割不断的神缘——龙海纸马发展状况及其文化、艺术价值初探

王晓戈，龚晓田

（1. 福建师范大学 美术学院，福建 福州350108； 2. 闽江学院 美术学院，福建 福州350108）

龙海位于闽南三角区中部、九龙江下游出海口，紧邻厦门与漳州，与台湾隔海相望，是闽南地区著名的历史文化古城和侨乡。目前，龙海也是闽南地区乃至福建省最大的纸马生产基地，产品不但销往福建各地，还远销台湾地区及东南亚各国。纸马本是农耕社会的产物，在社会生产方式、生活习惯都发生着急剧变化的当代社会，龙海纸马作为闽南地区的一项传统民间艺术，至今依然与闽南宗教信仰和民俗生活紧密相联，并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相对于当前传统民间艺术项目的整体式微，纸马在现代社会中的生存活力是令人惊叹的。

一、闽南民俗与龙海纸马

纸马也称“甲马”、“神马”、“禄马”、“马子”等，指在各类民俗祭拜活动中使用的印有神像、器物、纹饰及符箓并在祭祀后供焚烧的各种纸品。纸马的生产与使用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发展历史。 “昔时画神像于纸，皆有以乘骑之用，故曰纸马也”。［1］纸马的产生可能与古代“焚纸钱”的习俗有关，清人王棠在《知新录·卷八》中说:“唐玄宗读于鬼神，王玛以楮为币，今俗用纸马以祀鬼神。”［2］两宋时期，纸马在民间用于祭祀已很普遍。据《东京梦华录》载，宋代清明节时“纸马铺皆于当街用纸衮迭成楼阁之状”。［3］宋吴自牧也记载:“岁旦在迩，……纸马铺印钟馗、财马、回头马等，馈与主顾。”［4］由这些文字依稀可以想见古代纸马产业的繁盛。

闽人一直有“信鬼神，重淫祀”的传统。古代福建自然环境恶劣，抵抗自然灾害和疾病的能力十分有限，只有求助于超自然的神灵保佑，这也使得一直以来福建的民俗信仰之风炽盛。福建最早的居民为闽越族，风俗与中原相异，此后随着北方中原民众的迁入，福建开始得到大规模开发，中原地区的风俗也逐渐传入福建。到宋代时，中原的汉族文化已成为福建社会的文化主体与基础，福建民间岁时节日和各种人生礼俗已与中原各地基本相同，纸马风俗也应在这一时期传入福建。 “闽人最重中元节，家家设楮陌冥衣，具列先人号位，祭而燎之”。［5］清道光《厦门志》载:“中元各祭其先，焚五色纸。”并注曰:“楮画绮绣，云为泉下送寒衣。”［6］322这里提到的“楮陌冥衣”、“五色纸”就是纸马。

闽南地区的纸马俗称“金银纸”、 “寿金”。闽南地区各类祭拜活动较多，各种祭拜活动要使用对应的纸马，如祭拜天公用“天公金”;平日祭拜土地公用“福金”;祭拜神佛、祖先用“财子寿”、“寿金”;祭拜土地用“土地公金”;祭拜鬼魂多用“银纸”等。此外还有一些在特定节日用到的纸马品种，如农历七月十五中元节“普度”时用的各种“经衣”、春节前后用来迎神与送神的纸马等。至今，当我们走进闽南的老城区，仍然经常可以听到各种诵经的音乐，看到大大小小的寺庙与道观以及专营或兼营各类纸马的小店，超市中也有纸马等宗教用品的销售。闽南地区浓厚的民俗信仰与宗教氛围，直接带动了民众对纸马的需求，也从一个侧面显示了闽南民间信仰对民俗生活的重要影响。

从历史上看，福建自古地少人多，因此闽人多从事商贸，或迁居海外谋求发展。特别是在明清时期，闽南漳州、泉州两地移民大量迁居广东、海南、台湾以及东南亚地区，尤其是与福建一水相隔的台湾岛，更是闽人移民的主要目的地。明清两代，大量闽籍移民向海外迁播而形成的市场需求，是闽南纸马外销生产模式形成的重要原因。清代，闽南外销纸马已经是出口的大宗商品，并被征收关税。道光《厦门志》载:“门神纸画百张……纸马百个……例八厘。”［6］137而据当地人介绍，龙海纸马外销也是始于清代。至今龙海出产的纸马，除部分满足福建本省需求外，大部分销往台湾以及东南亚地区。

龙海之所以能成为闽南地区最大的纸马生产中心，也得益于其独特的区位优势。龙海地处九龙江口，东面紧邻厦门经济特区，与台湾隔海相望，西面与漳州文化古城及南靖、平和两县接壤，南与漳浦县交界，北与长泰县毗邻，其地理位置恰好位于“闽南文化圈”的中心地带。龙海市区石码和古称“月港”的海澄两镇，明清以来一直是“市镇繁华富甲一方”的商品集散地，至今仍是我国东南沿海对外贸易的重要商埠。便利的海陆交通，有利于原料及产品运输;相对于厦门和漳州，龙海的人力成本相对便宜，而低廉的劳力正是纸马生产这种劳动密集型产业所必需的。

二、龙海纸马的生产现状

纸马生产工艺并不复杂，但比较费工。传统的纸马工艺从雕版、上箔、印刷、晾晒、折叠、打包等各个环节都是依靠纯手工完成，劳动强度较大且产量有限。现在的纸马生产虽然尽量使用机械设备来提高产能，并降低工人的劳动强度，但仍然有相当部分的工序，如上箔、折纸等，需要手工完成。由于对手工的依赖，龙海的纸马生产主要以家庭作坊为单位，或是以家族的形式分工合作，中型或大型的纸马生产厂家并不多。即使是规模较大的纸马生产厂家，在印刷工艺结束后，大量折纸的工作还是要由厂里工人手工折叠完成，或是将这些后期的折纸工艺外包给厂家周围的居民。因此，从整体上看，龙海纸马的生产过程是以手工结合机械加工来完成的。相对而言，家庭手工作坊使用的机械较少，甚至全部采用手工完成;而在一些较大型的纸马生产厂家，其生产过程中使用的机械设备相对较多。

闽南纸马的印制工艺分为裁纸、贴箔、染色、印制、晾晒、包装等工序。所用纸张大部分来自广西，也有少量用纸来自南靖等周边地区。纸张裁好后，先用调配的胶水，为纸料贴上铝箔。铝箔十分轻薄、易破，贴箔需要一定的技术。为了便于翻动纸张，需在手指上套上橡胶指套操作。贴有银箔的纸可以制成各类“银纸”，如要做成“寿金”，还要在贴好的铝箔上刷黄色的化工染料，染出金箔的效果。之后再在金纸或银纸上用红色颜料印制各类图案，并分成小叠移到院中晾晒，待干燥后就可以打包出售了。由于贴箔工艺特别费人工，大面积的贴箔仅依靠手工不容易贴得平整，现在已经有厂家研发出专门的机器，以印制的方法替代传统的“贴箔”工艺，效果与手工比较接近，也能生产贴箔面积较大的纸张，生产效率大大提高。因此，有一些手工作坊也会直接购买这种已经印好铝箔的纸张作为生产的原料。

龙海最大的纸马生产企业当属新华出口制品厂。目前该厂印制的纸马有200 多个品种，且产量很大，每年出口产品要装7 个集装箱，主要销往新加坡与马来西亚。所有产品都是用电脑制版、印刷机印刷，所印制的图形非常多样，印制工艺完成后，还要经过折叠、镂孔、粘贴等工序制成各种形制。由于这些折纸和包装的工序非常费工费时，需要厂里近一半的员工来完成，同时这些工作也会外包一部分给工厂周边住户，由他们带回家中完成。据林良顺厂长介绍，做纸马的人自己一定要信佛，制作纸马时也要有虔诚心。有些纸马在生产时有特殊的工艺和要求，如传统的“往生咒”在印好后，要法师一边诵经，一边用燃烧的香在印好的经文和图形上烧出数个小洞。而现在为了提高生产效率，则将印好的纸张叠好后用烧红的铁丝直接穿透，这样效率更高。不过，从事这项工序制作的员工本人要是佛教信徒，在完成这项工序时也必须诵经，并播放诵经的音乐，这也是对传统工艺的一种尊崇与沿袭。现在厂里印制纸马所用的纸张也与以往有很大不同，燃烧时烟尘少，灰烬少，更符合现代人对卫生和环保的需求。有些纸马印制还采用膨化工艺的轻质纸张，同等数量下，在视觉观感上会显得更多、更厚实，因此更受欢迎。

为寻访传统的木刻雕版工艺，我们在龙海角美镇拜访了专业雕版的陈溪水师傅。据陈师傅介绍，以往印制纸马所用的印版大都是用梨木手工雕刻而成，近些年为节约成本，纸马印版在制作时，主要根据客户的图片资料先用电脑软件绘制图案，再用激光雕刻机在硅胶材料上雕刻出主体图案，雕刻完成后再经手工略加修整，最后粘贴在木版的底面上而成。陈师傅坦言，现在采用激光制版特别适合批量加工，效率更高，价格也更合理，而纯手工雕版除非客人需要，已经很少制作了。现在他的院子里还保存着不少雕版所用的梨木木料，家里也有一些以前手工雕刻的纸马印版，但很少有人需要了。

三、观察与发现

在对龙海纸马的调查中我们发现，小型家庭作坊生产的纸马多是在本省内销售，而纸马厂则多承接外销纸马的生产。通过对比可知，闽南地区民间使用的纸马品种10 余种，台湾地区使用纸马品种则多达30 余种，这30 余种纸马中除了部分与闽南地区常用的品种相同，另有部分为闽南所无。新华出口制品厂销往新加坡与马来西亚的纸马多达200 余种，风格、形式更为多样。可见，闽南地区所使用的纸马在数量上少于台湾地区，而东南亚地区所用纸马品种最多。

闽台两地风俗相近，台湾的汉族人口主要来自福建移民。清末台湾人口中“隶漳、泉籍者，十分七八，是曰闽籍”。［7］《东瀛识略》载:“台民皆徙自闽之漳州、泉州，粤之潮州、嘉应州。其起居、服食、祀祭、婚丧，悉本土风，与内地无甚殊异。”［8］至今，闽南地区的祭拜风俗与台湾闽南族裔的祭拜习俗基本相同。清代台湾地区使用的纸马还由闽南输入，可见当时闽台两地在纸马的品种与使用方式上并无太大差异。而如今台湾纸马品种较闽南地区更加丰富，究其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台湾地区的民众较好地传承了明清以来福建闽南地区的民俗传统，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台湾本地民俗文化的地域特色。同时，台湾的民俗文化还受到潮汕文化以及其他外来文化的影响，并由此衍生出一些新的纸马样式;另一方面，福建虽然是闽南民俗文化的原乡地，但由于历史原因，闽南传统民俗信仰与宗教活动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被当作“封建迷信”加以禁止，这直接影响到闽南地区的民俗活动与相关纸马的生产延续性。闽台两地使用的纸马在品种数量上的差异性，是历史、文化及人为因素共同造就的。

新华出口制品厂所生产的200 余种外销纸马，笔者未能一睹全貌，但就现场采集的30 余种纸马来看，其中有些品种与闽南纸马较为相似，个别品种在图式风格与装饰手法上与闽南漳州、泉州年画有些相似，这其中或许存在一定的文化渊源;另有一些纸马与广东纸马较为接近;还有部分品种形制较为特别，应当是东南亚地区所专用。纸马的使用是与民俗信仰相互共生的，东南亚地区使用的纸马在品种上的丰富性，较为直观地体现出当地民俗信仰兴盛与文化类型多元化，而其中与福建、广东风格相类似的纸马品种，或许反映了闽、粤两地民俗文化对东南亚地区民俗文化的影响。

从材料与工艺上看，当代的纸马生产充分利用了现代造纸技术的成果，使用新型纸张来减少烟雾和纸灰残余，以及增加视觉和触觉上的厚实感，这些都使纸马更适合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和市场需求。当代纸马图案中的轿车、冰箱、彩电等事物，较为直观地反映了民众对财富与生活方式的理解，这种变化是民间艺术活态性的体现。除此以外，如采用染料和油墨替代传统的颜料，用烧红的铁丝替代香头，使用电脑雕刻来帮助制印版，以机器“印箔”的方式取代传统的手工“贴箔”，使用印刷机、切割机替代原来的手工劳动等举措，并没有改变传统纸马原有的形态及功用，而是在提高生产效率、降低劳动强度与生产成本的同时，促进了传统纸马与现代生活方式、生产方式接轨，是顺应时代发展的必然结果。

四、龙海纸马的文化与艺术价值

追根溯源，带有浓厚原始宗教信仰色彩的纸马是我国传统木版年画的源头之一，它对于我国民俗文化的传承也具有重要的意义。对此，陶思炎先生指出:“作为巫术与宗教遗物，纸马留有神圣的光晕，传导着时人对神祇与祖灵的虔敬;作为民俗风物，纸马融入了民间生活，成为民间祈禳心理的寄托;作为民艺物品，纸马又展露着鲜明的地方特色和淳厚的民族风格。”［9］

然而一直以来，纸马研究都是传统民间艺术研究领域中的冷门。首先，纸马都是即用即焚，很少有古代的纸马传世，文献中也较少记载，研究资料相对缺乏;其次，纸马是民间宗教仪式中不可或缺的道具，也是民俗信仰的一种图像载体。而由于对民俗信仰的误解与偏见，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纸马都被视为“封建迷信用具”，曾一度加以禁止，直接影响到对纸马文化价值的认识。同时，由于纸马本身工艺简单，形式质朴，功用相对单一，难以转化为独立的艺术品类或旅游纪念品，缺少转型开发的空间，因此使得纸马一直不被关注。而恰恰是这样较少的人为干预，使龙海纸马更多地保留了民间艺术质朴的本色，没有如其他一些民间艺术项目那样，或脱离生活，被时代遗忘;或被过度开发，成为小众的纯艺术或毫无特色的旅游纪念品，脱离民间艺术的本质。在目前国内大部分地区纸马产业日渐衰落的情况下，龙海纸马依然与闽南的民俗生活紧密联系，纸马产业生机勃勃，且生产品种之丰富、风格之多样，都令人惊叹。

龙海纸马既是古代南方巫觋文化、祭祀礼仪的遗存，又是闽南民俗信仰的道具和图像载体，与闽南的民俗信仰有着密切的关联。需要指出的是，民间信仰并不等同于迷信活动，从主体上看，民间信仰更多的表现出对神灵的崇敬、对祖先的追思、对逝去亲人的怀念与对未来生活的祈望，能够为民众提供精神上的寄托与心理上的安慰，这种特殊作用也是其他手段难以替代的。同时，随着科技的普及以及人们自我意识的加强，闽南民间信仰中的宗教性质逐渐弱化，一些迷信内容也在逐渐被民众所认知，其负面影响日益消减。当代的民俗信仰活动与古代的封建迷信有着较大区别，不能一概而论。此外，民间信仰作为地域文化的一个表征，反映出的是个体对某一社会群体的认同感，这种深层的文化构架是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具有极强的稳定性、延续性与活态性。它不但有助于地区性的社会规范与道德的形成，而且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对于当代和谐社会的建设也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纸马是民俗信仰的一种呈现方式，同时也是一项流传久远的民间艺术形式。从视觉艺术的角度看，龙海纸马作为民俗版画，其艺术价值也是同样值得关注的。就整体而言，龙海纸马的艺术价值突出地表现在三个方面:

1. 龙海生产的纸马品种丰富，风格多样，充分反映出闽南地区深厚的历史与文化积淀。虽然目前的纸马生产有现代生产工艺的介入，特别是电脑制版技术的运用，在一定程度上对图式的多样性有所影响，但由于厂家众多，各家所用图版来源不同，即使是相同形制的纸马，在风格上、细节处理上还是会略有差异。无论是闽南纸马还是外销纸马，它们在图式上，或简练质朴，或古拙神秘，或稚拙天真，无不显示出闽南民间艺人的智慧与才华。

2. 龙海生产的闽南纸马并非是孤立存在的，它与年画、剪纸等民间艺术形式共生于闽南的民俗文化环境中，彼此存在一定的关联，特别是与闽南地区传统的木刻图书、木版年画材料相近、工艺相通，在风格、装饰手法等方面相互影响，与闽南民间艺术的整体方格相一致。

3. 龙海出产的外销纸马中，有相当部分的品种与闽南纸马相似或相近，也有部分纸马采用的套色工艺、装饰风格与闽南年画的艺术风格相类似。笔者认为，这种相似性是文化交流的结果，在闽南民俗文化向周边地区广泛传播的同时，海外市场的需求对闽南纸马的生产或多或少有所影响，这其中存在着一种互动的过程。对这类外销纸马与闽南纸马的比较性研究及其艺术价值也有待进一步探讨。

五、结 语

如上所言，闽南深厚的民间信仰基础是龙海纸马存在的基础。经由民俗活动、宗教仪式、生活方式等多重因素共同支持的民俗信仰，深深地植根于闽南的民俗生活之中。它既是由闽南地区独特的地理、文化环境所造就，又反过来促进了闽南地域文化的形成。这种深埋在闽南民众集体意识中的“神缘”是难以磨灭的，也是难以被人为禁绝的。这也是闽南纸马曾经一度被禁，但在民间依然得到保留和传承的原因。

明、清时期，闽人在向海外迁徙的过程中，也将闽南民俗文化与民间艺术带入海外，带动了闽南纸马等宗教用品的外销，龙海的外销纸马生产即是这一传统的延续。当代龙海纸马生产承接的海外订单，虽然也缘于制造业的全球化分工与商品生产成本等因素，但迁居海外的闽籍华人浓厚的原乡情怀，依然是闽南纸马外销的一个重要原因，这同样也是一份难以割断的“神缘”。

（致谢： 本文的调查采访工作得到龙海郑建强、林超、康文杰、方开顺先生的大力协助，同时龙海新华出口制品厂林良顺厂长和文江制品厂方志江厂长为我们提供了很多宝贵资料，在此一并表示衷心感谢！）

［1］赵翼. 陔余丛考［M］. 上海： 商务印书馆，1957：635.

［2］杨亮才. 中国民间文艺辞典［M］. 兰州： 甘肃人民出版社，1989： 509.

［3］孟元老. 东京梦华录［M］. 北京： 中国商业出版社，1982： 43.

［4］吴自牧. 梦粱录： 一［M］. 上海： 商务印书馆，1938： 48.

［5］谢肇淛. 五杂俎［M］.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 26.

［6］周凯修. 厦门志［M］. 台北： 成文出版社，1967.

［7］佚名. 安平县杂记［M］. 台北： 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1958： 23.

［8］丁绍仪. 东瀛识略［M］. 台北： 台湾大通书局，1987： 32.

［9］陶思炎： 中国纸马研究的现状［J］. 民族艺术，2010 （1） ： 72-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