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发百中

包倬

无论白天黑夜，无论站着躺着，只要我是醒的，我都在寻找借口，向我远在农村的父母索取更多的费用。我有太多的支出项目，要请我的哥们儿吃饭；要陪女朋友看电影、逛街、买衣服；要抽烟、喝酒……我家里给我每月一百五十元的生活费，完全就是杯水车薪。

那是1997年，我十七岁。在一个小县城里念初三。我在这里待了三年，我从一个穿蓝色卡其布外衣的农村孩子，变成了一个穿着蝙蝠衫，头抹摩丝，在县城里四处游荡的不良中学生。我每给家里写一封信，我的父母就咬牙切齿，他们不用拆信都知道里面的内容：肉麻的问候、谎报的进步、面临的困难，还需要钱。

信寄出去，就望穿秋水。老家太偏僻，走到镇上要半天，汇款到县城要一个星期。我已经借钱度日一个月了。

我有一个女朋友。我们在学校外面城中村里租了间小屋，并且在门上写了两个字：爱巢。她的成绩比我还差，她说毕业以后要嫁给我。我没想得那么长远，我只想珍惜和她在一起的时光。我没有生活费的那段时间，她对我多有资助。终于有一天，她愤怒了，骂：“老娘不干了，又要供你吃，又要供你日。”我很生气，这完全不是我想象中的爱情。可她说的是事实。我低头想了几分钟，又厚着脸皮说：“再借我五十块钱，最后一次。”

我决定回一趟家。

买票花了十五元。我在车站旁边的小饭店里吃了一笼包子，又买了一包红塔山香烟，十五元又没了。我还剩下二十元。我作了最坏的打算：如果回家拿不到钱，我还能坐车回到县城。

我就要毕业了。中考在即，命运已经露出了底牌，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将回到家乡，或者开始流浪生涯。但是，我们当时之所以还在浪费家里的钱财，就是在等那一纸毕业证。那张在今天看来毫无意义的初中毕业证，在当时的乡下，是可以当电工员的。如果运气好的话，说不定还可以参加村长的竞选。那一年，中考“并轨”了，考上中专不再是逃离土地的便捷门路。条件稍好的学生，目标已经转向了高中。

我父母对这些现状毫不知情，他们还在寄望于我能考上中专，光宗耀祖。

我坐在车上的时候，想到了我的女朋友。她其实和我是同一类人，我们都隐瞒了一塌糊涂的成绩，让父母生活在幻想当中。这种幻想使他们面对沉重的苦力时，浑身充满了力量。大约半年前，我突然心血来潮给她写了一封信，是一首赞美她的诗，第二天，她爽快答应了我的追求。我们都需要去爱一个人，不然就枉费了这美好青春。校园里四处可见一对又一对的情侣，见惯不惊，连班主任都开玩笑说：“成绩不好的，谈谈恋爱也不错，毕业后可以直接回家结婚了，免得你们今后找不到对象。”教室里哄堂大笑，但他说的是实话。

还有一件事难以启齿，我的女朋友怀孕了。一个星期以前，她突然神情紧张地告诉我：“我好像是那个了。”“哪个？”“那个。”“哪个？”“老娘好像是怀上你的娃娃了。”我脸色煞白，站起来，将她从上到下看了一遍，浑身冒冷汗：“是什么反应？”“我的那个没有来。”这一次，我听懂了。我们一起翻开生理卫生课本，又将怀孕那一章温习了一遍。我们垂头丧气。

她问我：“怎么办？”

我说：“不知道。”

她的脾气一天天坏起来，躲在屋里，不敢再去上课。我想，我无论如何也要从家里拿到钱，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车窗外风沙漫天，野草枯黄，草芽正在奋力抽身，可没有雨水的滋润，已经奄奄一息。汽车在路上颠簸，嘶哑的音响里播放着《九妹》。“九妹，九妹，漂亮的妹妹……”车里的几个年轻人就跟着和一句“漂亮的妹妹”。他们是春节后外出务工的年轻人，赶回来参加农忙。农历四月，大地渴望雨水，可天高云淡，只有狂风肆虐。

我下了车。那辆灰扑扑的汽车冒着难闻的尾气，在山路上拐了几个弯，消失了。我开始爬坡，很快感到了双腿酸疼、乏力，头上冒汗。三年的时间，我和乡村已经格格不入，不但改变了着装，而且连体力也大不如前。我变得越来越像国家公职人员，可我基本上没有了这种可能。一想到此，我就充满了焦虑。太阳火辣辣的，地上快冒烟了。远处的山地里，能看到劳作的人影。走得更近一些，我看到他们在给新苗浇水。他们挑着装满水的木桶爬坡，脖子尽量向上伸着，想把木桶拔得更高一些。有人看到我从山下的路上走过，就高声跟我打招呼。他们对我很客气，交谈中透着谦卑。可是，这种谦卑令我心虚，我觉得自己像个骗子。跟我说话的人浇完了桶里的水，朝山下走来。快走到我身边的时候，他从自己的衣兜里掏出一个又皱又瘪的香烟盒。他还没有掏出香烟，我已经把我的香烟递了过去。他笑着接过香烟，夹在了耳朵后面。

“都已经抽上好烟了，快参加工作了吧？”

我尴尬地笑了笑，又掏出一支烟递给他，并帮他点燃了火。挨得更近一些的时候，我闻到了他身上的汗味。他又开始说恭维话，我赶紧离开。一路上都能遇到顶着烈日干活的人，一路跟人打着招呼。如果没有奇迹发生，要不了几个月，我就会成为他们中的一员。甚至还不如他们，我完全是侍候庄稼的门外汉。我会从天上跌到地下，我会成为一个反面教材，我会毁了他们想靠供孩子读书来改变命运的梦。我觉得自己有罪，可是，我已经无力去改变什么。我时常沉浸在对前途的焦虑中，但这种焦虑像一阵风，刮的时候猛烈，可当我拿起书本，学不到半个小时，我又忘乎所以。

总之，我是个没毅力的人。我最擅长的事情就是推翻自己前一分钟的想法，并且可以把理由找得天衣无缝。即使我用大针蘸着墨汁在手腕上刺上“努力”、“奋斗”等字样，我的学习劲头总是在针刺的疼痛前消失。

而我的父亲则是个意志坚定的人。他是远近闻名的猎人，有一支黑色的火药枪。那枪的年龄，比我还要大。他最擅长打死靶，几十年的打猎生涯中百发百中。对于活靶，比如奔跑的麂子、獐子、野猪之类的，他能锲而不舍追上半天，直到它们跑不动了，他才一枪将它们毙命。

可是，由于山林大量遭伐，麂子和獐子已经无处藏身，我每次回家能吃到的野味就只有野鸡和斑鸠。打猎成了他每天必须要做的事情，自从我上中学以后，他打猎已经不是为了改善生活，而是将打到的猎物卖给村长，用来招待下乡干部。野鸡十块钱一只，斑鸠五块一只。乡干部到村里，他们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派村长来让我父亲上山打猎。只要听到枪响，他们就满心欢喜。

我刚到家没多久，村长又来了。他说第二天乡政府的人要来检查工作，让我父亲帮他上山去打几只野鸡。

“打个卵！”我父亲抽着旱烟，眼睛望着远方，“前几次的钱都还没给。你们这是哄着娃娃割麻雀。”这里的“麻雀”，是小鸡鸡的意思。村长红着脸，瞪着我父亲，可我父亲根本就不看他。村长递烟过来，我父亲接了，夹在耳朵后面，把一泡口痰响亮地射了出去。如果不是怕让乡干部失望，村长早就大耳光扇来了。

村长说：“我拿这块脸向你保证，钱，村公所下个月一定给你结算。”

我父亲自顾自地抽烟，屋里烟雾袅绕，仿佛他的肺就是个痰盂，里面有吐出完的浓痰。每吐一次，村长的眉头就皱一下。

“真的。”村长又说：“哪个儿子骗你，下月一定给你钱。”

“我儿子正在等着要钱呢。”我父亲看着我，一是表明家里确实困难，二是以此倒逼村长。村长语塞，尴尬得连目光都没处安放。

“村里打山匠多得很，你找其他人吧。”我父亲淡淡地说，“这个季节，很难打到野鸡。”

“那能打到啥子？兔子？或者斑鸠？”村长似乎看到了一线希望，“只要是野物就行，乡上那帮人嘴刁得很。”

“他们就是野物。”我父亲冷笑，“下个卵的乡，其实就是来混吃混喝。”

村长干笑着，默认了。他给我父亲递了一支香烟过来，甚至还帮他点燃了火。“帮帮忙。”村长说，“我其实也是为了大家嘛，把他们侍候好了，今后对大家都有好处。”

“我连火药都快没了。”我父亲说，“猎枪是不能空着的。”

村长无奈，想了想，掏了五十块钱出来，“我先把一半的欠账结了，这总行了吧？”

给了钱，村长的语气又恢复到作为村长该有的样子；收了钱，我父亲的态度又回到了一种谦卑状态。村长长舒了一口气，说：“剩下的钱，下个月给你。天黑以后，你就上山，最好是能打到野鸡，他们喜欢吃这个。”

“这个季节，只能打到箐鸡。”我父亲将他的火药枪拿出来擦拭，枪管乌黑发亮。他一次次端起枪，作瞄准状。他微笑着，屏息宁神，满脸自信。他的右手食指只要稍微用力，一个生命就将告别这个世界。他只要一摸到枪，就忘乎所以，如同男人摸到了女人，侠客摸到了宝剑。村长被晾在一旁，枯坐了一会儿，站起来走了。

“一定要完成任务。”他走到门口又回来交代，“不然我没法跟上面的人交代，也没法结算你剩下的钱了。那些钱，也是要乡上拨款的。”

他离开以后，我父亲将枪朝门外瞄了一阵，对我说，“晚上你也跟我一起去，帮我照电筒。”

我从小就和他一起去打猎，我喜欢那种手里提着沉甸甸的猎物回家的感觉。有一次，我们甚至打到了一只豪猪。我父亲欢天喜地，他把衣服脱下来全部垫在肩上，扛着豪猪走，让我帮他背枪。那时候，我还没有那把火药枪高。但更多的时候，我们只能找到几只斑鸠或野鸡，枪声响起，飞禽从树上掉下来，我总是像只猎狗一样，一个箭步就冲过去。遇到猎物还没断气，还在逃命时，我父亲会高声催促：“快！快抓住它！”好几次，为了追一只受伤的野鸡或斑鸠，我的脸被荆棘划破，最后肉吃掉了，粪便都排掉了，脸上的伤还没好。特别是我上小学那会儿，我的早餐，基本上是把一只斑鸠连骨带肉剁细，炒饭吃。吃了斑鸠肉，饱嗝和屁都是香的，正所谓“飞斑鸠，走兔子”。

我曾经计算过，小学五年，我吃了大约一千只斑鸠。在往后的几年，我就很少在村庄周围听到斑鸠叫。后来，我父亲打回来的基本上都是野鸡。相比斑鸠，野鸡的肉更多，够我们一家人吃一顿。水冷草枯的季节里，是我父亲的枪法让我们的肠子不至于熬生锈。只是现在，山上连野鸡也很少有了。

我和父亲上山打猎的时候，他把枪拿在火塘上绕了三圈，嘴里念念有词，但我从来没听清他的话。在门口，正巧遇见母亲朝外背着一捆柴进来。我父亲笑了起来：“今天应该有收获。”有几次，我们出门的时候，正遇上别人上山找柴或割草，我父亲的脸色很难看，因为那预示着会空手而归。

距离天黑大约还有一个小时。真正的猎人，连出门的时间都有讲究。早了，上山久等；晚了，会错过箐鸡打鸣的时间，没法找到它们的栖息之地。向山上走，爬坡，我紧跟着父亲，脚发酸，喘着粗气。山间的毛毛路上，人迹罕至，树枝和野草，就要将路遮盖。如果来一场透雨，山间会是另外一番景象，可是现在，一把火就能把一座山点燃。

我们到了一个叫白石岩的地方。长满松树的山包上，松针铺成毯子，踩上去很滑，我已经摔了两次。每次摔下去，我父亲就回过头瞪我一眼。从小到大，每当我摔跤，他从来不管地势如何，总是怪我不够小心。所以，我每次摔倒都是又疼又怕，悄悄爬起来。

我们在一片密林旁边的平地上坐下。太阳摊放在后山间，像个皮球就要滚下坡去。阳光从树林里斜射过来，已经不太强烈，我们能明显感觉到光影的移动。

“你现在是第几名？”他将枪放在伸手就能轻易抓到的地方，坐下来，双手抱在膝盖上。

“前十名，”我平静了一下撒谎的紧张情绪，补充说，“第八名。”

“再努力一点，争取到前五名，这样才有希望。”他的眼睛望着远方，那是云南的一座大山，我一直没搞清山上那些白色的东西是积雪还是石头。

我说，“嗯。”在喉咙里哼哼，像是在清除一泡口痰。

“你现在就像是在翻一座山。”他说，“翻过去，就是另一番景象，翻不过去，就是一个笑话。”

其实我明白，家里为了供我上学，已经家徒四壁。他们去借钱的时候，总是跟人说：“等我儿子工作了，就有钱了。”我们的那些亲朋，世代生活在农村，从下往上追溯三代，连个村长都没有。一旦有天听说能有个沾亲带故的国家公职人员，他们还害怕没有雪中送炭的机会呢。这像一场赌局，我的前途已经被押上，而且结局已经注定。

“如果我考不上，怎么办？”我扯了一根枯草含在嘴里，嚼不出什么味道来。我不敢看他，眼睛盯着树林深处看。

“你咋个能有这种想法？”他的声音一下子提高了，站起来，瞪着我，让我感到了强烈的压抑。“你现在是箭在弦上，懂不？开弓没有回头箭。懂不？”

我没有接话，心跳得厉害。他那副怒目圆瞪的样子，如果我再敢说半个“不”字，他就会吃了我。是的，他曾经用火药枪对着我的脑袋，问我：“信不信老子一枪干掉你？”那是一年之前，我为一个姑娘跟人打架，差点被学校开除。

见我不说话，他又坐了下来，再次向我讲起祖祖辈辈们经历的磨难。一个家族漫长的苦难，就像发黄的经卷，被风蚀，被虫蛀。他要我铭记这些苦难，他觉得这些苦难能够催促我奋发，让人刮目相看。我的耳朵已经起茧，那些故事我已能倒背如流。可是，他从来不知道这不光不能让我更加努力，反而成了压在我心上的十字架，让我喘不过气来。

阳光已经跑到了对面山上，黑暗就要来临。我父亲突然停了声，他侧耳倾听，注意力集中在了不远处的树林里。“扑——扑——扑”树林里响起一阵翅膀扇动的声音。

“它们上树了，”他低声说，“就在前面那片小树林里，大概有五六只。”

过了一会儿，树林里传来了叫声，“康——康——康”，那熟悉的声音，正是出自箐鸡。箐鸡生活在山林里，学名白腹锦鸡，它长着一身漂亮的羽毛，是山间最漂亮的鸟。它的肉没有野鸡香，但漂亮的外衣给它招来了更大的杀身之祸。我父亲甚至会把箐鸡的皮剥下来，朝它的肚里塞满了糠，做成标本，卖给那些进村来收箐鸡皮的人。

夜幕低垂，树林里一片黑暗。箐鸡已上树，只等它正式歇息，我们就会进林里用电筒寻找它们的踪迹。望不见远方了，我们就低声讲话。

“对了，我把箐鸡皮晒干后，送来给你。”他说，“你拿去送给你的班主任，这样人家也好关照你。”

我感到自己的脸火辣辣的，像是被人扇了一耳光。如果我提着一张箐鸡皮去送班主任，要是他拒绝了，我该怎么办？被同学发现了，我又该怎么办？

“还是不要了，”我说，“估计人家不稀罕这种东西。”可我父亲坚决认为我的班主任会对这种东西感兴趣，他说：“这东西长得像孔雀一样，他见都没见过。”

突然，他不说话了，手在衣兜里找东西。他把衣兜和裤兜都找了一遍，想了想，又把衣兜和裤兜翻了过来。“你看到我的烟和火没有？”他问，嘴上含着空烟斗。“我记得你在出门前抽过。”我说。他摇了摇头：“不对，我明明是把烟和火都装在这个兜里的。”他摸着靠右的衣兜。“肯定是走在路上的时候弄丢了。”他叹了口气，突然愤怒，“该死的衣兜，连点东西也装不住，要了干什么？”我听到刷的一声，衣兜已经被他撕了下来。

把衣兜撕下来后，他还是余怒未平。他的烟瘾很大，但为了省钱，他只抽旱烟。他抽起来的时候没完没了，我母亲经常骂“你那口戳脖子的烟”。烟瘾就是这样，越抽不着心里越是想着，就越想抽。我听到了他在喉咙里咽口水的声音，咕噜咕噜，他又开始翻自己兜，寻找无果，余怒难消，他把另外一个衣兜也撕了下来。“完蛋了。”他不停地咂着空烟斗，“今晚没有烟抽，浑身像是有虱子爬过一样。”

我没有吱声。我将手伸进自己的裤兜里，按住兜里的香烟和火机，像是怕它们会从兜里跳出来。他嘴里发出咝咝的声音，像是牙疼一样。他站起来，在原地打着转，想以此分散注意力。可是，这种做法丝毫不能缓解他对烟的渴求。他又变得暴躁起来，飞起一脚踹到了旁边一颗松树上，那树晃了几下，他疼得哎哟一声抱住腿蹲在了地上。“快把电筒射过来，”他对我吼。电筒光照射之处，他的右腿腓骨外的皮已经破了，正在冒血珠。他随手抓了一把泥土扔在伤口上，然后将自己的裤管拉了下去。“他妈的，”他朝暗夜里使劲吐了一口唾沫，“要是老子今晚打不到东西，一定就是这烟给害的。”

我沉默着，揣在兜里的手紧紧抓住了烟和火。我甚至想鼓起勇气把烟和火掏出来，向他坦承我已经在学校里学会了抽烟，但我知道这样一来，他肯定会一枪托把我打翻在地上，再一顿暴踩。我仿佛看到了他黑暗中愤怒的目光，喷着火，喷着血。那种希望过后的失望，能毁灭一个人所有的信念，让他像一头被逼上绝路的困兽。我怕了，瑟瑟发抖。“你冷？”他无法平息自己的内心。我摇了摇头。“那为啥子要抖？”他更加愤怒，“把电筒给我。”

他愤怒地接过电筒，朝树林中走去。“你干啥子？”我问他。他走进了树林中，在地上寻找着，半晌才丢过来一句话：“我找树叶。”他走在树林中，把树叶踩得刷刷响，然后越走越远，没了声息。我突然感觉有点害怕，想喊他，又怕惊飞树林里的箐鸡。四周又静又黑，我双手抱在胸前，缩成一团，一直听着树林里的动静。过了很久，树林里又依稀传来声响，然后越来越清晰，电筒光在树林里亮起，我父亲手拿一沓枯树叶回来了。

他让我帮他照着电筒。他将几片树叶在手里揉碎，塞进了烟斗。他习惯性地摸衣兜，方才记起衣兜已经被他撕下来了。“唉，没有火。”好不容易燃起的希望，又在他眼里熄灭了。“这树叶能抽吗？”我问他。他凶我：“现在的问题是连这树叶也抽不成了！”他满脸失望地坐在我身边，嘴上叼着塞满树叶的烟斗，喉咙里咽着口水。

“我帮你去路上看看，”我拿着电筒朝来路上走，走了没多远，又返回来，“找不着，可能是丢在家里了。”

他没有说话，继续叼着烟斗，不停地吸着烟斗里那没有点燃的枯叶。“我有火机，”我低声说，“前晚宿舍里停电，我用来点蜡烛的。”听到这话，他一下子站了起来：“你咋个不早说？”我已经想好了对策：“我怕你抽树叶伤身体。”他一步跨到我面前来，伸出手：“拿来，快点，受不了了。”我把打火机给了他，他马上点燃枯叶吸了起来。我闻到一股树叶燃烧的味道，他将这股烟雾吸进了肺里，很快咳嗽起来，呛出了眼泪。

“别抽了，爸，”我低声说，“树叶抽多了肯定对身体不好。”

他大口吸着。他反复咳嗽着把烟斗里的树叶吸光了。他剧烈地咳嗽一阵，停下来，捶着胸口，长舒了一口气。然后，他抓起放在身边的枪，拿电筒照着，我们走进了树林里。

那一片树林很密，但树不大，都只有碗口粗的样子。箐鸡没法飞到大树上去栖息。他用电筒朝树上射去，在树枝和松针间寻找着箐鸡的踪迹。我们放轻了脚步，不再说话，基本只用手语交流。他一棵棵树上找过去，却没有发现箐鸡的影子。“我刚才明明听到就是在这里上树的，”他悄声说，“你也听到了吧？”我点了点头。他又问我：“你确定是在这里吗？”我心里一愣，不敢点头了。以前也有过类似的情况，明明听到了箐鸡上树，最后却没有找到。找不到箐鸡，他就要找理由，一找理由，就会责怪我没有听清楚箐鸡上树的地方。“带你来，就是要你帮着听，哪知你连我这种老头都不如。”他总会这样说。

他把电筒交给我，又摸黑去了我们刚才待的地方。他站在那里，让我把手上的电筒打开，他在凭着记忆还原刚才的现场：“应该不是在你现在站的地方。”我们继续朝树林更深处走，他继续在树上搜寻。终于，他关闭了电筒光。我心里大喜，知道他是看到箐鸡了。黑暗中，他长舒了一口气，然后把电筒交到我手里，让我将电筒光射在那箐鸡的胸脯上。我目不转睛地盯着它胸上那撮雪白的羽毛，感觉到我父亲已经举了猎枪，想象着滚烫的铁砂将穿过它的胸脯，我握着电筒手不由得抖了起来。“砰——”枪声响过，火药味弥漫开来，箐鸡从树上跌跌撞撞掉了下来，拖着长长的尾巴。我去捡起它，伸手摸了一下它的身体，还散发着热温。它也许是在做梦，就这么一枪毙命了。铁砂穿过了它的整个胸部，它连动弹的可能都没有。

他的心情好了一些，把箐鸡接过来掂量了一下：“有两斤重，够他们屙痢的了。”刚才枪响的时候，惊飞了几只栖息在附近的箐鸡，可我父亲还不甘心，他觉得也许还有没被吓飞的。他继续朝前面的树林里找去，我站在原地，紧紧将那只已经打死的箐鸡抓在手里。过了一会儿，他从不远处的树林射过电筒光来，示意我过去。“这里还有个东西，”他说：“但看起来不像是箐鸡。”

那是一个黄色的东西，由于被树枝遮住，加之电筒的光并不算明亮，我们几乎看不出那是个什么东西。我父亲也在纳闷，他射着电筒围着那棵树看了一圈，很不确定地说，“应该是只很大的猫头鹰。”

在我的家乡，猫头鹰并不是吉祥之物，但有一个偏方说用它泡酒能治头晕。所以，打到了猫头鹰也不是一无是处。我举着电筒，枪声响起，可并没有传来猫头鹰从树上掉下来的声音。这是我和他打猎以来他第一次没打中。我们都有点吃惊。“没打中？”他问，“不可能啊！”他过了一会儿，他又不相信地举起电筒朝树上射去，然后失声叫了起来：“见鬼了，居然还没飞走。”他开始愤怒地重装上火药和铁砂子，又朝着那里打了一枪。可是这一次，还是没有东西从树上掉下来。

我父亲愣了一下，从我手里将电筒接了过去，他刚举起电筒，就“哎哟”一声叫了出来。电筒从他手上掉下来，他手捂着脸蹲到了地上。与此同时，我听到了身边响起一阵嗡嗡嗡的声音。他一手抓起电筒，一手拿枪，失声大叫：“快跑！那不是猫头鹰，那是马蜂窝！”我刚撒开腿，头上就已经被马蜂蜇了一下，一阵眩晕，可我不能停下来。我们在前面跑着，能感觉到马蜂正在朝后面追来。照亮我们前行的电筒，也为马蜂们找到了目标。我们拼命朝山下狂奔，我的脸上、头上，被马蜂蛰了三四下。我的手里一直抓着那只箐鸡。

我们一直跑到村里，才摆脱了那群马蜂。我父亲惊魂未定地用电筒射着我的脸：“你的脸已经肿起来了。”“你的也是。”我说。

我把我兜里的那包香烟放在我们回来的路上了。但下山的时候奔跑得太快，已经失去一个制造“捡”到一包香烟的机会。

村里的狗狂吠起来，它们扑过来，被我父亲愤怒地一枪托就打得滚到了一旁。两人垂头丧气地回来，到了家门口，他说：“你等一下，别出声。”我站住，他从我手里把箐鸡接了过去，朝屋后面走去。过了一会儿，他回来，两手空空。“回去别乱说话。”他说。

村长已经在家里等着我们了。我们的脚刚伸进门，就听到了他的声音：“打到啥子了？”我父亲没有说话，进门就把枪挂在了火塘边的墙上。“不会哦，我听到放了好几枪的嘛，你可是从来都是百发百中的嘛。”

我母亲看到了我们的脸，她惊叫起来。村长这才暂时放下对猎物的追问，问我们的脸怎么肿起来了。

“被马蜂蛰了。”我父亲已经找到了他落在家里的旱烟。他塞了满满一烟斗，叼在嘴上，划燃了火柴。

“箐鸡没有打着，倒是惹了马蜂窝。”

“马蜂窝在树上，你咋可能会惹着它？”村长明显不相信。

“我把它当成猫头鹰，朝它放了枪。”我父亲的脸肿得厉害，他的嘴上也被蜇了一下，嘴唇变厚了，说话的时候不利索。

村长笑了起来，大笑。他发自内心地觉得这是一件好笑的事情，一件足以逗乐其他人的事情。他笑过之后，问：“那明天乡上的来了怎么办？”我父亲瞅了他一眼：“我这张脸还不能说明问题？他们不信么带他来家里看嘛。”村长张了张嘴，没有说出话来。他是知道我父亲的脾气的，知道他现在正在愤怒之中。他在我父亲抽完旱烟之后，心有不甘地离开了。

被马蜂蛰到，只能硬扛着，等它的毒气散去。那种疼痛，像是头部被扎进了几根针一样。我开始头晕，父亲也疼得龇牙咧嘴。我母亲拧了热毛巾给我们敷，可我发现一点效果都没有。一家人都不说话，气氛沉闷压抑。我父亲起身去到门外，把那只箐鸡提了回来。我母亲一头雾水。

“妈的，与其给那些人吃，还不如老子们自己把它煮吃了。”

他顾不上疼痛，亲自把那只箐鸡剥了皮。直到把糠塞进了箐鸡皮里缝好，他才直起身子，额头渗出了汗珠。“过段时间，我给你送到学校里来。”他又说起这件事。我还是坚决说不要，因为我实在没脸去给老师送这个拖着一个长尾巴的标本。“要不就把这点箐鸡肉给你的班主任带去吧，”他说，“这比送他一只鸡还要好。”

“算了，不带了，”我说，“你们自己留着吃，你都被马蜂蛰成这样了。”

可他们执意要我将它带走。我母亲将它撒上盐，挂在了火塘边的墙上，说第二天早上再让我带走。

一家人坐在火塘边，关于我上学的话题又来了。我母亲又问了一遍我的成绩，免不了又是一番老生常谈的教诲。我打着哈欠，泪光盈盈，终于熬到了该休息的时候。可我的头疼得就要爆炸了，躺在床上根本睡不着。我听到我的父母吵了起来，然后是摔东西的声音，但我听不出摔的是什么。“都是你给惯的，”我父亲在高声吼，“什么事都由着他，结果却是害了他。”“那你想怎样？”我母亲的声音要低一些，但透出坚决，“你想逼死他呀？这么容易就有工作，那谁来农村种地？”

他们的争吵声忽高忽低，有时候听起来很模糊，有时候却很清晰。这让我一直在犹豫要不要起来劝架。过了许久，他们的房间里安静了。我的头一直在嗡嗡响，疼得在床上翻来覆去，忍受着疼痛和困乏的双重折磨。闭着眼睛，脑海里却是万马奔腾，似要踩碎我的脑袋。这样的疼痛，也将我的梦碾得支离破碎。我仿佛有梦到我的女朋友，梦到中考榜上有名，而名字却被写错了，于是我到处跑啊跑，反复跟人强调，那个榜单上的名字就是我。

我醒来的时候，天刚蒙蒙亮，我母亲已经煮熟了饭。她的眼睛有些肿，估计是昨晚哭过了。鸡肉正在锅里沸腾，香味弥漫在厨房里。洗脸水在火塘上热着。我母亲说：“先洗脸吧，吃了饭就回学校，多花点时间在学习上。”我脸上的肿还没有消，洗脸的时候只能用毛巾轻轻擦。我吃饭的时候，母亲坐在一旁心疼地看着：“多吃点鸡肉，你需要补充营养。”我泡了一碗鸡汤饭，吃了几块肉，便放下了筷子。我父亲还在屋里睡着。我母亲已经将箐鸡肉用一个塑料袋包了起来，装进了我的书包里。“这个悄悄拿去给你的班主任，”她说。

她从兜里掏了钱出来，数了一下，五百块：“家里就这么多了，省着点用，昨晚为你的生活费，和你爸吵了一个晚上。”我接过钱的时候，我看到她的手又躁又脏。经过我父亲的房间外面，他突然高声叫住了我。我隔着窗子应了一声，他说：“成绩噢，家里啥都没有了，就指望你了。”我站了一会儿，“嗯”了一声，逃走了。

我母亲朝后面追了出来，她默默地跟在我身后，我不敢回头看她。走了好一段路，她说：“我回去了。”我说：“嗯。”

太阳升起，庄稼奄奄一息。我的脸肿得厉害，眼睛成了一条缝。我在山路上撒腿奔跑，没过多久，我已经甩掉了心里的沉重包袱，变得轻快起来。关于包里的箐鸡肉，我想，我不会送给班主任的。我会和我的女朋友一起分享，但愿这样能让她开心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