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哲学”：野性的力量

［法］米歇尔·马费索利著，许轶冰、［法］波第·于贝尔译

（1.巴黎第五大学 人文科学学院，法国 巴黎75230；2.江南大学 法学院，江苏 无锡214122；3.贝尔第·阿尔布雷希中学，法国 圣·马克西姆83120）

意义的反向变化（Invagination），生态哲学（L’écosophie）是标志；也就是说，是生态哲学再次给了“土地—母亲（terre-mère）”重要性。这难道没有显示出时代精神的特征？或者，这是后现代的标志？长期以来，已有的恰好是必须相反的做法。即意义面向未来。在这一点上，只要在西方诸多的语言中观察到意义（le sens）同时意味着目的性（la finalité）和涵义（la signification）就足够了。使之有意义（涵义）的事物只能是有意义（目的性）的事物。如同古老的哲学表述：logos spermatikos（生成流①Logos，神能；spermaticos，物质；神能通过无能的物质能现，物质通过神能实现能现。，希腊语），ratio seminalis（生成流，拉丁语）。理智是设想出来的。

无论我们觉察或是未觉察，从词源的意义上讲，西方现代性的特殊气氛是“生成的（spermatique）”②又译“精液的”。。在其教育、社会、政治、经济体制的范围内，个体或集体能量的发挥是重要的，一切将在未来得到解救：上帝之城（圣·奥古斯丁）或人间天堂（卡尔·马克思）在远处实现。

人类学家吉尔伯特·杜朗（Gilbert Durand）在其著述中一直都在强调西方想象界（l’imaginaire）的“昼间律（régime diurne）”的主要形象是那些拟好的、使致伤的、锐利的事物。如同阳具，它们可以起到深入、寻索的作用，亦因此可以控制具有惰性、被动性，等待能播撒精液的英雄的本性。

象征能够解释长期“留痕（engrammer）”的事物；也就是说，在集体记忆深处留痕的事物可以通过艺术、建筑、文学，或有关西方社会结构的思想等被予以说明。

所有这些都曾被以各种方法讨论过。就我而言，即使是在还不流行的时候，我就已经作出对进步的神话（mythe du Progrès）（《极权的暴力（La Violence Totalitaire）》，1979）和对其破坏能力的批评分析。极权主义（totalitarisme）不可避免地破坏思想和世界。这在如今已不受质疑。致命的结果，无论是由自然环境，还是由社会环境引起的，都会促使另一种时代精神的孕育。气候的变化正在进行。

当我们以清醒的头脑和谦逊的态度长期地观察人类历史，我们就会发现一个价值的顶点过后随之而来的必然是衰落。众多的词汇，无论是学术的，还是民俗的，都曾对这样的现象进行过描述。社会学家讲的饱和过程（un processus saturation），历史学家讲的交错反演（inversion chiastique），心理学家讲的补偿（compensation）。不管使用什么样的词汇，意味的都是极性的反转，即一种社会性的，或人类学式的，有着深刻变化的因果关系的呈现。

在此，自古老的记忆，让我们回想一下构成思想的直觉性事物吧！就像阿纳克西德曼（Anaximandre）所言：“孕育带来衰亡（genesis kai phtora）”；这亦表明了起源与衰落之间的内在关联。来和往，都应被说明。因为所有正在发生的变化都需要通过语言的变化来表达。

因为没有不可更动的：一个世界（事物）的尽头不是世界的尽头。换言之，世界可以具有生命的无常与延续。另外一个世界正在被孕育：后现代性。变化存在于事物的秩序之中。象贻贝贴附岩石般地固守着现代性是无用的。因此应当了解时代精神。而这并非易事，因为哲学的惯例往往取代了哲学的思想，诸如被迪尔凯姆称之为“逻辑的因循守旧（conformisme logique）”的东西。此外，民间的智慧一如既往地清明。于是，在巴西阿雷格里港（Alegre）的墙上刻着：“危机过去。生活继续。”

普通人群的睿智箴言一直就在表达“想活着（vouloir-vivre）”的意愿。套用伽利略（Galilée）的话，那就是：“无论如何，要活着。”形形色色的灾变论者一直都在寻求诋毁这种活着（生活）。无病呻吟是他们的标志，在说话、写作、做事的过程中，他们满足于哀叹和悼念。

知识分子们（Intelligentsia）没能察觉衰落亦是新孕育的迹象。他们总是对现代进步主义（le progressisme）的伟大时刻充满怀旧；归罪于不满，他们也没能了解生态的敏感性（la sensibilité écologique）和可以从中找到不被否认的力量、生机的“生态哲学”现实。而不满，表达的是种令人厌烦的风格，它是所有这些（知识分子们的）文章、书籍的特点；其余的特点是：陈腐、高傲，典型的现代教条主义。

我经常讲，在变化的时代，应当发现最少出错的字。重要的字能够成为话语的创建。也就是说，字被用来描述来临者（ce qui advient）。可以肯定的是，准确的说或最新的说，首先在于听。听当下事物的来临（l’avènement de ce qui est là）。由此，费尔南多·佩索阿（Fernando Pessoa）定义了“深邃社会学（sociologie des profondeurs）”，后者能够表达那些来自深远，通过我们的说，构造其形式的事物。

别再哀叹，我们已经意识到周围的生机，是该建立能够照亮过去的新的《方法谈（Discours de la méthode）》③《Discours de la méthode》的作者是勒内·笛卡尔（1956-1650）。的时候了。也就是说，向本质归还衍生物。用第二的光束显明第一。由此，人们能够在词源意义和全部意义上，领会（comprendre）④这里的“comprendre”使用的是其词源拉丁文“comprehendere”的意思，即“同……（结合）领会”。那些正在发生的变化。这使我们从一种进步主义（它是强力的，有竞争力的，但会变得多病的）过渡到了一种致力于“复古主义（archa·smes）”的进步性（une porgressivité）：人民、土地、自然、感觉、情绪……我们本以为早就超越了它们。

这就是意义的反向变化。即返回事物的自然本质。经济学家、社会学家维尔弗雷多·帕累托（Vilfredo Pareto）称这样的自然本质为“渣（résidu）”。“De natura rerum”，即事物的本性是由事物的相互依存与联系所构成。合谋不对“不”表示满意，但是会对存在说“是”。虽然存在是由有限性构成，但它却如其所是、如其所希翼地“活着”。

有限性是悲剧的，可以表现在接受变得野性的世界方面。但也有可能是喜庆的形式，比如在接受人性的特点方面。这难道不是我们在现代艺术、青年音乐、后现代的语言行为和舞蹈中的发现吗？由此，皮娜·鲍什（Pina Bausch）或麦斯·格宁汉姆（Merce Gunnigham）成了最有洞察力的见证人。在这样的情况下，如同其他相似时期的情况，“残酷的戏剧（théatre de la cruauté）”将与接受现实所是（ce qui est）一起发生，前者尝试给接受（une acceptation）以最好的接受。

本性中有种对现实所是的接受。是如此的接受，赞成的态度（attitude affirmative）会给接受以悲剧的意义。应当回归自然顺应当下的世界，顺应所有正在继续，无论是好或坏的东西，而不是等待（诺言、希望、乌托邦、信仰）完美的宗教或政治。

悲剧的本性不再是否定、罪恶、坏事和有缺陷的。总之，它接受所有构成我们的成分。接受存在的光明与幽暗。因此，本性懂得使用完备（complétude）取代完美（perfection）。这种完备性通过接受缺点而呈现，缺点本身甚至就是希望被看到的。举几个表面上对立，但从解释学观点来看却是相似的例子，如日本的陶器、阿姆（Eminem）演唱的《坏男孩（bad boy）》、“哥特式（gothique）”的魔鬼音乐、大卫·鲍伊（David Bowie）的最新短片等。

诸如此类的例子，我们轻易地就能给出很多，正在进行的现实所是接受着具有复杂现实的世界的存在。这不再是解释不完美并消除存在褶痕的人类进步（le Progrès），而是涉及不完美并接受存在褶痕的进步性（le progressif）。对于现实所是，“un oui tout de même（接受即使不好的东西）”。是潜意识的成分构成了生态的敏感性。接受环绕与迂回，接受迷宫，接受个人或集体部屋（oikos）的所有凌乱、阴郁房间的昏暗走廊。或许，这就是神秘的信仰，被伟大的阿维拉的特蕾莎（Thérése d’Avila）称之为灵魂城堡中的“家（demeures／moradas）”的事物：让我们“活着”的场所（lieu），“场所”将灵魂归还社会生活。恢复了共在（le vivre-ensemble）的生机（réanimer）；换 言 之，参 与 了世界的复魅（réenchantement du monde）。

现代性的进步主义很难接受这种本性的进步性。接纳被兰波（Rimbaud）称之为“古老野性（ancienne sauvagerie）”的东西实际上也并不容易。重述我在一开始就提出的区别：野性是一种自然、原始和社会性的力量（puissance），而社会、经济和政治的能力（pouvoir）试图将其消除。

就是这些被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称之为“驯化（domestication）”的东西描述着现代性体制的特征。诺波特·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又将这些东西叫作“西方动力学习性的‘元老院化（curialisation）’”。在以上情境中，人们通过学习，通过对共在（l’être-ensemble）的纯粹理性构建，通过现代经济的功利主义，试图排除人类动物（l’animal humain）最基本的感情、性情、情绪等。最初，这些是在在一切之上的神的俯瞰下发生；后来，这些又是在无所不知的国家的注视中发生。在这两种情况下，有效理性的垂直（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成为社会生活的基础。

目前，已经到了改变的时刻，这个时刻宣布了野性力量的回归。它来自深远，在青年们的实践中，在对体育的狂热中，在音乐或宗教聚会时的歇斯底里中，我们不难发现这种力量。从所有诸如此类的现象中，本性的野性表露了出来。根性的态度；也就是说，通过对深深扎根事物的重新连接，构造出从一个世纪能够连接到其他世纪的无尽链。这是早就被进步主义认为是中断了的链：不要忘了卡尔·马克思在19世纪时宣称的胜利，诸如“被解放的普罗米修斯（Prométhée décha·né）”。

普罗米修斯的形象正在被狄奥尼索斯（Dionysos）的形象所代替。后者是地狱之神、土地之神、本土之神。他是生态敏感性的原型，他的脚牢牢地黏在地上。他善于享受自我呈现的东西，并品用当下世界为他提供的果实，此时，此地。我们可以把这个象征性的形象看作是“灌木神（divinitéarbustive）”。一个植根的神。

这就有了一个有趣的悖论。神难道不在天上？不肯脱离凡尘的欢愉？这亦是一个有教益的象征。隐喻使后现代社会的众多现象得以阐明。在符合世俗享乐主义的享受当下的过程中，一些事物与先祖们的过往、与永恒的记忆联系在了一起。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讲，那就是传统的秩序（un ordre traditionnel）。

历史学家菲利普·阿埃斯（Philippe Ariès）曾经提醒过去是“我们当下的石块（la pierre de notre présent）”［1］36。我们能够继续指出当下亦非是过去与未来的结晶。活在当下的延展（L’intensité／in tendere）在过往中获其泉源，并允许未来能量的成长。这就是时间的链。是积极寻根（Enracinement dynamique）。人类中心主义的对立面提醒人要“超越人（passe l’homme）”。由此，帕斯卡尔（Pascal）定义了著名的“思想的芦苇（roseau pensant）”。被忽略的事实是：人们“思想”了，却不再“芦苇”；而我们认为，芦苇必须记住自己的根。另一种唤起本性与结构性观念一致的方法。

在此，我们发现了古老的泛灵论。这种异教身披当代的形式。“深邃生态学（deep ecology）”可以是它的极端形式。Paganus①Paganus，这里具有“城市之外”（本义）和“异教”的双重意思。。实际上，一些异教的东西存在于“天然（bio）”产品的成功中，这就使得我们更加重视与土地，如领土、封地或其他空间形式相关的各种价值。当下是在空间中具体化的时间，它不再将神明置于彼岸，而是相反，植根于脚下的土壤。

这就是进步主义与进步特性之间的对立。前者强调做事的能力、冷酷的行为和不受限的普罗米修斯式的力量的发展。后者相反致力于内在的驱动，运用本性的力量行为。仍然是普罗米修斯和狄奥尼索斯！都是精神的形象。都是操作的象征，它们使以新的方式观察“更好的状况（le mieux-être）”好于“好的状况（le bien-être）”的日常生活②“更好的状况”好于“好的状况”的日常生活是现代性的，因为现代性寄予“更好的状况”于未来。成为可能。在工作与时间的节律中，日常生活中的质（le qualitatif）开始受到重视。即生活的质量（Qualité）。这种表现几乎随处可见，是它定义了时代精神。

哲学家向我们指出：“大地的毫不显眼的法则把大地保持在万物之涌现和消失的满足状态中，而万物涌现和消失是在所有事物都要遵循、但又都毫不知情的那个被赐予的可能之物领域中进行的。”［2］113这种满足（la modération）的智慧来自接受悲剧的当下，然而我们所发现的当下并不确定，它需要延展。愉悦的存在来自事物的存在。这似乎是在具有当代“进步性”的社会性中发现的东西。这种“进步性”比思考更加“活着”，它表现在后现代的生态哲学中。我们将迎来此种认识论的挑战。

［1］菲利普·阿埃斯.周日的历史学家 ［M］.巴黎：门槛出 版 社，1980.（Ph.Ariès，Une histoirien du dimanche，Paris：Ed.du Seuil，1980.）

［2］马丁·海德格尔.演讲与论文集 ［M］.巴黎：迦利马出版社，1958.（M.Heidegger，Essais et Conférences，Paris：Editions Gallimard，19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