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工程思维的地位和特征

杨建科

(西安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陕西 西安 710049)

恩格斯说:“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1］219。恩格斯的话表明，社会思维集中反映着一个时代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成果和水平等方面。随着改革与发展进入了全面转型的复杂性时代，新时代我们迫切需要解决新问题。我们对新时代特征及其问题的认识和应对，也要求有新的思维方式。社会工程思维作为具有鲜明的综合集成、逻辑协调、选择、建构和设计性的实践思维方式，体现和适应了发展和建设时代的思维要求。

一、传统思维分类及其问题

学术界对思维的研究的现状可以用“间接反映论”和“能动反映论”来概括，当前“反映性”的思维观依然是学术界关于思维内涵和本质认识的主流观念。正如最新出版的《中国思维科学研究报告》中所言，“间接反映论”思维观是一个历史时代水平的标志［2］66。尽管其中也有少数学者的研究涉及到诸如形象思维、决策思维等对反应性思维特点有所突破，但从总体水平上讲，我们的关于思维活动及其思维分类的研究基本上没有系统性的理论超越。思维科学的研究注重思维的反映性层面，相对忽视思维的建构性层面。

“间接反映论”的学者们普遍认为思维是人脑的机能，表现为人脑对现实世界的间接的认识、概括和反映。“能动反映论”在坚持认为思维是对存在反映的基础上，还深入到了思维对认识的概括、整理和加工等能动性。田运认为:思维是在特殊物质结构中对客体深远区层穿透性反映的物质运动［3］。作者理解的穿透性反映其实就是由表及里的本质性认识而已，依然没有超出思维“反映性”认识的层面。思维除了具有认知性和反映性内涵之外，另一个重要的内涵就是设计性和建构性。马克思说:“哲学家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4］57这表明了思维当有另一个关键的层面，即设计性和建构性思维，就是在认识基础上，通过积极主动的设计与建构来改造我们生存和发展的世界。认识的过程同时也是思维的过程，但思维的过程不止于认识，“选择”和“建构”就是对“反映”的超越。我们认为，思维的内涵应当是“反映、选择和建构”的统一。因为离开了建构，不论如何反映、反映什么，思维指导实践的功能也无从实现。

“反映性”内涵主导下的思维方式基本上属于抽象思维和理论思维，是认识层面的思维方式。学者们大都关注研究科学思维、哲学思维这些典型的抽象思维类型，强调思维的逻辑性。虽然也有学者对诸如形象思维、直觉思维、决策思维和创造性思维等不完全符合形式逻辑的思维方式进行了探讨，但是很少有从社会实践的整体视角研究思维的分类与综合，也很少对思维进行多学科的交叉研究，从社会实践领域和社会交往的整体视角研究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工程科学的交叉领的思维模式。事实上，人类社会生活和社会发展本质上是综合的，是交叉融合与一体化的，各学科分立的思维方式不能有效认识和建构日益综合和复杂化的现代社会，我们需要有综合性、系统性和高层次的思维方式来体现和应对新的社会发展阶段和发展要求。

二、社会工程思维在思维分类结构中的位置

社会工程是相对于自然工程而言的。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除了要改造自然，同样也依赖于对社会的改造，通过政策制定与制度设计，对社会运行进行管理和调控，而改造社会的方法、手段和过程就是社会工程活动［5］。“社会工程思维”是改造社会关系，设计社会模式与建构制度的综合集成性思维。社会工程思维是在一定经济、社会、政治与文化等历史条件下，社会主体以特定社会需求结构为导向，在对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基础上，筹划、设计和建构社会事物和社会发展模式的思维方式。社会工程思维本质上是一种如何进行社会设计、社会决策、社会建构和社会治理的思维方式。

社会科学思维是基于因果关系的逻辑性和分析性思维，而社会工程思维基于结构关系和功能实现的设计性和建构性思维，社会工程思维的对象是作为社会主体的人和人的社会交往行动。可以说，社会科学思维追求对社会发展进行真理性和规律性认识，是一种求真导向的思维，那么社会工程思维则追求思维结果的有效性和实用性，是求用导向的思维方式。社会工程思维不以追求真理性知识，建构逻辑一贯、体系完整的理论为目标，而是追求在认识真理和规律的基础上，设计和建构有用的社会发展模式、制度和政策等。作为科学思维成果的理论有对错之分，而作为社会工程思维成果的制度和模式只能用其实践中的效果来评价它的好与坏。社会科学思维是基于因果关系的逻辑性和分析性思维，而社会工程思维基于结构关系和功能实现的设计性和建构性思维。

社会工程思维的基本问题是人与社会之间的实践关系问题，其核心内容是社会模式的设计与建构。人们通过设计和建构各类工程改造自然，满足人类的物质需求，通过设计建构各类制度、机制、政策和规则来改造社会，促进社会发展。可以说，认识与反映是思维的基础和一个层次，设计与建构则是思维的另一个层次，也是思维能动性更本质的体现，后者可能对于社会发展和人的解放而言更为重要。据此，在社会领域，人类认识和改造社会的思维活动从形式上也可以有新的分法，前者是认识和反映社会的本质和规律，追求真理性解释和科学性说明的理论思维;后者是通过设计和建构新的社会事物，改造社会现实，追求效用的实践思维。前者的结果可以是新的理论命题和学说，后者则可以是新的工程事物或者社会事物。虽然后者以前者作为理论基础，是对前者的应用，但两者遵循着不同的思维规则。例如提出和建立社会理论与设计和制定社会政策就需要遵循不同的思维规则。

为此，以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为两种基本思维层次，结合思维的两个基本对象领域:自然世界和社会世界，我们可以勾画出一种思维分类结构图。如图1所示:

图1 思维分类结构

从图1中所表示的思维与存在对应关系构成的基本思维类型看，思维的基本对象领域有社会世界和自然世界。从思维内涵和功能的层次看，思维具有认识和反映的内涵和功能，也有设计、创造和建构的内涵和功能。据此，思维的不同对象领域和思维的不同功能层次的结合可以形成四种思维方式:即自然科学思维、社会科学思维、自然工程思维和社会工程思维。前两者是理论化思维方式，后两者是工程化思维方式。以上四种方式是从思维与存在的对应关系划分出来的分类，也是在现实生活中实际存在和需要研究的思维分类。

图1中所示的四种思维分类方式仅仅是一种理论上的划分，在现实和具体的科学活动过程和工程活动过程中，这四种思维方式是交叉使用的，设计与建构离不开以认识为基础，设计、创造和建构本身就是一种更高级的认识，是对原有认识的应用和检验。当前学科日益交叉的特点使得自然科学的思维和方法也被应用到社会科学研究中，两者交叉产生的分支学科也纷纷兴起①例如计量经济学，数理社会学，数量经济学，社会统计学、技术经济学等，还有大量计量技术、数理统计在政治学、法学等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应用。。对于自然工程而言也是如此，任何自然工程都是嵌入在社会结构中的，一项自然工程建成了，同时也改变和产生了新的社会结构，自然工程过程同时就是社会工程过程。这四种思维方式在具体的科学和工程活动中是密切联系和交叉使用的。

三、社会工程思维的综合集成特征及其表现

社会工程思维的是关于社会模式、制度、政策、法规和各类社会规则的设计与建构的思维方式。社会工程思维的对象领域是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与社会交往。鉴于其思维对象的复杂性和多变性，从思维的过程看，综合集成是社会工程思维的总体特征［6］。

社会工程是研究社会系统的规划、设计与实施管理的规律和方法的理论，它是自然科学、工程科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等多学科、跨学科知识的综合运用。社会工程研究是在大科学、大技术时代，科学、技术、工程知识日益综合化、整体化发展的时代背景下诞生的，体现了人们对日益交叉、渗透、融合的人类各种知识体系进行重构和整合的特点。从知识发展的内在逻辑看，自然科学知识体系中有着从“自然科学——自然技术——自然工程”的知识链的发展形态。社会工程研究的提出，填补了社会科学知识体系类似于自然科学知识体系的完备性，形成了“社会科学——社会技术——社会工程”的社会科学知识链。从历史发展和现实需要层面看，社会工程致力于通过社会规划与政策、制度的设计来理顺社会关系，解决社会问题，促进社会发展。然而社会关系主体的多重性，利益的复杂性和价值的多元化使得社会政策、制度和模式的设计必须是对多向度、多领域、多学科知识的综合应用，同时要将多学科的理论知识转换为可操作的规则、制度与政策命题。为此，社会工程思维立足于总体社会的视角，探索自然科学知识、社会科学知识与工程知识等各种知识，运用、转化成社会模式、制度、政策、规则的理论和方法，以发现和建构沟通人类理论认识和社会操作之间桥梁和路径。例如，政治学说就不能等同于政策方案，前者是一般性和抽象性的理论知识体系，后者是具体的操作性的规则体系和实施方案。在实际的社会治理过程中，抽象的理论知识无法直接用于现实社会实践，理论的抽象性和解释性使得自身无法直接对社会关系进行操作，因此，如何将理论知识集成转化为解决社会问题的操作性规则体系和方案就是社会工程思维的现实作用。

20世纪50年代，钱学森提出的“大成智慧”(Metasynthetic Wisdom)的学术思想，本质上体现的就是社会工程思维。“大成智慧”指的是多元要素在思维中的综合集成，钱学森将其称之为“大成智慧工程”［7］318。提出大成智慧的思维方式，是为了有效处理复杂、多变的社会问题。钱学森发表了《一个新的科学领域——开放的复杂巨系统及其方法论》一文，提出了“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的概念，以及处理这类系统的方法论，即“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方法”［8］。大成智慧的特点就是各类知识与要素的“综合集成”。它既包括现有的一切知识，也包括以往的所有知识;既包括一般人的知识，更包括各种专家的知识;不仅包括已经成文、形成理论的科学知识，而且还包括尚未成文的实践经验与体会。因此，它是“综合集大成的智慧”。汪应洛先生还将此具体化为四个结合:即定性与定量研究结合;理论与经验、规范与创新结合;内环境与外环境结合;专家系统与计算机信息系统结合［9］54。

无论是应用工程思维设计建构一项工程项目，还是应用社会工程思维设计建构一项社会模式或者社会政策，设计和建构活动都是建立在诸多要素和不同方面之上的。对于社会工程思维而言，要筹划和设计好一项具体的社会模式或者政策制度，不但要考虑政治方面，同时还需涉及经济方面、社会方面、文化方面、价值观念等多各领域，最后的制度和政策就是这些方面要素综合集成。当我们在进行社会工程的对象设计的时候，必须对不同社会领域的规律和不同社会层面要素、理念的进行综合集成，只有这样才能使得制定出来的政策、制度和法规尽可能体现大多数社会群体的利益，得到广大社会成员的认可与接受。

另外，社会工程思维的集成性不是简单的同质的扩展，也不是思维要素和涉及方面的简单叠加与聚集，思维集成首先就是做到要素在结构上互补，其次再做到功能的创新和强化。例如，中国大学的合并就充分体现了此思维。因为专业学科结构，学术研究结构和管理运作结构不同的大学合并，在结构上能形成互补，所以很多学校由此发展成为综合性大学，学校的功能也有所创新和强化，在不同程度上提升了学校的水平和影响。社会工程思维不仅在总体上表现出思维的综合集成性，这个总体特点还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社会工程思维是社会设计与社会建构的统一

应用工程科学技术的知识，综合考虑自然与社会的情景制约，设计和建构满足人们需求的工程事物的思维方式是工程思维。从思维特点而言，工程思维与社会工程思维都具有设计性和建构性，当然，任何设计与建构都不能离开对规律的把握和遵循。但是两者的对象、过程和产品有所不同。工程思维对象是自然世界，结果也是工程事物。社会工程思维的对象是人的社会行动和在社会行动中建构起来的社会关系，与自然工程思维的对象是客观世界不同，社会性、主观能动性和价值性是社会工程思维的显著特征，充分考虑人的能动性，设计调整人际关系、规范人的社会行动的规则系统的思维方式就是社会工程思维。

人类社会的发展演进不全是一个自发自为的过程。作为社会主体的人和人的群体有巨大的主观能动性和实践创造性，能动与创造的显著表现之一就是人们不断选择设计的不同类型的政策、规则和制度体系。科学的解释性特征不能完全涵盖人们创设制度和社会规则的建构性特征，社会发展过程也是人们设计社会行动、建构社会结构和重组社会关系的过程。此过程中体现的思维模式不只是解释性思维，更本质的是建构与设计性思维，即“社会工程思维”。

社会工程思维的结果是以制度、体制、规则、政策等形式来表现，正是这些社会事物引导和塑造了社会秩序，维护和促进了社会发展。

社会工程思维的设计性包括社会模式的蓝图设计和社会模式实现的过程设计［10］。设计社会蓝图，就是要规划设计新的社会发展模式。由于现实状况和规划的社会模式蓝图之间常常不可能一蹴而就，为此社会模式实现过程的设计，就需要结合具体情境条件和社会约束，通过多个过渡结构逐步实现现实向规划蓝图的转变。人类历史上许多天才的、关于社会模式的理想设计最终无法实现，固然有蓝图设计不符合历史发展规律和社会基本矛盾的问题，其实现过程设计跨越现实约束也是不可回避的原因。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后，中国经济社会改革是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改革目标的选择和确定就是发展蓝图的设计，然而，过程的设计更具体、也更复杂，如何使现实社会结构向目标社会结构稳定、快速的转换是过程设计的核心问题。从理论逻辑看，改革就是立足于已有的社会系统，设计建构新的社会模式并作用于现存社会结构，从而引发社会系统结构向目标结构变迁。而新的社会结构模式的设计和建构就是社会结构变迁的中介环节，也是社会工程思维的任务指向。

(二)社会工程思维是多元价值与多重逻辑的统一

社会工程思维的对象是社会主体的行动和主体间的社会关系，对象本身既是客观存在也是价值存在。现实中由于主体认知、地位、文化、习惯和区域等差异，其价值观也存在差异性，这导致主体价值取向呈现多元化。这些不同价值取向及利益要求通过各类的社会关系和社会交往承载和表现出来。任何有效的社会模式、制度、政策和规则的设计都要求对不同社会主体的价值取向进行综合考量，为此，处理多元价值的综合与协调就成为社会工程思维的基本要求。

思维符合一致性逻辑是传统思维科学的基本特点。即一般不允许在一种科学理论内部出现不同逻辑，或者逻辑矛盾。社会工程思维则有不同，社会工程设计和决策主体在思考和处理某一行为系统内的问题时坚持的是逻辑一致的思维原则。然而，不同社会关系和知识领域的都有自身独特的思维逻辑，如经济思维的效率逻辑，政治的公平逻辑，社会思维的平等逻辑等。居然它们互不相同，但都是社会模式设计涉及的领域。可见，社会工程思维必须同时考虑和处理社会模式涉及的不同领域的问题和关系，对不同领域的思维逻辑进行综合与协调

单一逻辑的思维规则不是社会工程思维的特征，社会工程思维遵守的是多逻辑性整合。从思维的过程看，社会工程思维是同一行为系统内的逻辑性与社会整体行动系统的非逻辑性的复合，或者称为“超协调逻辑”［11］。例如，政府在决策立项规划项目(如经济开发区、工业园区)时，除了项目所涉及的技术因素之外，城市美观、经济收益、社会安全、劳动力就业、市场发展等也是要考虑的方面，而且这些方面遵循的逻辑可能相互冲突。如若政府注重经济效益，可能会牺牲环境保护和社会安全;若注重美观，则可能要增加资金和土地成本。因此，此决策过程要求应用社会工程思维，对不同领域的多元逻辑进行综合权衡与整体协同。

制度模式、政策方案经常会涉及到社会的许多领域与层面，都是由一批社会因素、环境因素和价值因素交织决定的复杂结构。这些不同领域异质性因素的作用逻辑、方向都可能不同，从每一类同质因素遵循的因果链条都无法获得政策问题的全面解决，需要进行多领域的非逻辑协同，政策方案是不同的因果链条之间协调与权衡的结果。思维的协调与权衡并非都是理性和符合逻辑的，而是各个方面权力或利益博弈的结果。例如，政府相关部门制定高等教育的收费政策，可能从教育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与政治学等学科理论方面进行综合的分析。但从任何单一学科出发，都无法单独得出高等教育收费的具体的政策方案。这一方案的最终获得是在考虑不同学科认识基础上，各种社会力量较量与平衡的结果。为此，遵循单一领域思维逻辑性的同时，社会工程思维还要运用非逻辑的整合来处理不同领域逻辑的交叉影响。

(三)社会工程思维是技术合理性与社会合法性的统一

在韦伯看来，价值合理的行动，仅仅出于对义务、尊严、美、宗教谕令、虔诚等等的信仰，而工具合理性的行动则表现为以对行动的目的、手段和结果有明确的预期和判断，不断的对各种可能的目的、与实现目的的手段以及行动的结果进行理性的权衡。以此类比，对于社会工程思维来讲，工具理性体现的是对手段和方法的合理性追求，价值理性体现的是对社会合法性的追求。工具理性主要表现为社会模式和制度、规则设计的技术、方法组织等的合理性问题，例如组织管理技术、立法技术、社会规划、运筹等各类社会技术和方法手段的选择和应用。价值理性表现为社会主体的价值观念和价值准则。社会工程建构的社会模式、政策、制度和社会规则体系要作用于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当然要受各利益相关者的认知和评价，一项制度、政策要能在社会中顺利的进行和存在，除了探索和采用有效的技术手段和方法，也必须考虑设计和建构它们的社会合法性问题。如社会大众为什么接受一项社会规划或者政策设计?除了有法律授权的制定机关、制定程序之外，更根本的是此规划和设计本身体现了社会主体的价值观，反映了他们的社会需求，这使它具有了社会合法性。否则，就会产生实施中的失效甚至产生社会对抗行为。可以说，技术合理性和社会合法性对于社会工程设计同等重要。其中，社会合法性本质上体现的是价值合理性。确定价值目标不但在时间上是在先的，而且在整个社会工程思维活动的内容结构上也处于基础地位。对此，可以总结为:社会工程思维是以价值目标为导向，以实现社会主体价值需求为宗旨的思维形式。社会工程思维和社会工程活动不但必然要有一定的价值目标，而且还希望这个价值目标能够尽可能地改进和优化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只有将体现工具理性的社会技术和体现价值理性的社会价值结合起来，社会工程的选择、设计与建构才既是可能的，也是可行的。

(四)社会工程思维是方案的选择性与试错性的统一

真理和规律是高度抽象化的东西，它体现的是事物存在和运动的根本属性和特点，具有最高的抽象性和指导性，在真理和规律被归纳提升的过程中，具体和现实的内容都被抽象掉了，最后只留下共性的东西，因此，真理和规律是确定的、客观的，而应用真理和规律，结合现实和具体条件设计出的解决具体问题的行动方案，方案的设计却可以有很多种。从真理和规律到方案的过程则是一个不断具体化和特定化的过程，要在遵守真理和规律的基础上结合考虑对象的现实性特点，不断增加和丰富具体时空、环境和历史等条件，形成针对特定对象的操作性方案。规律与真理不等同于能够直接作用于对象的操作方案，就像政治学理论和规律不等于具体政策一样，需要有中间环节的转化。然而，由于对现实条件认识和把握不同，转化过程的路径选择可以是多样化的，这使得真理和规律与现实条件结合形成的具体方案存在差异。也就是说，对真理和规律的认识是一致的，但我们可以选择多个技术路线，设计多种方案解决同一问题，方案之间也可能存在替代性。所谓条条大路通罗马。

在社会工程思维过程中，由于客观方面存在着许多不确定性因素，主观方面人的认识也会存在的缺陷和盲区，任何社会工程都是具有相当程度的风险性，不可能存在没有任何风险的制度与政策设计。虽然社会工程活动的目的是寻求理想和成功的社会模式设计，然而，主体的有限理性、信息的不对称性、价值的分歧性等，都会造成社会工程设计的失败。为此，可错性、试错性就成了社会工程思维的特征之一。我们在现实的社会规划与政策设计上遭受了许多失败，而任何社会工程的过程就是通过连续的方案的更新与替代，不断试错、纠错的动态过程。

西蒙的有限理性理论告诉我们，行动方案只可能达到相对满意，而满意的方案可以有多种选择。例如，我国改革开放作为一项伟大的社会工程，在30年的改革过程中，我们对同一问题制定了很多个改革的方案，这些方案都有各自的特点，只是有的被选择了，有的则没有。改革的过程就是各种方案不断设计、选择和作用于社会、经济、政治结构的过程。波普尔曾推崇“试错法”，并将其应用于社会科学的研究。据此，他认为一切知识都是猜测的、可错的。他说:“一切科学理论都是猜想，即使是那些已经成功地通过了许多各种各样的严格检验的理论也是如此。”［12］435要求科学的进步，就要运用试错法，不断地试错，不断地清除错误。波普尔也提出了“渐进的社会工程”。他认为，“试错法”就是“渐进社会工程”的方法论基础。

(五)社会工程思维是整合与协调的统一

整合性思维是社会工程设计的基本思维要求，在应用社会工程思维设计制定制度和政策过程中必不可少。整合性思维是指在社会工程思维过程中包含着分析和综合，分析和综合是相互渗透，融为一体的。其中，分析不以失去对象的整体性为代价，综合也不以失去对各个部分的精细化考察为代价，它们互为基础。以综合为主导性特征的整合性思维表现为:形式化和非形式化相结合、逻辑和非逻辑、科学和经验相结合、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理性与情感相结合、价值与意志相结合。社会模式和政策设计的逻辑特征是多重规律的互动与制约，多重逻辑的复合与多元价值冲突，这是进行社会模式和政策设计的客观基础和主观状态。因此，多重逻辑、多重规律和多种价值目标就需要用整合性的思维把它们分析融合在一项具体的政策、制度中。由于现代科学技术体系发展的整体化、综合化趋势和社会生活的系统整体性和交叉性的特点，各门原先互不相干的学科综合起来研究一个对象。因此，社会工程要站在社会整体立场上，面对现实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进行总体性的规划和设计，这也必然要求用整合性思维的方式应对和处理社会规划和设计所面对的不同领域和复杂问题。

社会工程是通过各类社会规则设计和社会制度模式的建构，作用于现存社会结构，促使社会结构按照设计者预期的方向转变。这种介入性变迁需要处理好两类协调关系，一类是任何社会设计和社会建构，既要反映社会系统的客观性质和运行规律，也要反映社会工程主体的主观目标、动机、需要对人的需求和社会发展水平进行协调，是一种人主体规定性与环境客观规定性之间的协调;另一类是社会工程设计面对的人与人之间的协调。在社会变迁和转型过程中，社会主体的阶层分化明显加快，造成社会分层结构、利益结构和社会认同的多元化。社会系统呈现出结构的复杂性、矛盾的多重性，结构中各种要素和方面的功能相互叠加或相互抵消，既有冲突又有合作、既有竞争又有协同。对这些多重主体、多重价值和复杂关系的协调，最终使各种不同的要素和力量都服务于社会系统整体功能的发挥，这就是协调分析的特点。

(六)社会工程思维是时代性和历史性的统一

与纯粹的科学思维和哲学思维的超时代性和超历史性不同，社会工程思维有鲜明的时代感和历史感，既要反映当下时代的要求，又要立足于已有历史发展的基础上，社会工程的模式设计受现实需求和历史规定的双重制约。体现历史性是为了不摆脱不切实际，在继承中发展，反映时代性则是为了解决问题，满足当下需求，这也是社会工程思维的生命力所在。恩格斯曾指出:“每一时代的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13］465当前，中国社会结构的分化、社会关系密度和承载的内容等到了高度有机和复杂的阶段。外部世界的多元文化、价值观念和发展模式也正向我国经济社会的更多、更深的领域渗透和扩展，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所产生的各类社会风险也伴随全球化向中国传播。这些有内外因素导致的变化是我们进行经济社会发展的时代背景，这样的时代背景要求我们对社会发展进行精细化的设计和协调管理，社会工程思维的提出正是对当前时代背景和社会发展阶段特点和要求的反映。

历史性则是另一个维度。我们今天所进行的任何社会规划、模式设计不仅要在一定的时代条件下展开，而且也受到一定的社会历史结构和历史环境的制约与规定。社会发展的任何轨迹都会以历史的形式沉淀和保留下来，成为新的社会发展的基础和起点。历史的结果不仅保留在外在的物质形态和社会存在方面，也沉淀在社会主体的社会心理上，通过影响这他们的选择和判断，进而影响着他们的社会行动。一项自然工程失败了，我们可以拆掉重建，但是一项社会工程发生了，那么基于它所形成的历史结构是永远都无法消除的，任何新的社会工程都要在前面的基础上开始，以往的社会模式、制度设计和政策规则等作为历史形态，当然会影响甚至传承至新的制度结构中去。就像十年文革，它会以历史的形式影响和规定着后面的社会改革与发展。

四、社会工程思维研究的意义

(一)社会工程思维的研究是对实践性思维分类的新拓展

社会工程思维是面向社会领域，以“社会模式设计”为核心内容，以“综合集成”为总体方法的社会实践思维方式。人们在改造社会关系，调整社会结构，控制社会运行等过程所表现出来的规划性、设计性、建构性特点，使得人类社会的发展也具有“工程”的属性，社会工程思维是以社会问题的解决为指向，以具体的社会关系和社会行动模式的建构为内容，从学科交叉与知识集成的视角研究和探索社会发展的各种具体模式的思维方式。社会工程思维的意义就在于强调如何将不同的理论、知识集成转化为社会实践中的操作模式，如何将人类理想和规划变成现实，强调对这个过程中所运用的多学科理论知识、不同社会发展规律、多元主体价值需求等方面进行综合集成的思维方法。社会工程思维是科学思维、工程思维与社会思维的结合，是对社会设计与社会建构实践过程的思维特点的理论概括，是社会实践思维形式的新总结。

(二)社会工程思维为改革与社会设计提供了新的思维方法

学术界多关注科学理论思维的研究，常用理论思维涵盖实践思维，较少把工程化的实践思维方式分离出来，把它当作独立的思维方式给予关注和研究。从思维与存在的关系讲，社会工程思维方式的提出和研究填补了思维图谱中思维主体与社会存在关系中的另一个层次，即在思维与社会存在关系中，思维不仅能认识和反映社会存在，也可以对社会发展进行构想、规划，对社会发展模式、社会制度、政策等进行设计和建构，这既是思维的属性也是人们对思维的要求。社会工程思维的指向和功能使得对它的研究不仅能推进思维方式本身的发展，也对当前我国改革和社会转型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三)社会工程思维拓展了马克思主义实践理论研究的新问题

社会工程思维是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在思维方式上的实现，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性特点在社会实践领域的应用和体现。社会工程是设计和改变社会的活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使命就是指向社会发展，通过不断的制度与政策的选择和设计，改造社会，推动社会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社会作用应该通过社会工程活动体现出来［14］。从思维与存在关系上看，传统对思维的理解，都是建立在“在场”的哲学基础之上的，人们关注的是对客观世界的实存之物，怎样去反映它，认识它、复制和掌握它，而对“不在场”的创造未来之物，主动设计和建构之物及其生成发展的过程和规律却不太关注，也没有专门的思维方式的研究和理论。当今社会的发展也已经进入了一个创造和想象的时代，要求我们在思维方式上也要反映时代要求，要从“认识世界”思维方式向“改造世界”的工程思维方式转变，即要由回答“世界是怎样”的思维向“世界如何怎样”的思维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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