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散文创作与图像艺术的审美互生
——以西部散文为例

郭茂全

（兰州大学文学院，甘肃兰州 730020）

论散文创作与图像艺术的审美互生
——以西部散文为例

郭茂全

（兰州大学文学院，甘肃兰州 730020）

图像艺术与话语文本的结合是文学创作中的一个重要命题。随着当代视觉艺术的发展，文学创作的视觉化趋势更加明显，并体现在图像艺术与文学话语的结构组合与意蕴融合中。文心画意是散文家自觉的审美追求，影响着散文的叙事、写景与抒情。西部散文中就有许多图文并茂的作品集，成为散文创作与图像艺术审美互生的艺术表征。

散文创作；图像艺术；西部散文；审美互生

一、图像艺术与文学创作

人类在语言文字出现以前就开始观物取象的图像文本创作，运用图像来把握世界，并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创造了丰富多样的图像艺术。文学文本与图像艺术之间的关系源远流长。古代就有图像与话语相结合的题画诗和绣像小说，不仅有杜甫、白居易等人的题画诗，还有明崇祯本《金瓶梅》等绣像小说。古代的题画诗常附属于图像，诗是画面意境的话语阐释，而绣像小说中的图像多依附于话语，图像是话语呈现形象的有益补充。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鲁迅、张爱玲等作家曾为自己的作品设计封面，一些作家还出版了配有插图的作品集，这反映了现代作家对图像艺术在文学作品中价值的重视。“新文学图像文献记录了现代文艺思潮发展变化的历史形状及其观念形态的嬗变过程，从艺术的层面凸显着新文学的主题内涵和精神意蕴，是与文学启蒙共时性存在的艺术启蒙。图像对新文学的传播起到符码指示和象征作用。”[1]当代作家对文学作品中图像功能的认识更趋自觉，不断进行话语与图像结合的文学实践。

随着社会的发展，新的图像艺术不断产生，并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随着全球后工业社会的相继到来，无论东方文化还是西方文化，似乎都出现了一个趋向，即视觉图像正在或是已经超越了语言文字在当前的文化中占据了主导地位。”[2]视觉要素已成为当代文化的核心要素，图像已成为人们在社会生活中传递信息的重要手段，可视性、视觉理解、视觉阐释已成为当代艺术生产、传播与接受的重要维度，甚至被当作后现代文化的重要表征。图像艺术对以语言为媒介的话语文本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一些文字印刷物或从文字描述转换为图像呈现，或在文字叙述中插入大量的图像。各种插图文本读物在图书市场上受到读者的青睐，各类文学作品的影视改编受到观众的欢迎。

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从哲学的高度指出“语词”与“绘画”之间的深层联系。“艺术一般来说并在某种普遍意义上给存在带来某种形象性的扩充。语词和绘画并不是单纯的模仿性的说明，而是让它们所表现的东西作为该物所是的东西完全地存在。”[3]美国图像理论家米歇尔将视觉形象和文本结合起来的综合性作品称之为“形象文本”，以区别于原来以语言作为唯一符号建构的文本，要求在阅读“形象文本”时防止简单的图文比较，而是重视其“实际结合”。“防止比较研究的最好的方法是坚持直义性和物质性。所以，之所以不把这部小说或这首诗与那幅画或那座雕像相比较，是因为我发现更有所助益的是从插图文本中词语与形象的实际结合开始，或从诸如电影、电视和戏剧表演的混合媒介开始。”[4]“形象文本”与“混合媒介”的观念更新了人们对图文符号共时性存在文本的全面理解。陈正宏在谈到绣像小说时说：“从我个人的角度来看，绣像小说既然有图有文，把这两个东西拆开来肯定是不行的[5]”。在“形象文本”中，话语文本的创造者与图像艺术的创造者既有同为一人的情况，也有诗人、小说家、散文家与画家、摄影师、书法家连袂创作的情形。语言之美和图像之美各有千秋。图像以其直观性见长，而文字以其想象性见长；文字可以唤起读者丰富的联想和多意性的体验，在解析生活现象与表达作家情思中都有很大的优势，而图像可以增加画意与视觉的愉悦感。两者结合可互补互生，相互阐发，形成一种互文性、对话性的视读关联域，读者在“话语场”与“图像场”的强力艺术磁场中就能够获得独特的审美愉悦。

二、图像与话语的形式组合

因文学体裁审美特质的差异，散文、小说、诗歌等在图像与话语的审美融合时有所不同。小说等叙事性文学作品较容易转化为影视艺术，而散文作品的影视化相对较难。诗歌作品更多吸纳写意性的图像文本作品，而散文则更多吸纳写实性的图像文本作品。就当前成果来看，散文作品与绘画、摄影等图像艺术的结合较为普遍，“插图珍藏版”、“图文版”、“新视觉版”、“新视像版”、“摄影版”等散文集的出现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散文与图像的审美融合与散文本身的特点紧密相关，因为散文是一种自由表达个人对社会人生真实感悟的文学样式，有着丰富多元的表现对象和自由灵活的表现手法。它不同于重视现实超越的诗歌作品和强调话语虚构的小说，因为散文话语既可指涉作品内部，又可指涉作家所处的现实时空与作家的精神世界，从而使得图像与话语的相互指涉与相互阐释成为可能。

图像与话语的形式组合主要体现在创作主体、制作方式、图像类型、插配位置等方面。从图像创造主体的类型来说，有的与散文家是同一的，散文作家不仅是话语表述者，还是图像生产者，有的则不同。贾平凹《贾平凹语画》一书收入作家独具风格的画作，每幅有风格卓异的散文相配，画作则是文学创作的图像化的延伸，散文则是对画作的解读[6]。画以文立，文以画显，相映成趣。张承志说：“如摄影散文集《大陆与情感》和近年的几部散文集一样：书中的地图、绘画、照片、书法，除少数另作注明者之外，均为作者自己拍摄、绘制或涂鸦。”[7]高建群《狼之独步》中，作家为散文集中的各个篇目创作了与文本主旨密切相关的水墨写意画[8]。散文话语主体与图像创造主体有时可能不同，图像创作者大多是油画家、钢笔画家、摄影家，但与作家有着相似或相近的审美观。《闲情偶拾》由人邻的112页散文小品和韦尔乔的102幅钢笔画组成，其中既有作家的诗性感悟，又有画家的审美发现，画意的阐释与文心的表达水乳交融，和谐统一[9]。《丽江废墟上的记忆》由黄豆米的文字与何金武的摄影组成，既有对丽江地域风情的影像表现，又有对故乡景物人事的话语表达[10]。《周涛散文》中既有画家王洋的油画，又有周涛本人的写意画与摄影作品[11]。一些历史文化散文集中，历史资料图片与作家拍摄的图片交织在一起，作品创作不再是作家的“个人作坊生产”，而是作家、历史学家、画家、摄影家等人的“集体合作生产”。

从图像的艺术类型来说，散文集中的图像主要是摄影和绘画及书法。摄影影像建构了一种当下观者和历史图像的可视性联系，构成了现在与过去、接受者与影像之间的情感交流。作为一种再现性的图像符号，摄影影像客观地记录着社会生活中的各种形象，并与叙事话语有机结合。“摄影价廉实用，它实现了视觉图像的民主化，并创造了与过去时空的一种新关系。对普通人来说，他们第一次有可能确切地记录下他或她的生活，为后代创建一份个人档案。”[12]陈忠实散文集《乡土关中》中既有作家的生活照，也有家乡的风物照，将关中的风土人情与作家个人的生活影像有机地结合在一起[13]。绘画通过色彩、线条与构图，选择最富于表现力的“瞬间”，在二维空间中营构了一个富有审美意蕴的艺术境界。贾平凹《静水深流》、周涛《天地一书生》分别插入了作家的绘画及书法作品，反映出当代知识分子的文化品格与艺术情趣。吴景娅《美人铺天盖地》插配了画家庞茂琨的女性题材油画，女性美的画面呈现与话语表现巧妙融合在一起，表达了对历史与现实中女性命运的深切关注[14]。辛茜《眼睛里的蓝》插配了画家白淑涵的彩色女性人物画，画家与散文家的审美理想融于一体[15]。张承志《鲜花的废墟》中，既有作家域外旅游拍摄的照片，还有他的油画作品、风景素描及手绘地图[16]。融入散文文本的图像可以是摄影，也可以是钢笔画、水彩画、油画，不同的图像艺术具有不同的审美特质，从而给散文带来独特的审美格调。

从图像色彩类型来说，散文中的图像可分为彩色与黑白两类。黑白影像是西部散文作品中图像呈现的主要方式，显现出一种素朴清新之美，具有素描画与水墨画之韵致。张昆华《云南的云》、冯艺的《桂海苍茫》等散文集采用了黑白图像。散文文本中的彩色图像色彩斑斓，绚丽逼真，有油画与水彩画之美感，铁穆尔《星光下的乌拉金》中插配了有关祁连山南麓的自然风光和裕固族人生活的彩色图片。马丽华的“走过西藏纪实”系列散文集附录了作家在雪域高原拍摄到许多彩色照片。阿来“图文珍藏版”的《大地的阶梯》收录了作家在拉萨、大渡河等地拍摄的自然与人文景观的彩色照片[17]。

从图像位置安排来说，主要有序幕式、嵌入式和附录式三种形式。图像被集中地排列在散文话语的前面，可称为“序幕式”，邢秀玲《紫调欧罗巴》、王蓬《王蓬文集》、和谷《和谷文集》等作品中的图像安排属于此类形式。序幕式的图像大多为作家的生活照片，例如蒙太奇的作家小传，其成长历程、生活空间、本色性情跃然纸上。图像按表现的不同意蕴恰当巧妙地插配于散文话语之中，可称之“嵌入式”，大多散文集中话语与图像的结合属于这一形式，如卢一萍《世界屋脊之书》等散文集。如果图像集中出现在散文文字后面，可称之为“附录式”，马丽华《藏东红山脉》就采用了“以图片代后记”的文本结构形式[18]。无论彩色还是黑白，作品中的图像一般都有简单文字注解，藉此说明图像与话语之间的意义关联。无论以文解画，还是以画释文，都体现了作家文心画意的审美追求。图像文本既不会影响读者对话语境界的掩卷沉思，又不会破坏语言文字的线性叙述，却在散文话语之外创造了一个视觉审美空间。读者既能在文字阅读中神游，也能在图片凝视中冥思，进入了一种图像与话语审美互生的艺术境界。

三、图像与话语的意蕴融合

无论是散文家还是图像艺术家，都非常重视图像意蕴与话语意蕴的深层化合。即便是散文与图像各有不同的创造主体，图像与话语之间皆能契合。散文中的图像与话语的结合表现着创造者多重的审美意蕴，具体表现在怀旧情怀、生命体验、行旅记忆以及文心画意的审美追求等方面。

图像具有其独特的叙事功能，图像的瞬间定格的特点恰恰体现着生命的流逝，散文文本中的图像常表现了作家强烈的怀旧情怀。一个作家的童年、少年、青年乃至中年生活是其散文表现的重要内容，不同时期的生活经历既可以通过语言来表现，也可以通过图像来记录，而作家在图像中的表情、动作以及拍摄的时间都凝聚着他的生命足迹与情感沉淀，少年的稚气，青春的热情，中年的沧桑等无不显现其中。图片档案不断激活作家的情感记忆与艺术想象，影响着作家的情感酝酿与话语表现。张承志的《大陆与情感》中有许多图片。“图片有着巨大的时间跨度。我想有些成组的照片里，不仅反映着儿童长大、家境变迁，也反映了我们的交往和结合。”作家意在“用图片再次描述自己的文学安身立命的三块大陆——蒙古大草原、回民的黄土高原、文明的新疆”，“表达这三块大陆的民众对自己的支撑、友谊与哺育”[7]。故乡的风土人情图画也成为图像表现的重要内容，故乡的乡亲、树木、老屋、小河、田地、街道、风物等图像一次次唤起了作家对生命之根与精神家园的理解，从而表现出强烈的乡恋意识。

“视觉文化不仅要关注看什么，以及如何看，还要关注为什么存在着这样的方式，也决定了我们到底能看到什么。”[19]图像呈现着作家的诗性生命体验。图像作为一种符号，具有指称与表现的功能。图像既包含着图像视角又包含着图像意蕴。与视觉主体、视觉图像的对话交流中，读者获得了一种罗兰·巴尔特所说的“刺点”的效果。因为图像不仅记录了历史中的物象，也承载着人们观照物象的范式与寄寓的情感。创作主体在以文叙事抒情中的同时，又包含着以图叙事言志的艺术目的。作家在图像中或追求奥深超诣，或企慕高远峭拔，或找寻自然宁静，或向往飘逸旷达，从各个方面思索生命的意义与价值，因此，画面的精神内容自然而然地成为散文话语世界的有机组成部分。马丽华《西行阿里》、《灵魂像风》等散文集中的图片就具有“足迹”与“心迹”的双重意蕴。“这些图片可为正文提供一些佐证和参照，有互补作用。足迹，是；心迹，也是。”[20]图像的审美哲思与散文话语的诗性言说在叩问人生、感悟自然中有机地融合在一起。

图像复现了作家的行旅记忆。行旅本质上是一种空间位移过程中的视觉体验，行旅的对象就是目的地的景观。行旅过程就是视线扫描的过程，不仅留有旅游者的主体凝视行为，还记录了对象的形态和色彩。大多散文作家在非团体化和非标准化的行旅之中，常对拍摄景物进行审美的选择与聚焦，并试图赋予某种的社会文化意义。散文家在行旅中不仅以话语记载自己的感受，还通过镜头为自己的行旅留下宝贵的资料，并渗入其散文创作之中。王蓬《从长安到罗马》中有470幅图片，其中的440幅图片为作家本人拍摄。“凡涉及重要城镇、关隘、长城、驿站、历史事件与历史遗址，都尽可能去现场考察和感受，并尽可能使用自己拍摄的图片，以便读者有现场感和真切感”[21]。

散文中图像艺术的运用体现了作家文心画意的审美追求。散文家在“形象文本”中非常重视图像修辞与话语修辞，竭力追求话语与图片“齐飞”、话语蕴藉与图像境界“共长天一色”的审美效果。米歇尔说：“对于带照片的文章这种混合媒介也可以发表相同的见解。这种形象文本的规范结构涉及语言与视觉之间直接的话语或叙事缝合：文本为照片做解释、叙述、描写、标记或代言；照片则为文本插图、例示、澄清、寻找理由或编制文献。”[4]作为“新视觉书坊”丛书之一，周涛《山河判断》就体现出可视性与可读性相结合审美魅力。“我们希望这套书的每一种都能给读者带来视觉上的愉悦。在图片阅读逐渐成为时尚的时候，我们尝试在文字和图片之间找到一种新的关系：它们不再是传统书籍中的文字配插图，而是两个并行的信号系统，互相交叉，相得益彰。”[22]匡文立《阴性之痛》，不仅运用散文话语言说女性的“身体”与“情爱”，还通过《失去的乳房》、《窗前的孕妇》、《最美丽的肩》、《母亲的皮肤》等世界著名摄影图片思考着女性的肉体与灵魂[23]。古岳《谁为人类忏悔》中收录了作家从上万幅图片中选择的108幅生态景观图片，融合于充满生态忧患的散文话语中，为人类的反生态行为忏悔，也为和谐生态的重建祈祷。“我想要说的是，如果仅仅从拍摄技巧上看，这些图片肯定不是最好的，它们都过分地强调了写实的意义，但是，如果把这些图片和我所写的文字放在一起看也许就会显示出它们的价值。”[24]可以说，西部散文中的“形象文本”均体现了西部散文家自觉的美学价值追求。

“视觉语言的创造者、提炼者、使用者（摄影家、画家）在构成他们视觉画面语言的时候，是使用色彩、影调、空间、形状、时刻来思考的。”[25]图像艺术激发了作家的视觉审美潜能，并影响到作家的话语建构。图像思维影响着语言思维。语言艺术是一种线性的时间艺术，而图像艺术是二维的空间艺术，在图文结合的散文中，作家试图以话语形式达到精神地图与风俗景观的表现。“在视觉文化语境中，文学潜移默化发生着变化，现代写作成为多种信息方式的交互、融合、转换，视觉文化对文学的思维方式、表达方式、传播通道都产生了巨大影响。”[26]自然的光与影、形象的线与面、色调的明与暗、视角的仰与俯等视觉经验都影响着散文话语的表述。阅读“形象文本”时，读者都能明显感觉到散文的绘画美、空间美，都能发现在词语色彩、形象构图、画面叙事方面图像技法的匠心独运。散文家文心画意的审美追求与其摄影、绘画、影视等视觉艺术修养是密不可分的。张承志散文的特点之一就是“其部分抒情、叙事类文本从意境模拟走向了画面组织”[27]。可以说，张承志的油画创作实践和绘画艺术素养已潜移默化在其散文表现中。马丽华曾参加过《西藏文化系列》等影视纪录片的拍摄。“《灵魂像风》的图片最多，不乏精品。这与经济条件改善有关，重要的是观念的进步，技术的进步还在其次。观念变化的表现是，无师自通地具有了影视人类学的意味。”[28]陈长吟著有《山梦水梦》、《山河长吟》等散文集，还出版了摄影集《西部风情》、旅行散文摄影集《黄土地上信天游》，积极倡导“中国文人摄影”，坚持摄影和散文的有机融合，认为“照片是点，文字是面，两者相衬互补将内容传达得更透彻、更灵动、更具活力”[29]。冯艺曾是大型电视纪录片《西部的发现》总撰稿之一，周涛曾与人合作撰写电视脚本《望长城》并担任大型纪录片《大西北》的总撰稿人，王蓬曾是大型历史文化系列专题影片《栈道》撰稿人，王若冰曾是大型纪录片《大秦岭》撰稿人，等等。这些图像艺术的审美创造经验都渗透到了作家的散文创作之中。

四、图像与话语结合中的“误置”

画面的精神内容成为散文世界的有益补充，图像所传递的情感信息增加了散文世界的思想情感内蕴。图像不只是对作家生活经历的补充形式，还具有了独特的表达功能。插图版的散文不仅需要文字之美，还需要图像之美。然而，一些散文作品集中还存在插配图像艺术水平较低、图文并置失当、图像阻碍话语的流畅表达、图像原创性缺失等图文“误置”问题。

首先，图像虽然在表情达意中具有重要的功能，但与语言文字相比，在表现的自由度仍然有其自身的局限。一些散文集中，图像在散文中大多是附属性的，图像的思想艺术水平还有待进一步提高，因为读者并不需要“傻瓜相机”拍摄的照片，也不需要信手涂抹的书画作品。其次，有些文本图像本身与散文意蕴配合的不太恰当，导致“因图害意”或“因图害文”。一些散文作者在散文话语表述中，或插入了一些与散文内在意蕴无关的图片，如作家与一些名人的合影照等，造成读者接受与作家期待之间的理解悖谬。第三，话语在表现客观世界与主观世界中有着独特的优势，但二维平面的图像符号无形中会影响到散文话语开掘的深度与广度，甚至会限制了读者的想象力，文字不应当成为图像的配角和辅助说明，散文家也要防止图像的“霸权”，防止过多图像对叙事逻辑、抒情节奏的阻扼。第四，图像原创性缺失的问题较为明显。一些作家受视觉景观模式化的影响，散文作品中的图像作品与市场上的风景画册或者旅游手册中的图像极为相似，因此图像审美创造中的原创性严重不足。

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指出，人类正进入一个世界图像的时代。“世界图像并非意指一幅关于世界的图像，而是指世界被把握为图像了。”[30]随着视觉技术和传播技术的发展，必然会出现更多的视觉形式和视觉体验。散文作为最自由的文学样式，必然会受到图像艺术的影响。当代艺术家不仅追求话语之美，还追求着图像之美，将图像与话语结合在一起，其艺术探索的价值是不容忽视的。孙犁、汪曾祺、季羡林、余秋雨等名家的散文集亦有“插图珍藏版”。尽管对图像元素的吸收与借鉴并非散文创作的主要形式，但是，散文创作与文学批评对当代“图像转向”审美思潮的调适却是显而易见的。西部散文家的文心画意的美学追求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对当下整体的散文创作来说都有重要的镜鉴意义。西部散文家在坚守散文自身艺术品性的同时，还将会不断汲取各种图像艺术的营养，创造出话语美、图像美、意蕴美相融合的散文作品。

［1］黄薇.新文学图像艺术研究[D].兰州：兰州大学，2006：4.

［2］徐魏.视觉时代的小说空间[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8: 28.

［3］[德]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M].洪汉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200.

［4］[美]W.J.T.米歇尔.图像理论[M].陈永国,胡文征,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78-81.

［5］陈正宏.绣像小说:图文之间的历史[J].图书馆杂志,2011, (9):97-104.

［6］贾平凹.贾平凹语画[M].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2004.

［7］张承志.大陆与情感[M].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1998:2.

［8］高建群.狼之独步[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8.

［9］人邻.闲情偶拾[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

［10］黄豆米.丽江废墟上的记忆[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

［11］周涛.周涛散文[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9.

［12］[美]尼古拉斯·米尔佐夫.视觉文化导论[M].倪伟,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81.

［13］陈忠实.乡土关中[M].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2008.

［14］吴景娅.美人铺天盖地[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5.

［15］辛茜.眼睛里的蓝[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

［16］张承志.鲜花的废墟[M].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5.

［17］阿来.大地的阶梯[M].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08.

［18］马丽华.藏东红山脉[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7.

［19］肖伟胜.视觉文化与图像意识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41.

［20］马丽华.西行阿里[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7:213.

［21］王蓬.从长安到罗马[M].西安:太白文艺出版社,2012: 562.

［22］周涛.山河判断[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0:1.

［23］匡文立.阴性之痛[M].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6.

［24］古岳.谁为人类忏悔[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8:320.

［25］韩丛耀.图像:一种后符号学的再发现[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71.

［26］焦雨虹.消费文化与都市表达[M].上海:学林出版社, 2010:187.

［27］沈义贞.中国当代散文艺术演变史[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0:258.

［28］马丽华.西行阿里[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7:213.

［29］陈长吟.岁月长吟[M].西安:西安出版社,2009:173

［30］[德]马丁·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下)[M].孙周兴,译.上海:三联书店,1996:899.

(责任编辑：任屹立)

Aesthetic Symbiosis of Prose Composition and Image Arts:A Case Study of Western Essays

GUO Mao-quan
（School of literature,Lanzhou University,Lanzhou 730020,Gansu,China）

It is an important topic about the connection of image arts and literary creation.With the development of visual arts,there appears a trend of visualization in external textual form and internal content in literary composition.Poetic feelings and pictorial implication are essayists'aesthetic pursuits, and exert influence on narration,scenery description and lyrical expression in their prose.There are many western prose anthologies illustrated with pictures and images,which represents the aesthetic symbiosis of prose composition and image arts.

prose composition;image arts;prose of western China;aesthetic symbiosis

I207.6

A

1671-0304（2014）01-0093-06

CNKI:65-12101C.20140103.009.

2013-06-20

时间]2014-01-03 11∶49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新时期西部散文家研究”（11LZUJBWZY008）。

郭茂全（1973-），男，甘肃武山人，兰州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