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的现实超越与近距离描写*
——评贾平凹的小说《带灯》

刘树元

(湖州师范学院文学院,浙江湖州 313000)

艺术的现实超越与近距离描写*
——评贾平凹的小说《带灯》

刘树元

(湖州师范学院文学院,浙江湖州 313000)

贾平凹的《带灯》是近期文坛反响热烈的一部长篇小说。小说题材构成上对不和谐生态的描摹,显示了作品的矛盾趋于紧张而尖锐,凸显了作家思想的深度感。人物性格书写上,其表现领域更加宽泛。女性主义思想的增加,使女主人公的形象塑造富于独特的艺术魅力。加之创作风格上叙述与抒情相结合的文体特征,小说的文学艺术价值十分明显。同时,也对“短信叙事”等创作特征做出了学理的评析和审慎的思考。

乡镇;现实主义;女性主人公短信叙事

年当花甲的贾平凹作为当代乡村文学创作的行家里手,依然保持着旺盛的创作力。2013年1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又出版了其36万字的长篇小说《带灯》。[1]这是一部以女性乡镇干部为主要描写对象,表现中国农村复杂现状的作品,是一部关于乡土中国叙事的力作。作家依赖他的乡土经验和记忆,他的才气和思想的力量,表现当下陕南地区农民的生活,以及那里独特的文化和民俗风情。

一、题材选择趋近于紧张尖锐

“自我的呈现与超越是人的基本需要,而文学虚构正是人类呈现并超越自身的一种方式,这是文学何以存在、人类何以需要阅读文学的深刻根源”。[2](P12)精神特别充实的贾平凹对文学的追求一直是非常执著的。他非常熟悉这片秦汉大地,其艺术的笔也一直勤奋地在这里耕耘着。在2010年,他完成了以“文革”为言说背景的长篇小说《古炉》,实现了自己多年期待的,从全新视角表现文革的“作家的使命”;两年后又写出了这部仍是关于中国乡村鲜活社会生活的《带灯》。他的大部分小说都在描写乡间的生活,每一部作品都在试图有所变化和创造。

《带灯》最大的看点在于,这是贾平凹首部以女性为主角的长篇作品。据说,带灯这个人物是有原型的,小说的故事素材源自一位在深山中乡镇“综治办”工作的女干部的短信讲述。贾平凹曾多次收到莫名的短信,短信以诗的语言讲述自己的生活感受与工作故事。起初,贾平凹读到短信后多随手删除了,后来发现这位女干部语言生动,故事有趣,就渐渐以笔抄录下来。后来又前往寻找这位女主人公,体验山村的生活,做了深入的挖掘。更重要的是,贾平凹的骨子里有一种底层意识。在创作的间隙,他会经常跑很多社会底层的地方,接触、看到了好多问题。面对中国目前的现实生活,作家忧心忡忡,真诚地呈现这些下层社会生活。作家下乡采风的经历催生了《带灯》的故事,通过带灯、竹子等女性人物那一个个色彩斑斓的故事,以幻化的笔墨勾勒了人间和彼岸,把小说家的所感所想艺术地表达了出来。

中国的改革进程已经逾30多年,农村的基层政权建设也已经有了相当大的变化。乡镇是最基础的政权机构,每天遇到的问题相当繁杂。贾平凹以平常之心,借带灯和竹子这两个女性形象,来表现乡镇综合治理办公室干部所做的这些平常之事。作品写到了她们的辛苦与奔波,面对经常上访的王随风、王后生、尚建安等农民群众,她们根据工作对象的情况,采取关怀与批评相结合的方法,努力化解矛盾。既不彻底抹黑他们,把他们说成自私自利的山野刁民,也不将他们涂脂抹粉,神圣化为民间利益代表的英雄。

小说《带灯》近距离地描写现实,讲述的故事有很强的现实贴近感。当批评家孟繁华指出“50后”作家小说写作更多地驻足于历史题材,“对这个时代的精神困境和难题,不仅没有表达的能力,甚至丧失了愿望”时,批评家王春林则认为:从“50后”作家贾平凹长篇小说《带灯》中所得到的,却恰恰是一种完全相反的感受。[3](P33)作家贾平凹并不关心别人把自己定位于什么“主义”和“流派”,他只是要写出自己所感受的生活,去活生生地表现中国当代农村诸多的社会现象。这些现实的题材的选择,更增添了现实矛盾的紧张感,契合了作家的审美追求,在其文字里有着挥之不去的苦难和感伤情怀。当然,对苦难的表现贾平凹有别于余华笔端无处不在的人性的阴冷与生活的残酷。面对社会问题,贾平凹是以深厚的人道主义情怀呼吁对社会管理体制进行改革。他通过带灯、竹子积极工作反被领导处分,以及老百姓生活中所面临的因制度不完善带来的痛楚等等,表现出了其政治思想上尖锐的一面。尽管就思想的深厚宽广性来说,人们恐怕更愿意提及的是,表现世上人们普遍情绪状态的小说《浮躁》,表现古老文化都城里的知识分子废都意识的小说《废都》。尽管贾平凹总在试图挑战文学创作内蕴的新高度,但他不同于写作《白猪毛黑猪毛》的阎连科聚焦乡村人愚昧的激烈而沉重,不同于写作《羊的门》的李佩甫匍匐于中原大地的悲悯情怀,也不同于写作《秉德女人》的孙慧芬的柔情绵密的辽南乡村世俗审美风范。贾平凹以深沉的道德沉痛感和价值关怀,对人们生存的外部世界保持着警惕。他不善于写重大的事件,不喜欢对事件本身的正确与否做出明确的评价。他的兴趣点始终在于这个事件里边的人性的表现。任何事件(故事)对他来说都是一个平台,一个背景。人的问题,人性的问题,这才是他最感兴趣的地方。因此,作为一个具有鲜明本土特色的作家,他的小说紧张尖锐而不失残酷,有非常好的细节和局部处理,微妙处尽见高明。

二、新视角催生的女性主人公

贾平凹小说中充满着独特的人物谱系,农民、女性、叛逆者等等,但纵观其80年代至今的作品,仁慈善良的女性始终是其关注的核心。贾平凹的众多作品都清楚地告诉我们,他对女性有着深厚而独到的理解和认识,对关中地区青春的美丽女性充满着绵密的爱的情感。而这,恰恰是本书以乡村女性干部为主要人物形象的重要原因。由于理解,他才能把女性意识表现得更为丰满和鲜明。他写的女性形象,如《废都》里面的唐宛儿,是作家比较喜欢的一种。而带灯这一类具体的活生生的女性,更是值得大书特书的典型女性。

说起来,贾平凹以往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大多没有太高的学历,但《带灯》中的主人公则是一名女大学生,且在生活中具有原形。性情柔弱的带灯到樱镇后,任职综合治理办公室主任一职。她每天面对的问题小到邻居争一棵柿子树,大到干部腐败,她感到这里很多地方“就像陈年的蜘蛛网,动哪儿都落灰尘”。小说专门描写了乡土情感孕育出的女干部带灯、竹子那充满人情人性的动人境界。经过世事的磨练,在樱镇最讲究穿衣的带灯成长为人情洞达、精明强干的基层干部。小说直击乡镇女干部幽密的心灵,表现一颗在浊世索求光明的灵魂。也借带灯在樱镇的际遇,将中国基层生活中存在的问题一一展现了出来。

带灯不是为身体的存在而活,而是为心灵的美好而活。她不但在综治办接待上访,还要马不停蹄地骑着摩托车,四处奔波做工作,她的身影轻盈地活跃在乡间一道道山梁。工作对象是复杂的。他们有困难,有事情都想通过越级上访求得解决,而上级要求维稳,基层必须千方百计劝阻上访行为。带灯们体察实际,和真正穷困的毛林、六斤等人联络感情,解决困难;对比较难缠的长期上访户王后生、王随风、张正民等人耐心细致,晓以利害,不厌其烦地做思想工作。她也的确做到了兢兢业业,甚至充满了无私奉献精神。但其结局并不美满,带灯辛辛苦苦工作,反倒背上了处分,“行政降两级,撤销综治办主任职务”,甚而患上了夜游症。

作家对她给予了充分的尊敬、同情和厚望。带灯这个名字应该就是某种隐喻。小说中女主人公带灯的原名叫萤。但她不喜欢“腐草为萤”的典故,自己改名为带灯。她这个灯是自带的,而不是别人给她的光亮。带灯就是在黑夜中带了一盏光线微弱的灯,拼命地燃烧和照亮,却命里注定地终归尘土。作品最后写带灯的心理受到伤害,甚至脑子也有了些问题。在这个人物身上,作家寄托了自己的思想和理想。“《带灯》的目的,就是要划破黑暗,带来光明。它超越了经典现实主义的批判立场,在批判之外更展现希望。作品用大量的生活细节向读者展示了被开发出来的个体自我,不满足独立,更追求相互尊重,相互承认”。[4](P58)结尾写到的一大片萤火虫,试图告诉我们:在当今社会,每个人如果都像这个萤火虫一样,靠着自己一点点光亮去照亮好多人和这个世界,那么这个社会才会变得更美好。

贾平凹是一位很有地域特色的作家,曾多次谈到他的家乡陕南丹凤——这座文学叙事的富矿,谈到青少年时期的乡村生活以及他父亲对自己的影响。家乡丹凤地处秦岭,环境艰苦,经济贫困。但人们大多有抗衡生存环境的要强和多年文化积淀上的自尊。作家既由这座丰富的小说题材矿藏,提炼出了众多精彩引人的故事,又塑造了许多可触可感的鲜活人物形象。还需要指出的是,小说在人物塑造时对佛教内容有适度融入。很多评论家已经指出以佛家的视角来研究贾平凹小说具有的可能和意义。的确,贾平凹对佛教的教义和思想是深有情感并花了很多心思研究的。在他的作品里,经常会出现对佛家的第七识摩纳耶识的理解和运用。如通过女主人公传达的,“这个世上实在有着太多的神秘,……还有多少隐形的东西充斥在我们身边啊”,[1](P33)“我一个人在屋子里安静……突然见杨树的一枝随风扑搭来惊觉是你来了”。[1](P208)很多描写到最后,都有一种佛家的善恶有报的劝善思想流露出来,这与其说是作家的一种情感倾向和美好愿望,不如说是一种对现实生活与人性深渊的一种无奈表达。

三、叙述与抒情结合的文体及其问题

视文学为生命的贾平凹对自己的写作风格,一直是既自信又不自信的。一方面,他一直比较自信地沿着自己的审美感觉之路往前走。他自言非常喜欢两汉的东西,喜欢“沉而不糜,厚而简约,用意直白,下笔肯定”的境界;另一方面,他又在创作中一直追求新的叙述和文体的变化。对30多岁时写作的获奖小说《浮躁》,作家并不满意那种50年代以后常用的写作方法,觉得那种方法很不适应艺术发展的现实。40岁写作小说《废都》有了一个大的变化,方框的实验、省略的运用却又多招诟病。但到50岁写《秦腔》之时,其写法基本上定型,达到炉火纯青了。但贾平凹是一个喜欢不断进行艺术探索的人。抱着以后还应该写得更好的想法,又以持续的创造冲动,在60岁创作的小说《带灯》的叙事文体上,又进行了很多有意义的艺术尝试。其叙述比以往作品更为自由,无拘无束。

《带灯》的结构方面使用了大量的小标题,这种做法似乎有赵树理《小二黑结婚》和《李有才板话》等小说叙事的身影,让人看到民间文化对作家的深厚影响。贾平凹试图超越之前已有的表达,《带灯》在整体的叙事和结构的缜密上比以前更进一步。小说到处呈现出深厚绵密的生活细节,并从这种日常生活化地绵密细节中写出人性的深沉。在作品中,贾平凹多次提到了樱镇的虱子,故事一开始,带灯和竹子没有任何虱子,见着虱子就觉着恶心和发痒。在这工作一段时间以后,竟“身上虱子不退”,习惯了皮虱飞舞。

小说《带灯》的叙事主要由两方面构成:一个是故事演进的链条,一个是情感迸发的连缀。《带灯》的叙事部分是史的,具有写实的倾向;情感化的短信是美的,具有抒情的特征。两部分叙事交错前行,这样就产生了某种叙事上的中断,中断的结果是,读者不能完全沉湎于故事之中,而要紧跟着作家的脚步,不断地跳出来加以思考。如果说《废都》等作品追求世俗,描写过于实的话,《带灯》则有意张弛有度的处理,以达到虚实结合的艺术情境。

但贾平凹的此种小说观念带来这部作品在艺术接受上依然存在着些许的障碍或遗憾。他重视故事,但又不重视情节化的处理方法,让我们觉得,作为插入描写的有关带灯大段大段写给元天亮的短信,不仅数量过多,而且语言雕琢,情感失控,小说格局略显小气。比如:“我也在这寂静的山地朝着你的方向跪拜祝寿,祝你福寿绵长,龙入青云”[1](P96),“看你的书,你对文学和社会的关怀关爱让我心慌眼花,我是个啥人,不耐心读书,不定睛社会,无怪乎养殖业(也)少见养鸟,我是个鸟吧,虽然有自然的羽毛有细致的丝肉但没有多大用处,活该在这山野怪石上跳跃自生自灭”[1](P147),等等,都显得矫情和夸张。这些表述可能是生活的事实,但却不好构成艺术的真实,而易使读者在对人物的联想中,产生情感接受上的障碍。文学是一种“经验的客体”,[5](P18)是人的自由天性的一种独特实现方式。一种好的表述应该是在读者看了以后产生一种美好且真实的感觉。而如果只是为了叙事而搞一厢情愿的过谀叙述,这样的情感表达多有不妥之感。

贾平凹的小说语言看似平常,却洗炼而有韵致,内里有着明显的“胎记”。他迷恋中国古籍文化,人们可以从中读出夹杂着陕西方言的普通话。然而《带灯》这部小说的语言让人感觉写得有点匆忙,出现了多处词语生涩,使用不规范,大长句子等比较粗糙的现象。如“三人抬开门进去”[1](P12)、“集市在太阳端的时候”[1](P45)、“现在她没有也到樱树林子里去”[1](P98),不是词的搭配不对,就是句子缺少成分。尤其是几段“给元天亮的信”中的文字更加明显。比如“屁股是实在和甜蜜,而眼睛里却一片空洞和茫然。……有一天我灵机一动想必那只鸟是你来吃馍的,我就留一小块儿用树叶垫着”。[1](P43)也可能这里带有一些作者实录生活的意思,但如此写法却实在是值得商榷的。

总之,贾平凹怀着对土地的热爱,对社会上存在的黑暗现象,对人性的丑和恶,进行强烈的揭示和批评。他努力从最熟悉的日常生活当中,选取素材,获得灵感。小说通过乡村基层组织充分展现乡土中国的历史和命运,所表达的理想主义色彩,值得肯定。

[1]贾平凹.带灯[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

[2][德]沃尔夫冈·伊瑟尔.虚构与想象——文学人类学疆界[M].陈定家,汪正龙,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

[3]王春林.论《带灯》[J].小说评论,2013(4).

[4]段建军.为我的人与为他的人——贾平凹小说《带灯》崭露的人性之光[J].人文杂志,2013(9).

[5][美]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M].刘象愚,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

The Realistic Transcendence of Arts and Close Description——Comments on Jia Pingao’s New Novel Light

LIU Shu-yuan
(School of Literature,Huzhou University,Huzhou 313000,China)

Jia Pingao's Light is a long novel that has recently

a heated reflection in the literary circle.The unharmonious ecological description in the structure of the topic of the novel shows the contradiction of the work tends to be intense and sharp,highlighting the depth of the writer’s thought. The expression field in the features of characters is much broader.The increase on the feminist thought enables the heroine's image to have a unique artistic charm.In addition to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narrative writing style combined with lyric description,the value of the literary arts is very obvious.At the same time,by using“narration by short information”and other creative features the writer offers a theoretical analysis and careful consideration.

town;realism;the heroine;narration by short information

I247.5

:A

:1009-1734(2014)05-0039-04

[责任编辑陈义报]

2014-03-18

刘树元,教授,从事现当代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