麦礼谦亦解释为，“绝大部份移民没有受过小学以上程度的正式学堂教育”［1］25。但综观《埃仑诗集》中的诗歌及实地访谈等文本，这一结论似有待修正。

《埃仑诗集》编排中的第一部份“远涉重洋”(The voyage)、第三部份“折磨时日”(About Westerns)前面均有大型配图，前幅图中上百名簇立甲板上的华人男子多为头戴时尚的鸭舌帽或圆顶礼帽者，亦不乏穿西装、打领带甚或有戴眼镜知识分子模样者;后幅图为赤裸上身接受体检的年轻华人小伙，而不少人脚穿锃亮皮鞋，这些移民的衣着显示在排华法期间入境美国者已不同于纯粹苦力贸易的华工。美国欧亚裔作家水仙花在频繁接触当时的华人移民劳工之后曾评论道:“我所认识的许多华人不仅是洗衣工，他们还是艺术家或诗人，大多数都出身于有地位的家庭。”①转引自尹晓煌著，徐颖果主译，尹晓煌校订《美国华裔文学史》，南开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5页。可以推测，天使岛上的华人移民不乏家境丰裕受过良好学校教育者。诗中清楚地自述了作者的身份:“留笔除剑到美洲”(A34)，“挺身投笔赴美京”(A36)，“握别兄弟与同窗”(B46)，“弃书荒砚来飘洋”(B50)，“日夜静坐无聊赖，幸有小说可为朋”(A19)，抛书投笔、揖别同窗赴美，以小说打发岛上囚禁生活，这无不表明其文化人身份。《埃仑诗集》所载访谈则更进一步真切地表明相当一部分人的文化人身份。接受访谈的Mr.Chew，1923年时32岁，他是以教师职业申请进入美国的:“在香港领事馆，我是作为教师身份来的。在发给我许可证之前，他们还对我进行了知识和科学方面的测试。”［1］47。不少口述者提到被囚埃仑岛时，有阅读书报的习惯:如1931年15岁的Mr.Ng说，在囚禁期间，除了打球、玩玩麻将、以小游戏赌着玩等有限的娱乐外，“大多数人以阅读打发时光。至少有五份不同的从三藩市来的报纸。”［1］741930年时年 20 岁的 Mr.G.Lee 说:“我对天使岛的第一印象并不太坏。……像其他从台山来的中学生一样，我比较习惯宿舍生活。”［1］46大多数人能看书阅报，其身份有中学生甚至还有青年教师等，这至少可以肯定，天使岛诗歌的作者固然达不到有论者所言的“移民知识分子”的层次［16］，但大体具备基本的文化素养，数量不菲的用典更说明他们具备相当的创作素养。

《红楼梦》第四十八回《滥情人情误思游艺·慕雅女雅集苦吟诗》写香菱拜林黛玉为师学作诗，有一段常被引用的耐人寻味之语，黛玉道:“什么难事，也值得去学?不过是起、承、转、合，当中承、转，是两副对子，平声对仄声，虚的对实的，实的对虚的。若是果有了奇句，连平仄虚实不对都使得的。”［17］365自幼被拐的香菱虽曾读书，亦并不符合今天的高学历标准，但终于悟出诗中三昧，能写出新巧又有意趣的诗。而1978年天使岛树起的纪念石碑上有一幅工整的对联:“别井离乡飘流羁木屋，开天辟地创业在金门”，即是白手起家的洗衣工李相写下的。这说明，旧体诗的创作水平高低，与学历高低并无必然联系。南京师范大学教授、当代旧体诗词名家钟振振认为，从理论上说，只要有小学文化程度，均有可能写出诸如王之涣的《登颧雀楼》类的千古绝唱来［18］。所以，即使认定天使岛诗人所受教育程度不高，但据此来推断天使岛诗歌文学价值不高还是稍嫌笼统。

与其他艺术创作相似，历代诗词创作水平呈“金字塔”形:即中等以上水平的作品占少数，堪称精品者更是居于塔尖的极少数，天使岛诗歌总体上也符合这种诗词创作层级水平的正态分布。由劳特(Paul Lauter)主编的两巨册《希斯文选》(The Heath Anthology of American Literature)是美国两大主流文学选集之一，它自《埃仑诗集》中选录了13首诗的英译，这部分天使岛诗歌因此汇入多元美国文学的经典文本集群。

综合前两节所述，认识与把握天使岛诗歌的文学性与文学价值的前提应定位为:即中国近现代史上一群具有一定知识素养的新移民中的无名氏文化人，以题壁这样一种即兴形式，集体铭刻了怀着谋求更好生活理想的中国人远涉重洋却身陷囹圄的异域悲歌。它们未经诸多润色，更近于汉乐府民歌“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诗歌创作传统。

(三)“天使岛诗歌”的“比兴”传统

入选《希斯文选》的13首诗与《埃仑诗集》中的其它精品之作多以富于民族趣味的“比兴”及使事用典、隐喻性意象等传统艺术手法呈现移民们丰富、鲜活的感性，散发出引人“兴发感动”的优美诗情①“兴发感动”说是叶嘉莹在《迦陵论词丛稿》、《迦陵论诗丛稿》和其他著作中贯穿首尾的诗词批评理论。。

作为抒情叙事诗，天使岛诗歌一方面大量以与文人诗语的工致精炼迥异其趣的常态话语、口语化方式叙事，呈现天使岛拘禁的原生态，如“蛮夷发令把房迁，上下奔驰气绝然”(A52)，“数次审查犹未了，还须裸体验胸膛”(B46)等等，均平白如话;另一方面天使岛诗人熟练地使用触景兴情的传统“比兴”之法，如“西风吹动薄罗裳，山坐高楼板木房”(A21)，“雄鹰亦易驯，能屈始能伸”(A28)等句，均是借自然界契合诗人情感、身世之物起兴入诗。

同时，天使岛诗歌中蕴含丰富的隐喻性意象、历史性典故，呈现了移民们细腻的情感及坚忍的生存态度，并以此平衡了艺术上的直白乃至粗糙之处。其中的精品亦大体具备了杜甫《春望》中“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传统诗美特征。如收入《希斯文选》的诗:

与NS协议相比，THNS协议将消息(2)中的B产生的随机数RB、时间戳TB与A产生的随机数以及A的身份信息用EB_S进行加密，消息(1),(3)和(4)与原协议相同。文献[11]基于SPASS特定条件下证明了THNS的安全属性，本文给出基于PCL的THNS协议描述，假设THNS协议具有安全性，应至少满足：

木屋闲来把窗开，晓风明月共徘徊。故乡远忆云山断，小岛微闻寒雁哀。失路英雄空说剑，穷途骚士且登台。应知国弱人心死，何事囚困此处来?(A38)

这首诗刻画“失路英雄”、“穷途骚士”形象，而“晓风明月”与人共徘徊，亦是朱熹所言“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的起兴之法［19］47，诗中“云山遮断”、“寒雁哀鸣”之意象无不染上主体的情绪色彩，该诗的英译亦被选刻在加州伯克莱市著名的“诗歌栈道”的一块铸铁碑上［20］，其中情语景语之互渗带来的动人的情感力量当是入选之重要原因。

王逸《离骚经序》云:“《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喻”［19］121。“引类譬喻”是中国文人最为熟稔的笔法，一些积淀丰厚的譬喻常作为文化意象而使用。如有句云“芳草幽兰怨凋落，那时方得任升腾”(A30)，其中“芳草幽兰”即为通用文化意象，如屈原的《离骚》“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此处“芳草幽兰”显然抒发了天使岛诗人自视高洁，才不得遇、志不能伸之痛。天使岛诗歌植入的意蕴丰富的文化意象与嵌入的众多历史人物典故无不富于象喻意味，因而增强了诗歌的凝炼与文采。

整体而言，天使岛诗歌还达不到物我同构的创作佳境，即未上升至以物观物、物我等观的主客体生命同构状态，但基本上能进入“以我观物，故物皆着我之色彩”的“有我之境”［21］79，如“满腹牢骚难罄竹，雪落花残万古愁。”(A20)“时望山前云雾锁，恰似更加一点愁”(B14)等句无不心与物接，景象均为“心象”。

更妙趣的是，天使岛诗歌不乏另类才情之作，如《木屋铭》拟仿刘禹锡《陋室铭》:

楼不在高，有窗则明;岛不在远，烟治埃仑。嗟此木屋，阻我行程。四壁油漆绿，周围草色青。喧哗多乡里，守夜有巡丁。可以施运动，孔方兄。有孩子之乱耳，无呫哔(Tie bi)之劳形。南望医生房，西瞭陆军营。作者云，“何乐之有”?(A33)

《陋室铭》本反映文人安贫乐道、淡泊名利、高雅脱俗的精神追求。而天使岛诗人的戏仿之作，一方面是对于拘囚生活的纪实，另一方面调侃、游戏笔墨间呈现出苦难中的谐谑与幽默。

(四)“非诗性”与旧体诗词自身转型的历史语境

郭沫若曾说过“我也是最厌恶形式的人，素来也不十分讲究他，我所著的一些东西，只不过尽我一时的冲动，随便他乱跳乱舞罢了。”［22］349当我们进入天使岛诗歌文本，首先感知的也正是其中活泼泼地跃动着的情感与力，这些冲动和力甚至冲破了整饬形式的约束。故而，在探讨天使岛诗歌的文学性时，中美学术界均一致强调其中“特别擅长的感动人的力量”［2］。但无可否认，以传统文学范式来看，天使岛诗歌不乏粗糙甚至粗陋之处，回避天使岛诗歌中部分作品的“非诗性”或以其内容形式均可睹者来拔高其文学性均是权宜之策。而在现有天使岛诗歌文学性探讨中，有一个为人所忽略的从晚清以来诗坛自身发展维度来考察的盲点:“天使岛诗歌”属于受黄遵宪、梁启超所倡导的“诗界革命”余波所及的中国旧体诗词的创作范畴，其文学性也应置于旧体诗词自身转型此一诗史语境中观察。

戊戌变法前后的“诗界革命”是一场传统诗歌改良运动。1868年黄遵宪在《杂感》一诗中提出“我手写吾口，古岂能拘牵”［23］42，强调诗歌在创作内容上的自由。1899年梁启超正式提出“诗界革命”的口号:“第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语句，而又须以古人之风格入之，然后成其为诗。”［24］189这一改良主张后提炼概括为“熔铸新理想以入旧风格”［25］2。随着诗界革命的进一步发展，力辟新境的尝试表现为对西方新学理、新事物、新词语的狂热追求;同时，重视以民间歌谣、儿歌、白话俚语等“流俗语”入诗，诗体通俗化的趋势也越来越占上风，并以现代大众传媒——报刊为载体，形成了“诗界革命体”诗歌［26］。此后十余年胡适等人发起了新一代的彻底“革命”——白话诗运动，更是对诗歌语言及诗体的大解放。“诗界革命”的余波及白话体新诗兴起自然影响到天使岛诗歌语言及诗体的越界。

天使岛“木屋诗的内容，是华人远涉重洋、遭遇美国排华法案，被禁锢在特定的狭小空间——木屋——中的所历所思所感，这一题材已经超出了古典诗歌的语词和技巧的现成‘储备’，而延伸到新的话语空间中。”［2］也即是说，传统的文言语汇、形式规范与意象体系，已不足以完全适应和承载新的事物、情感、思想。天使岛诗歌中大量以新概念、新语词入诗。如前举“劝君切勿来偷关”之“偷关”，其他如“战舰”、“轮船”、“矿务”、“关税”、“勾虫”、“炸弹”、“财政”、“列强”、“专制”、“花旗”等等。一些现代时事性语汇也为诗人所化用，如“今日兄弟困牢笼，只为祖国;他日同胞欲自由，务须努力。”(B8)这一楹联体式诗后一句颇似仿孙中山《总理遗嘱》中语:“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继续努力，以求贯彻。”诸多新语汇为旧体诗歌注入了现代元素。

由于被困天使岛的移民多源自广东珠三角一带，“因而夹杂粤方言口语，是天使岛诗歌的另一特色”［4］，此外，音译英文词汇亦嵌用进诗句中，如“孤身飘流到此处，不幸拨回父母悲”(B24)之“拨”当由Deport(被驱逐出境)之音译而来。

以上有别于传统文言语汇的新词的介入，松动乃至瓦解原来稳定、谨严的诗体形式即“旧风格”。虽然它仍然保持着相对固定的诗节、诗行与字数，并有大致的韵脚，但由于文言词语多是单音节词，而新名词多是由两个或多个音节组成，势必导致原有诗词格律与新名词之间的不相兼容。最后，天使岛诗歌虽然都押韵，但大部分是采用古体诗和近体诗的准定型诗体写诗，并非遵循谨严的格律，所以天使岛诗歌题材整体上虽属传统的羁旅愁怀，但新概念、民间口语、洋泾浜语汇种种及传统诗体的突破使其形式上表现出与传统诗歌迥异、与“诗界革命体”诗歌亦一脉相承的风貌。当然，“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天使岛诗歌的“非诗化”特征也与新名词、新语句、新诗体之运用有关。

以精英文学传统来看，天使岛诗歌中相当多的作品不合雅的规范与标准，但天使岛诗人自由、即兴、随性、大胆、富于创设性的色拉拼盘式作品，别有情趣。在广东侨乡，有一类中国近代乡土建筑的特殊类型——开平碉楼建筑群，集防卫、居住和中西建筑艺术于一体，特别是碉楼上部将不同西方风格流派、不同宗教门类的建筑元素如穹顶、山花、柱式等汇集在一起，表现出特有的艺术魅力，学者将这一大杂烩式的建筑称之为“外国建筑碎片的组合”。如果说开平碉楼是近代走出国门的非主流社会的侨乡乡民以非专业的、局限性的眼光将“西方文化引进乡村之后的一个实践”［27］，那么，主要来源于广东台山的天使岛中国新移民诗作者也以非主流社会的民间文人的集体身份，将其感受到的时代大变局中中西文化碰撞交汇中的新事物、新元素大胆而无拘忌地组合进中国旧体诗词形式之中，“我手写我口”，从而旧皮囊装新酒，亦在一定意义上带给我们类于《木屋铭》的中西合璧的别样艺术美感，虽未登大雅之堂，却呈现出作为民间“俗文学”的“活文学”与“真文学”的特殊价值［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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