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极张力间的诗性写作
——论沈苇诗歌中的背反与融合

叶赛

（北京大学中文系，北京 100871）

两极张力间的诗性写作
——论沈苇诗歌中的背反与融合

叶赛

（北京大学中文系，北京 100871）

沈苇诗歌的独特性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于两极属性的背反与融合之间。就艺术风格而言，粗犷、唯我的浪漫主义风格与细腻、平实的诗风并行不悖又相互融合；就现实与“存在”的关系而论，在正面呈现被简化的、平淡的现实的同时，沈苇不断勘探着另一种“存在”的可能性，并将后者根植于现实之中而非彼岸世界；此外，就意象和情境的表现方式来看，将生与死、动与静等两极属性合于一体的认知方式，作为一种根本性的思维模式全面贯穿于沈苇的诗作中，使其作品充满了相对性的意识与变动性的思想。

沈苇；诗歌；两极；背反；融合

沈苇曾在《我所理解的诗与诗人》一文中开门见山地写到他所追求的诗歌“应该包含了宇宙之密与尘世之火、天空的上升与大地的沉沦、个体的感动与普遍的颤栗、灵的高翔与肉的低吟……它有一个梦想：包含全部的地狱和天堂！”[1]这般心气与豪情确乎是属于诗人的，是这个被生活的琐碎和平庸日益消磨了激情和理想的时代中的异数，而更为可贵的是沈苇并未将这庞大的野心放逐为一场不实的狂想。沈苇如同那“既在一定高度生活，又到低处去捕猎”被他称之为“根与翅混合的灵兽”[2]——雪豹，不断游走于背反的两极，直面并挖掘其中的裂隙同时将其弥合，并据此勘探出一条得以抵达这全部的地狱和天堂的路径。

沈苇视写诗为“生命中昂贵的娱乐”（《娱乐》）[3]。诗人是“用人间的蜂蜜和黄连”（《娱乐》）喂养自己的人，“他爱的是享乐中的苦行，是享乐与苦行的合谋”[4]。在此，诗歌写作是一场品鉴甘苦的修行，充斥着两极情绪的拉锯和浑融，而不是对非甘即苦的单一的极端情感的纵容。正是基于这样的诗歌观念，沈苇的诗作中弥漫着一种“悲欣交集、哀而不伤的正午气质”[2]。当然，为一种诗歌特质提供可靠支持的永远不可能仅仅是观念，更重要的是其诗作本身所提供的阐释。从诗歌的艺术风格到宏观上对生命存在的把握以及微观处对意象的处理，沈苇的诗歌中广泛地存在着两极的视野，于粗犷处见细腻，于现实中眺望存在的另一种可能性，于生中包孕死，于动中感知静，不一而足。而在两极力量相互间所形成的断裂、交融、包含或更替等多样化的关系，促成了沈苇诗歌包容、隐忍的特征和难以尽言的多质性，同时削减了武断的情感表白，增加了诗意的朦胧、复意的哲思与相对性的真理。

一、浪漫与平实的两极化风格及其交融

20世纪80年代后期，大学毕业的沈苇怀着背井离乡的冲动与渴望踏上了远走边疆的征途。“远方”为一次抗拒庸常现实的青春期反叛行为提供了渺远的寄托，“这厌倦的我们与远方还有最后一次约会”（《厌倦之歌》），同时夹杂着理想主义的莽撞与豪气，此后的二十余年，沈苇远离故乡浙江扎根新疆，如他所言，新疆是一种启示性的存在，“以天山为书脊，新疆是一册打开的经典。南疆和北疆舒展辽阔的页码，混血的风景奇崛而起。”[2]风沙烈日，江河大漠，神秘、瑰丽的异域文化以及热情而奔放的风土民情都是无言的启示与教谕，不断重塑着沈苇的心灵与气质，同时为其诗歌创作灌注了一股粗粝的豪气，使其一部分诗歌呈现出开阔的意境、不羁的想象和浓郁的抒情特质。

章德益在《灵魂在瞬间逗留》一文中曾指出沈苇诗歌具有一种“梦幻基调”[5]，对此进行更宽泛的理解，它其实指涉了沈苇诗歌中所具有的一种“虚幻的真实”感，而这种效果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基于诗人强烈的自我情感在诗中的灌注，它所试图抵达的并非事物存在的真实，而是某种情感的炽烈与真实。时而，我们能感到诗人想要挣脱自我狭小的束缚将自身融于广阔的大自然，“当我向着塔克拉玛干沙漠靠近/感到自己正成为沙砾的一分子”（《旅途》），“我没有痛苦，没有抱怨/只感到星辰向我逼近/旷野的气息向我逼近/我正不可避免地成为自然的/一个小小的部分，一个移动的点/像蛇那样，在度过又一个冬天之后/蜕去羞辱和羞愧的皮壳”（《直白》）。而在更多的时刻，诗人不断进行的是一种向内的自我逼视，关注自我情绪的惊涛骇浪甚至轻波涟漪。“在旅途上，我见过几株枯树、两三个女人/一匹孤零零远行的灰狼/假如枯树突然开口说话，诉说大荒与沃野/假如女人们向我的马车抛撒花瓣/而灰狼像闪电，引导我的去向/那么，我会真实感受到灵魂的升腾/像所有挽留中的生命那样/死亡并不是真实的”（《旅途》）。在《午后》一诗中，沈苇描述了另一个极具冥想意味的场景。在这场冥想中，诗人是陶醉而恍惚的，是借一次幻觉的升腾而抵达感觉的内核，不为形迹所拘，全力捕捉情绪的游丝。时而，诗人扬起面孔欣喜地欢迎风、雨水、日出、夜晚、爱情、四季，“我欢迎全部的命运/这神奇的不可捉摸的命运/这忙碌的永不停息的命运/像水蛭，我牢牢吸住它的身体/直到把它变成自己的一部分/哦，我欢迎我的一生/这残缺中渐渐来到的圆满”（《欢迎》），他甚至敞开博大的胸怀，“我在心里说：我宽恕人类”（《回忆》）。

这些饱含着灼热的情绪熔浆、宏阔而奇幻的狂想、以自然为启示又与自然相亲和的诗作代表着沈苇作品中最为典型的一种风格类型。而综观这些苍茫亦不失瑰丽的诗篇，它们大多都存有一位至高的抒情主人公，一切情绪的源起与归宿都在于此，在于对自我的探察与洞悉。诗中滑过的风景，出现的人并不真的足以触摸与沟通，更不可能具有平等性，它们只因作用于抒情主人公的情绪或催生领悟而存有价值。

“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浪漫主义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先驱，最伟大的鼓吹者和预言家，他认为人有一种可怕的不可满足的欲望，总想遨游于无限；一种狂热的渴望，总想摆脱个体狭窄的束缚。与此渴望大致相同的情感可以在柯勒律治那里找到，甚至在雪莱那里找到。但是，费迪南·布吕内蒂埃在19世纪末说，浪漫主义是文学自我中心主义，是舍弃更大的世界而强调个人，是自我超越的对立物，是纯粹的自我断言。”[6]以上的观点看似针锋相对，但实际上也并非全无相关之处，不管是试图摆脱自我的束缚还是与自我严酷地对峙，都可以被看为与自我的周旋，都施力于对自我的感知与挖掘，而这恰恰是沈苇此类诗作最主要的共性，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它们具有唯我的浪漫主义风格特征。

然而，沈苇的独特在于他并未执于一端，他是警醒的也是善于反思的。于是，在另一部分诗中主人公不再是博古通今、畅叙抒怀的，他降低了“高度”。在这类诗中，沈苇关心最卑微的事物，“我与许多植物交谈过/用本能的好奇和无言的静默”（《植物颂》），“我俯下身，与蚂蚁交谈/并且倾听它对世界的看法/这是开都河畔我与蚂蚁共度的一个下午/太阳向每个生灵公正地分配阳光”（《开都河畔与一只蚂蚁共度一个下午》）。“我”不再是至高的，而只是太阳底下一个最普通的生灵。同时，这些诗中退去了梦幻而不可捉摸的氛围，弥散着浓郁的世俗生活的气息。这里有逐日的劳作和琐碎的生活，“日出而作。他荷锄而出/家门敞开，朝向命运和晨风/在一群鸡鸭猫狗之间，他是一只雄鹅/大声喝斥它们的贪嘴、吵闹和不争气/用主人的权威维护乡村秩序/而一只小鸭子的丢失使他失魂落魄/在暴风雨中寻找整整一夜”（《农民》）。这里有毫无奇幻色彩甚至有着些许落魄的爱情，“在人民公社废弃的猪圈/他们蓬头垢面地相爱/在雪花、寒风和一床破棉絮下/他们瑟瑟发抖的爱情/比一只煨熟的土豆更烫”（《爱情赞美诗》），而在沈苇看来，所谓“土豆精神”代表的是“一种无名的牺牲，一种平民化的高贵，弥漫在日常的瞬间和细节中”[2]，这是沈苇不愿轻视的部分。这里还有不舍的亲情，“沈志权和凌珍女，我的父亲和母亲/正在阁楼上谈论水稻的长势、蚕茧的收成/以及明天又要返回新疆的儿子/轻声的叹息飘向村庄上空”（《庄稼村》），亦有朋友间的情趣与“捉弄”，“再过一段时间，我要请朋友们/去菜地，看看人与大地合作/创造了怎样的景观，怎样的奇迹/让他们乘十块钱的车，吃一毛钱的菜”（《菜地》）。

这类诗作充满了人间烟火的味道，平易而写实，捞取了人与人之间的关怀，也重拾了对生灵万物的温爱。诗人耐心地述说质朴与庸常的世事，不断凝视情感的细节和琐碎的事物。此类细腻、平实的诗歌风格与上述那种唯我的浪漫主义风格可以视为沈苇诗歌写作的两极化倾向，并行不悖、各有佳作，与此同时，也常常相互交融，将两极浑融一体。《苏醒》一诗就体现了这种情况：

太久地沉湎于自己/一只早春的云雀提醒我的孤陋和无知/让我闻一闻嫩草的气息/摸一摸婴儿的笑脸吧/人们脱下厚厚的冬衣/小口饮用阳光的甜橙汁/这些融雪后尘土飞扬的街巷/法蓝的清真寺，异族店铺，印度香/马车载来一群年轻的乡村鼓手/他们四溢的激情，火热的目光……/我要扑向他们的旋律/追随他们歌中的骏马、勇士/要拆除一身的墙、瓦、门、窗/我站立的地方变得丰盛广大/世界是我苏醒的身体的一部分

诗人从自我的情绪深渊中惊醒过来，关心嫩草、婴儿、人群与街巷，关心节气变化与世俗生活，感受阳光中漫洒的暖意和鼓手炽烈的节奏，触摸一个早春里再普通不过的日子。然而，万物的苏醒终于激动了诗人的内心，那之前尚要聆听云雀之告诫的“我”，不断被无限的力量所充盈，狂热的想要摆脱个体狭小束缚的渴望重又在体内不断膨胀，浪漫主义的气息再度席卷了素朴的诗情。这首诗所体现的正是沈苇两极诗风的自然贯通。

二、对存在的勘探与对生活的坚守

浪漫与平实相错落的诗风在很大程度上与沈苇“以潮湿的方式进入干旱和坚硬”（《墙是不存在的》）的个人经验紧密相关。“我是南方人，名叫沈苇”（《滋泥泉子》），与此同时，“我生活在遥远的国度，太阳和玫瑰燃烧之地/那里，东方与西方在丝绸之路拥吻/它们激情的后代便是我，一位远方的诗人”（《状态》）。温婉的江南文化与粗犷的西域文化是沈苇生命中的两口甘泉，沈苇毫不遮掩对此心怀的感激。“我经常告诫自己，辽阔，再辽阔些，同时细微，更细微些。辽阔是新疆对我的启示，细微是南方对我的提醒。”[2]他警醒地保持着罗伯特·勃莱所告诫的“蛙皮的湿度”[2]，并谨记里尔克“一个人只有在第二故乡才能检阅灵魂的强度和载力”[2]的教诲。

江南与大漠是沈苇生命经验中的地理两极，而更重要的是它们同时是沈苇心灵寄托的两端。初入新疆，沈苇感到“如同漫游于乌有之乡，既没有故乡，也没有异乡”[2]，这种虚无感成为促发其诗歌写作的动力之一。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创作的深化，地域在沈苇身上形成的裂痕逐渐弥合，“怀着这样的信念：结合起水与火”（《从南到北》），他庆幸地发现自己是“一个拥有两个故乡的人”[2]，于是他写下“当我离开，却是到达"（《和布克赛尔诗篇》），“在自我放逐中抵达另一个故乡”（《新柔巴依》）。爱德华·W·萨义德曾在《文化与帝国主义》中有过一段关于流亡的论述：“有家乡存在，有对它的爱以及真正的归属感，才会有流亡；关于流亡的普遍真理是，不是你失去了爱或家，而是这两者天生具有意料之外和不受欢迎的失落感。”[7]这大抵可以看作为普鲁斯特所谓“真正的天堂是失去的天堂”[7]一语的另一种诠释。换言之，故乡并不是天然存在的，它并不单纯地等同于出生地，因为有爱才会有失落，而出生地成为故乡必须要经历的恰恰是这一失落的过程，即故乡只有失去后才能存在，这也就是沈苇所谓“浪子以离开的方式爱着故乡”（《有时我觉得》）。

沈苇经历过双重的失去，才得以换回双倍的拥有，而有关故乡与异乡的领悟并未止步于此。“诗人在跨越时空的纵深时，于横向里所失去的，又总会从纵深处赢得了安慰，得与失之间蕴涵着令人敬畏的点滴哲思。”[8]沈苇不止一次写到“沙漠像海”（《沙漠，一个领悟》），“黄沙起伏如喘息，如末日的大海”（《新柔巴依》）“他的视野打开沙漠：另一个海/枯死的胡杨犹如沉船的桅杆孤耸着”（《墙是不存在的》）。在沈苇的领悟中，异乡即故乡，看似截然对立的地域与情感寄托的两极，实则具有同质性，“另一个”其实是变幻了形态的“这一个”，换言之，“而家园，只是外在多变的显现”（《墙是不存在的》），热爱故乡或异乡并无本质性的差别，看似背离的两者其实相互包含、一体共存，沈苇选择“要在异乡建设故乡”（《新柔巴依》）。

沈苇对于故乡与异乡问题的态度是重要的，其更大的意义可能在于游走地域两极间的切身体验以及进而形成的上述观念深刻地影响了沈苇理解生活和世界的角度与方式。沈苇在《新疆词典》里写到过第一次将他从江南带到新疆的那列火车，“是它将‘那一个我’带向了‘这一个我’和‘另一个我’”[2]。这就如同乌鲁木齐这“混血的城”“它远离大海，远离浪涛拍岸”却幻化为“另一种浪涛拍打我”（《混血的城》）。

如果将视域进一步扩大，不难发现对于另一种存在之可能性的遐想大量出现在沈苇的诗作中。面对咆哮着“像一个疯子”的大海，沈苇会试图发现“另一个海躲进精致的贝壳/躲过狂暴的一劫”（《海滨诗章》）。遇见田野的蛙鸣和虫鸣，“它们此起彼伏的合唱，是否在另一种时间里/保持了对我的一点热情？”（《多年以后》）置身陌生的地域，“在滋泥泉子，没有人知道我的名字/这很好，这使我想起/另一些没有去过的地方/在滋泥泉子，我遵守法律/抱着一种隐隐约约的疼痛/礼貌地走在落日里"（《滋泥泉子》）。诗人尝试着倾听”另一个世界的怦怦心跳“（《守墓人和他的女儿》）”在湮没的古道，遇见我的前世：/牧羊人，骆驼客，或丝路邮差“（《沙漠残章》），畅想着《另一个时代的女友》，”有时我觉得自己是古代阿拉伯人中的一员/迷恋骏马、刀剑和古兰经，而我的姊妹/在响铃清脆的艳舞中出落得楚楚动人……有时我觉得自己是一位皮肤黝黑的吉卜赛人/在巴黎或布加勒斯特街头流浪、乞讨/那些傲慢的白种人喝斥我像呵斥一条狗……有时我觉得自己分裂成许多个人：/黑人、白人、黄种人……我不知道/……/我是我，也是他们……从我身上放逐出去的无数个我/正以遥远的方式亲近隐秘的‘我’”（《有时我觉得》）。

沈苇对于另一种时空、另一种生存可能性的不懈勘探并非无源之水，而是基于现实世界中生活贫乏、空洞的现状。人们越来越盲目无知，无法看清世界的整体亦无法看清自身，只能任由时代的洪流将其裹挟。“时代开得飞快/万事万物在狂奔中喘着粗气//时代落在两眼通红的人手中/他们挥霍着现在，突然丧失了未来”（《时代》）。沈苇清晰地感受到了海德格尔所谓“对存在的遗忘”的那种状态。“时尚毁坏了生活，毁坏了心灵/机械复制时代的恶之花，相同的腔调和表达”（《生活》），“人群不是人群，而是一个加一个再加一个/在随波逐流的浪潮中，没有一个阿里巴巴”（《生活》），“上流社会和下流社会/在同一种水中清洗得面无血色/大地漆黑的根部，包装术注定失败了/但它上方，仍是一个花枝招展的赝品时代/我看见那么多的人，被无形的手指挥着前进/他们的一半已经腐烂，另一半仍在狂欢”（《状态》）。然而，“这香水的街道，这空心的人群，这虚假的繁荣……这无益的劳碌，这磨损的肉体，这孤苦的长旅”（《厌倦之歌》），这庸碌而失去意义的一切就算早已使人厌倦，但依然没有什么能阻止“一架飞机挣脱餐厅的奶油蛋糕起飞/另一架缓缓降在一份色情杂志的封面上”（《越过语言的边界》），甚至连一个想要表达“我爱我自己”的孩子都必将遭到嘲笑和惩罚，因为他该做的是“给祖宗叩头/扳着指头赞美生活/像他们一样空洞地哈哈大笑”（《回忆》），这不禁使人为自己的生存状态心惊和哀叹。生活逐日地失去了可贵的自主性、新鲜感和摩擦力。“这扇门我打开一万次，这条路我走过一万遍/这些食物进入我，这些钱币使用我/这些错误冲我叫喊，这些疼痛将我击倒……这一切的一切将我瓜分得一干二净”（《状态》），“也许不是我们过着生活，而是生活过着我们”（《生活》）。

置身于现代社会，人成为强大的科技力量、政治力量和历史力量的掌中物。“对于这些力量来说，人具体的存在，他的‘生活世界’，没有任何价值，没有任何意义：人被隐去了，早被遗忘了。”【9】“瞧，那么多的盛宴、游戏和悲伤/好像无意义穿上了七色彩衣”（《面向秋天》）。“围绕一个看不见的中心/一种神圣的空无，命运在旋转中露出了尾巴”（《生活》）。这难道就是生活全部的意义？伴随着全球一体化过程的是一种令人眩晕的简化过程。简化的蛀虫不断啃噬着人类的生活，看起来理所应然的事物其实早已面目全非、千疮百孔。置身于这一简化的漩涡，胡塞尔所说的“生活世界”暗淡了，存在最终落入了遗忘之中。在沈苇的诗歌中，这般被简化的、失去质感与摩擦力的生活被大量呈现，在生活“温柔的暴力”（《生活》）面前，人们忙着学习忍耐与顺从，“双手摸遍辽阔的大地/居然啊，居然没有一个愤怒的人”（《夜曲》）。

人是否有可能对抗生活的惯性？哪怕如同堂吉诃德冲向风车一般带着些许荒唐和必败的宿命？米兰·昆德拉认为小说唯一存在的理由就是去发现“惟有小说才能发现的东西”[9]，“是要永恒地照亮‘生活世界’，保护我们不至于坠入‘对存在的遗忘’”[9]，所以小说要对“存在”进行“勘探”。而在米兰·昆德拉处，“存在”不等于“现实”，后者是已经实现的可能性，是既成的事实，而前者却是一种尚未实现的可能性。在这一意义上，沈苇诗歌中不断出现的另一个时空、另一种可能性正可以看为某种对“存在”的探察。“现实是一种现实/而眺望是一个更深刻的现实”（《眺望》）。面对既定的现实生活，“时常感到一个不是自己的自己/走在一条不是路的路上”（《路》），“也许我们不在生活中。那么，又在哪里/一种半存在？或者不在的在？沾染了/另一种时间、另一种空间的气味/……是的，应该有另一种生活，可能的生活/充满惊喜，与每天看到的有所不同/使我们的灵魂更加频繁地出窍、远行……”（《生活》）在此，沈苇在诗歌中所作为的正是昆德拉希望小说家们所致力的。然而，这绝非易事，“我大声喊住自己：坚持住！坚持住！/在一个退却的年代里/我只完成了坚持，只坚持了坚持”，“像吃下砒霜的鸟儿努力飞了最后一程”（《状态》）。

被简化蛀虫啃噬的现实世界与另一种可能性的存在构成了沈苇诗歌中的另一组相互背离的两极关系。从浅层看，二者并不相容，但事实上，沈苇对此二者的理解类似于他对于故乡与异乡的态度。正如异乡也是故乡，存在的另一种可能性不在远方而是扎根于现实之中。“应该有另一种生活，十倍于众人的/在此岸扎下根去。要获救，彼岸还遥远”（《生活》），“意义从无意义中升起”（《新柔巴依》），“全部的未来是现在，是园中葡萄的成熟和/缓缓发酵，灵魂因努力渗出美酒的芳香。”（《新柔巴依》）面对现实生活的困境，沈苇是清醒的，但同时也抱有积极的态度，“如果我有十个人生/并不意味着十倍的节约/因此一个人生必然是足够的”（《谦卑者留言》）。从对故乡与异乡的领悟，扩展到对存在的勘探和对现实的坚守，沈苇关于生命的独特感悟在多层面的两极张力与弥合之间形成并生长。

三、悖论性思维与变动性思想

米兰·昆德拉认为：“小说的精神是复杂性。每部小说都在告诉读者：‘事情要比你想象的复杂。’这是小说永恒的真理”[9]。这也是小说得以抗拒“对存在的遗忘”的唯一武器。就沈苇而言，对“存在”进行“勘探”正是要把握世界的复杂性与悖论性，打破表面的真理和僵化的标准，使所有行驶在习以为常、熟视无睹的轨道中的事情重新激动人们的内心，沸腾人们的感知，为被简化的生活重新着色。然而，要做到这一点并写出“包含全部的地狱和天堂”的诗篇并不容易，它至少需要一个正确的方向以避免大海捞针或缘木求鱼。沈苇是幸运的，他得到了“盲目的悟性”（《从南到北》）的指引，而这一最重要的领悟在于“一个可能的边境也可能是不存在的”（《克制的，不克制的》），“诗人是一只穿山甲/要穿过看不见的铜墙铁壁”（《诗》），打破一切两极事物之间的界限才有可能呈现世界的丰富和斑斓。

于是，沈苇诗歌具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即悖论性情景的广泛存在，事物间相背反的两级属性被大量地捏合在一起。例如，就生与死之间的关系而言，“从宇宙阳台往下看，死者与生者平起平坐”（《新柔巴依》），“无法丈量生死之间那点有限的距离/在他内心，嫩叶和枯枝总是混为一体/如同晨雾与暮霭的游荡/模糊生死界限，使天地昏暗不明”（《农民》）。在这里，生与死之间的界限难以订立，妊娠中藏匿着死亡，“当我出生时，故乡是一座坟墓/阳光和田野合伙要把我埋葬/于是我用哭声抗议”（《两个故乡》），“姑娘们骑上高高的白杨/留下美丽的尸骨，芬芳袭人”（《向西》）；另一方面，死亡中则孕育着生机，“人哪，当你老了/会像一间老屋倒塌，消失/你步履蹒跚，如同婴儿学步/不知是在走向摇床还是墓地”（《废墟》），“小草温顺地死去，将生机藏在错综的根部”（《秋日公园》），“坟茔的一只只乳房/瞄准行走的风景”（《向西》），“尸骨陷得越深，鲜花开得更艳”（《一行诗》）。又如，在动与静的关系之间，同样不存在单纯而绝对化的认知。最深沉的静默孕育着声音的源起，“寂静手拿睡眠的牧羊鞭/轻轻抽打草木、空气和时光/寂静在矿脉深处走动/将铜和铁弄出咚咚心跳”（《夜曲），“是寂静落进了寂静，发出一点/轻微的响声，像一个人最后的叹息”（《沙漠的丰收》）；声响之中则酝酿着更刻骨的寂静，“骡马的嘶鸣和黑琴鸡的叫声/为大地上涂上一层又一层寂静”（《旷野》）。事实上，“宁静的动荡”（《午后》）或者“枝头小小的寂静在爆炸”（《初春》）这种动中有静、静中有动的情景才是沈苇着意的地方。此外，两极属性正反同体的情况还比如“高龄的大海仍是一个沉着猛烈的少年”（《海滨诗章》），“所谓丰收，意味着更多的白菜烂在地里”（《向大白菜致敬》），“重也是轻，如一块块石头浮出水面”（《中国屏风》），“它们在静止中走了很多路”（《植物颂》），“我理解一条鳄鱼的丑陋之美”（《鳄鱼》），“她的坠落拥有一架升天的木梯”（《阳台上的女人》），此间种种，不一而足。

在沈苇的诗歌世界中，一切限定特征的、僵化的、现成的东西都需要被重新感知与思考。轻与重、丑与美、明与暗这些两极元素之间“墙是不存在的”（《墙是不存在的》）。所有可能被绝对化理解的事物都具有自反性，相对性的意识极其强大地对峙着“毋庸置疑”的常态，意象和情景大多是矛盾与悖论的合体，存在于两极张力之间所形成的冥想空间之中。同时，正因如此，这些意象都不是静止的，而是处于不断地变动之中，更替与新生此起彼伏。“永恒在哪里？时间缄口不言”（《故土》），“一切是那么短暂/短暂性的铁针刺进万物的肉身/成为最粗暴的法律……需要提醒你们的是/不要过分迷信大理石/即使黄金的崩溃也是瞬间的事”（《一个老人的话》），“勿忘每一双眼睛必然的干涸和熄灭”（《勿忘》）“抽屉里装满嘴唇、歌声和花粉/却转眼化为无用的青烟和灰烬”（《状态》），“离永恒，总差那么一步、那么一点点！”（《新柔巴依》）一切都是变化，“是流逝的一切安排了未来。向死而生啊”（《新柔巴依》），用尽一生的努力向着死亡还乡，然而“逼向绝境，逼向起死回生之路”（《鼓·颂辞》）。

巴赫金曾在研究拉伯雷小说的怪诞风格时写到：“真正的怪诞风格完全不是静止的，它恰恰力求在自己的形象中囊括的正是存在的形成、生长和永恒的未完成性、非现成性；因此它在自己的形象中表现着形成过程的两极——同时表现着消逝和新兴、垂死和诞生；它在一个身上表现两个身体，即新的生命细胞的繁殖和分裂。”[10]沈苇对于事物的认识和意象的表现部分地具有巴赫金所谓的“怪诞风格”，双重性、悖论性与不稳定的变动性是其最明显的特征。巴赫金认为怪诞风格“揭示的完全是另一个世界、另一种世界秩序、另一种生活制度的可能性。它超越现存世界虚幻的（虚假的）唯一性、不可争议性、不可动摇性。”[10]虽然，沈苇试图对峙的现实与拉伯雷所面对的世界相距甚远，后者针对的主要是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官方性真理及其教条主义、专横性和狭隘的严肃性，但在一定程度上，二者的努力却具有类似的方向，即通过对事物背反的两极属性的并置与捏合，以对事物的悖论性、相对性和动态特质的把握，与一切貌似具有稳固性、绝对性和永恒性的东西对峙，从而坚守存在的另一种可能性。

至此可见，沈苇的诗歌创作往往展开于多层面的两极背反与融合之间。从艺术风格来看，粗犷、瑰丽、唯我的浪漫主义风格与细腻、素朴、平实的诗风并行不悖又相互融合。就对现实与存在的关系而论，“生活越是单调乏味，我越是要在诗中体现生动和丰富。我是在和世界对着干。”[2]在此，沈苇直视着被简化的、平淡的现实，探察着另一种存在的可能性，与此同时，却又将后者根植于现实之中而非遥不可及的彼岸世界。此外，就对意象的使用和情景的表现方式而言，将背反的两极属性合于一体进行认知作为一种根本性的思维方式全面地贯穿于沈苇的诗作中，从而体现出其深刻的相对性意识与变动性思想。沈苇诗歌中张力的形成就好比拉皮筋的过程，向两极所施加的力量越大，反作用力也就越强。存在背离就存在融合，“所有的方向都是同一个方向”（《状态》）。

［1］沈苇.我所理解的诗与诗人[J].诗探索,1996,(4).

［2］沈苇.新疆词典[M].天津：天津百花出版社，2005.

［3］沈苇.我的尘土我的坦途[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4.

［4]沈苇.异域的教诲[J].世界文学,2005,(2).

［5］章德益.灵魂在瞬间逗留[J].中国西部文学,1996,（6）.

［6］[英]以赛亚·柏林.浪漫主义的根源[M].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译林出版社,2008:22.

［7］[英]迈克尔·伍德.沉默之子[M].北京:北京三联书店, 2003:238.

［8］张凡.从“荒原”到“家园”：一个歌者的寻根之旅——评沈苇的诗集＜新疆诗章＞[J].石河子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5).

［9］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1:4-24.

［10］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六卷[M].李兆林,夏忠宪,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62.

（责任编辑：李平）

Poetic W riting in the Tension of Two Extemes:Contrary and Mergence in Shen W ei's Poems

YE Sai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Peking University,Beijing 100871,Beijing,China）

To some extent,the uniqueness of Shen Wei’s poem comes from the contrary and mergence of the bipolar extremes.In terms of the artistic style,features of romanticism such as wildness and egotism coexist and integrate with a subtle and down-to-earth poetic style.Judging from the relationship of reality and existence,Shen Wei explicitly describes a simplified and ordinary reality while he explores another possibility of existence,which is deeply planted in a realistic world instead of an imaginary one.In terms of the way Shen Wei creates images and mood,he combines pairs of bipolar natures such as life and death or mobility and immobility,which,as a fundamental thinking model,can be found throughout his poem and infuses relativity and instability into his works.

Shen Wei;poem;bipolar;contrary;mergence

I207.25

A

1671-0304（2014）01-0052-06

2013-09-20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新疆当代双语作家群研究”（11CZW079）。

叶赛(1990-),女,江苏新沂人,北京大学中文系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现当代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