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人力资本开发影响农业发展的省际差异
——基于中部省份的面板数据

官爱兰，蔡燕琦

(华东交通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江西 南昌 330013)

一、引 言

人力资本对农业发展的积极作用已被国内外众多学者认可和研究。早在1906年美国经济学家费希尔就提出了人力资本的概念，他认为只要能够带来财产性收入的物质都能算资本，并对资本作了解释与分析。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奥多·W·舒尔茨(TheodoreW.Schultz)(中文译本，1992)在长期的农业经济研究中发现，农业居民的素质与农业技术水平的提高是促使美国农业在20世纪50年代产量大幅度提高的关键，而非传统认为的土地、劳动力数量或者资本存量的增加。他还认为要转变传统农业的生产方式，需要不断增加农业智力资源的供给。卢卡斯(Locus，1988)提出了内生经济增长模型，把人力资本的理论引入经济增长，他认为人力资本的增长对经济发展是内生性的作用。

国内学者对人力资本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也有相应的研究，李宝元(2000)通过自己设定的不同方法证明了人力资本的投入与产出是成正相关的关系。钱雪亚、张小蒂(2000)在农村人力资本积累和收益性的分析基础上，发现农村高文化程度的人员不足很大程度上阻碍了第一产业的经济发展。钱晓烨、迟巍、黎波(2010)通过建立空间计量模型，证实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间接贡献不明显。

虽然国内外众多学者对人力资本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农村人力资本开发对农业经济发展的影响等问题有诸多研究，但是对农村人力资本与农业发展的区域、省域研究相对较少。中国中部地区经济发展较东部沿海地区还存在差距，如何打造中部区域的特色经济，发展中部地区的农村经济也就显得十分重要。而当今制约中部农业经济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人力资源开发利用不够。因此，本文针对中国中部省区的农村人力资本开发与农业发展的省际差异进行研究。文中的农村人力资本开发主要是指农村教育开发和医疗保健开发两大方面，农业发展主要是针对农业总产值而言。我们在C-D(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基础上，对1990～2011年的农业总产值、农村教育投入、医疗保健投入等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最后通过计量结果的比较，得出中部省区农村人力资本开发影响农业经济发展效率的省际差异性，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二、变量选取及模型设定

1.变量选取及数据说明

本文的样本数据是由中部地区6个省份(即山西、江西、安徽、河南、湖南、湖北)1990～2011年22年时间跨度组成的panel数据。变量选取具体说明如下：

1)被解释变量(GDP)：采用的是农业(第一产业)总产值，是反映农业发展的核心指标。文中的农业总产值是指剔除了价格变动因素的农业实际总产值。

2)解释变量中的农村物质资本存量(K)：对其估算采用永续盘存法。公式为：

Kit=Kit-1(1-λit)+Iit/Pit

其中，k指农村物质资本存量，i表示第i个省区，t表示第t年，I/P为当年实际的农村固定资产投资，λ为年折旧率。变量及参数选取参照了吴方卫(1999)以及徐现祥、周吉梅、舒元(2007)的做法。本文农村物质资本存量以1990年为基期①。农村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参照吴方卫(1999)以及张军、吴桂英和张吉鹏(2004)，朱平芳、徐大丰(2007)的折旧率，选取标准为5.4%。

农村物质资本存量能够给农业经济带来正效应，能支持农村经济建设所需要的客观环境，为农村人力资本的开发创造比较好的公共基础。

3)农村劳动力数量(L)：采用中部各个省份农村地区人口数量。农村劳动力数量的多寡直接影响到农村人力资本开发的强弱，有效劳动力数量的增加可以提高农业经济的效率，促进农业经济发展。

4)农村教育人力资本(E)：是反映农村人力资本开发的关键指标，选取中部各个省区平均受教育年限。根据各省区受教育程度平均每百个劳动力文化程度，再将受教育程度进行不同加权。本文将受教育年限限定为5个层次：文盲和半文盲，小学，初中，高中(含中专)，大专及以上。这5个层次分别设权重为1年，6年，9年，12年和16年。平均受教育年限直接反映了农村人力资本教育开发的状况，受教育水平的提高能促使农村居民更好地吸收农业技术知识，获取更有效的农业开发能力。

那么中部各省区农村教育人力资本总量：

平均受教育年限：

其中，i =1，2，3，4，5， Ei表示各个受教育程度的权数值，Li为接受不同程度教育的农村人口数。

5)农村健康人力资本(H)：选取中部各个省区财政支出中的农村医疗卫生投入额度来衡量农村人力资本健康的标准②。作为衡量农村人力资本开发的另一关键指标，农村医疗卫生投入的程度直接影响了农村医疗卫生服务水平与质量。农村健康人力资本的开发虽然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但是农村健康人力资本开发得越完善，就越能保证农村人力资本更好地投入到农业生产，更好地促进农业经济的发展。

上述提到的变量和数据均根据《新中国60 年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和《中国卫生统计年鉴》(1991-2012)整理分析所得。

2.模型设定

本文以LUCAS的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为基础，将农村教育和健康人力资本因素引入C-D生产函数，考察我国中部各个省份农村人力资本开发影响农业经济发展的差异关系。模型设定为：

(1)

两边取对数，可以得到

gdpt=αt+αkt+βlt+γet+σht+μt

(2)

将模型(2)运用到面板数据，本文设定计量模型如下：

ln GDPit=β0+β1lnKit+β2ln Lit+β3ln Hit+β4ln EDUit+μi+εit

(3)

其中，i表示第i个省区，t表示第t年。被解释变量GDP为农业实际总产值，K和L分别表示农村物质资本存量和农村人口数量，H和E分别表示农村健康人力资本和教育人力资本。ξ为随机误差项，μ表示残差。(3)式是一个双对数模型，表示农业实际产值变动率与解释变量的待估计参数的变动率之间的弹性关系，也就是当解释变量变化1%时，农业实际总产值变化的百分数，系数符号为它们对农业产值影响的方向，参数值的大小表示影响程度。

三、中部各省农村人力资本开发影响农业发展的实证分析

本文主要从农村教育与健康人力资本开发两个方面考量中部地区及各省份农村人力资本开发与农业经济的关系。一方面运用面板数据分析中国中部地区整体的农村人力资本开发状况以及对整个地区农业经济的影响，另一方面细化到中部各个省域，分析中部地区各省份之间的差别和优势。本文运用Stata10.1软件进行分析，表1为这些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表1 变量描述性统计

1.中部地区农村人力资本开发对中部农业经济影响的实证结果

本文对面板数据的估计属于固定效应或随机效应。按计量经济学理论，面板数据的估计、设定和筛选宜选用Hausman检验。本文Hausman检验结果显示设定的模型适合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表2的模型I是本文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的估计检验结果，模型II是修正的标准差估计。

我们再进一步用Wooldridge(2002)和Greene(2000)的方法分别对固定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进行异方差和自相关的检验，估计表明本文的面板数据存在异方差但不存在序列相关③。

估计结果显示，1990年以来中部地区总体的人力资本开发与农业经济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总体上，农村劳动力对农业经济发展作用最为显著，农村劳动力每增加1%，中部地区农业经济有0.97%的增长。这一结果在预计之外，却在情理之中。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部地区农村劳动力尤其是高人力资本含量的劳动力大量输出，农村劳动力投入严重不足，农业发展很不充分。而增加农村劳动力特别是高素质劳动力的投入，有益于农业经济大发展。从人力资本开发层面比较，中国中部地区平均受教育年限对农业经济发展的效果较为显著，中部地区平均受教育年限每增加1%，中部地区农业经济有0.58%的增长；医疗卫生投入每增加1%，农业经济增长0.33%。说明了中国中部地区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农村教育人力资本的开发对农业经济起到了较显著的作用。

表2 固定效应和修正后的模型拟合结果

注：表中括号内表示估计参数的标准误差，**表示系数在5%水平显著。FE表示固定效应模型，PCSE为修正的标准差估计.

2.中部地区农村人力资本开发影响农业经济的省际差异

为了能进行区域内部比较，分析中部各个省区的农村人力资本开发问题，根据中部地区6个省份的农业生产总值两两相近似的省份为一个类比组④，并运用上文同样的方法进行回归估计分析，表3是面板数据模型(3)的估计结果。

表3显示，解释变量中的农村物质资本、农村的劳动力、农村居民的平均受教育人力资本和农村健康人力资本开发与农业经济发展成正相关关系，但不同地区之间影响程度不尽相同。

(1)山西、江西两省在农村健康人力资本开发上存在优势

从农村健康人力资本的估计结果可知，每增加一个百分点的农村医疗卫生投入，可以为山西和江西两省带来农业经济0.34%的增长，同样的投入，湖北、湖南两省农业经济能得到0.28%的提高，为安徽、河南两省带来农业经济增长仅有0.1%。说明山西、江西两省对于农村健康人力资本开发的潜力比较大。

(2)安徽、河南两省的农村教育人力资本开发产出率最高

在实证估计的结果中，中部各省的农村教育人力资本开发对农业经济的增长影响程度最高的是安徽、河南。当安徽、河南两省农村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每增加1%，可以产生6.42%的农业经济的弹性增长。湖北、湖南两省可以产生4.01%的增长，而山西、江西两省的增长幅度最小，为2.98%。说明安徽、河南两省农村教育人力资本开发对农业经济的促进作用较明显。

(3)湖南、湖北两省的农村人力资本开发产出率较平稳

相比较其他省份的优势，湖南、湖北两省在农村人力资本开发对农业经济的贡献上一直保持比较平稳的中间态势。农村平均受教育年限每增加1%，为湖南、湖北两省的农业经济带来4.01%的增长。农村健康人力资本的开发，投入每增加1%，能带来农业经济0.28%的增长。说明湖南、湖北两省在农村教育与健康人力资本开发上已有一定的基础，进一步开发亦具有良好态势。

表3 省际模型拟合结果

注：表中的括号内表示为估计参数的标准误，**表示系数在5%水平显著。FE表示固定效应模型，PCSE为修正的标准差估计.

四、政策建议

基于中国中部地区1990～2011年6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利用计量经济模型对中国中部6个省区的农村人力资本开发与农业经济发展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根据实证结论，可采取相应的农村人力资本开发策略。

1.保持中部地区整体农村劳动力保有量，加强对中部各省份整体人力资本开发

实证分析表明，中国中部地区整体上劳动力投入的增加带来的农业经济增长最为显著。中部地区的健康和教育人力资本开发对中部农业经济发展具有巨大潜在能力。中部地区作为农业大省和劳务输出大省，农村劳动力开发显得重要和急迫。既要激励迁出农村的人力资本回归农业，也要激励包括大学生在内的城镇中的人才迁徙到农村和农业部门，形成与现代农业相适应的人力资本结构。针对中部各个省区的实际情况，加强农村基础教育，增进农村职业教育，针对中部地区区域和生产优势进行针对性的指导和培训，激励和培养出优秀的农业技术人才。

2.强化山西、江西两省在农村健康人力资本开发上的优势

结论显示，山西、江西两省在农村健康人力资本开发上的潜力较大。但是，由于山西、江西两省农村人口占总人口比重都超过了50%，庞大的农村人力资源需要通过更高水平的医疗保障制度、更全面的新农合普及水平、多层次的医疗服务网络以及更合理的农村医疗技术人员业务培训和良好的农村医疗环境，丰富山西、江西两省的农村卫生资源，夯实农业经济的人力资本开发基础，推动两省区的农业经济增长。

3.加大安徽、河南两省的农村教育人力资本开发力度

从实证估计看，安徽、河南两省的农村教育人力资本开发对农业经济的增长影响程度最大。也就是说，在相同外部政策刺激下，安徽、河南两省增进农村教育投入较其他中部省区能为农业经济带来更大的增长。那么国家及地方应给予更多的财力与政策支持，特别是农村义务教务阶段的经费投入。河南省在近几年针对农村义务教育开展了“国培计划”，以此提高教师的教学水平。安徽省在农村教育上也针对农村劳务进行技能在线培训，提高农村人口的继续教育水平。可以在均衡现有农村各层次教育的基础上，继续强化安徽、河南两省农村居民的高层次职业教育并留住高层次教育人才。

4.加强湖南、湖北两省与其他中部省区农村人力资本开发的交流

湖北、湖南两省的教育、健康人力资本开发产出率均处于中间位置，说明其人力资本开发已有适当的基础，可以协调与中部其他省区的资源流动。如湖南近几年深化了农业信息化培训，“农信通”工程为湖南农业经济构建了良好的技术支撑，同时也强化了农村干部的信息化能力，其经验值得推广。将湖北、湖南两省良好的农村人力资本开发基础和先进的农业经济环境与中部其他省域的优势农村人力资源相结合，交流、合作、互动，提升中部地区农村人力资本开发的水平、层次，促进中部地区农业经济的持续发展。

注释：

①其中当年投资指标选取的是农业固定资产形成总额，由于国内统计数据和现有文献对于农村固定资产价格指数较少，本文用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指数来代替.

②由于各个统计年鉴未对农村医疗卫生财政单独列出，本文根据省域总医疗卫生投入及农村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全国农村卫生投入占全国医疗卫生投入预算比重二者加权计算而得.

③运用Wooldridge(2002)关于面板数据自相关检验，统计量F(1,5)=1.063,Prob>F=0.3498，即拒绝原假设，不存在序列相关；根据Greene(2000)面板数据异方差检验，固定效应回归模型的中间组异方差修正的wald统计量x2(6)=62.65，Prob>x2=0.0000,存在异方差.

④中部地区六个省份，按照各个省区从1990-2011年的农业总产值平均数相似划分类比组，分组见表3.

[1]张 军，吴桂英，张吉鹏.中国省际物质资本存量推算：1952-2000[J].经济研究，2004，(11)：35-43.

[2]吴方卫.我国农业资本存量的估计[J].农业技术经济，1999，(6)：35-39.

[3]官爱兰，全 辉.河南农村人力资源现状与开发对策分析[J].安徽农业科学，2009，(13)：73-75.

[4]韩文婧.政府教育投入产出效率的区域差异——基于东、中、西部的面板数据[J].经济研究导刊，2011，(1)：22-26.

[5]李 萌，张佑林，张国平.中国人力资本区际分布差异实证研究[J].教育与经济，2007，(1)：12-18.

[6]杨 俊，李雪松.教育不平等、人力资本积累与经济增长： 基于中国的实证研究[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J].2007，(2)：37-46.

[7]李 菁，向 玲.财政农业支出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动态效应研究：1978-2011[J].经济问题探索，2013，(2)：32-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