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高校学报发展现状及其影响因素探究

2014-03-06 12:23
关键词:办刊普通高校学报

高 锐

(延安大学 学报编辑部,陕西 延安 716000)

一、我国普通高校学报发展现状

我国高校学报自诞生至今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一百多年来,高校学报作为学术研究成果发布的主要平台,为学术研究事业以及学术人才的培养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其中,为数众多的普通高校学报功不可没。但近年来,随着整个高校学报学术影响力、社会影响力的下降,普通高校学报的发展更是雪上加霜,陷入一种不进反退的尴尬境地。随之而来的是社会各界对整个高校学报的严厉批评,有学者认为当前众多高校学报普遍存在“综合性”、“内向性”、“千刊一面”、“选题重复”、“发行量小”的弊端,简直就是一锅“大杂烩”;有的批评高校学报是“泡沫论文”、“学术垃圾”的出产地;还有的甚至认为“制造垃圾的高校学报不如停刊”。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为了进一步优化高校期刊结构、整合期刊资源,早在2011年7月,新闻出版总署就正式启动了报刊体制改革。并在2012年7月颁发的《关于报刊编辑部体制改革的实施办法》中约略规划了高校学报改革的路线图,改革的核心内容和方法就是“转企”,“不再保留报刊编辑部体制”,“并入新闻出版传媒企业”或“转为期刊出版企业”,希望通过转企,让市场来决定高校学报的优胜劣汰。此办法一出引发了高校学报的主管者、办刊者以及被服务者从理论到实践的积极探索和讨论。有学者认为高校学报改革不能转企,而要改制,即完善学报管理体制、改革现行学术评价机制、健全公益服务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有的认为中国大学学报业绩辉煌,其存在是合理的,有其存在的必然性,完善健全“同行审稿制度”是扭转高校学报影响力下降的关键。在否定了简单转企的做法后,高校学报界的同仁们开始积极探讨当前高校学报质量下滑现状与出路。有学者认为高校学报定位的偏离、功能的异化导致其质量的下降,回归高校学报定位的学术本位是高校学报更好的发展出路;有学者认为高校学报要扭转“全、散、小、弱”的现状,必须走专业化、集约化、数字化的发展道路;还有的学者认为联合办刊、特色化办刊是扭转高校学报影响力下降的有效途径。

由此可见,为了扭转整个高校学报被动挨批、处境尴尬的局面,高校学报的管理者、从事学术研究的学者们都进行了积极的思考与探索,企图能开出一剂灵丹妙药,以解整个高校学报发展的燃眉之急。但在过多关注解决办法的同时似乎忽略掉了对造成这一现状的深层原因的探究。虽然有研究者触及到了造成现状的原因,但似乎过于简单笼统。我们认为,要想从根本上提升高校学报质量、扭转目前发展的被动局面、赢得良好声誉恐怕还得先从为数众多的普通高校学报质量的提升与发展做起。事实上,在对高校学报批评的声浪中,普通高校学报无疑又是招致批评的重灾区。以北京大学2014年版《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为例,在现有的1300多种高校文科学报中,入围核心期刊的人文社科类高校学报仅有66种,入围核心期刊的比例仅为5%。这就是说,有95%的高校学报属于普通高校学报。可见,要从根本上扭转目前高校学报的尴尬处境,必须先从提升为数众多的普通高校学报质量着手。否则,一切论调皆为空谈。从哲学意义上讲,认识问题、解决问题就要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只有找到产生问题的深层原因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而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很显然,简单粗暴的转企,把所有高校学报推向市场未必是扭转高校学报学术质量下降的根本出路,因为,市场不是万能的,出版业的实践也证明,出版业的市场化运作不但不能提升学术质量学术,反而会形成恶性竞争,导致更多学术垃圾的产生,不但无益,反而有害。所以,只有从当前高校学报发展实际,尤其是从为数众多的普通高校学报自身的实际出发,积极探索制约其发展的各种影响因素,找出病根,对症下药,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当前高校学报存在的诸多问题。

二、普通高校学报发展的内在影响因素

众所周知,任何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内因是其自身运动的源泉和动力,是其发展的根本原因。普通高校学报要获得长足发展,就须从自身实际出发,探究可能存在的内在制约因素并加以克服。目前,普通高校学报数量的急剧增长与稿源质量的下滑、办刊理念和办刊方式、编辑队伍素质与能力等内在因素制约着普通高校学报的发展。

(一)普通高校学报数量的大幅度增长与稿源质量的下降。新时期以来,我国普通高校学报的整体办刊水平有了一定的发展,其发展的一个明显的标志就是数量的大幅度增长。有资料显示,20世纪“80年代的高校人文社科学报分别从1981年的150余种、1983年的208种、1985年的277种、1986年的360种、1987年的393种一直到1988年的440种,几乎逐年增长。”“此后的若干年中人文社科学报数量增长平缓,直至90年代末开始井喷,截止2001年……全国高校人文社科学报已突破千种,达到1130种。”[1]另据2007年朱剑的文章数据显示,高校文科学报总数已“达到了1300余家”[2]。数量大幅增长的背后是文稿质量的下滑。众所周知,高校学报数量剧增的背后是对巨大稿件数量的需求,而由于高校学报出版发行的“连续性”、“固定性”等出版特性,使得一些高校学报在稿源不足的情况下为排满版面而不得不降低对稿件质量的要求,退而求其次,选用质量一般的稿件,从而导致学术论文数量巨大,而真正有学术价值的文稿少之又少。据《中国科技信息》2012年发文显示,到2010年,中国SCI论文数量已经位居世界第二,每年产出量达百万篇,仅次于美国。但论文引用次数低于世界平均值,而且“中国发表的所有论文中,有35%以上是零被引论文(从未被引用过1次)”[3]这就意味着,庞大的学术论文数量中高质量的文章几乎是凤毛麟角。不少论文陈述多,原创少;追踪多,引领少;趋同多,特色少。所谓的“垃圾论文”随之产生。可见,高校学报的量变引起质变,从而使高校学报的发展陷入困境,影响力与声誉下降,招致批评。

(二)办刊理念和办刊方式。办刊理念与办刊方式决定着高校学报的发展。正确的、与时俱进的办刊理念与办刊方式可极大地促进高校学报的发展,相反,错误的、滞后的办刊理念和陈旧的办刊方式则极大地制约了高校学报的发展。从中国高校的发展历史来看,在学报发展的初期,中国学报便秉承“表学堂之内容,与当代学界交换知识”的理念,此后,学报便与各高校自身的办学特点和研究特色不断融合,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学术性期刊。俨然形成一种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局面。然而,在这种不断融合的过程中,一味做大、求全的学报办刊理念导致各高校学报走向泛综合化,覆盖学科领域不断扩大,内容无所不包,趋于雷同,反而丧失了其原有的特色。正如张耀铭所说:“学术期刊,尤其是拼盘式的综合性期刊,趋同化现象非常严重。中国高等院校文科学报有千余家,综合类的期刊就占了三分之二。编辑方针趋同,编辑模式趋同,栏目设置趋同,甚至探讨的社会热点问题也趋同。大家一味走泛综合化的路子,文学、史学、哲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教育学面面俱到,众刊一面,使读者失去了新鲜感和阅读兴趣。”[4]

历史的办刊理念所产生的高校学报趋同化的局面受惯性的影响似乎难以改变,甚至压根不想改变,因为,改变是有风险的。于是部分高校学报“满足于现状,‘等、靠、要’思想较重,主动进取精神不够,改革创新意识不强,学报多年来变化不大。”[5]尽管社会各界批评声依旧,但高校学报依然我行我素,办刊理念依旧,封闭办刊,缺乏更大范围的学术交流,严重制约着学报的发展。

此外,办刊方式跟不上时代的发展。新时期,随着互联网的迅猛扩张与数字化进程的加速,数字出版成为了未来出版业发展的必然趋势。中国期刊协会原会长张伯海认为,“国际期刊联盟开展的活动中都努力贯穿了这样的主题:杂志出版人如何敏锐地、勇敢地应对新技术时代;在新一轮科技浪潮中横空而出的数字媒体,如何不失时机的关注它、认知它、把握它,从而使我们无时无刻不立于媒体变革的上风。”[6]但当前绝大多数普通高校学报办刊理念滞后、办刊方式陈旧,未能跟上互联网迅猛发展与数字化进程加速的步伐,仅局限于对纸质版的数字化的改造,并且还处于维持状态。在出版载体、传播方式、出版流程、管理手段等方面没有得到改变。这种仅仅满足于纸质传媒时代传统的出版程序、出版形式,制约了普通高校学报的网络传播的速度、范围及其影响力。

(三)编辑队伍素质和能力。编辑队伍素质和能力是高校学报发展至关重要的因素,拥有一支素质优良、能力较强的编辑队伍是高校学报发展的有效保证。可以说有什么样的编辑,就有什么样的期刊。高素质的编辑不仅可以沙里淘金筛选出高质量的稿件,同时还可以起到作者参谋的作用,帮助作者制定写作计划,选择最佳创作方案。尤其对于编辑自己策划的栏目、专题组稿,因为对栏目与选题的各方面都进行了缜密的思考,故可以为作者提出有价值的参考意见,从而帮助作者完善作品,增强作品的力度与期刊内容的深度。与此相反,专业素养较差的编辑往往会因自身审稿、选稿、专题策划能力较差等原因而使期刊蒙羞。为了加强编辑队伍的建设,2001年8月1日起,国家对出版专业技术人员实行职业资格制度,职业资格制度实施以来,高校学报编辑部编辑只能通过考试取得职业资格证书,进一步提高了编辑准入门槛。但由于目前普通高校学报编辑待遇低于高校教师系列的待遇,加之,编辑职称评定难度较大,使得专业编辑的数量越来越少,为了高校学报的正常出版发行,大多数普通高校学报不得不聘用未通过出版专业考试的兼职编辑人员,因其出版编辑专业素养和能力较弱,导致学报稿件选用、编辑、校对质量下滑,严重影响着普通高校学报的发展与提升。

三、普通高校学报发展的外在影响因素

从哲学意义上讲,外因是仅次于内因的促进事物发展、变化的第二位因素。虽然外因是变化的条件,通过内因而起作用,但外因是事物发展变化的不可缺少的条件,有时甚至对事物的发展起着重大的作用。探究普通高校学报的发展的影响因素依然离不开对外在因素的探讨。应该说,普通学报所属高校的办学层次与师资力量水平、外部期刊评价机制的介入、学术成果量化考核制度等外部因素同样影响到了普通高校学报的进一步发展。

(一)普通高校办学层次与师资力量。高校学报是一种依附于高校并以“为高校教学科研服务”为宗旨的学术性期刊,高校自身办学层次和所拥有的师资力量与高校所办学报办刊水平有着密切的联系。高校自身的定位与高校所办的学报的层次定位有着紧密的联系。实践表明,高校自身的办学层次和所拥有的师资力量决定着高校学报办刊层次与水平。办学层次较高、师资力量雄厚的高校其学报办刊质量较高,办学层次较低、师资力量一般的高校其学报办刊质量一般,有点类似自然环境的良性循环与恶性循环。一流的高校拥有一流的师资力量,一流的师资力量创造出一流的稿件,一流的稿件打造出了一流的刊物,反之亦然。尤其在当前的期刊评价体系和职称评定体系双重压力下,普通高校学报的“二流、三流稿源”注定其只能成为“二流、三流的刊物”。

(二)期刊评价机制的介入。优胜劣汰,本乃自然竞争之结果,但人为的期刊评价体系的制定极大地扰乱了期刊自然淘汰的机制。目前,国内所谓的核心期刊评价体系有三大家——即北大、南大、社科院,但据三家评价体系筛选出来的期刊重合率并不高,仅为30%—40%。[3]这不禁令人困惑,同一家期刊,为何北大认为是核心期刊,而南大认为算不得核心期刊,社科院认定的核心与北大、南大又有所不同。尽管每一家核心期刊评价机构都声称自己的评价是建立在一系列科学统计数据之上,但最终认定的核心期刊重合率之低不禁令人对“核心期刊”认定标准产生质疑。核心期刊评价机制的介入直接引发的后果就是学术界认定论文质量“以刊评文”,即什么档次的刊物发表什么档次的论文,一般而言,只有获得了“权威期刊”、“核心期刊”、“CSSCI来源期刊”这些“名分”的期刊才有较好的优质稿源。广大科研工作者也愿意把自己最新的科研成果、高质量的科研论文投向有“名分”的高校学报,因为只有把文章发表在那些有“名分”的高校学报,才既能体现论文的“价值”,又能满足当前学术评价机制的要求。未被认定为核心期刊的普通高校学报因没有“名分”,只能接受作者们“二流、三流”的稿件。这种人为制定的核心期刊评价体系以及由此催生的“以刊评文”的学术评价机制,直接导致了普通高校学报与优质稿源失之交臂,严重影响了普通高校学报的生存与发展。

(三)学术成果量化考核制度。目前,我国高校教师的职称评定标准、各种科研标准、年终考核制度以及学位评定制度等都与学术科研成果挂钩,而科研成果的考核又是通过量化来完成,硕士、博士们能否顺利毕业也与其完成的科研成果数量有关系。只要完成“CN”级论文几篇就达到“合格”标准,其中的考核并没有对论文的质量和水平提出任何要求,有的只是对论文发表期刊的要求,这些量化考核制度的实行使得研究者们为了完成科研任务而发表科研论文,少了十年磨一剑的那种打造精品的意识。加之,多数情况下,科研成果价值的体现不是通过论文本身能否给社会带来社会效益来衡量,而是通过论文能否在公开发行的刊物上发表,或是在“权威期刊”、“核心期刊”上发表以及发表的数量来衡量。这种异化的、简单机械的学术成果考核制度导致了学术研究只重数量而不顾质量。因为能代表学术论文质量的仅仅是论文所发刊物所拥有的头衔而已,所以论文创作发表只看重刊物“名分”而不顾及实际的社会作用与效益。未被认定为核心期刊的普通高校学报自然也就沦为了学术论文批量生产的阵地,质量下滑亦在情理之中。

总之,制约普通高校学报发展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但上述内在与外在因素无疑是最根本的。只有意识到上述内外影响因素,通过普通高校学报自身明确自己的功能定位,与时俱进,创新办刊理念和办刊方式,加强编辑队伍的建设,普通高校自身不断提升自己办学层次、师资力量水平,修订现有机械的、量化考核的学术考核评价机制,才能使普通高校学报真正成为作者与读者之间进行学术交流沟通对话的桥梁与纽带,实现其真正意义上的学术传播效应。

[1]姚申.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学报改革与特色栏目建设[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5).

[2]朱剑.徘徊于十字路口:社科期刊的十个两难选择[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4).

[3]中国SCI论文数世界第二引用次数低于世界平均[J].中国科技信息,2012(20).

[4]张耀铭.中国学术期刊的发展现状与需要解决的问题[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2).

[5]袁贵仁.新世纪新阶段高校社科学报的形势和任务——在全国高校社科学报工作研讨会上的讲话[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6).

[6]王广.期刊须抓住数字化变革的机遇[J].评价与管理,20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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