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非遗特质的活态保护创生论——以连城四堡国家级非遗“雕版印刷技艺”保护为例

程 原

（集美大学 美术学院，福建 厦门361021）

众所周知，中国是最早掌握印刷技术的国家。在此意义上，福建连城四堡的珍贵之处在于，它是中国历史上雕版印刷四大基地中唯一一个至今仍有诸多文化遗存支持且极有可能成为特具新意的历史文化场所。应该说，也正是因了这种综合性优势，其雕版印刷技艺才成为了福建境内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2008)的重要保护项目之一。

然而，作为与物质文化遗产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简称非遗)，四堡雕版印刷技艺的保护，是一个必须通过行动、但却又不仅仅单靠行动就能很好解决的事情。就我国非遗在民间社区的一般现实情况看，有什么样的认识，就会有什么样的行为。换言之，当下对非遗存在方式和性质的认识论上的价值，不仅逻辑呈现为一种作为非遗存在方式本身的保护方式和保护策略的方法论，而且，在不断发展变化的消费社会中，以人为主体、人的精神蕴涵、思维方式、技艺经验为核心对象的非遗之保护，本质上就必须是一种基于不断发现时代新需要、不断将创新意识与生产生活同构化、生态化的可持续性的活态创生过程。

一、四堡非遗的功能、特质与现状

对非遗概念和分类研究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相对于物质文化，所有的非物质文化尽管有着一定的共性特征，但在实际中，不同内容、不同形式、不同功能和不同时代条件下生成的非物质文化，又都有其各不相同的社会作用。认识把握特定对象功能作用的特质和特性，深入获得有关行为之依据，精准有的放矢之目标，从科学活动、科学决策的一般意义上讲，既是方法论之前提，也是方法论之要务。那么，就方法论与认识论的交互面看，四堡非遗保护工作的第一步，首先就是要对自身对象的功能、特质的具体认识和把握。

(一)四堡非遗特质之辨识

认识四堡非遗的特质，首先有必要廓清非物质文化与物质文化之关系。我们知道，非物质文化是近30 年来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基于保护人类文化遗产的需要而逐渐形成的一种新的文化分类概念。其目的，主要用以作为与物质文化相对应的一个保护领域和范畴。当然，这一概念在学术上本身也有着深厚的历史基础。就文化学分类分层研究角度看，自近代人类学家泰勒对文化做出基本定义后，随着人们对自身劳动的创造物、生产关系中的组织与结构、社会交往中的行为方式和语言、以及由道德、精神和各种知识构成的价值体系等文化要素的复杂性认识的不断深入，又侧重不同地形成了对文化的二分、三分、四分等多种分类方法。但无论怎么说，其中依据自然原则将文化分为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二分法，应该说是一种最主要、最常用的分类方法。那么，这两种文化的区别是什么呢?我们不妨借用马林诺夫斯基的最易明白、最易捉摸的直观原则来表述:所谓物质文化，是指由人类改造和创造出来的一切事物中的那些最易捉摸的有形的部分;与之相对应，精神文化就是这些事物中属于那些难以直接捉摸的无形的部分。［1］在文化遗产系统中，从古雕版、雕刻印刷工具，到相应的古书籍乃至古书坊建筑群等，所有有形并可捉摸的遗存，就是物质文化遗产部分;而隐含其内、又超乎其外的那些足以构成并呈现为一定思想意图、审美观念的能力技艺等无形的精神内涵和价值，则正是四堡非物质文化遗产所要研究保护的对象和内容。

这决非咬文嚼字，而是必要澄清这样一个现实而根本的问题，即或换句话说，那些在历史中形成、并构成支撑和体现四堡非遗精神价值的那种能力技艺的存在方式究竟是什么?试想，虽然所有非遗都需要通过这样或那样的物质因素或物化方式来呈现，但假如把以能力技艺为支撑的四堡非遗的实际存在方式，简单归结为有形的历史创造物，那么就必然会带来这样一系列问题:一是在对象和性质上，将会使有形的、不可再生的、文物性的物质文化遗产与无形的、活态的、随附于人的存在而可持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之间的差别相混淆;二是在其存在方式的认识理解上，会带来只看重于对物的收集、整理和博物馆壁上观式的行为方式，而轻视遗存于现实生活中的以人为依托、以传承人能力技艺为代表的活的存在方式和活动;三是在保护方式和任务策略上，对以价值遗产的忽视，势必局限其对非遗本真性与流变性内涵与外延的深入辩证和开拓，从而影响其在当下生活中关联化、产业化、生态化等可持续发展意义上的特质保护和传承。

(二)四堡非遗本体功能与现状

就笔者对连城四堡非遗各相关要素进行实地调研，尽管具体情况各不相同，但上述问题程度不同地却都存在着。这里从文化生态和功能论角度，对其有形状况与无形处境来分述。

1. 在四堡非遗的物质媒介和有形内容方面，还有着比较充分的历史遗存和文化资源。所谓比较充分，这里是指它的虽不完整、但却涉类丰富的物化内容和关联面。比如，这里保存着数千种篇目丰富的古旧版书籍、数以千计的古坊刻原始雕版、近百间古书坊建筑群及曾有连城纸贵的连城宣纸特产等历史场所和记忆。此外，还有作为史料形式存在的资产继承转让、析产经营等契约，以及内涵丰富而广泛的书业世家之族谱等等。从刻书内容上看，这里不仅有诸子百家经史子集、历代名家诗文等中国传统经典和相关内容，还有《资治通鉴》、《康熙字典》、《二十四史》之类的鸿篇巨帙。当然，宋元明清词曲小说及医药历法、堪舆占筮、异国风物等方面也不或缺。①连城四堡:《范阳邹氏族谱》。据20 世纪50 年代厦大毕业、曾任《连城地方志》主编且为四堡雾阁书坊世家后人的邹日升先生讲，甚至像乾隆前后刊印的《绣像金瓶梅》这样的禁书的原书和雕版，仍不排除有被再发现的可能。当然，就总体而言，刻印发行的最主要内容还是像《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弟子规》、《初学文范》、《人家日用》等有关幼学发蒙、生活教育和科举应试方面的普通读物。那么从物化形态或内容表现形式上看，不提装订工艺与涵裱套装，就笔者在当地雕版印刷展览馆所见，以及所采访的有关人士的或家藏、或收购的现有古籍和古雕版情况看，主要是以文字内容来承传明清社会所需的文化知识为主体。在医药、堪舆、异域风物与地望等基于民间习俗和生活需要的书籍中，兼有一些药材植株、山河冢位、祖佛门神、衣冠人物等图形图像，其中一些冢位地貌与神传人物，或在版画意义上，或在工笔、界画与线描意义上都有较高的艺术水平。值得注意的是，所有书籍的版式，虽是大同，但也不乏小异，甚至也有特殊用途上的特异。而其书体，虽宋体为主但亦有变化，而且不乏正楷、行楷和带有魏碑意味的隶书，特别是令人过目难忘的《千家诗》中的书艺精绝的行草与草书，水准堪称艺术书帖。

结合四堡非遗所依托的物态内容和形式表现两方面看，连城四堡雕版印刷文化和技艺在历史上的主要功能，多以文字书籍的方式，对相应时代的民间生活所普遍需要的道德文化和知识信息的概念性呈现;其社会作用主要体现在文教普及和知识传播。当然，缘其品质客观上也不可避免地存在有相当多的艺术审美因素。

2. 由四堡非遗有形因素方面所透露出的人的精神能力和技艺方面，客观讲，其现状不甚理想。这一问题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人，一个是人的社会关系和行为。就前者而言，这种以人的存在而存在的活态遗存与对象，目前已是凤毛麟角。笔者有幸逐一采访了当地仅有的两位省级雕版印刷工艺传承人——四堡雾阁村年逾不惑的邹荧生和马屋村年富力强的马力，考察了他们各自现实的生活工作状况。邹、马两氏也分别代表了四堡历史上印刷出版业的主要世家。邹荧生早年木匠出身，因喜好雕版而靠自学转行。在考察他的工作环境和技艺时，他以前不久为申报国家级传承人而新近雕刻的一首毛体诗，向笔者演示了印刷工艺过程和雕版技艺。据他介绍，在技艺方面，无论家传还是依照政府建议办技艺传习班，包括其孩子在内，根本没有人愿意学。原因很简单，在生计方面，社会和市场根本没有需求，即便主动尝试雕刻出一些东西也没有人买，其现实生活主要靠承接一些民宅木雕活来维持。在笔者看来，尽管他本人有心藏有一些前人的优秀雕版和范本，但长久没有技艺施展平台，令人担心其技艺难免生疏。相较之下，马力与其不同之处，在于自开一家在当地颇有规模的根雕店。据介绍，这么做一是解决生计，二是为以后能专心研传雕版印刷技艺打经济基础。他的诸多大型根雕，虽难免有市井之气息，但一些造型技艺透出的艺术潜质和灵气，让人觉得倘若其生活稍有经济支撑，则在传承雕版技艺上应具有相当实力。总体看，两位传承人现实处境相同之处，就是都须依靠其他途径来谋生。这也同时说明了这一问题的另一方面:无论从当地史料族谱看，还是在当地老人言说中，无论作为文化存在还是作为现实生存之技能，四堡雕版印刷和其代表性技艺传承人，从来都不是、也不可能是一种孤立的存在。而在其任何一个历史截面上，作为一定生产关系与生活方式的化合物，它都是一种生活态与产业链交织中的生态化的存在。这种关联性与生活态，也正是为非遗研究所看重的综合性、活态性等重要特点和表现。其实，有关这方面问题，特别是历史上包含在生产生活方式中的组织方式、经营管理、以及利润分配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过程，当地邹日升老先生等几位先行者已有一定的研究，①邹日升:《中国四大雕版印刷基地之一——四堡》，选自《中华文化明珠四堡》，中共连城县委宣传部编。而美国学者包筠雅对四堡印刷出版业族商与儒商概念划分和历史成功四因素的分析，②包筠雅:《四堡邹氏与马氏家族在中国封建社会晚期的印刷出版研究》，选自《中华文化明珠四堡》，中共连城县委宣传部编。在事物普遍联系意义上，对解释和解决四堡非遗保护现实问题与困境，仍具有启发意义和参考价值。

二、四堡非遗困境释解与活态保护生态化策略

就四堡非遗特质、存在方式及现实境况看，一方面，作为活存技艺的人的存在固然是第一位的，但正如技艺存活不能离开人的存在而存在那样，掌握技艺的传承人，相应也不能离开与之共生共存的社会关系和生产生活方式而孤立地存在;另一方面，在所有困厄中，人又是唯一能动而积极的因素，在各相关人的积极作用下，所有问题也都不会一成不变。这里通过具体分析来尝试提出有关应对策略。

(一)四堡非遗传承困境之分析

1. 功能困境分析。如前所述，四堡非遗在历史上的功能作用，主要是基于手工业方式出版的文字性书籍，来传播和普及为当时民间生活所需要的各类共同性的文化知识。这种一般意义上的批量化、大众化的生产方式和内容，从资源成本、工艺技术到生产流程、质量效率，无论何种意义上讲，早在民国时就已被石印和铅火技术所淘汰，更不能在当今经济快捷、质量更高的数码印刷时代有复活的可能了。换言之，以手工艺方式批量生产文字性的大众公共读物不仅已绝无可能，而且这种早被新生产力挤压出的困境，直观上的确会以压倒一切的方式令所有传统艺人感到绝望。如此巨大的变迁，会造成其历史的终结的假象——其实，正是由于四堡非遗中的这种传统功能的历史泯灭，使人错觉为连同其依存于人的那些无形的能力和技艺也随之寿终正寝——这才是四堡非遗保护与传承在主体方面的心因性的困境之根本。当然，这里绝不是要肤浅地苛责技艺传承人。在社会分工意义上，这甚至根本不能算是民间艺人之本责。之所以这样讲，目的是要从非遗保护系统工程之角度，来对各层级各职能主体的责任提醒。因为，之于四堡雕版印刷技艺本身的保护传承而言，存在着一个功能迁延、转移与置换的认识观念之课题。比如，历史上原有的批量生产不行，并不代表限量生产就不行;同理，大众化形式不行不表示小众化就不行;低端运作不行不意味着高端化就不行;文字性呈现不行也不意味着图像化或图文并茂就不行;书籍教材方式不行更不代表礼品化、符号化、袖珍化、艺术化、审美化等其他方式就不行。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只要甩开其功能定位的历史包袱，有一生面别开，就必能另有天地。就此而言，四堡非遗保护的困境，首先是认识的困境、观念的困境，而说到底，就是这一系统中人的精神意识的困境。

2. 资源困境分析。事实上，从人类学有关概念讲，与四堡非遗传承保护密切相关的文化丛体和资源并不匮乏。首先从可资本化的无形资源上讲，四堡不仅拥有中国雕版印刷四大基地之一的历史名号，还有省级历史文化名乡(1999)、省级非遗保护项目(2005)和省级雕版工艺代表性传承人(2008)等各种荣誉，更重要的是，其雕版印刷技艺还是第二批国家级非遗项目(2008)所在地。所有这些，首先使它拥有了较高的地望平台和象征资本。而四堡乡的有形资源也十分丰富，仅在马屋和雾阁两片区内，就有着为数众多的明清为主的古书坊建筑群。此外，当地还有着福建境内为数无几的保存最完整的古廊桥建筑及其相应的景观遗产。而且，四堡传统印刷的特色纸张在连城本地依然出产，至于适用于雕版原材树种小叶樟的采伐虽需经过有关部门审批解决，但其市场资源以及梓、枣、梨、松、竹等传统原料均不匮乏。综合看，如果说四堡资源存在一定困境的话，毋宁说主要是缺乏一种文化产业、特别是创意产业意义上的目标整合、市场评估与产业链意义上的协同开发意识和思想资源，从而导致这些本可有效的各类资源，因其孤立化、碎片化的存在，而成为一种假象性的困境。

3. 生态困境分析。这里所谓的生态，是在社会生态意义上，特指以连城四堡为核心，外延福建地区的文化旅游资源的产业化、民生化的结构关系和境况。结合前两点以及两位传承人的现实境况，假如依然孤立地就事论事地看待问题，那么，没有消费动机与诉求的动力启发，四堡非遗就的确是一个与现实社会生活脱节、没有生命呼吸的抽象概念和符号。也就是说，其充其量就等于是把基于物的不可再生性所需要的文物保护方式，错置到非遗以人为本的活态性保护上来对待。显然，解决与传承人并同存在的技艺存继之困境，就必须同时将其与技艺传人能力释放相关的各种关系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来对待，并通过对各种相关既有文化丛体的目标化重组、创造性的开发，化解客观存在的困境，进而激发其主观能动性和创造力，使得寄寓其身的技艺传统得以活态可持续地发展，从而达到非遗所特求的活态保护之目的。不妨作这样设想:如果将古廊桥、古书坊、古雕版、古书籍和雕版印刷展览馆等有形文化丛体资源与非遗资源组合，打造成一种历史文化产业生态社区，将特色景观与活态内涵等要素贯通为一条动静结合的文化旅游、文化产业生态链，四堡非遗就再不可能只是一种碎片化的存在，相反，它将成为一个活的文化空间生态系统中的一个最有生发力的基因。

4. 需求困境分析。四堡雕版技艺和印刷文化从生活到市场的消费需求困境，总体讲是因历史变迁、生产力发展造成的。正因此，新的历史要求和需要，也恰恰是释解其现实困境、甚至使之以新方式新功用焕发其活力的通途。就需求本身而言，人类生活从来不乏需求;就市场而言，需求从来又是不断被创造的。一定意义上，人类的科学文化发展史，就是一部生活需求创造史。在这个意义空间中，其关键，不仅包含有发现需求、创造需求的创新，同时也包含有组织需求、管理需求的创意，而且还有丰富需求、满足需求的创造。而这在非遗意义上，只要正确处理好传承发展的流变性和其自身品质的本真性、独特性等相互关系的辩证统一，就能够不断获得更多的营养，激发更大的创造力，赢得更广的社会需求，其技艺传承之困境也就必然得以释解。

(二)四堡非遗活态保护生态创生策略

就活态保护创生需要看，四堡非遗既需由传统的文教实用功能向现代文化审美功能作历史性的转换，同时也亟需艺术学方法论和艺术实践的介入与跟进。这是对四堡调研后的深切体认，也是笔者通过有关学术交流和向文化部非遗司等有关专家学者讨教中所了解到的普遍情况。那么，从艺术学分类研究的本体论视角看，四堡雕版印刷古籍的存在方式统属于以时间为主、时间与空间结合的时—空艺术范畴;而其古书坊建筑群，在存在方式上则无疑属于空间艺术范畴。如果从认识论或心理学分类视角看，四堡雕版印刷及其古书坊建筑系统则显然都归属于视觉艺术范畴。如果从功能论分类视角看，四堡雕版印刷和其古书坊建筑遗存则都可称为是与单功用的纯艺术相对的复功用性的实用艺术范畴。但如果从中国本民族现实呈现的艺术的自然体系看，在四堡雕、印技艺和其遗存物所固有的两面性上，有些既可称为是书法、也可视为是雕(刻)塑，还有些则肯定属于绘画，而其古书坊则显然归于建筑艺术。［2］当然，还有其他分类方法，比如在形态学意义上，四堡非遗的所有方面又都属于造型艺术范畴。

这样讲，是有时代意义和符合时代走向的。以信息映像技术为表征的现代科学技术，正在全面走向感性化和视觉化，视觉映像技术的全面人文化与文化化，使全球已处于一个视觉文化时代。换句话说，包括视觉艺术、视觉设计在内的视觉文化，不仅成为社会生产资料、生产工具和生产方式之要素，而且同时也强力成为产品生产、生活消费之动机。［3］今天盛行的并为人们所熟悉的文化产业和文化消费理论与实践，就是这一历史逻辑的呈现。基于四堡现有资源和笔者所掌握的一、二手材料，下面不妨用艺术学方法并结合人类学和视觉文化产业化的视角，谈谈对四堡非遗活态保护创生之策略。

1. 内容策略。这里所谓的内容策略，是指由四堡历史上曾经印刷出版过的、某些在今天看来具有特殊功能和价值意义的题材内容资源所决定的由功能到形式的创意策略。在非遗保护一般意义上，也就是要将现实社会需要，与每一非遗本身所特有的某些无时间性的价值属性与可能，在功能作用与形式途径上进行时代性的双向选择和对接，从而实现保护/开发的互化与同一。其原则也可用保护内涵的功能迁移来概括。这种对四堡非遗的具体的活态化保护想法，在与邹日升老先生交流中，不仅一再受其赞叹和肯定，而且得到了他很好的具体意见。比如他建议用珍贵的明版《金瓶梅》为范本来精制一套高端善本。他的建议与笔者不谋而合，即选择一些能够满足今天社会中那些小众性的或收藏、或研究、或高端礼品消费所需要的历史题材和内容，来象征、张扬四堡坊刻文化的历史辉煌。其实单就这一题材就有很多发挥空间，比如还可依据视觉时尚诉求来精选，或以人物为线索，或以故事为单位，以图为主、图文并茂地打造成为若干系列化的版画艺术产品。在此方面，当地传人马力一直想把《水浒传》中的108 将精雕成一套艺术图像的想法也类似。道理一样，从市场策略考虑，他也可以或从天罡、地煞两个方面拆分，或从人物性格分类来打造，以满足市场多样化需求等等，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针对今天大众对民族传统文化继承、发扬和复兴的强烈愿望，还可选择诸如《三字经》等题材，借用历史上曾有的类似掌上袖珍的小抄图书形式，刻印一些便携、易习等既有实用功能，也可成为小学课外读物兼文化旅游纪念品之类的双效益产品。

2. 形式策略。所谓形式策略，在笔墨当随时代的意义上，是指让四堡雕版印刷技艺切入市场，融入当代文化消费潮流。从非遗保护上讲，就是既要深挖特定历史资源和传统技艺潜力，又要不断汲取新风俗、新营养，依据当今社会百姓所喜闻乐见的消费内容和消费形式，不断发现、融合、创新自身的表现体裁、表现形式，由之开拓自身的时代内涵和功能，赢得经济社会双效益。也可以其形式即内容的逻辑路径，概括为转换形式的技艺再生产模式。比如，合理转变雕版印刷以时间性阅读为主的传统文教实用功能，结合龙岩地区特别是连城四堡自身风物特产，将四堡雕版印刷技艺运用到特产以及其他特殊包装上，打造本地化的象征符号与文化名片，强化其所包含的视觉传达、视觉表现美学功能;再比如，也可适度外延雕刻方面的内涵，使之与竹木楹联、文房器具以及木雕、根雕饰品、礼品等特定产品中的混合技艺相结合，广泛发挥其作用。

3. 习俗策略。就特定于四堡这一社区场域而言，所谓习俗策略，除了民间性的习俗一词本身所包含的地方性与普遍性两重含义外，这里还有两个方面所指，一方面，首先基于当地民间传统中地方本源性、独特性且具有代表性的礼俗与消费习惯，通过艺术化、美学化的品质提升，开发出令四方百姓喜爱、并成为年年持续不断的风俗消费所诉求的文化风物。比如春节、元宵、端午、国庆、中秋等节庆中的门楣楹联、花灯神符、门神辟邪等种种内容和形式，当然，也可延及婚丧嫁娶、红白喜事等诸多方面。另一方面，随着四堡省级文化名乡的内涵与外延从地望到世誉走出福建、走出中国而名扬四海的高级境界上，同时伴随着四堡旅游经济的再发展，可以把一些有代表性的地方文化习俗打造成具有艺术审美性和当地标志性与品牌意义的文化符号。这一策略，从非遗保护角度讲，也可称为是风物符号化的审美实践原则。

4. 地望策略。地望一词虽有不同说法，在地理区位意义上也与地方性习俗有一定关联，但就古代士族大姓代表其封邑声望或人望的意思而言，这里可引申为对连城四堡历史文化做出贡献的文化名人的具有交流价值和意义的诗文作品的开发。这一想法，是受到了福建民艺专家杨广敏教授的启发:在他详阅了退休归乡的邹日升老先生几十年来的诗稿后，曾强烈建议先生精选50-100 首，就用几十年来为四堡历史文化奔走、呼号和著述的雕版印刷方式出版，既展现其文化保护的心路历程，也客观反映各时期的历史情态，也算是对默默耕耘的地方有识之士所做公德的褒奖和纪念，从而完全可以作为地方各级政府和有关行业社交之礼品分享于世。其实，在这方面做出贡献的人还包括任期内实现非遗申报立项的四堡乡文化站前站长包发生先生及为四堡展览馆和有关科研机构提供了许多文物资料的藏家邹群先生。由于非遗的精神载体通常会与现实存在的人关联，而与之物化因素对应，这一策略也可称为是地“望文化资本的象征化”［4-5］方略。

5. 生态策略。借人类学文化特质丛概念并就非遗保护方法论看，这一策略，可一般地理解为是基于一定非遗的特定因子所对相关文化丛要素的合纵连横而纵横捭阖地连带出生活化、体系化的综合策略与保护模式。与之对应的主要指标有两个:一个在非遗理论上叫文化空间;一个则是在前者基础上成熟化的生态空间，最终两者也可一币两面、并存不悖。当然，严格意义的文化空间在内涵上必须具备定期举行传统文化活动，或是集中展现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的基本条件之一。当中既包括地方戏剧、口头表演等传统活动，也包括各种节庆礼仪民俗活动，当然也包括诸如雕版印刷在内的传统手工艺技能活动。具体到四堡而言，这一策略的关键，是要把各孤立存在的历史资源，通过一种切实可行的目标化机制化的逻辑整合，使之成为既能保持其特质，又能生发为社区生活化与产业化整体融合的一系列有效环节和生态系统。最现实的办法之一，就是连城县政府正在启动的对四堡古书坊建筑群的保护规划工程，这一工程如果不限于文物形态保护的一般意义，而能围绕非遗资源规划当地文化旅游等三产布局结构，把雕版印刷技艺的文化、经济价值的活态化释放作为内涵建设来考虑，那么就有可能很快盘活非遗保护之困局。在这盘棋上，可以借鉴日本、韩国、柬埔寨等国创意产业作坊和艺术品市场上的那些由题材传统、但又极具现代审美价值的木刻线描、套色版画所成就的简约、精巧、大雅的扇画，在四堡沿街建起干净整洁、各有侧重的艺术品商店，其中摆满字画楹联、册页神符、袖珍读物以及祛邪祈福的神荼、郁垒等高品质雕版印刷产品;也可以在一些古书坊内设置展演、展销点，让游客在选购的同时也参与诗书画谱的印刷活动;而在另一些相对僻静的街巷中，则不乏分门别类、分工有序且产传学一体的雕版印刷工艺作坊;甚至在饭店旅馆中，既有可壁上观的雕版印刷艺术作品，也可开辟一定的空间展销作品。可以说，四堡社区性的文化空间，就是产业与生活水乳交融了的雕版印刷的生态空间;其技艺，在这里是活力四溢的;而其非遗保护，名符其实地就是一种不断创意、不断创生的活存性的保护。

三、结 语

无论文化是怎样地存在于各种内隐和外显的模式之中，但其基本要素，则是通过历史衍生和由选择得到的那种传统精神和价值观念。

非遗是精神性的，但精神的存活又必须有物质条件的支持。非遗的活态保护，本质上就是要活态传承、活态创生。而活态传承与创生，则就是要在功能丛化与形式迁延的产业化、生活化的融合中，同构出一种能够使自己涵养其间的社区化的日常生态。在此意义上，用中外专家学者的话概括，即“文化就是社会”、 “就是生活方式”，“抑或就是整套的生存式样”［6］和“长时期的大群集体公共人生”。［7］这种精神与物质、文化与生存的辩证协同关系，将始终是四堡非遗保护所要不断挑战智慧以有度把握的时代命题和任务。

同时还须指出，四堡非遗的产业化，显然离不开人力资源和智力资本的强力支持。在其合纵连横的综合策略中，少不了文化管理、市场策划、特别是包括设计艺术和美术人才在内的文化创意人力资源的集合和投入。换言之，连城县政府应尽快与有关高校建立对接，通过培训、项目协议、委托定点培养本地化人才等多方式、多渠道的合作，不仅解决和完善自身当下的智力资源配置问题，同时也为其后继有人、最终达到非遗活态保护的可持续发展打下基础。

（致谢： 本文的调查采访工作得到连城县文化局领导和四堡雕版印刷文化老学者邹日升先生的大力协助，他们向笔者提供了诸多材料支持、组织支持，在此一并表示衷心感谢！）

［1］马林诺夫斯基. 文化论［M］. 费孝通，译. 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 4-5.

［2］王文章. 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M］.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 288.

［3］程原. 当代美术学的文化相位与社会建构［J］. 文艺研究，2003 （6） ： 153-155.

［4］高宣扬. 布迪厄的社会理论［M］. 上海： 同济大学出版社，2004： 149-151.

［5］斯沃茨. 文化与权利［M］. 陶东风，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77-95

［6］庄锡昌，顾晓鸣，顾云深，等. 多维视野中的文化理论［M］.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 11.

［7］张岱年，方克立. 中国文化概论［M］.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