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的文化与文化的政治
——也论左联领导人与鲁迅的分歧

张景兰

(淮海工学院 文学院，江苏 连云港 222005)

关于左联与鲁迅的关系，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研究中，总体上强调党对左联的领导和对鲁迅的影响，乃至强调鲁迅对党的指示、政策、方针的自觉响应，冯雪峰的回忆性文章《党给鲁迅以力量》可谓这个方面的代表作；而90年代以后，特别是本世纪以来的研究大多把关注点放在鲁迅与后期左联领导人的矛盾乃至最后的分裂，把鲁迅作为一个独立知识分子乃至自由主义者，由30年代有极左倾向的政治和思想潮流中分离出来，认为“与其说鲁迅加入了左联，还不如说鲁迅一开始就只是站在左联边上。”[1]前者显然是1949年以后的革命意识形态运行的结果，而后者把鲁迅从左联中剥离出来，将鲁迅作为与左联对立的另一极，则也是一种相反意识形态的不自觉的产物。正是包括鲁迅和后期左联领导人在内的1930年代左翼文化人，构成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也推动了与这个组织密切相关的影响广泛的左翼文学思潮。很难想象一个没有鲁迅的左联，也很难想象一个没有左翼文化运动作为背景的鲁迅，鲁迅始终自认“我是‘左翼作家联盟’中之一人”[2]。不管鲁迅与后期左联领导人有怎样的分歧，但二者依然拥有共同的基础，即对当局统治的批判性态度和以文学进行社会政治斗争的观念。

然而，这样说也并非弥合二者之间的严重分歧。事实上，以“目的在大众”为共同政治基础联合起来的左联和左翼文学运动，其内部思想观念和主体精神的差异分歧又是贯穿始终的。如同雷蒙·阿隆在分析现代西方社会各种政治力量时所说：“在自命为左派的不同群体之间，从未有过深刻的统一性。”[3]1930年代的左联和左翼文学运动的内部构成也是如此。本文认为，以周扬为代表的后期左联领导人和鲁迅及其影响下的一批左翼文学知识分子的分歧既是一个不断发展和变化的过程，不可一概而论，同时又始终贯穿着一个基本脉络，即“政治的文化”和“文化的政治”的逻辑分野。

一

众所周知，左联实际上存在着两种身份和功能，一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个重要组织，二是革命和倾向革命的作家团体。首先，左联是以中共党员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政党性质的组织，是政党组织的文化分支。上世纪20年代后期到30年代，国民党在清洗和镇压了曾经的盟党、建立起一党专制的稳固政权后，中共成为反政府的地下政治军事力量。其中一些原本是五四新文化弄潮儿、被20年代中后期政治军事斗争的旋流冲卷到边缘的党员知识分子如郭沫若、成仿吾、瞿秋白、茅盾等，在革命低潮中回到都市，回到文学领域，成为30年代左联的发起人和领导者。所以，作为在共产党高层领导人指示下联合相关力量成立的左联，其主要成员大部分是共产党员。作为党派中的文化人，他们有着明确的政治信仰和组织意识，同样把这种政治身份和组织观念贯彻到左联的实际运行中。左联成立大会上首先明确提出的是行动总纲领，实际上是政治目标：“我们文学运动的目的在求新兴阶级的解放”，“我们的艺术不能不呈现给‘胜利不然就死’的血腥的斗争”[4]133。显然，这一目标使得它不同于一般的文学社团，而首先是一个政治性团体。为此，党要求左联成员成为政治行动的实践主体，要求他们如一般地下党员一样，从事危险的直接的政治行动，如示威游行、飞行集会、张贴标语、散发传单等。1930年4月29日召开的左联大会提出：“革命的文学家在这个革命高潮到来的前夜，应该毫不迟疑地加入这艰苦的行动中去，即使把文学家的工作地位抛去，也是不足惜的。”[4]1415月29日召开的大会要求全体盟员一致参加“五卅”示威纪念，中华艺术大学护校委员会准备在“五卅”自行启封被当局查封的中华艺术大学，要求左联全体成员一致参加行动。

同时，作为联合战线的群众性文学团体，左联的基础又是基于文学身份的更加广泛的社会道德立场。在统治者通过血腥暴力手段获得政权的1930年代，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普遍对当权者感到幻灭、不满。据中共六大时的不完全统计，从1927年3月至1928年上半年因政治原因而被当局杀害者达31万人，其中共产党员2.6万人。这种血腥的现实激起了知识分子的普遍不满，连同情蒋介石“清党”的胡适也对其大规模屠杀表示谴责[5]。政治上的“左”几乎变成社会正义的代名词。再加上左联以“五四”以来最具文学影响力和道义感召力的鲁迅作为旗帜，因而吸引了当时许多对现实不满、又怀揣文学之梦的青年。再者，20年代中期以后马克思主义学说在中国广泛传播，1930年代是国际、国内共产主义运动蓬勃开展的大时代，“唯物史观是这时中国大学的社会学课程中最重要的三大潮流之一。……马克思主义的著作简单地被视为社会学的著作而出版，宣扬结构性的大变革的必要性，以之为解决中国问题的唯一出路。”[6]“结构性的大变革”即“革命”成为许多政治和知识精英为中国未来开出的处方，左翼文学社团也就作为一种正义、革命的力量化身，具有强大的政治文化吸引力和社会道德感召力。因此，有着浓厚的名士气但不乏社会正义感的郁达夫，经鲁迅相邀同意作为左联的发起人；与左联发生论战的“自由人”胡秋原在论争中也表达了对左翼文学运动(普罗文学运动)的同情与理解；“第三种人”戴望舒和杜衡在左联成立初期也是参与和支持的，关于这一点，施蛰存后来回忆到：

雪峰曾希望我们恢复党的关系，但我们自从四·一二事变以后，知道革命不是浪漫主义的行动。我们三人都是独子，多少还有些封建主义的家庭顾虑。再说，在文艺活动方面，也还想保留一些自由主义，不愿受被动的政治约束。雪峰很了解我们的思想情况，他把我们看作政治上的同路人，私交上的朋友。1930年3月2日，左联在中华艺术大学开成立大会，前一天，雪峰特地来通知我们，邀我们去参加。那时我恰巧回松江了，没有知道，所以第二天只有望舒和杜衡去参加。[7]

戴望舒和杜衡出席左联成立大会，虽然是因为朋友冯雪峰的邀请，但在那个与共产党发生瓜葛就有可能带来杀身之祸的年代，他们的行为本身就是一种情感和政治上的亲左。所以左联成立后相当一段时间与杜衡、施蛰存、戴望舒等保持着密切的人际和文字交往，包括左联与“第三种人”论争的文章许多也是双方交换阅读后发表的。应该说，20年代末30年代初“第三种人”的文学活动也有着较为浓厚的左翼色彩，变化只是发生在1934年以后*关于这一话题，请参照拙文《隐含话语、政治策略与伦理立场的夹缠——再论左联、鲁迅与“第三种人”的论争》，《文史哲》2009年第2期。。而这些广泛的支持与参与显然不是出于共同的政治目标，而是基于批判性的现实态度和利用文学进行社会参与的观念认同。

二

然而，负载着政治和文学双重身份和功能的左联注定是要在对外的集团型作战与内部的分歧矛盾中曲折前行，政治行动和文学创作、战士和作家、政治逻辑和文化伦理之间构成了丰富多重的左翼景观，也产生了难以调和的矛盾与分裂。

在左联成立后两个月左右召开的全体大会上，组织者在政治报告中称：

……

3.中国的工农革命势力，一天膨胀一天；任何统治阶级已都显出手忙脚乱的情势；所以事实上只能放弃乡村，把持城市。近来农村土地革命的迅速蔓延，和城市工人斗争的惨遭高压，都可以说明革命高潮的快要到来。

4.革命的文学家在这个革命高潮到来的前夜，应该不迟疑地加入这艰苦的行动中去，即使把文学家的工作地位抛去，也是毫不足惜的。[8](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在这些满怀政治热情、真诚而狂热的左联青年革命者那里，直接的政治行动(如组织苏联观光团、参加苏维埃代表大会、组织参加“五一”游行等)远比文学活动、文学创作有吸引力，在那个虽然有着坐牢杀头的危险、又充满新鲜刺激的“革命”氛围中[9]，左联在思想进步的青年包括文学青年那里，其政治组织性和政治号召力是非常强大的，甚至超过了文学的吸引力。从政党政治斗争的需要出发，左联领导人反复强调对成员的组织、行动、纪律等的统一要求*需要说明的是，左联前后期的情形有所不同，对于左联成员飞行集会的要求主要发生在左联前期，左联青年作家的激进主要是受李立三左倾政治路线的影响。。1931年11月左联执行委员会的决议中强调：“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无疑地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的干部，是有一定而且一致的政治观点的行动斗争的团体；而不是作家的自由组合。……在左联内，不许有不执行决议的行动，不许有小集团意识或倾向的存在，不许有超组织或怠工的行动。”[4]184(着重号为引者加)对“行动斗争”和三个“不许”的强调，实际上是把严密的党组织管理乃至军队化管理的模式运用到原本最具个人主义(在此是中性的含义，非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色彩的知识人群身上，运用到本应是自由意志结合的群众性社团上。这一要求使得有着注重创作而不愿受太多行动束缚的郁达夫、蒋光慈等先后被排挤出去*蒋光慈是被开除出党，但左联没动作；郁达夫是因不参加飞行集会等而被开除。，也使思想上亲左、但并未成为共产主义信仰者和追随者的戴望舒、杜衡等逐渐疏离，除鲁迅拥有不参加政治活动的特权外，连左联最有分量的作家茅盾也不能例外，后者显然一直对之持消极态度。对此，冯雪峰后来有过反思性的回顾：

那时候在上海的党中央和我们这些年轻的党员，主要的是把“左联”当作了直接政治斗争的一般群众的革命团体，而差不多忽视了它的应该特别发挥的特殊作用的战斗性能与作用——文学斗争与思想斗争，并经过文学斗争与思想斗争去完成政治斗争的任务。其次，我们简直把“左联”当作“半政党”的团体。[10]32

作为“半政党”的左联，它聚集了一批有着政治信仰和革命热情的青年，他们注重狂热的街头政治行动而轻视文学创作本身。1930年8月4日左联执行委员会通过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新的情势及我们的任务》更是强调：“‘左联’的组织原则不是作家的同业组合组织，同时还有它一定的斗争纲领”，要求作家去除个人主义，养成集体生活的习惯。因此，左联领导人也特别批评“作品万能观念”，称之为“作品主义”[4]154。

与此相对照的是，左联时期的鲁迅一如既往地注重文学创作，更加热心地帮助和扶持文学青年的创作和翻译，形成一股以文学为载体的、政治影响力强劲的左翼文化力量。

在30年代受到鲁迅关怀和帮助的许多进步文学青年中，萧红、萧军最具典型性。鲁迅多次为这两位来自东北沦陷区的青年的作品看稿、校对、出版、写序、推荐作品。但从1934年鲁迅的信件来看，他很少同他们谈及左联内部的状况，而是引导他们多观察上海，多去走走，并没有要他们参与左联的有关活动。在1935年9月12日给胡风的信中，鲁迅更是直接劝萧军不要加入左联：“三郎的事情，我几乎可以无须思索说出我的意见来，是：现在不必进去。最初的事，说起来话长，不论它；就是近几年，我觉得还是在外围的人们里，出几个新作家，有一些新鲜的成绩。”[11]“三郎的事情”是指徐懋庸要萧军参加左联的事，那是徐约萧谈话时以左联负责人的名义提出的。鲁迅的这段话虽然有着由来已久的思想与情绪原因，但一个清楚的事实是，他对于左联的不满之一就是左联领导人不重视文学创作和翻译，缺少创作上的成绩。与此同时，鲁迅热心地把萧红介绍给美国作家史沫特莱女士、日本鹿地亘等，尽可能地把她的作品介绍到国外去扩大影响。在左联解散之后，鲁迅还在给友人的信中多次提到类似的话题，如：“我在这里，有些英雄责我不做事，而我实日日译作不息，几乎无生人之乐……我们×××里，我觉得实做的少，监督的太多，个个想做‘工头’，所以苦工就更加吃苦。现此翼已经解散，别组什么协会之类，我是决不进去了。但一向做下来的事，自然还是要做的。”[12](着重号为引者所加)也许，左联领导人看到鲁迅称他们“实做的少”会感到委屈。此时，他们为了适应政治形势的新需求忙于解散左联、成立新的文学组织中国文艺家协会、投入抗日文艺统一战线工作等等，实在也“做”了不少，但正如他们视鲁迅等的文学创作、翻译、推介等工作为“不做事”，鲁迅则视他们的活动为“实做的少”，二者的立足点和价值标准的巨大差异不言而喻。

由此也就不难理解此前鲁迅与左联领导人的一系列不协调、不一致的主张，如左联执行委员会1931年11月15日发布决议《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要求其成员在创作题材上必须“完成目前新任务”：作家必须抓取反帝国主义、反对军阀地主资本家政权以及军阀混战的题材，必须抓取苏维埃运动、土地革命、红军和工农群众的英勇战斗的题材等等[4]181；此后不久(1931年12月25日)，鲁迅回复左翼文学青年向之请教创作的公开信却是：“现在能写什么，就写什么，不必趋时，自然更不必硬造一个突变式的革命英雄，自称‘革命文学’。”[13]很明显，鲁迅的着眼点是尊重创作主体的生活积累(其实是尊重创作规律)，左联领导人强调的是文学作品直接配合当下政治斗争的需要，二者的不同诉求显而易见。

在鲁迅的视野里，左翼是一条文化战线，是知识分子以文学作品、文学活动来反映现实、表达思想和参与社会政治生活的进步力量。因此，他十分看重左翼青年作家在创作上的努力，不仅自己坚持不懈地创作大量的批判性、战斗性的杂文作品，翻译介绍外国“立意在反抗，旨归在行动”的文学作品，而且给青年作家们以真诚的关怀和无私的帮助，为一个个左翼新人的作品修改、校对、写序、出丛书、推荐发表等等。在“京派”理论家标举艺术的静穆、圆熟而对一些左翼文学作品不屑的情形下，他鲜明地提倡文学作品的现实性和战斗性，如鲁迅在《白莽作<孩儿塔>序》中评价殷夫的诗：“这是东方的微光，是林中的响箭，是冬末的萌芽，是进军的第一步，是对于前驱者的爱的大纛，也是对于摧残者的憎的丰碑。一切所谓圆熟简练，静穆幽远之作，都无须来作比方，因为这诗属于别一世界。”[14]484在《叶紫作〈丰收〉序》中对叶紫小说的评价：“作者已经尽了当前的任务，也是对于压迫者的答复：文学是战斗的！”[14]214同时，鲁迅也看到和鼓励青年作家在艺术上的可喜努力，如称赞柔石《二月》的“工妙”、萧红《生死场》的“力透纸背”等。

左联领导人从政党政治的具体目标出发，以具体的政治目的和效果为中心，是由政治而文化的思维逻辑，可称之为是“政治的文化”。而鲁迅则着眼于文学创作的主体性和独特性，遵循真实反映社会生活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以文学传达思想情感包括政治内容，可称之为“文化的政治”。“政治的文化”是以文学艺术为工具的政党政治行动，强调政治实践和文学艺术的直接政治效应，轻视文艺创作及其规律；强调成员对集体的服从，排斥个人意志和主体精神；在行动上可以根据形势的变化而调整改变策略。而“文化的政治”则是以知识分子的道德情感和独立意志为前提的文学艺术活动，遵循自己的真实体验和生活经验，以自成一体的文学世界来传达一种广义的政治立场和倾向，在理论上坚持批判性、在实践中坚持独立性和主体性。二者的不同集中体现在政治和文学谁是第一性的分殊上，相应地，还衍生出政党组织要求的统一性和知识分子的思想独立性，政治的变通性、策略性和道德情感、文化观念的一贯性，在政治组织中获取权力和平等独立的现代伦理诉求等的分殊与矛盾。

三

由于30年代中共所处的被压迫、被围剿的特定政治环境和其所持的革命意识形态，左联领导人在“政治的文化”战线和逻辑支配下，天然地秉持非此即彼、敌我分明的二元对立逻辑(革命逻辑)，在左联的各项政治和文学活动中，包括对待鲁迅等作家，常常表现出非革命即不革命、不革命即反革命的绝对主义逻辑。不管是1928年的“革命文学”论争中创造、太阳二社对鲁迅的炮轰，还是左联成立后对胡秋原、苏汶的论战，乃至后期左联内部成员对鲁迅的明枪暗箭，都是把敌我对立的政治思维运用到文学领域，以对方的政治立场为思考与立论的焦点，而不是尊重和倾听不同的声音可能具有的合理性和真理性；特别是后期，以周扬为实际领导的左联以自上而下的政治组织的指令、意志和策略为圭臬，对持不同思想观点的同道也表现出压制和压迫，在集体组织(党)的表层话语下携带着个人权力和意志。而以鲁迅为核心的左翼文学知识分子，一方面坚守知识分子的精神独立性，另一方面在强权政治环境中践行的是以文学作品的思想情感力量和理论文章的逻辑思辨力量来影响世道人心乃至社会政治，反映底层民众的苦难、挣扎，批判统治者的丑恶、反动，呼唤被压迫的新兴政治力量，但一切均出自他们对社会人生的真实经验和独立的思想判断，既不会为了某种政治目的、政治策略而暂时放弃思想理论斗争，更不会以政治组织的意志(或名义)指称不同观点者为敌人，始终秉持独立、批判和自省的知识分子伦理品性。集中体现这一分野的是辱骂胡秋原事件、与“第三种人”的论争、“花边文学”事件等。

鲁迅30年代的著名文章《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是由冯雪峰(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下属的文委书记)和鲁迅商量后由鲁迅写成发表的，是对中共党员邱九如辱骂胡秋原的诗作的批评，其间的细微差别也许不太为人注意：冯雪峰认为“这是完全违背党的策略的”，而鲁迅看后认为是流氓作风，须自我纠正。前者是出于党的政治策略和政治效果的考虑，是在受当权者压迫的环境下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而后者则是基于知识分子的伦理品格的自省，要求左翼文坛注重论争的品格，要“喜笑怒骂，皆成文章”，表明“即便是对‘敌人’，‘辱骂和恐吓’也是无意义的”[15]。虽然同样反感辱骂恐吓的文字，但出发点又有不同，一是政党政治一翼的策略视角，另一则是作为文化主体的知识分子伦理视角。视角不同，然而态度一致。在接下来的与“第三种人”的论争中，情形则有所不同。初期冯雪峰、瞿秋白、周扬等都表现出“极左”政治思维下的视不同文学论调者为敌，后来在党的高层领导人张闻天的纠左文章《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发表后，冯、瞿等停止与对方的论争转而表示愿意和对方联合起来，显示出争取“同路人”的政治策略的明智与灵活。鲁迅对“第三种人”的态度则又不同。论争初期他久未加入，保持静观其变的态度，到了冯雪峰等停止论战后，鲁迅却持续关注，“穷追不舍”。鲁迅后来的独立批判是基于知识分子的社会伦理，即在那个充满血腥屠杀和文化围剿的政治现实面前，知识分子如何面对专制强权，如何对待广大的被压迫者包括被压迫的党派。某种程度上，鲁迅后来是把“第三种人”视为敌人的，但仅仅是伦理之敌，而非政治之敌。而发生于1934年夏的左联年轻党员作家廖沫沙指称鲁迅“买办意识”的“花边文学”事件，反映了鲁迅的知识分子启蒙思维、民族自省的一贯性和廖的政治正确(爱国主义)下的肤浅思想与排他逻辑*关于这一事件的具体梳理与论析，参见张宁：《“花边文学”事件与两种民族主义》，《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6期。。其间贯穿的仍是“政治的文化”与“文化的政治”两种逻辑的差异与矛盾。

左联后期，实际领导者与鲁迅的矛盾还来自更加深层的精神主体的差异，即革命政治逻辑下的统一意志(具体表现为权力控制)与独立的现代知识分子文化人格的不可调和。在“政治的文化”战线上，对于左联领导者，作为其政治信仰最高体现和依托的党(组织)是至高无上、不容怀疑的，而个体因为与这一信仰的人格化(抽象的党)保持一致、融为一体，也获取了这一权威性和正当性。一方面，“听将令”是成员必须遵守的铁律，另一方面，对于一切不服从组织及具体执行者的行为和个人则给以政治污名化和人身攻击，以政治的压迫性代替真理的权威性。而在鲁迅所体现的“文化的政治”逻辑中，革命既是对缺乏正当性的政治当局的反抗，也是对思想文化领域包括革命者自身的精神变革，而文化主体、革命主体也须在平等的前提下接受现代科学、民主思想的检验。在这一文化逻辑下，鲁迅严厉批判某些左联领导人革命大旗下的“小”：“轻易诬陷别人为‘内奸’，为‘反革命’，为‘托派’，以至为‘汉奸’者，大半不是正路人；因为他们巧妙地格杀革命的民族的力量，不顾革命的大众的利益，只顾借革命以营私。”[14]519“首先应该扫荡的，倒是拉大旗作虎皮，包着自己，去吓唬别人；小不如意，就倚势(！)定人罪名，而且重得可怕的横暴者。”[14]526以革命的名义而行的权力压迫与知识分子主体独立的反压迫之间已经到了不可调和的程度。

当然，所谓“政治的文化”和“文化的政治”两种逻辑并非是截然对立的，二者在初期的联合作战中是较为融洽而且极具力量的。但在左翼政治越来越成为新的权威力量的左联后期，那种以政治逻辑操持文学艺术领域的做法具有了越来越强大的裹挟力。在“两个口号”论争过程中，徐懋庸作为左联后期与鲁迅的联系人，在1936年5月2日写给鲁迅的信里，批评鲁迅不明白政治形势：“但我的办事也有一个态度，就是总求和政治的意义相配合。”这就是徐懋庸支持周扬而批评鲁迅的原因：“我只有一个想法，关于路线政策问题，总是共产党员比较明白。鲁迅不是党员，而周扬却是的。因此，我要跟党走，总得基本上相信周扬他们所说的。”[16]在党组织和独立思想者之间，徐懋庸选择了前者，而这种选择绝不仅仅是个别现象。也正因为政党政治主宰下的左联领导者讲求策略、变通，而鲁迅等左翼文学知识分子坚持精神的独立性和一贯性，所以当周扬等为了配合形势、组成文化界抗日统一战线而解散左联时毫不犹豫，但鲁迅却对左联的解散非常痛心，并希望在“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一口号中保留左联的文学性质，这不只是对一个曾经为之努力、倾注感情的组织的留恋，更是对“大众”这一左翼政治文化立场的坚守。鲁迅拒绝支持“国防文学”口号，不仅在于他对幕后策划者周扬等“奴隶总管”争口号、争正统的不满，还在于一群所谓“革命作家”竟把左翼文化的当然属性(大众)轻易一笔抹杀。所以，随着左联领导人的解散左联、另立新的文学组织，鲁迅与他们的分道扬镳也就在所难免。

已故日本著名鲁迅研究者丸山升曾指出：“将左联视为由政治考虑产生的无成果的策略而加以否定的思想方法，我是无法同意的。我认为是一种超越了他们(指创造社、太阳社作家——引者)所具有的理论框架、从鲁迅身上感受到的东西，打动了他们。”[15]69同时，那些“带着失误和不成熟的‘年青’里，肯定有什么打动了鲁迅的心。”[15]202丸山先生的看法很有见地。其实，冯雪峰在回忆录中也曾清楚地指出：“说到鲁迅先生和‘左联’的关系，我以为这是明白的历史事实：‘左联’和鲁迅先生是相互发挥的。”[10]31毋庸置疑，左联正是有了鲁迅的文学影响力和思想人格感召力，才形成了30年代其他文学团体难以匹敌的政治文化力量。在鲁迅与左联领导人的合作与矛盾中，鲁迅也不只是一个永远站在高处的清醒深沉的思想家，而更是在与时代、政治环境包括1930年代带有明显问题的左翼政治、左联领导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中，在不断变化的社会历史状况中自我选择、自我生成和自我更新。不过，这种自我选择和自我更新始终是以知识分子的思想独立性和创作主体性为前提的。“政治的文化”和“文化的政治”两股激流相汇合又相荡激、抵牾的景观，只存在于特定的政治与文化生态——1930年代泥沙俱下、众声混响的河床里。当历史走向主旋律进行曲的独奏时，独立思想者的声音都将渐行渐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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