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业现代化:资源约束与发展方向*

孔祥智,高 强,刘同山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北京 100872)

中国农业现代化:资源约束与发展方向*

孔祥智,高 强,刘同山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北京 100872)

在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深入发展中同步推进农业现代化,必须从我国基本国情出发,以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为首要目标,依靠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突破资源环境约束,坚持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注重培育专业农户、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企业四大主体,用现代物质条件装备农业,用现代科学技术改造农业,用现代产业体系提升农业,用现代经营形式推进农业,用现代发展理念引领农业,用培养新型农民发展农业,努力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道路。

农业现代化;资源环境约束;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在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深入发展中同步推进农业现代化,是关系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现代化建设全局的一项重大任务。在资源环境约束不断加剧的情况下,推进农业现代化,必须立足资源现状,从基本国情出发,绝不能超越所处发展阶段。

一、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前提条件

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努力走出一条生产技术先进、经营规模适度、市场竞争力强、生态环境可持续的中国特色新型农业现代化道路。”这里的“特色”之处,就在于人多地少水缺的基本国情。这既是我国农业现代化道路的逻辑起点,也是农业现代化路径选择的大前提。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目前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土地资源总量虽多,但人均占有量少,尤其是耕地少,耕地后备资源匮乏,导致人多地少的资源矛盾十分突出。我国人均占有耕地仅有1.38亩,约为世界平均水平的40%。此外,耕地分布十分不均衡。全国有666个县人均耕地面积低于联合国粮农组织确定的0.8亩的警戒线。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进一步发展,耕地资源会进一步减少,而人口继续增长的势头短期内不会改变,我国人多地少的矛盾将更加尖锐。在这样的资源约束条件下,我国农业现代化建设必须立足于基本国情,最大限度保护耕地资源和农民土地承包权益,健全严格规范的农村土地管理制度。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按照产权明晰、用途管制、节约集约、严格管理的原则,进一步完善农村土地管理制度。完善农村土地管理制度,最重要的是坚持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其根本在于将现有的农村土地承包关系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健全农村土地管理制度与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是相互配套、相辅相成的,其根本目的都在于最大限度地保护耕地资源和农民土地权益,共同构成我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制度前提。

任何国家实现农业现代化,都必须从本国实际出发,从本国的人口、资源和经济社会条件出发。从我国国情和当前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看,推进农业现代化,还应遵循以下三个小前提。

一是确保国家粮食安全,保障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粮食安全是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国家自立的基础。多年来,随着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不断提升,我国已经摆脱了农产品供给长期短缺的局面,跨入农产品供求总量基本平衡、丰年有余的时代。然而,随着农产品需求总量刚性增长、居民消费结构快速升级,我国又出现了供求总量平衡偏紧、结构性短缺的新特征。再加上人多地少水缺的矛盾加剧,农业对外依存度明显提高,我国保障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的任务依然十分艰巨。

据初步测算,我国粮食、肉类、水产品的常年消费量分别约占世界相关产品总量的27.2%、27.3%和45.2%。此外,农产品需求总量刚性增长的态势十分明显。近年来,我国人口每年增加700多万,大体上要求增加80亿斤粮食、80万吨肉类和50万吨植物油。随着城市新增人口的增加,水果、肉蛋奶消费增长迅速、消费结构快速升级、食品加工业及能源消耗增加,对粮食安全造成了新的挑战。另外,农业对外依存度进一步提高,也将对我国粮食安全带来新的冲击。我国一直是玉米的净出口国,但自2004年起,玉米出口量骤减。和出口量相比,我国玉米进口量一直很少,但2010年玉米进口量突然猛增,由2009年的8万吨上升至157万吨,增幅将近20倍,且我国十年来首次大量进口玉米,且60%为转基因玉米。到了2013年,玉米的净进口量达到318.8万吨。大豆产业面临的形势尤其严峻。进入新世纪以来,大豆进口量逐年增加,2013年达到6337.5万吨,占到国内消费总量的85%以上,致使我国大豆生产和加工业不断萎缩。农产品进口,虽然可以缓解国内农业资源环境压力,但部分领域农产品大量进口及国际资本进入,已对国内相关产业带来了严重冲击。因此,我国推进农业现代化,必须立足于国内,强化农业物质技术装备,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确保粮食安全和保障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

二是改变农业发展方式,突破资源环境约束。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城镇化、工业化的快速推进,农业与非农产业、农村与城镇在耕地和水资源等方面的竞争将日益激烈,水土流失、土地荒漠化加剧土地退化,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的压力越来越大。以化肥和农药为主的农业现代要素投入,在带来粮食增产的同时,也成为农业面源污染的来源。在资源和环境约束加剧的情况下,外延式农业发展模式将难以为继。

统计数据显示,我国耕地质量不高,全国将近2/3的耕地为中低产田,旱地的比重接近60%。截至2009年底,我国荒漠化土地面积达262.37万平方公里,沙化面积173.11万平方公里。2010年底我国水土流失面积达356.92万平方公里,全国水土流失严重县达646个。此外,我国90%可利用天然草原不同程度出现了退化。在水资源方面,目前我国人均淡水总资源仅2100立方米左右,约为世界人均水平的1/4。据水利部统计,全国农业灌溉用水缺口达到300多亿立方米,自2010年起中国已经进入了严重缺水期,并将于2030年出现缺水高峰。资源性缺水与污染性缺水并存,又反过来降低了耕地资源利用率,进一步强化了耕地和水资源短缺对农业发展的约束。在农业投入品方面,1998—2009年,全国农用化肥施用量由4085万吨增加到5404万吨,而化肥利用率仅为40%,每年大约有1500万吨氮肥流失到农田以外。农药的利用率则更低,仅为30%左右,大约有1.4亿亩耕地受到农药污染。另外,农膜残留和畜禽粪对农业环境的污染也越来越严重。面源污染与化学投入品不当使用叠加,致使农产品质量安全事件频发。因此,推进农业现代化,我国必须以缓解资源约束、减轻环境承载压力为前提,通过科技、资本和劳动力的集约化投入,促进农业资源高效利用,缓解资源短缺和生态环境保护对农业发展的约束。

三是农村劳动力继续向非农产业或城镇转移。农业现代化并不是一个孤立的过程,而是与工业化、城镇化共同构成一个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城镇化是指农村人口不断向城镇转移,第二、三产业不断向城镇集聚,从而使城镇数量增加、城镇规模扩大的一种历史过程。工业化是一个农业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比重和农业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逐渐下降、而以工业为中心的非农业部门所占比重逐渐上升的经济结构变化过程。工业化、城镇化与农业现代代之间的相互作用,是依靠人的移动来实现城乡之间资金、技术、劳动力等要素流动与交换的。因此,农村剩余劳动力继续向城镇及非农产业转移,带动加速土地流转与规模经营,也是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前提条件之一。

工业化中后期阶段以后,工业化和城镇化不断推进,二三产业吸纳就业的能力不断增强。1978年二三产业就业人数占比为29.5%,2011年达到65.2%。城镇就业人员占全国的比重从2002年末的34.3%提高到2012年末的48.4%。在这个过程中,农民工数量在不断扩大,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03年,我国有1.139亿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到了2012年底,这一数量已经增加到2.626亿,几乎每年以900～1000万的规模增长。[1]这在客观上产生了两方面的结果:一方面大量劳动力外出造成农村空心化、凋敝化,农业劳动力的老龄化和低学历化,是农业现代化的最大不利因素;另一方面产生了把土地流转出去的强烈需求。据统计,目前我国已经有超过4000万农户部分或全部转出土地。土地流转在形成适度规模经营的同时,还可以吸引青年劳动力回到农业领域。可以预见,在未来一个时期内,我国工业化、城镇化的步伐还将继续推进,农村劳动力也将持续向外转移。因此,在我国农业现代化进程中,必须平衡上述两方面发展趋势,逐步解决“谁来种地”和“地怎么种”的问题。

诱致性创新理论是国际学术界颇具影响力的农业增长理论,由日本经济学家速水佑次郎和美国经济学家弗农·拉坦创建并不断完善。该理论将技术变革与资源禀赋结合到一起,通过把技术变革视为内生变量,成功地解释了在自然资源给定的条件下技术生成和变化的偏向问题。该理论认为农业发展主要依赖于文化禀赋、资源禀赋、技术和制度四大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诱致性创新理论假说的核心是,如果没有市场扭曲,要素相对价格将反映要素的相对稀缺性水平和变化,农民会被诱致去寻求能节约日益稀缺因而日益昂贵的要素的技术。换句话说,一种要素相对价格的提高会诱致能节约该要素的技术类型的创新。[2]根据诱致性创新理论,发展中国家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必须立足于本国国情,探索一种适合农业资源禀赋、满足农业技术发展需求、对应农户价值体系与意识形态并由政府适当引导的制度安排。[3]从政策层面来说,如果政府做出与资源禀赋不一致的技术和制度选择,或者在要素比例发展变化后没有及时做出适应性调整,则会导致农业现代化受阻。对于我国而言,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决定了土地要素的相对稀缺性,必须立足耕地和淡水等自然资源贫乏的基本国情,选择“土地节约型”技术发展道路。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必须坚持以家庭经营为主的基本经营制度,大量增加教育与科研投资,依靠科技创新与技术进步,不断提高土地产出率。从改革开放以来劳动生产率、土地生产率和资金生产率三者的关系看,20世纪的主要目标是土地生产率,随着青壮年劳动力不断流向城镇和非农产业,劳动力成本不断增加,新世纪以来,劳动生产率和资金生产力也逐渐被农业经营者所考虑。因此,我国的农业现代化必须在高度重视土地生产率的同时,兼顾劳动生产率和资金生产率的提高,逐步提高农业的物质装备水平。

二、两个转变与农业现代化

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是党的农村政策的基石。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取得的成就表明,我国现行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具有旺盛的生命力,不仅适应以手工劳动为主的传统农业,也适应采用先进科学技术与生产手段的现代农业。然而,随着农村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一些固有缺陷开始显现。由于存在集体经济组织“统”的职能发挥不足、家庭经营过于分散等方面的原因,需要进一步丰富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为了应对新形势和新变化,十七届三中全会把“推进农业经营体制机制创新,加快农业经营方式转变”作为稳定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重要内容,并从“统”和“分”两个层次提出了“两个转变”的政策要求,既指明了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完善方向,又明确了农业现代化的实现路径。

(一)稳定土地承包关系,提高家庭经营集约化水平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家庭经营要向采用先进科技和生产手段方向转变,增加技术、资本等生产要素投入,着力提高集约化水平。”家庭经营制度的关键是要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核心是稳定和完善土地承包关系。只有保持农民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才能使农户真正成为农业最基本的经营主体。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曾指出,“稳定土地承包关系,才能引导农民珍惜土地,增加投入,培肥地力,逐步提高产出率;才能解除农民的后顾之忧,保持农村稳定。”现阶段,我们需要抓紧研究现有土地承包关系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的具体实现形式,完善相关法律制度。例如,可以结合农业部门正在实施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试点工作,推进土地承包管理信息化建设;结合土地流转规范化管理和服务试点工作以及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体系建设工作,探索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偿退出机制等。同时,鼓励和支持承包土地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和合作社流转,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也是稳定土地承包关系的有效方式。

农户作为基本经营主体,不仅是由农业产业特征决定的,而且由农户家庭的社会经济属性决定的,并且符合世界各国农业发展经验。然而,由于受人多地少基本国情的制约,我国农户家庭经营普遍比较弱小,分散性强。截止2012年底,全国有近2.3亿农户承包了全国95%的集体耕地,户均耕地7.5亩,且分散在不同地块上。为适应现代农业的发展要求,一方面,要加快科技创新与推广体系建设,引导和支持广大农户采用先进的科技和生产手段,加大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投入,不断提高农户集约化经营水平;另一方面,要加大专业大户、家庭农场等新型经营主体的培育力度,完善财政、税收、金融、保险等扶持政策,造就建设现代农业的新型职业农民队伍。

(二)发展农户联合与合作,构建新型经营服务体系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统一经营要向发展农户联合与合作,形成多元化、多层次、多形式经营服务体系方向转变,发展集体经济、增强集体组织服务功能,培育农民新型合作组织,发展各种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鼓励龙头企业与农民建立紧密型利益联结机制,着力提高组织化程度。”统一经营是为了克服家庭承包经营规模小、组织化程度低与抗风险能力弱等缺点,实现小农户与大生产的对接。早在1991年,中共十三届八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决定》,就明确了“统一经营”的内容及作用。文件指出,“要在稳定家庭承包经营的基础上,逐步充实集体统一经营的内容。一家一户办不了、办不好、办起来不合算的事,乡村集体经济组织要根据群众要求努力去办。要做到集体财产有人管理,各种利益关系有人协调,生产服务、集体资源开发、农业基本建设有人组织。这不仅不会影响家庭经营,而且会给家庭经营注入新的活力,推动全体农户共同发展。”一直以来,我国农村就有合作的传统。在农村社区内,农户享有共同的自然资源、风俗习惯、价值观念等,容易达成相互的信任,而这种信任关系是农户开展合作的必要条件。新时期,我们要充分发挥农村的“熟人社会”特点,构筑农户间新型合作关系,发展多种形式的联合与合作。例如,可以结合农田基本建设,鼓励有条件的地方组织农户自愿开展互换并地,推动土地规模化经营。在此基础上,通过加快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继续扶持龙头企业做大做强等手段来提高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化程度。

在农业社会化服务方面,应该按照现代农业的发展要求,培育经营性服务组织,帮助农户实现与大市场的对接。一是要支持龙头企业开展科技创新。在农业技术推广过程中,要将龙头企业作为项目重要的实施主体,鼓励龙头企业通过生产、加工、销售一体化经营,以多种方式开展为农服务,并在服务过程中与农户建立紧密的利益联结机制。二是培育壮大农民专业合作社、专业服务公司、专业技术协会等经营组织,提高其市场竞争力和专业化服务能力。三是要加大对家庭农场、种养能手、农机户、农村经纪人和其他类型能工巧匠等农村各类专业户的培育力度。[4]目前,与公益性服务组织相比,我国经营性服务组织发育不充分,经济实力较弱。因此,需要对经营性服务组织从市场准入、税收减免、资金支持等方面加大扶持力度,创新政府购买服务模式,拓展其生存空间与服务领域,鼓励支持经营性服务组织参与公益性服务。在培育新型服务主体的过程中,还必须强化公益性服务机构建设,不断壮大农村集体经济,积极改造供销社、信用社等传统服务主体,创新现代社会化服务方式和新型农业服务业态,构建服务主体多元化、形式多样化、运作市场化的新型经营服务体系。

三、农业现代化进程中的四大主体培育

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创新是推进现代农业建设的核心和基础。要尊重和保障农户生产经营的主体地位,培育和壮大新型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充分激发农村生产要素潜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培育是一号文件的重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以市场为导向,从事专业化生产、集约化经营和社会化服务,是我国商品农产品生产的主体,是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服务的主体,因而也是农业现代化的主体。[5]从调研中掌握的情况看,当前我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主要包括专业农户、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企业四大类。

(一)专业农户

专业农户是家庭劳动时间大部分用于农业中的某一产业,且收入占全部收入50%以上的纯农户。专业农户是在农产品生产市场化、商品化、专业化程度不断提高的进程中涌现出来的,以农业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农户。专业农户主要由专业种植户、养殖户、营销户、农机户等构成。他们从事完全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专业化生产,是具有企业家精神的现代农民,是中国农业先进生产力的代表。[6]随着农业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生产水平不断提高,大量专业农户成为我国农业现代化和商品农产品生产的主导力量。

随着农村劳动力的持续向城镇和非农产业转移,一些专业农户通过转入土地而形成规模较大的专业大户。截至2012年底,全国有50亩以上的种植专业大户276万户。专业大户作为一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既有采用良种、良法,降低生产成本的能力,又有增加农业生产投入,采取先进生产技术与管理方法的动力。从现实中看,小规模专业农户向专业大户的转化并不具有必然性,要受到社会资本、经营能力、土地制度、自然环境等条件的限制,因此,小规模专业农户和专业大户会长期并存。发展现代农业,就要坚持家庭经营为主体的原则,尊重和保护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鼓励土地向专业农户集中。同时,加强土地流转规范化管理与服务体系建设,加大政策引导与扶持力度,促使专业农户稳步扩大经营规模,积极采用先进的生产技术与管理方法,使其逐步发展为新型职业农民。

(二)家庭农场

家庭农场是以家庭经营为基础,融合科技、信息、农业机械、金融等现代生产因素和现代经营理念,实行专业化生产、社会化协作和规模化经营的新型微观经济组织。它可以被视为专业大户升级后的市场主体,属于职业化、专业化的法人农民。结合我国国情,家庭农场的特征可以归纳为家庭经营、适度规模、市场化经营、企业化管理和经营者知识化等五大方面。[7]

近年来,我国劳动力转移与土地流转速度不断加快,为家庭农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在各级政府的引导与支持下,家庭农场数量保持较快增长,规模化经营趋势明显。据农业部统计,截至2012年底,全国共有家庭农场87.7万个,经营耕地面积达到1.76亿亩,占全国承包耕地面积的13.4%。家庭农场平均经营规模达到200.2亩,是全国承包农户平均经营耕地面积的近27倍。2012年全国家庭农场经营总收入为1620亿元,平均每个家庭农场为18.47万元。[8]家庭农场作为一种经济组织,本身就是改造传统农业经营制度,适应农业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它继承了家庭经营的传统优势,又具备了现代物质条件、现代科技、现代经营方式和现代发展理念等新优势。家庭农场的快速发展,可以提高农业机械化、商品化和信息化水平,提高投入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和农业劳动生产率,推动现代农业发展。

(三)农民专业合作社

农民专业合作社指在农村家庭承包经营基础上,同类农产品的生产经营者或者同类农业生产经营服务的提供者、利用者,自愿联合、民主管理的互助性经济组织。进入新世纪以来,农民专业合作社开始快速发展。截至2014年2月底,全国在工商部门登记注册的农民专业合作社达到103.88万家,成员达7800多万户,占农户总数的比例已接近40%。越来越多的合作社从简单的技术培训、信息服务、农资供应向市场营销、统防统治服务延伸,有近50%的合作社能为成员提供产加销一体化服务,约5万家合作社注册了商标,3万多家通过了无公害、绿色、有机等农产品质量认证。[9](P87)

党的十八大提出发展农民专业合作和股份合作。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进一步提出,大力支持发展多种形式的新型农民合作组织,鼓励农民兴办专业合作和股份合作等多元化、多类型合作社。可见,未来我国农民合作的领域和内容将进一步拓宽,农民合作社将真正成为集生产、销售、服务、融资、投资等功能为一体的综合性新型经营主体。农民合作社可以起到以下三方面的作用:一是农民合作社是带动农户进入市场的主体,是联结农户和市场的主要桥梁和纽带;二是农民合作社是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的新型实体,可以通过股份合作制改造,壮大集体经济实力;三是农民合作社是创新农村社会管理的有效载体,能够引导农民广泛参与农村民主管理,成为农村社区治理和建设的主要力量。

(四)农业企业

农业产业化是我国对接小生产与大市场的重要途径,是现代农业发展的方向。农业企业通过资本、技术、人才等生产要素的投入,可以带动农户实现专业化生产、集约化经营与市场化管理。现阶段,我国农业企业主要包括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涉农工商企业、农业科技企业和农民自办的个体私营企业等四种类型,都是农业现代化的重要主体。在以上几类主体中,龙头企业实力不断壮大,已经成为我国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的重要主体。截至2012年底,全国各类龙头企业11.1万家,已经形成了以1253家国家重点龙头企业为核心,1万多家省级龙头企业为骨干,10万多家中小龙头企业为基础的发展格局,产品涵盖了种植、畜牧、水产多领域,经营涉及了生产、加工、流通多环节。龙头企业提供的农产品及加工制品占农产品市场供应量的1/3,占主要城市“菜篮子”产品供给量的2/3以上,并且出口创汇额占全国农产品出口额的80%以上。实践证明,以龙头企业为主的产业化经营组织快速发展,为农业生产注入了现代农业生产要素,已经成为农业生产和农产品市场供应的重要主体,对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2012年3月,国务院印发了《关于支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发展的意见》,提出了培育壮大龙头企业、发展龙头企业集群、建设一批与龙头企业有效对接的生产基地、强化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构建优势产业体系、强化龙头企业社会责任等主要目标,对于加快推进农业产业化和建设现代农业具有里程碑意义。

四、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六大重点

2007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积极发展现代农业与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要用现代物质条件装备农业,用现代科学技术改造农业,用现代产业体系提升农业,用现代经营形式推进农业,用现代发展理念引领农业,用培养新型农民发展农业”。这既是现代农业的发展要求,也是推进农业现代化的战略重点。

(一)用现代物质条件装备农业

改善农业设施装备,是建设现代农业的重要内容。当前,我国农业基础较差,农田水利老化失修、服务功能退化,严重制约了农业健康发展。全国小型农田水利工程的平均完好率仅为50%,小型水库的隐患日渐突出。农机化发展水平尚待提高,除小麦以外,水稻机插、玉米机收的比例还很低,油菜、棉花等经济作物的机械化技术还很薄弱。另外,随着全球气候环境的变化,我国农业灾害呈多发频发态势,农业风险防控能力日益严峻。

用现代物质条件装备农业,关键是要加快农业基础建设,提高现代农业的设施装备水平。一是要搞好农田水利建设,扩大节水技术改造范围和规模,积极支持高标准农田;二是加快发展农村清洁能源,推进农业生产、生活垃圾的综合治理和转化利用,改善农业生产条件;三是加大农机补贴力度,改善农机装备结构,积极培育和发展农机大户和农机专业服务组织,推进农机服务市场化、产业化;四是发展新型农用工业,积极发展新型肥料、低毒高效农药、多功能农业机械及可降解农膜等新型农业投入品;五是加强农业防灾减灾能力建设,加快构建监测预警、应变防灾、灾后恢复等防灾减灾体系,提高应对自然灾害和重大突发事件能力。

(二)用现代科学技术改造农业

近些年来,我国农业科技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大幅度提高了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推动了农村经济增长和农民收入水平提高。但是,我国农业科技创新与技术推广体系中还存在一些问题。例如,我国农业研发及推广经费渠道少、规模明显不足,致使农业科技基础研究成为薄弱环节;农业科研体系不健全,农业科技创新与生产实践脱节,科技成果转化率只有40%左右,科技进步贡献率比发达国家低20个百分点左右;涉农企业科技竞争力低,引进式技术进步多于创新式技术进步;农民对现代农业科技接纳能力差,影响了农业科技推广整体质量的提高。

用现代科学技术改造农业,关键是要增强农业科技自主创新能力,加快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提高科技对农业增长的贡献率,促进农业集约生产、清洁生产、安全生产和可持续发展。一是要大幅度增加农业科研投入,改善农业科研条件,强化农业基础研究和科技储备,重点扶持对现代农业建设有重要支撑作用的技术研发;二是要继续加强基层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建设,推动技术服务社会化,加快实施科技进村入户工程;三是要加快农业信息化建设,用信息技术装备农业,推动农业生产经营信息化;四是强化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建设,鼓励企业通过并购、参股等方式,提升企业科研综合实力,尤其是提升种业科技创新能力。

(三)用现代产业体系提升农业

农产品国际竞争的实质是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的竞争。在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的引领推动下,我国农产品加工业保持高速发展态势,但农业产业链条短、技术装备落后、管理方式粗放等状况并没有根本改变。目前,我国农产品加工业产值与农业总产值比重为1.8:1,远远低于发达国家3～4:1的比重。农产品加工行业呈现出“三多三少”,即农产品初加工多、精加工少,原料型产品多、高附加值产品少,大众性产品多、知名品牌少的现象,远远不能满足城乡居民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此外,农产品物流体系尚不完善,尤其是冷链物流建设严重滞后。目前我国仅有10%的肉类、20%的水产品和部分牛奶、豆制品通过规范的冷链系统流通,远低于发达国家85%左右的比例。

用现代产业体系提升农业,关键是要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延长农业产业链,拓展农业多功能,促进农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一是要稳定发展粮食生产,加强蔬菜水果、肉蛋奶、水产品等产品优势产区建设,构建粮食安全保障体系;二是要做大做强农产品加工领军企业,推进农产品加工区域合作,大力发展精深加工,提升农产品国际竞争力;三是要加强物流体系建设,升级改造农产品批发市场,大力发展冷链体系和生鲜农产品配送;四是要注重开发农业的多种功能,深入挖掘农业的生态保护、休闲观光、文化教育等功能,向农业的广度和深度进军。

(四)用现代经营形式推进农业

随着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快,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也面临着许多挑战,需要进一步丰富和完善。由于我国承包农户经营规模过小、农业比较收益过低,农户兼业化倾向十分严重。2012年,我国有纯农户1.72亿户、农业兼业户4673万户、非农兼业户2213万户,分别占总体的65.9%、17.9%和8.5%。[9](P73)农民专业合作社、龙头企业和社会化服务组织是解决小生产与大市场之间矛盾的根本途径。但是,由于农民专业合作社仍存在管理不规范、龙头企业面临与农户间利益联结机制不紧密以及社会化服务体系不健全等问题的存在,迫切需要发挥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优越性,进一步改造传统农业经营体系。

用现代经营形式推进农业,关键是要促进兼业化的分散经营向专业化的适度规模经营转变,加快构建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相结合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一是要在稳定土地承包关系的基础上,促进土地有序流转,引导农户通过互换、联合与合作等方式,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二是要积极培育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依靠主体建设带动体系构建;三是要在提高服务能力目标下,积极培育多元化服务主体、拓展服务领域,构建覆盖全程、综合配套、机制灵活、保障有力、运转高效的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四是推进农村产权制度改革,探索农村集体经济的有效实现形式。

(五)用现代发展理念引领农业

长期以来,我国实行城乡分治的制度,使得农业生产要素单方向从农村流向城市,形成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在粗放式农业发展模式下,化肥、农药的大量投入诱发了严重的环境危机,传统经营方式又使得农业资源过度消耗。此外,部分农产品生产者法制观念淡薄、诚信经营意识较差,只重视数量不重视质量,造成动植物激素滥用,使得农产品质量安全事件频发。

用现代发展理念引领农业,关键是要把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符合市场经济规律、能够有效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现代经营理念,引入和应用到农业领域,促进农业发展方式的转变,推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跨越。[10]一是要坚持用统筹城乡发展的理念引领农业,建立完善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农村的体制机制,加大农业支持保护力度,促进城乡发展一体化;二是要用现代营销的理念发展市场农业,以市场为导向,加强农产品质量标准体系建设,构筑现代农业市场营销体系;三是要生态理念发展可持续农业,通过科技、人才与技术的集约化投入,突破农业发展的资源环境约束。

(六)用培养新型农民发展农业

由于农业生产周期长、风险高且比较效益低,大量有文化的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持续向城镇和非农产业流动。“谁来种地”、“地如何种”成为农业发展面临的新挑战。我国农业劳动力供给已经出现总量过剩与结构性、季节性、区域性短缺并存的局面。此外,农业劳动力的低素质对现代农业发展的制约越来越明显。目前,受过高中及以上教育的农村劳动力仅占15.1%,拥有绿色证书的农村劳动力不足5%。农业现代化归根结底是人的现代化。建设现代农业,最终要靠一支结构合理、长期稳定的高素质农业生产者队伍。

用培养新型农民发展农业,关键是要以培养新型职业农民,造就建设现代农业的人才队伍为目标,全面提升农业劳动力整体素质,真正使有文化、懂技术、善经营的年富力强的新型农民成为现代农业的经营主体。一是要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建立农民职业教育培训体系,加快推进农民职业化进程;二是要依托科研院所和农广校系统,整合农民教育资源,创新办学方式与教学模式,全面提高农业经营者素质;三是要依托新型经营主体培育,通过培训、考察、讲座等形式加强农村实用人才培养;四是针对年轻返乡农民工,加强创业能力培训,积极培育新一代青年农民。

[1]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201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EB/OL].2013-02-22.http://www.stats.gov. cn/tjgb/ndtjgb/qgndtjgb/t20130221_402874525.htm.

[2]何爱,曾楚宏.诱致性技术创新:文献综述及其引申[J].改革,2010(6).

[3]杜辉.中国农业支持目标体系构建研究:诱致性创新理论视角[J].农业经济,2011(11).

[4]高强,孔祥智.我国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演进轨迹与政策匹配:1978—2013年[J].改革,2013(4).

[5]孔祥智,毛飞.农业现代化的内涵、主体及推进策略分析[J].农业经济与管理,2013(2).

[6]张晓山.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关于农村土地资源利用的几个问题[J].学术研究,2008(1).

[7]高强,刘同山,孔祥智.家庭农场的制度解析:特征、发生机制与效应[J].经济学家,2013(6).

[8]乔金亮.全国家庭农场达87.7万个[N].经济日报,2013-06-05(7).

[9]农业部编写组.农业农村有关重大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13.

[10]李小建,修晨,张建华.用现代发展理念引领和发展农业[J].中州学刊,2009(2).

Chinese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Resource Constraints and Development Direction

KONG Xiang-zhi,GAO Qiang,LIU Tong-shan
(College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development,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Beijng 100872,China)

In the industrialization,informatization,urbanization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we must proceed from China’s basic national conditions,take food security and the effective supply of major agricultural products as the main target,rely o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ical progress through the constraints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adhere to the improvement of the rural basic management systems,transform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mode,pay attention to the cultivation of professional farmers,family farms,farmer professional cooperatives,agricultural four main bodys,equip agriculture with modern material facilities,rebuild agriculture with modern scientific technology,promot agriculture with modern industrial system,promote agriculture with modern management forms,lead agriculture with modern development ideas,develop agriculture with the training of new farmers,work out a road of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with China characteristics.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the constraints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the new agricultural management main body

F301.1

:A

:1009-1734(2014)05-0001-08

[责任编辑杨 敏]

2014-04-15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农业现代化体制机制创新与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同步发展研究(13AZD003)”;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北京都市型现代农业新型经营主体发展与支持政策研究(13JGA001)”;北京市教委共建项目“京郊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形成与现代农业发展”。

孔祥智,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农业政策分析、合作经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