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朝文录》看李祖陶的选本批评及学术思想

周璐

(郑州大学;郑州 450015)

一、《国朝文录》的编选目的和编选体例

清代中期以后，清人编选清代文章的选本较多的出现，这是清人对清代古文创作有意识的总结和评论。《国朝文录》的编选目的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保存本朝文献，彰显国朝的人文特盛和治运精神，展现清代古文创作的繁荣，表明清代亦有淖然可传的古文;二是窥探清代古文源流升降的原因。其中，第一个目的最为主要，而第二个目的则体现了李祖陶史学家的眼光与意识，亦是此选本的独特之处。《国朝文录》收编了清代顺治朝至嘉庆朝时期四十家之文，其中顺治朝九人，康熙朝十一人，雍正乾隆朝十六人，嘉庆朝四人。

二、李祖陶的学术思想和《国朝文录》的选文标准

(一)李祖陶的学术思想

清代学术昌盛，超汉越宋。乾嘉之际，汉学极度兴盛，成为一代之显学，此时的汉宋之争是清代最大的学术论争。李祖陶的青壮年时代恰逢汉学的如日中天，但他逆潮流而行，尊崇宋学，在学术上以程朱理学为主导，同时融入了经世致用的思想，推崇唐宋文风。李祖陶在《自序》中称赞康熙朝的元老钜公，认为他们“以其正学，发为昌言，后伟光明”。“正学”即是康熙时期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程朱理学。李祖陶在《榕村全集文录引》中言:“其他穷性命、析理气、阐图书、原象数者率不录。非敢略也，以为此皆抉经之心，执圣之权，极理之要。当与宋五子书并读，而不当与唐宋八大家同观，故不敢遽出以饷人也。”可见他对程朱理学的尊崇。李祖陶不赞成汉学的支离破碎、一味考证，在《自序》中就表明了对汉学的批评态度，其言曰:“中叶以后，学术多歧，文体亦因之猥杂。博古者以征实见长，意尽言中有书卷而无情绪师心者，以标新自别，音在弦外，有神致而无体裁，盖谈经既菲薄程朱，论文亦藐视唐宋。”他还在《厚罔先生文录引》中言:“近世讲考证者，得一古事，即奉为不刊之典，而不复求其心之所安……考证愈多，义理愈晦。”“学术分歧”和“考证”均指陈汉学。纵观所选录的四十家，大都是文章具有唐宋风格的理学家，如侯方域、刘大魁、姚鼐，而著名汉学家只有钱大昕、纪昀两位。李祖陶于国朝更为称赞魏禧、汪琬、朱彝尊、方苞、李绂、恽敬六家之文，以其集中可以采取者不止三卷，于《国朝文录》外另编为六家。观此六家均是理学大家，魏禧和方苞的文风更是接近唐宋。李祖陶一生经历了乾隆、嘉庆、道光、同治四朝，这一时期恰是清朝由盛转衰、国运多舛之际，学术思潮也随着社会环境和时代思潮改变，为了挽救时政，国初通经致用的思想重新得到广泛认同，汉宋之争趋于缓和。李祖陶身为有志的知识分子，顺应时变，其思想正是于程朱理学中融入经世致用。

(二)《国朝文录》的选文标准

《国朝文录》的选文标准与李祖陶的学术思想相辅相成，密不可分，他主张文章要有明道经世之功，醇正雅洁之风。李祖陶《自序》言:“然亦不名一辙，反复数过，务取诸家之长。故有明道之文而近虑者不录，有论事之文而大横者不录，有记功述德之文而过谀者不录，有言情写景之文而涉浮者不录。”由此可知，其所录之文的内容主要是“明道”、“记事”、“记功述德”、“言情写景”，这些也暗合了选文的体裁。综观《国朝文录》的序言、评点和选文，其选文标准有以下几点:

第一，“明道”、“经济”之文，即文章要有明道经世之功，旨在强调文章的社会功用。这与嘉道时期提倡经世致用的思想是一致的。在清代，古文之所以受到统治者的高度重视，正是因为古文有明道之功和经世的实用价值。李祖陶于古推崇唐宋八大家，于今则重视理学名臣之文。李祖陶将“不肯见用于时”的故老遗民分为两类，先言“指画确凿，议论证据古今”者，如魏嬉、顾炎武、黄宗羲等。次言“旨远词文耐人寻绎”［2］者，如侯方域、傅占衡、贺贻孙等。这些故老移民都尊崇程朱，反对明末的空谈之风，主张经世致用。但李祖陶于其依然较为注重理学修养较高、文章有实用价值者。他在《亭林文稿文录引》中说顾炎武虽为人自命，文多短篇，但“辨学术、正人心、定经制、明出处、言立而德与功皆俱”。可见，李祖陶十分重视选文作者的理学修养和功业。此外，他还于《汤潜安先生文录引》中说汤斌能于理学、经济、文章三者兼之，“虽于论学之书不能尽录，而经济之荦荦大者，则具是矣”;在《陈惕园文录引》中称赞嘉庆朝贡生陈庚焕“留心世道，读有用之书，为有用之文”。可见李祖陶认为古文要以“明道”、“有用”为目的，这也是其选文标准的核心。

第二，重“学”轻“文”，主张文章醇正雅洁。清代古文和古文选本的总体特点如清代学术一样，“文、学并重”［3］。但具体而言，理学家、汉学家之文偏重“学”，文风质朴，而文人才子之文偏重“文”，富有文采，如袁枚、郑燮。李祖陶信奉程朱，推崇唐宋八大家，重“学”轻“文”。他认为文章需秉持法度，文从字顺，可以师法古人，但不能模拟过甚。李祖陶在《自序》里称赞刘大櫆、姚鼐、蒋士铨等好学深思者，而批评朱仕琇模仿古人过甚，其弊如明代的王世贞和李攀龙，也批评袁枚任意放言尤不足道。《国朝文录》不录“近虑”、“大横”、“过谀”、“涉浮”之文，力求文章醇正雅洁。“醇正”针对文章意旨而言，主张古文要精微有质，格意高妙，理正词醇;“雅洁”是指文章要雅驯洁朴，剪裁精当，熔铸精工。李祖陶在《彭躬庵文录引》中批评彭士望的文章“过于发皇，不甚熔炼，且纯用本色，有不尽雅驯者耳”，所以谨慎斟酌之后录其文为二卷;于桐城三祖中，特别推崇方苞，认为方苞之文正大，而刘大櫆之文横肆，故取刘大櫆之文洁朴者存之。

第三，取各家之长。许乃谱《国朝文录序》(以下简称许序)曰:“余观其指虽不名一辙，而折衷义法，各取其长，信无隘与滥之弊。”李祖陶论文不主一宗一派，为了表明国朝古文亦有可采之处，必须在选定的各家之中取其所长，才具有代表性与说服力。在每篇《文录引》中，李祖陶并不只是就一人单独而论，而较多采用比较方式评价选文作者的创作得失，总结出各自的长短之处。如在《孙文定公文录引》中把朱轼与孙嘉淦进行比较，得出“文端之杂文醇说礼，皆可为典据;文定之奏疏畅论事，尤有大风裁”之论;在《海峰文抄文录引》中，把同属桐城派宗师的刘大櫆与其诗方苞比较而论，谓方为“学人之文”，刘为“才人之文”，一语道破二人的文章差异与各自特点。李祖陶对各家每一类型的文章均指出其特点、辨明其醇疵，然后选其所长之文，合而录之，在批评原则和批评实践上力求一致。如在《湛园未定稿文录引》中言姜宸英之文不善叙事而善议论，序文多神来之笔，而表、志营垒不坚，故主要选了其议论之文和序文，而“于叙事之文，惟录《先太常传》一篇，余尽从汰，盖非其所长也”。

三、《国朝文录》的选本价值

首先，《国朝文录》具有保存一代文献的价值，有利于清代古文的传播。李祖陶在五十七岁回乡讲学之前，一直在外游学，任职于各处幕府，足迹遍布大江南北，一生致力于收藏和阅读书籍，培养了其宏博通达的眼光。他辨其精，观其大，不仅选录富庶地区之文，也搜寻穷僻地区之文。李祖陶于《白鹤堂文录引》中表示自己不满于只收录三江两浙及闽楚之文，竭力寻求“必有卓然自为于荒江穷谷之中未行于世者”，而得彭端淑、刘大绅二人文集，并选录之。许序言:“江右人才辈出，其诗与文之湮没无传者、不得公诸艺林者颇多，曾宾谷前辈尝有诗征之役而未及于文，迈堂特继起而搜辑之，诚善举也。”可见，李祖陶选录这些未行于世之文，保存了文献。另外，他对各家的评价及对每篇文章的评点可以帮助读者在阅读时更为明晰地理解文章，有助于清代文章的普及，使后世可以更为全面的了解清代古文。

其次，《国朝文录》具有独特的理论价值。第一，李祖陶以散文史家的意识，欲从此选本中窥探清代文章源流升降的原因，使人们了解清初至嘉庆这一时期的古文发展史。清代古文的发展顺应着社会环境和时代思潮的变化。顺治一朝承接了明末文风，主张文章经世致用;康熙朝人心平定，国家安和，程朱理学被定位官方思想，确立了“清真雅正”的衡文标准;雍正至乾隆初，沿袭了康熙朝的思想和文风;乾隆中期以后，汉学大盛，考据之风兴起，与宋学相抗衡，古文的风格多种多样;嘉庆时正值汉学极度昌盛，骈文盛行。李祖陶在《自序》中按照顺治朝、康熙朝、雍正以后及乾隆之初、乾隆中叶至末期、嘉庆朝五个时段把嘉庆之前的清代古文做了历史分期，依次简述了每个时期的特点及代表人物，符合当时散文发展的实际。而在目录中，则按照顺治朝、康熙朝、雍正乾隆朝、嘉庆朝四个时期进行编排，每个时期均按选文作者的生卒年先后编排，易使人看到清代古文的发展变化，从中探究清朝时期思潮和学术思想的变化。从这一角度来说，《国朝文录》起到了文学史的作用，可被视为一部断代散文史。第二，《国朝文录》作为对一代古文的批评，其审美观念及其对各家古文创作的评价，对后世对清代文学批评研究亦有重要价值。李祖陶的审美观念与其学术思想和选文标准相一致，即文章要醇正雅洁，有唐宋之风和明道经世之功。李祖陶据此批评了各家之文，颇有独到之处，不乏真知灼见。如在《惜抱轩文录引》中，将姚鼐与方苞、刘大櫆进行比较，进而展开了对姚鼐古文的批评，谓姚鼐之文“渺众虑而为言”。他肯定姚文对刘之横肆的矫正，赞赏姚鼐为文于方、刘二家外另辟蹊径、独树一帜的做法，同时也指出姚文“取径太狭，虽能深入而未能旁开，虽皆绵邈有神，而未尽安详有度，故以矫海峰之失虽有余，而以登望溪之堂则不足”，认为姚鼐之文“加以幽邈，则边幅狭而体格小矣”。李祖陶在桐城派极力推崇姚鼐之时能指陈其得失，可见其独特的审美观念和对古文的独立思考，他对姚鼐的古文批评也为后世研究姚鼐乃至方、刘提供了宝贵的材料。将李祖陶对各家古文的批评加以总结，具体、明晰地呈现出他的审美观念，可使人们看到清人对清文的认识与评价，这有利于后世更为准确地研究清代文学批评。

李祖陶以其宏博通达的眼光编选古文，以散文史学家的观念编排体例，以独立的审美观念进行文学批评。《国朝文录》在清代散文史和文学批评史上都有重要贡献。当然作为一个选文家，李祖陶受时代思潮和社会环境以及自身文学观念的影响，在选文和批评上亦有不足之处，兹不赘述。

［1］［2］李祖陶.国朝文录［M］.见:续修四库全书(1669).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330、299.

［3］赵尔巽等.清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1977:133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