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和他的村庄
——刘亮程散文中的主体存在与村庄书写方式

张玉瑶

（北京大学中文系，北京 100871）

一个人和他的村庄
——刘亮程散文中的主体存在与村庄书写方式

张玉瑶

（北京大学中文系，北京 100871）

村庄作为新疆作家刘亮程散文中最主要的书写意象，为其提供了最初的经验空间和生活教义。而作为经验主体，刘亮程对其笔下的村庄亦有着丰富多样的体认方式，从内在式体验到外在式观察，再到回忆与梦的层面，形成了其独特的立体多维的乡村认知与书写结构。在从文本层面呈现村庄的同时，刘亮程亦从内部寻找并塑造了徘徊于村庄的孤独主体，这些均在某些意义上显示出复杂的现代经验，并对其小说创作产生一定影响。

刘亮程；散文；村庄；主体

作为一个实指的聚居空间，村庄因伴随了人类的诞生而成为所有人最原初的故乡。当人类学会抒情之后，它又从最初的现实空间成为了最初的意象，被人无数次地守望和怀想。在现代社会中，村庄再次被赋予了新的内涵，但构成悖论的是，此时人类正一步步走向城市并最终远离了村庄。被弃置的村庄在现实中荒芜甚至消失，但在人的回忆和想象中被一次次重新构建，且越来越从一个实指的空间变成某种虚化的象征，人们从村庄出走，村庄却是人们一个永远可以回归的书写母题。

新疆作家刘亮程正是以书写他的村庄黄沙梁而出名。在他的散文集《一个人的村庄》、《风中的院门》、《在新疆》中，他专注于书写月亮和风、书写村庄和故城，笔触所及皆是那些越来越被现代人忽略甚至遗忘的传统事物。在刘亮程那里，村庄对于他的个体意义亦被容纳在“村庄”这个词的抽象内涵对于全人类的普遍意义中，但他和他的村庄始终处在一种双向的互动中，主体对于村庄似乎有着相当丰富多样的体认方式。因而，在这个看似传统的村庄书写过程中，文本渐渐呈现出了复杂的现代体验；传统意象在刘亮程那里取得了某种和现代语境对接的方式，刘亮程亦寻找到了那个在村庄中体验、观察和回忆着的孤独主体。

一、从内在式体验到外在式观察

正如刘亮程自己所言“我全部的学识是我对一个村庄的见识”（《黄沙梁》），他将自己所有经验囊括进他位于遥远西北边疆的村庄——黄沙梁的高天厚土间，并且似乎并不愿将范围扩大。在漫游这座“人畜共居的村庄”时，那个文本中的主体“我”看见了深夜狺狺的众狗、农忙时发情的驴、野地里奔跑的马乃至一朵刚刚盛开的花、一只搬运虫子的蚂蚁。自然，对于写《一个人的村庄》系列散文时初出茅庐的刘亮程来说，这些最日常的东西也恰恰是他最熟悉的东西，是最能从现实经验转化为文字的东西，对这些事物无比细微的观察叠加起来，便以最朴素的形式构成了他观察世界的初始方式。

然而，若只是限于一般化的观察和描摹，黄沙梁极有可能平庸成中国土地上任何一个拥有狗、驴和马的村庄。刘亮程到底有其独特处，最终能成就和保全这“一个人”的村庄之独特个体性的，乃是文本朴素意象背后所折射出的乡村世界赋予主体的寻找与安置自我的方式。刘亮程相信“那些存在于角落不被人留意的琐屑事物，或许藏着生存的全部意义”[1]，因此黄沙梁能够给他全部的人生教育——“这里的每一件事物都蕴含了全部”（《我受的教育》）。他让那个文本中的“我”去探访村庄生活的种种细微处，在这种由探求而得领悟的过程中，作为主体的“我”和观察客体常常是处于可以互通乃至互换的位置关系中，这凝固成“我”对村庄一以贯之的观察与书写方式，比如不说驴是“通人性的驴”，而说自己是“通驴性的人”。和非人的牛马花草等生命相对时，“我”也并未将自己作为绝对主体，而是和对方处在同一等级上，甚至有时还将自己放低，以仰视的姿态去体悟那些村庄生灵带给自己的玄妙启示：在黄沙梁做一头驴、一条狗、一棵树乃至一只虫都有着独特的韵致和境界，唯独做一个人，“倒是件极普通平凡的事”（《人畜共居的村庄》）。在宇宙自然的舞台上，人谦卑地退后，而人之外的生命则挤挤挨挨地走上前来成为主角，不再仅是作为人的村庄的背景或道具而存在。对于将自己定位成一个农夫的刘亮程来说，与其说这是一种和谐的现代生态观，不如说这是前现代化的乡村社会赋予人类的原初世界观。

在人畜不仅是“共居”更是“互视”的村庄，谁都可以是施予的主体，而在语言呈现层面，这一切便成为互文式的对称结构，比如“驴瞪了我一眼，我瞪了驴一眼。天猛然间黑了。夜色填满我和驴之间的无形距离，驴更加黑了。我转身进屋时，驴也回身进了驴圈”（《通驴性的人》），又比如“人踩起的尘土落在牲口身上/牲口踩起的尘土落在人身上”（《人畜共居的村庄》），包括“我”在内的人类和整个世界形成的是一个相互反射和作用的双向/镜像结构。外在世界被条理化了，最终由“我”描述出来的是一个简单、匀称而均齐的图景。而这个结构之所以能在“我”的体察中形成，乃是因为“我”作为一个独特个体，善于聆听到自身以外其他生命的心灵之音，习惯性地揣摩着一头驴的想法、守候着一只小虫子的临终时光，仿佛不是万物参与了“我”的生命历程，而是“我”不自觉地便能进入到万物的经验中去，把自己作为一个人的绝对主体性散落于种种色色的草木鸟兽之上：“任何一株草的死亡都是人的死亡/任何一棵树的夭折都是人的夭折/任何一只虫的鸣叫也是人的鸣叫”（《风把人刮歪》）。凌越于体验主体“我”之上的书写者刘亮程仿佛有着很多双眼睛，而那个“我”的眼睛仅是他所借用的其中之一双，他更常借用的乃是非人的目光，在对人逆向的观看中完成对“我”乃至人类自身的反省。

在这种通灵自然的观照之下，万物仿佛皆与人的灵魂相接，整个村庄成为一个硕大的隐喻世界，不是以物喻人，也非把人比作物，而是某种无本体无喻体或者本喻体可以自由转换的合一状态，物与人、人与世界之间形成了某种同构：当“我”与虫共眠时，“我”之身体相对于小虫是一片辽阔的原野，而同时“我”又像一只虫子那样使得大地瘙痒；我骑着驴慢悠悠地跟在骑马者后面走，正如黄沙梁慢悠悠跟在都市城镇后面向未来走。“当这个村庄局限我的一生时，小小的地球正在局限着整个人类”（《对一个村庄的认识》），这一句是对“我”的村庄生活经验、生命状态的绝佳统括，在“被村庄所局限”的这一文字表述中透露出实际上并未被局限的地球眼光。《一个人的村庄》被冠以“后工业时代的乡村哲学”这一宏大的副题，然而与其说那些大大小小的隐喻或对应是某种抽象的宇宙关系或庸俗化的乡村哲学，倒不如说是刘亮程习惯了的思维方式和看待世界的方式。只有这样的人，才会时不时出窍，将自己幻化为人之外的一切生灵——“一株叫刘亮程的草”（《劳动是件荒凉的事情》）、“刘亮程这条大虫”（《与虫共眠》）。一个村庄的长度，他竟用了整个地球旋转的法则去衡量，村东和村西的差异仿佛东半球与西半球间的差异一般。时间亦被放大，每一寸阳光在村子两端间的移动都能被他敏感地捕捉与体验到，可谓是将时间经验精微到极细致处。

然而相比起动物，“我”与自己的同类——人之间的距离却再没有显得更近一步。在热闹的狗吠牛哞和“我”的自说自话之外，这个村庄常常是寂静的，“我”一个人陪伴着荒野和牲口。个体的人在“我”面前和心里是面目模糊的：

我记住了太多的牲畜和其他东西，记住很少一些人。他们远远地躲在那些事物后面——人跟在一车草后面，蹲在半堵墙后面，随在尘土飞扬的一群牛后面，站在金黄一片的麦田那边，出现又消失，隐隐约约，很少有人走到跟前，像一只鸡、一条狗那样近地让我看清和认识他们。（《一个长梦》）

在能看到的视野里，牲畜和其他东西永远在前面，而人永远在它们的“后面”、“那边”。那些牲畜们光明磊落地饮食、排泄、交媾，从不在意是否成为了被“我”观看和认识的对象，只有人小心翼翼地躲在一段距离之外，保护着自己的秘密和隐私不被他人刺探和揭露。整个村庄的秘密在他眼底无所遁形，这样的人对人类世界来说是危险的。

“我”曾尝试在一定距离外观察了一个叫冯四的人，这最终成为“长达一生的观察”（《冯四》）。在“我”看来，冯四这个游手好闲的人的一生没有正经事做，没有所谓的饮食男女的生活，直直地通向死亡，而其他人的生命历程也大致如此。“一个人一出世，他的全部未来便明明白白摆在村里”，所有人在经历相似命运后归于黄土，谁和谁也没有本质的差异。相比起从一头牛、一阵风这些身外事物那里获得的丰富、丰满的乡村哲学，黄沙梁人程式化的生命历程给予“我”过于苍凉而单纯的生死观感。这种屡屡出现在刘亮程散文中的对于“同途同归”的书写让人不由想起萧红在《呼兰河传》中对小城居民之轮回命运的描写，但在同样的一种悲凉怆然之外，刘亮程并不转向萧红偏于漠然的笔调，他是平静而坦然的，似乎从某些角度接续了中国传统观念。然而这生死观似乎又太朴素，朴素得只能存在于凝滞的传统中国村庄中，不被任何现代时间和外部事件所打断和干扰。“我”对个体的人太陌生太难以亲近，却对过于规范化的总体人类世界太熟悉，这形成一个难解的悖论，让“我”难以像体验一切外在于人类之物那样去书写人类。一个纯粹的观察者“我”，将散落于外物的主体间性全部收回，重新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2012年，刘亮程出版了他最新的散文结集《在新疆》，从“村庄”到“新疆”，他的足迹扩大了，全部认知范围也扩大了。他不再甘愿局限于他从黄沙梁受到的教育，也不再半带着自豪优越的口气说：“最终是那个站在自家草垛粪堆上眺望晚归牛羊的孩子，看到了整个的人生世界。那些一开始就站在高处看世界的人，到头来只看见一些人和一些牲口。”（《我受的教育》）相反地，他自己已变成了那个“站在高处看世界的人”，无论是面对“别人的村庄”还是面对“暮世旧城”库车以及随同地方相关人员参观新疆各地时，其观察视角是一个作家，不是一个农民。

二、村庄中的孤独个体

有趣的是，当“我”在观察冯四这个游手好闲的人的同时，“我”自身似乎恰恰也是一个游手好闲者：

我没有多少要干的事。除了比较细微地观察牲口，我也留意活在身边的一些人，听他们说话、吵架，谈论收成和女人，偶尔不冷不热地插上两句。（《冯四》）

而在写于2011年的《向梦学习》一文中，刘亮程这样描述十多年前的旧作：

《一个人的村庄》是一个人的无边白日梦，那个无所事事游逛在乡村的闲人，是我在梦里找到的一个人物。我很早注意到，在梦里我比梦外悠闲，我背着手，看着一些事情发生，我像个局外人。我塑造了一个自己，照着他的样子生活，想事情。我将他带到童年，让他从我的小时候开始，看见我的童年梦。写作之初，我并不完全知道这场写作的意义。我只清楚，回忆和做梦一样，纯属虚构[2]。

可以看到，当多年后刘亮程重新审视那场村庄写作行为时，他进一步自觉地强调了他作为主体进入村庄的方式，更准确地说，是他塑造的人物“我”进入村庄的方式。在这里，他确乎把自己和文本中的经验主体“我”做了区分：一个是梦里人，一个是梦外人。而梦里人“我”的主体性亦被进一步定位和确认：不仅是个观察者，更是“无所事事游逛在乡村的闲人”。这让人不禁想起本雅明在《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中对波德莱尔“都市漫游者”的形容。波德莱尔观看的是第二帝国时期的巴黎，而刘亮程让自己观看的是20世纪后半期的中国乡村：从他出生的1962年直至他写作的年代，甚至村庄未来走向的年代。二者观看的内容与主体意志、价值取向完全不同，但“无所事事游逛”却在一定程度上有意无意暗示了观看姿态的相似性：观看主体和被观看对象之间暗中有着一种趋于疏离的特质。

当生活其中的村庄及其附属物成为“我”一个人的观看对象甚至景观时，主观上的距离感越来越明显地浮现上来，直至成为主流情绪。事实上，刘亮程也常常描绘这样一些“独自观看”的场景，比如“我”或者独自躺在草垛上，在深夜从高处看着自家房子和熟睡的家人时感到了些微的陌生，轻轻自问“这是我的家吗？”（《鸟叫》），或者在起风的夜晚独醒，感受荒凉对村庄的侵袭（《天边大火》）。在这个过程中，刘亮程呈现出了一个越来越明晰，但从另一维度上看也越来越暧昧的主体形象：“我”在处理与黄沙梁的关系时，自我的个体性甚至暗含了某些优越意味的孤立性渐渐从一整个村庄身上剥离了出来，但当这站在村庄对面的“我”渐渐失去和村庄的一致性后，又能将自我安置和定位在哪里？对于被观看的他人来说，“我”或许是危险的，但这“危险”同时也反向指向自己，即“一个人”的孤独——只有“我”一个人在观看，而整个村庄浑然不觉。

“一个人的村庄”，这个对村庄命名的方式便暗含着独自的意味，而事实上“我”似乎也总将自己抛入某种被间离的境地，这是一种贯穿始终的村庄经验。即使在面对亲切亲近的自然物——“对一朵花微笑”时，“我”在恍然中惊醒时觉察到的也是“我成了荒野中的一个（《对一朵花微笑》）。《剩下的事情》这组文章中“我”则直接呈现了一个人面对自我时的心灵历程。“他们都回去了，我一个人留在野地上，看守麦垛”，开头即勾勒出了一个类似“麦田里的守望者”的场景，被人群单独留下的“我”在空荡荡的野地里做着收尾的工作，在寂寞恐惧的情绪突然袭来时不得不独自面对。然而，和面对自然时的那种因无法进入而感到的无所适从不同，当“我”意识到这种不可消解的寂寞与恐惧无法被同类察觉和分担时，来自村庄的孤独比来自荒野的孤独更为深重。一个人在荒野中的独自享受也逐渐消减，关于孤独的书写渐从“一个人”的场景描写本身转为某种更为形而上的隐喻，“我”将自己从众人之中拎出来，成为唯一的那一个，以此试图呈现特定的个体生存状态。刘亮程反复书写着捉迷藏这个童年游戏，如《捉迷藏》、《走着走着剩下我一个人》等，但似乎并不将其作为集体游戏，他所执念的乃是众人藏匿后那段属于自己的个体独处时光：“我”总因藏得太深而被其他人放弃寻找，甚至把自己藏丢了，丢到了另一个“我”不知道是什么地方的地方。“我”将一群人的游戏变成自己一个人的游戏，即使渴望被发现，但最后总被同来的孩子们遗忘，在度过漫长的黑夜后于天亮时独自回家。在这种孤独的藏匿中“我”体察到的同样是自己不同于众人的独异性，最终选择的是远离人群的姿态。

《一个人的村庄》这一虚构性的长篇散文在整体上形成了一个孤独的隐喻。钥匙/锁孔、炊烟、耕种等等这乡村世界的常见情境都被赋予了生殖的内涵，然而在这个遍地隐喻的世界中，人却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成为断代的个体，无法呼应这个世界的召求，无力而无奈地呈现出某种在孤独中被弃绝与自我弃绝的姿态。这种孤独不仅是特定时空中的，还因“断代”而在时间中被永远地拉长绵延，这孤独的个体永远失去了生生世世在这片土地上扎根的可能性。这暗示着“我”在村庄同途同归的程式化生命历程中成为一个例外，但从另一方面也给出了程式化之外的可能性。

刘亮程自己最终则走上了“扛着铁锨进城”的他途，“铁锨”成为一种能够提醒自己村庄身份和生活方式的标记。然而，即便有这种出走后的认同感，那种来自村庄人群的孤独感在村庄之外仍然不能泯灭，甚至贯穿一生：

我因为后来离开村子，在远处看见这一村庄人的火焰，看见他们比熄灭还要寂静的那一场燃烧。我像一根逃出火堆的干柴，幸运而孤单地站在远处。一根柴火看见一堆柴火慢慢被烧掉，然后熄灭。它自己孤单地朽掉，被别处的沙土掩埋。就这些。（《野地上的麦子》）

在这里，村庄的荒芜和个体的孤独形成了对应。如同一根柴火和一堆柴火的比喻，由乡进城的经验主体在个人出走和家园回归之间始终徘徊于焦虑之中，“我”在家园荒芜之前离开家园，又在失去家园之后一个人回来。在《家园荒芜》一辑中，当出走二十余年的“我”再次到黄沙梁时，已永远失去并无从复寻那种属于一个农民的、在忙完农活时坐在荒野田埂上观察村庄细微人事的眼光，而只能作为一个城市来客，一边重新打量这块土地的变化，一边听自家房子里的新主人冯三讲述这些变化是如何发生的：牛圈是让雨冲倒的；另一面墙好好的，突然“扑通”一声就倒了；菜窖是让韩三家的牛踏塌的……“我”已经永远失去了在现场及时观察村庄的权利，更无从参与到由一日日经验累积起的过去二十年的村庄历史中去，并且此时城中的家庭才是“我”新的家园。“我”始终作为一个复杂的孤独个体而存在，和村庄的人有着距离，从观察时的心理距离到真实的空间距离。正如那长久的梦境，“我”一直走在家门到院门的这一段路上——总在一个交界的位置。

这种在人群中体味疏离、咀嚼孤独的感受是如此地富有现代性，让人似乎想起了西方20世纪的现代主义情绪，尽管这或许是顶太大的帽子，但究竟不能否认的是，刘亮程，他在西北边疆的村庄里到底产生了类似情绪，而且尚有其独特性：他的孤独并不产生于现代工业化都市的人群中，而是产生于前工业化的乡村人群中，他的村庄也似乎并不作为工业与都市的对极而存在，而就是那样自生、自灭、自足的一个所在。相对于本雅明之“都市漫游者”，“我”似可被称为“乡村漫游者”，但“都市漫游者”观看都市时，对都市采取的基本立场是批判性的，而“我”的“观看”则仍然主要是乡土审美性的，尤其是当家园荒芜后，对逝去家园的怀想回忆都带上乡愁挽歌的意绪。有批评认为，刘亮程看待他的村庄时或许被审美和依恋遮蔽了目光，缺乏更具超越性、批判性的现代乡村视野。然而事实上，刘亮程本身已给出了某种超越性，只是这超越性是向内转的，转向个体的孤独——他自觉不自觉地将自己从乡野中独立出来，成为会体验、会观察、会做梦的“那一个”。

三、在另一个村庄里：回忆、梦与虚构

当从村庄中出走得越来越远、越来越久时，刘亮程对他的黄沙梁的书写越来越难以用体验的方式来进行，甚至连观察都变得奢侈。然而我们看到的是，黄沙梁的故事却依旧被讲述着，只是渐渐越来越依靠另一种方式——回忆，而他自己亦从体验者、观察者成为一个回忆者。那个现场感极强、一草一木皆可感可触的人畜共居的村庄最初似乎是个独立于现代时间之外、只遵循自己内部时间的空间，而当它被回忆叙述推远后，便开始在文本层面弥漫着时间的沧桑感，从而一寸寸消弭着现实性。

在家园荒芜之后，刘亮程越来越多地在讲述童年的村庄。在这盛大的回忆里，“我”想起了自己的家族是如何来到黄沙梁，想起曾经和弟兄们如何打一堵土墙，又是如何挖一个树根。当“我”二十年后回到黄沙梁时，对往事的回忆远远超过了对当下村庄的观看，事实上“我”对黄沙梁的叙述大部分都是回忆叙述——那真切的“一个人的村庄”，永远是属于小时候的：“二十年了，我没吃这片田野上的粮食，没喝这片土地中的水，没吸这片天空里的气，因而对这里的事情一无所知。我带走了我熟悉的，这个村庄里的一切，在我离开的那一刻停滞了。”（《有人死了》）正因为“我”对自己离开后的事情一无所知，也无从置喙，于是只能反复去咀嚼那些“熟悉的”，即多年前身处村庄时的故事，而那些“我”不在场时的故事只能听由别人讲述。“我”甚至会因自己失去了体验和观察的权利而感到遗憾和“忌妒”：

其实我是可以在这个村子里活到老的。我完全可以熬到那堵东墙上裂开口子。本来应该吹到我身上的丝丝晨风、穿过那个墙缝照到我脸上的缕缕阳光，现在，全让冯三一个人独享了。那些感觉成他一个人的。在曾经是我们家的房子里，冯三感受到那么多我们未及感受的东西，这让我忌妒。（《闭着眼睛走路》）

“忌妒”之下，是我感受到的某种失落：“我”曾经引以为豪的“一个人的村庄”，不仅不是“一个人”的了，甚至已经不是“我”的了。除了情感因素，这其中或许还涉及到一重纯粹表述上的焦虑：以前那种感知事物、体察村庄的方式渐行渐远，“我”已无法向世界表述我的感性经验，甚至只能通过别人的表述去认识事物。

但从另一方面讲，回忆在多少削弱了鲜活体验感的同时，却又给黄沙梁赋予了另一种审美色彩，即一种被时间延宕和濯洗过的不确定性和朦胧性。对自己住过的两个地方黄沙梁和老皇渠，“我”把它们“当成了一个村子”、“在我多少年的梦境与回忆中，它们叠合在一起”（《两个村子》）。老皇渠和黄沙梁有着相似的风景，但从前一处搬到后一处经历了从先父到后父的转变，而模糊的回忆却使得黄沙梁依然完整地作为家园存在着，让自己在之后几十年都能持续着认同感。而对于刘亮程本人来说，他虽然有丧父的真实经历，但其书写中似乎尚未体现出那种能成上升为象征的无父情结。黄沙梁在回忆中永远保持了二十年前的模样，充满了乡村世界的诗意和亲人的情意，于是刘亮程最终呈献给自己和读者的是一曲美丽而有些哀愁的田园牧歌或挽歌，而如今现实中那光秃秃的黄沙梁仿佛是另外一个超越认知的陌生之所。

从刘亮程的全部书写来看，回忆又常常是与梦纠缠在一起的，它们之间界限模糊，似乎回忆久了就会因太过扑朔迷离而分不清虚实，从而全被归入梦的范畴，他回到黄沙梁也恰恰就在这样一个由回忆转入梦境的节点上：“在那些生活将要全部、无可挽救地变成睡梦的时候，我及时地赶了回来。”（《木匠》）如果说回忆带来的现实体验感的缺失是由于时间的推远而形成的，梦则直接再造了另一个和现实村庄平行的空间，更为玄虚而无从捉摸和验证，甚至真假难辨，尤其是在“我”失落了家园后，那个一草一虫皆能为人感知的村庄本身成为梦托邦式的存在。可以看到，从《人畜共居的村庄》到《风中的院门》再到《家园荒芜》，随着刘亮程对黄沙梁书写的深入以及自身对黄沙梁的远离，梦的这个母题和梦境形成的气场越来越多地浮现在文本表面，直到真实的童年生活和梦境彻底混淆：“我”会怀疑自己半夜听到鸟叫是一场梦，怀疑“我”放走偷包米的贼是一场梦，家园记忆终于被作为一场一场的梦境。然而，比这更为复杂和纠结的是，这无梦而梦的状态和真的梦境又绝不相同——它无法真正梦去，也就永远无法真正醒来。当梦本身成为一种生存状态时，“我”记忆中的一些情节已永远无法被验证，且自身不得不永远处于一个自我确认的困境：从有意识的经验之地进入无意识梦境的这个过程中，耽于梦的“我”确乎被真实的村庄放逐了。“我”之困于梦境和家园变得荒芜，这两者在某种意义上形成同构：“当家园废失，我知道所有回家的脚步都已踏踏实实迈上了虚无之途”（《今生今世的证据》）。

回忆和梦给刘亮程的写作带来了不可忽视的美学和哲学层面上的意义，但更重要的一点或许是对于其写作行为本身的意义。有研究者曾指出，黄沙梁或许是个“大地上的海市蜃楼”[3]，这或许暗示其潜在的被建构和被美化的性质，那从一朵花一棵树上认识世界的体认方式在黄沙梁之外的人眼中，仿佛更像是都市沙漠里的新鲜幻景。当刘亮程开始自觉将文本中的“我”与文本外真实的自己区分开来、“我”只是作者在特殊情境下游离于回忆中、梦中时的状态时，他也正一步步走向虚构形态的叙事。他还明确提出“文学是梦学”或者“写作就是对生活中那些根本没有过的事情的真切回忆”，这些表述将不自觉的回忆和做梦行为与自觉的写作行为关联起来，而刘亮程自己也越来越自我呈现为一个学会梦的构造原理的作家，而非一个单纯的以梦为实的村民。

刘亮程近年来虽着力于小说创作，但其小说背后的资源有他刚执笔写作散文时对于村庄的体悟感知。刘亮程这样的作家在中国是独特也是普遍的，他们从乡土来到城市，村庄自然而然地成为了最熟稔也绕不过去的书写母题。然而，当他们在城市中试图以散文的文体形式来书写乡村时，调动何种资源，运用何种方式，如何能使其不落入庸俗的乡村美学和乡愁书写程式，则是需要进一步思考的。至于刘亮程，他则是寻找到了遗失在村庄中的孤独个体，为散文创造了有着鲜明特色的主体形象，从而无论是体验、观察还是回忆，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给出在场的作家主体把握村庄以及人与村庄关系的可能方式。那个狗吠牛哞或人群熟睡的村庄，到底在特定层面上成为了“一个人”的丰盛收成。

［1］刘亮程，北野.对一个村庄的认识[M]//赛妮亚.乡村哲学的神话“刘亮程现象”的反响与争鸣.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2：210.

［2］刘亮程.在新疆[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12:292.

［3］崔卫平.大地上的海市蜃楼[M]//赛妮亚.乡村哲学的神话“刘亮程现象”的反响与争鸣.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2：120.

（责任编辑：李平）

A M an and His Village:Subjective Existence and Village W riting in Liu Liang-cheng’s Essays

ZHANG Yu-yao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Peking University,Beijing 100871,Beijing,China）

A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images in Xinjiang writer Liu Liang-cheng’s essays,village provides original living space and life creed.Furthermore,Liu also owns various ways of acknowledging his village,including the inner experience,the external observation as well as memories and dreams. The time he presents the village in the text,Liu finds and shapes a solitary subject who wanders in the village.All of these show complicated modern experience and exert influence on Liu’s novels.

Liu Liang-cheng;essay;village;subject

I207.6

A

1671-0304（2014）01-0040-06

2013-09-11

时间]2014-01-03 11∶49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新疆当代双语作家群研究”（11CZW079）。

张玉瑶（1990-），女，陕西宝鸡人，北京大学中文系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现当代文学研究。

CNKI：65-1210/C.20140103.1149.08

【新疆当代文学论坛】（主持人：程光炜王立昌）

主持语：新疆当代文学是极具活力的丰富存在，它是中国当代文学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虽地处祖国西部边陲，当代新疆文坛却从未因此寂寞过，一批批知名作家相继涌现，一部部富有西部特色的文学佳作洛阳纸贵。可以说，新疆当代文学事业正如火如荼、方兴未艾。然而对于新疆当代文学研究，却是一块急需开发的“芳草地”。目前，一批高校教师、学者对新疆当代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给予极大的关注与研究热情。他们选取系列文学主题为方向，对新疆当代文学进行一定深度的研究。《石河子大学学报》（哲社版）专门开设“新疆当代文学论坛”，从不同视角关注、探寻与发现新疆当代文学的文学史价值和艺术意义，为学者深入研究区域文学提供帮助，为培育现代西部文学的优质学术生态环境贡献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