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五斗米道的历史使命

陈 辉

(陕西理工学院 汉水文化中心，陕西 汉中 723000)

五斗米道和太平道的创立标志着我国道教的产生，无论是五斗米道还是太平道都不是流传至今的道教，都不能完全代表道教，它们只是道教发展初期阶段的派别而已。现在，五斗米道早已经消失，而道教已经成为我国传统文化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在五斗米道和道教之间还存在着很多疑问，比如:五斗米道与道教是什么关系?五斗米道和天师道关系如何?五斗米道的历史使命是什么?五斗米道是何时淡出人们的视野?其中原因是什么?这些问题的答案就是本文要讨论的内容。

一、五斗米道名称的辨析

五斗米道最早有很多种称呼。刻于东汉建安十年(205)的樊敏碑把五斗米道称为“米巫”。陈寿《三国志·魏书·二公孙陶四张传》载:“张鲁字公祺，沛国丰人也。祖父陵，客蜀，学道鹄鸣山中，造作道书以惑百姓，从受道者出五斗米，故世号米贼。陵死，子衡行其道。”又载:“鲁遂据汉中，以鬼道教民，自号‘师君’。”［1］263《三国志·蜀书·刘二牧传》载:“张鲁母始以鬼道，又有少容，常往来焉家，故焉遣鲁为督义司马，住汉中，断绝谷阁，杀害汉使。焉上书言‘米贼断道，不得复通’。”［1］801-802可知，陈寿把五斗米道称为“鬼道”或“米贼”。而裴松之为《三国志》作注时引《典略》载:“熹平中，妖贼大起，三辅有洛曜。光和中，东方有张角，汉中有张脩。洛曜教民缅匿法，角为太平道，脩为五斗米道。”［1］264郦道元的《水经·沔水注》记载:“张鲁至行宽惠，百姓亲附，供道之费米限五斗，故世号五斗米道。”［2］在这里裴松之和郦道元称其为五斗米道。范晔、司马彪的《后汉书·孝灵帝纪》则载:“中平元年……秋七月，巴郡妖巫张脩反，寇郡县。”［3］264唐李贤注此条时，引《灵帝纪》:“刘艾〈纪〉曰:‘时巴郡巫人张修疗病，愈者雇以米五斗，号为五斗米师。’”［3］349可见，五斗米道还被称为“妖巫”。这些都是古人的称呼，现在道教学者又给五斗米道起了一些其他的称呼，诸如“五斗米道”、“正一道”、“正一盟威之道”“天师道”或“早期天师道”、“早期道教”，也有称为“原始道教”的，众说纷纭。

对五斗米道这些名称，现在看来，有的比较合适，也有不合适的。这些名称的出现，都有各自不同的语言环境和社会环境。樊敏碑刻于东汉建安十年，樊敏为巴郡太守，具有官方背景，称五斗米道为“米巫”有敌视、蔑视之意，这与《后汉书》、《汉纪》和《三国志》称其为“妖巫”、“米贼”或“鬼道”的立场态度如出一辙。而《华阳国志》称五斗米道为“米道”，则有称美之意，只因该书作者常璩为本地人士，其所作地方志称美本乡风土，无可厚非。《水经注》和《典略》称为“五斗米道”，原因应该在于两部书的作者对五斗米道持中立的态度，作者既非巴蜀人士，也无官方立场，其所述仅仅是记录史实而已。

对五斗米道名称的看法，强调道教历史发展分期的学者，称其为“早期天师道”、“早期道教”或“原始道教”。还有，重视道教教派之分的学者，也称五斗米道为“天师道”或“早期天师道”。这些名称可以指代五斗米道，但都不能完全准确涵盖五斗米道的含义，毕竟五斗米道和太平道都是属于早期道教或原始道教阶段，说早期道教或原始道教并非专门指称五斗米道。此外，看重五斗米道教理教义的学者，将其称为“正一道”或“正一盟威之道”。其实，此种称谓并无必要，既然史籍已有五斗米道的名称，而且沿用至今，那么现在何必再去另外用一个新名称呢?

此外，这里还要说一下五斗米道与天师道的关系。关于天师道一词，《太平经》已有所见，而且后世出土的“米巫祭酒张普碑”也有“天师道法”的说法，据《巴蜀道教碑文集成·米巫祭酒张普题字》载:“熹平二年三月一日，天表鬼兵胡九□□仙历道成，玄施延命，道正一元，布于伯气，定召祭酒张普、萌生赵广、王盛、黄长、杨奉等，指受微经十二卷，祭酒约施天师道法，无极耳。”［4］可知，天师道一词在张陵传道时已经出现，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天师道就是张陵之道的专有名词。这是因为，著录“天师道”一词的《太平经》是张角创设太平道的理论源头，所以，在东汉末年以天师道作为五斗米道的互属名词是有疑问的，是不准确的。笔者推断，在汉末，由于五斗米道和太平道互有联系，且教理教义相近，都很有可能被称为天师道，只是没有得到广泛认可而没有流传开。

吕思勉《两晋南北朝史(下)》论道教建立时说:“道教之渊源何自邪?曰:‘其正源，仍为汉末张角、张鲁之教，晋时称为天师道’。《晋书·何充传》云:‘郗愔及弟曇奉天师道，而充与弟准，崇信释氏。’”［5］这句话值得商榷，天师道一词早于晋朝，说二张之教在晋时称为天师道，显然是不准确的。但是有一点应该可以肯定，在晋时太平道已不存在，多数学者同意太平道融入五斗米道的观点。那么，此时五斗米道由于太平道的融入发生了很大变化，世人对五斗米道的称呼也有了新变化，即天师道。不过以天师道一词还没有完全取代五斗米道一词，五斗米道一词在两晋时仍然在使用，甚至在南朝史籍中还可以见到。《晋书·王羲之传》云:“王氏世事张氏五斗米道，凝之弥笃。孙恩之攻会稽，寮佑请为之备，凝之不从。”［6］

那么，天师道在汉晋时所指的的是哪个道派呢?笔者以为，天师道在汉晋时是五斗米道和太平道的笼统称谓，不管是五斗米道还是太平道，二者都是天师道的道派，只是在汉末及三国时，天师道的名称还没有广泛被认可。随着太平道起义的失败，张鲁政权的覆亡与北迁中原，太平道和五斗米道也逐渐走上融合的道路，天师道一词才传播开来。

二、五斗米道的历史使命首先在于自身制度及理论的完善

五斗米道的创立标志着道教的产生，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五斗米道就是一种成熟的宗教，它还只是道教的早期阶段，和后来的道教有着很大的不同。对于这一点，学者是普遍认同的，这可以从道教历史发展时期的划分中体现出来。汤一介《早期道教史》认为:“道教成为一种完整意义上的宗教团体是在东晋南北朝时才最后完成的，它的发展完成过程大体如下:东晋以来，先是对已经涣散和不固定的道教组织进行重建和整顿，建立起了较为固定的教会组织;在此同时，为弥补其缺乏系统地宗教教义以及其理论体系之不足，葛洪等创造了道教教义的理论体系;接着为巩固道教的教会组织而制定了一套教规教仪，为阐发其宗教教义而构造了相应的经典;最后为把道教建立成一完备的宗教团体而编造了固定的神仙谱系和构造了传授历史。”［7］但是，该书在论述早期道教时，则把早期道教的最后时限定在了唐朝初年，并认为成玄英为早期道教创立哲学理论。前后似乎有些矛盾，但该书认为五斗米道属于早期道教则是确定的。

傅勤家《中国道教史》论及道教分期时，认为日本学者常盘大定之说法较为深刻:“常盘研佛教有素，于道教不过初为尝试，其不能圆满，可断然也。惟于道教之分期，妻木仅举第一期草创时代，分为神道时代，杂起时代，天师道时代。常盘较为周到，分为第一期开教时代，第二期教会组织时代，第三期教理研究时代，第四期教权确立时代，第五期继承退化时代，分划颇为自然。”［8］其开教时代指后汉张陵开立天师道时代(142)至东晋末(219)，凡277年。第二期教会组织时代指南宋开运(420)后，至南北朝之末，共160年。第三期教理研究时代指隋唐五代时期，共378年。可知，傅勤家比较赞同日本学者常盘的观点，同意五斗米道时期属于道教的草创时期。樊光春《西北道教史》在绪论中把西北道教的发展分为四个时期:第一期是原始道教，时期为战国至秦西汉;第二期为民间道教，其意当在西汉末年至张鲁北迁;第三期为义理道教，从张鲁北迁直至隋唐;第四期宫观道教，时间为五代以后。其卷二《早期西北道教》则从古代神话和神灵崇拜论起，直到南北朝为止。此论述也显示出作者认为五斗米道是早期道教的一支。［9］胡孚琛著《道学通论》说:“我们把东汉顺帝以前作为道教产生的准备阶段，这个阶段的方仙道和黄老道可以看作前驱的道教形式。从东汉顺帝到东汉末年称作道教的始创阶段，这个阶段产生的民众道教结社五斗米道和太平道定名为早期道教。南北朝时期的道士有了比较完善的宗教组织，在宫观里修行，我们把这种宫观教团称作成熟的教会式宫观道教。”［10］

作为一种早期的原始的道教派别，五斗米道无论是在信仰系统、教义系统、组织制度上，还是戒律礼仪方面，都很粗糙。因此，五斗米道的历史使命首先就是创立道教的，当然这一使命无需多说，很容易完成，一旦五斗米道出现在历史舞台上，也就标志着我国道教的正式产生。其次，张陵草创的五斗米道还很原始，进行自我完善、成为一种成熟宗教则是五斗米道的第二个使命。另外，五斗米道是在中国产生的，那么它就还要适应中国的社会环境，由此它的第三个历史使命——促使五斗米道成为官方宗教。

这一历史使命的完成需要五斗米道很长时间的积累，据学者研究，一种成熟宗教具有几个特征:一，完善的神仙谱系;二，系统的教理教义;三，成熟的组织制度;四，戒律礼仪。自张陵创立五斗米道后，很多领袖都在为完善五斗米道的各种组织制度而努力，其中张鲁是第一个做出较大贡献的领袖。据陈寿《三国志·魏书·二公孙陶四张传》载:“鲁遂据汉中，以鬼道教民，自号‘师君’。其来学道者，初皆名‘鬼卒’。受本道已信，号‘祭酒’。各领部众，多者为治头大祭酒。皆教以诚信不欺诈，有病自首其过，大都与黄巾相似。诸祭酒皆作义舍，如今之亭传。又置义米肉，县(悬)于义舍，行路者量腹取足;若过多，鬼道辄病之。犯法者三原，然后乃行刑。不置长吏，皆以祭酒为治，民夷便乐之。”［1］263裴松之为《三国志》作注时引《典略》载:“及鲁在汉中，因其民信行脩业，遂增饰之。”［1］264从上可见，张鲁在汉中时，对五斗米道的组织制度作了很大的改进。

张鲁之后，五斗米道开始在北方广泛传播开来。然而魏和西晋时，由于缺乏统一领导，兼之五斗米道在流传过程中其他因素的羼入，使得五斗米道的组织制度和教义礼仪等方面变得混乱驳杂。北魏时，寇谦之认识到五斗米道制度礼仪需要清整。据《魏书·释老志》载:“(谦之)早好仙道，有绝俗之心。少修张鲁之术，服食饵药，历年无效。”又借太上老君之口宣称:“往辛亥年，嵩岳镇灵集仙宫主，表天曹，称自天师张陵去世已来，地上旷诚，修善之人，无所师授。嵩岳道士上谷寇谦之，立身直理，行合自然，才任轨范，首处师位，吾故来观汝，授汝天师之位，赐汝《云中音诵新科之诫》二十卷。号曰‘并进’。言:‘吾此经诫，自天地开辟已来，不传于世，今运数应出。汝宣吾《新科》，清整道教，除去三张伪法，租米钱税，及男女合气之术。大道清虚，岂有斯事。专以礼度为首，而加之以服食闭练。’”［11］3049从《老君音诵诫经》来看，虽然内容庞杂，涉及道教的很多层面，但其最重要的目的还是在于整顿和规范道教戒律，使道教摆脱以前的混乱状况。这是道教自创立以来第一次有目的的自我整顿，也是寇谦之对道教的最大贡献。

寇谦之在北方清整道教之后不久，在南朝陆修静也展开了一次道教整顿活动。陆修静(406-477)，字元德，号简寂，今浙江吴兴人。陆修静出身世家大族，少好儒学，后为求长生转而学道。至于他的道教思想渊源，《广弘明集》称其“祖述三张，弘衍二葛”。［12］3051《陆先生道门科略》云:“太上老君以下古委忍沐浇朴散，三五失统，人鬼错乱……故授天师正一盟威之道，禁戒律科，检示万民逆顺祸福功过，令知好恶。……使民内修慈孝，外行敬让，佐时理化，助国扶命。”［12］3051可知其思想根源传自三张二葛，实为五斗米道之代表人物。两晋之际，南方五斗米道的流传出现混乱的局面，对此陆修静提出很多改革举措，其中对道教发展影响最大的在于整理道教经典和制定新的道教斋醮仪轨，其一体现在《陆先生道门科略》，该著作对道教仪式作了详细规定，对纠正当时混乱的道教斋蘸仪轨作用巨大。其二体现在陆修静所作的《三洞经书目录》，在陆修静之前也有道教学者收集道经，并编制书目，如葛洪就在《抱朴之·遐览》中著录1200多卷，只是分类比较粗糙，缺乏系统性。而《三洞经书目录》将道经按“三洞四辅十二类”分门别类，成为后世编撰道藏的基本模式。

陶弘景(456—536)，字通明，南朝梁时丹阳秣陵(今江苏南京)人，号华阳隐居。他在医学、天文、文学以及炼丹等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和见解，还兼通儒释道三家文籍，对道教尤为精深。他最重要的贡献应是对当时混乱庞杂的神仙谱系作了相对系统地梳理。《真灵位业图》是其重要著作，该书把元始天尊被奉为至高神，并把所有信奉的神灵划分为七大等级，每个等级都有一个主神，其余各神分列左右。这是最早将纷乱的道教神灵整理为谱系和统属的代表之作，在中国道教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三、成为全国一统的官方宗教是五斗米道的最终使命

经过张鲁、寇谦之、陆修静以及陶弘景等五斗米道领袖的努力，五斗米道基本实现了自我完善，成为一个组织成熟、理论系统的宗教，但是五斗米道的历史使命并未最后完成。南北朝时五斗米道的这个教派还被广泛认可，而没有被其他的名称或教派所代替，其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

其一，尽管五斗米道在南北朝时与汉末草创时相比已经千差万别，但是人们还是一如既往地称呼它“五斗米道”。《南齐书·高逸传》说，杜京产“吴郡钱唐人，杜子恭之玄孙也。祖运，为刘毅卫军参军，父道鞠，州从事，善弹棋，世传五斗米道，至京产及子栖”。［13］另外，南北朝时的几个道教领袖，寇谦之、陆修静以及陶弘景等的道教思想均源自五斗米道，而且他们的改革举措也都是针对五斗米道的弊端，这也可以证明五斗米道在当时是确实存在的。

其二，魏晋南北朝时几位道教领袖进行变革的目的还没有全部达成。五斗米道的领袖，自张鲁始，就一直努力促使五斗米道向统治集团靠拢，使之成为受统治集团支持的宗教团体。张鲁举国投降曹操，就是例子。之后，寇谦之接受北魏太武帝的邀请，地位显赫;陆修静两次进京，受到宋文帝和宋明帝的尊崇，宋明帝还特意为其建造崇虚馆，以兴其教;陶弘景虽隐居茅山，但与当时的梁武帝关系密切，朝中每有大事，梁武帝都会遣人咨询陶弘景，因而陶弘景又被称为“山中宰相”。这些都反映了一个事实，即五斗米道试图获取统治集团的认可，成为具有官方色彩的宗教。可是，在当时中国四分五裂的大环境下，五斗米道领袖的这些努力难以实现他们所希望达到的目的。寇谦之弘扬五斗米道的努力在北魏统治集团那里失败了，陆修静和陶弘景的努力由于南朝政权的迅速更迭也难以收到长期而稳定的效果，因而五斗米道成为官方宗教的的任务只能由后人来完成了。

中国宗教与外国宗教不一样，具有我国自己的特点。罗移山《论道教的历史嬗变》指出:“中国道教经历了一个由原始道教到官方道教的历史演变过程。”并认为“道教的历史嬗变不是偶然的，与中华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轨迹是基本同步的，它客观地反映着中华思维的逻辑进程——由低级到高级。由宗教幻想到科学现实是这一逻辑进程的根本特征。”［14］该文阐述了道教的历史嬗变过程，给我们厘清了五斗米道由张陵创道时的民间信仰到寇谦之、陆修静和陶弘景时受到官方支持的发展脉络，还为我们解读了五斗米道为何努力获得官方支持的原因。这是很有见地的，也是实事求是的。不过，罗移山在解读原因时，只提到了五斗米道必须符合中国的大文化背景才能延续下去，却忽视了另一个重要原因:五斗米道曾在张脩领导下发动起义，而张鲁也割据汉中数十年，都是站在统治集团的对立面，这都在统治集团心里刻下了反叛的印记。再加上与五斗米道性质相近的太平道发动了混乱全国的黄巾起义，使得大多统治者对五斗米道抱有戒心。比如，曹操在张鲁投降后，采取集体迁徙的方式试图瓦解五斗米道;据《三国志·文帝纪》载，魏文帝曹丕曾下诏曰:“叔世衰乱，崇信巫史，至乃宫殿之内，户牖之间，无不沃酹，甚矣其惑也。自今其敢设非祀之祭，巫祝之言，皆以执左道论，著于令典。”［1］56即使是好道的曹植召集了一大批道士，其目的在《辩道论》也说得很清楚:“世有方士，吾王悉所招致。甘陵有甘始，庐江有左慈，阳城有郗俭。始能行气导引，慈晓房中之术，俭善辟谷，悉号三百岁。本所以集之于魏国者，诚恐斯人之徒，挟奸尻以欺众，行妖隐以惑民，故聚而禁之也。”［1］203魏末司马氏更是大肆屠杀信道之士，其中较有名望的有诸葛诞、李胜、母丘俭、文钦、李丰等。在这种严酷的现实面前，信奉五斗米道者不得不做出改变，向统治者靠拢，以求得必要的生存空间。

统治者何时才算真正接纳了五斗米道、认可了它的合法性呢?笔者以为，直到隋统一全国后，设立崇玄署，负责管理天下道教事务，到此时统治者以政治制度的方式保障了五斗米道的地位和权益，五斗米道的历史使命也到此完全实现。隋的这一制度发轫于北魏，据《魏书·释老志》记载，北魏时，“立监福曹，又改为昭玄，备有官属，以断僧务”。［11］3049这种“备有官属”的监福曹或昭玄寺，具有代表中央管理僧务的性质。北齐仍魏制，据《隋书·百官志中》载设置，北齐设“昭玄寺，掌诸佛教。置大统一人，统—人，都维那三人。亦置功曹、主簿员，以管诸州郡县沙门曹”。［15］758另据《隋书·百官志中》载，北齐又于鸿胪寺内设“典寺署，有僧祗部丞一人”。［15］756北周取代北齐后，沿用北齐政策，据《北史》记载，北周武帝建德三年五月，“丙子，初断佛、道二教，经像悉毁，罢沙门、道士，并令还俗。并禁诸淫祠，非祀典所载者，尽除之”。这就是所谓的“周武灭佛”，其实周武帝禁断并非只是佛教，还有道教。不过周武帝禁断佛道的目的在于释放出数百万的佛教徒，使他们成为国家控制的劳动力，为国家纳税服役。佛道二教的学术理论则是无需禁止的，为此周武帝又设立通道观:“今可立通道观，圣哲微言，先贤典训，金科玉篆，秘赜玄文，可以济养黎元扶成教义者，并宜弘阐，一以贯之。”［16］既然佛道二教已经禁断，那入通道观研修的只能是儒家和还俗的佛道人员，其中见于史籍的有释普旷、释道安、释彦琮等，道士有田谷十老和任道林等。周武帝先禁断佛道，后设立通道观，对于道教影响甚大。虽然设立通道观的最初目的只是研究先贤圣典，使之发挥教化百姓的功用，但是这样也将道教纳入国家管辖下，为一统道教、规范道教奠定了基础。

在与北方对峙的东晋，也设立了僧官，但文献记载比较笼统。如《高僧传·竺道壹传》说:“壹既博通内外，又律行清严，故四远僧尼咸依附咨禀，时人号曰九州都维那。后暂往吴之虎丘山，以晋隆安(397-401)中遇疾而卒。”［17］151又如道宣，《续高僧传》卷 6《释僧迁传》中亦有“昔晋氏始置僧司，迄兹四代”［18］201之语。“四代”，指晋、宋、齐、梁，因僧迁时任后梁大僧正。所谓“九州都维那”、“僧司”，在称号上是一种譬况，是说与梁的僧官系统约略相当而已。不过，东晋至南朝已逐步确立了自己的僧官系统，即各级僧官都以“僧正”为称号，如《续高僧传》卷22《昙瑗传》云，陈宣帝“下敕荣慰，以瑗为国之僧正”;［18］673《续高僧传》卷9载，陈后主“至德元年，下诏为京邑大僧都，四年转大僧正”;［18］327《高僧传》卷 6《慧持传》云，僧恭“为蜀郡僧正”，［17］378如此等等。

公元581年，杨坚受禅代周称帝，改国号隋，不久南下灭陈，统一全国。随着各种官制的建立，僧官制度也完善起来。据《隋书·百官志下》，隋于鸿胪寺下设崇玄署，于郡、县佛寺各置监、丞，以管理僧道事务。崇玄署和北魏、北齐、北周以及南朝僧官制度的最大不同就在于它是由一个统一全国的政权设立的，而其他都是分裂政权。在分裂割据的各地政权下，永远不可能整齐道教。隋崇玄署的设立，既标志着五斗米道正式成为一种官方宗教，也意味着五斗米道的彻底转变为全国性宗教。当然，在达成这种转变的同时，五斗米道一词在隋统一后消失了，取而代之的则是道教一词。

综上所述，五斗米道是道教创立时的原始教派之一，经过几百年不懈的整顿，五斗米道在南北朝时成为一个比较完善的宗教，并在隋朝时成为官方道教，使全国道教出现统一的局面，这是五斗米道领袖们不断努力追求的成果，也是五斗米道的历史使命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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