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与日本大陆政策关系之管窥

王野

中日甲午战争已经过去120年。但对于这场战争的性质，至今在国际上，尤其是在日本，无论当年还是现在，无论政治界还是学术界，都有推卸发动战争责任的说法，如甲午战争是偶然发生，日本伊藤内阁是和平主义，甲午战争日本是被迫防卫，甲午战争是文明对野蛮等等。其实仔细研究下日本近代历史就会发现，甲午战争绝不是偶然，而是明治维新开始的大陆政策的一次重要实践，弄清这样一个原则问题、是非问题，是我们面对两个甲子前的甲午的首要责任，对于一名历史教育工作者而言，这一点毋庸置疑是很重要的。

一、甲午战争是日本推行“大陆政策”的重要步骤

1868年的明治维新使日本确立了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以日本天皇为首的明治政府一成立就精心炮制了对外扩张的蓝图———“大陆政策”。“大陆政策”的具体内容，即把对外扩张分为五期：第一期征服中国台湾，第二期征服朝鲜，第三期征服中国满蒙（东北和内蒙古地区），第四期征服全中国，第五期征服南洋、亚洲至全世界。

1、“大陆政策”的确立

在日本，“大陆政策”源远流长。明代就有丰臣秀吉海侵略朝鲜和中国之举，幕府末期，日本一批主张变革的思想家，如本多利明、佐藤信渊等都主张吞并朝鲜。1854年，倒幕思想家吉田松阴提出“责朝鲜纳质奉供”，“北割满洲，南收台湾、吕宋诸岛”。次年又在应对“鲁墨”（俄国和美国）侵略时说：“此期间举我国力，随而攻易攻之朝鲜、满洲、支那，以交易失之于鲁墨者，以土地与鲜满取偿之。”甚至提出占领整个中国、君临印度。吉田松阴是对日本明治天皇影响最深的思想家，后来甲午战争前后的日本政要木户孝允、山县有朋和伊藤博文都是其学生，“大陆政策”的最终确立，可以说是奠定了明治政府对外政策的基础。

2、吞并琉球，试探台湾

琉球作为一个独立国家，14世纪起接受中国明朝皇帝的册封，使用中国年号，至1866年（清同治五年）近500年间，明清两代朝廷先后24次派遣使臣前往琉球王国册封。17世纪初日本染指琉球，迫琉球同时藩属日本。1872年日本单方面宣布琉球国属于日本，1875年废止其与中国的宗藩关系，1879年改琉球国为冲绳县，将距离自己最近的岛国侵吞。

占据琉球后，1874年，日本又翻出3年前琉球渔民在台湾被杀的“牡丹社事件”，宣告建立“台湾都督府”，以西乡从道为“台湾事务都督”，率4艘战舰和运输舰，载兵2000登陆台湾琅峤。清廷任命船政大臣沈葆桢为钦差，率福建水师5舰急驶台湾，李鸿章也调淮军6500人入台。最后，经英、美、法调停，日本與清廷签订《台事专条》，并贪得无厌的索取50万两白银撤兵。此后，南下觊觎钓鱼岛。

至此，我们已可以看出，日本自崛起开始，从来不是扮演所谓和平主义者的角色，而貌似强大的清帝国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无疑也助长了日本的嚣张气焰，“大陆政策”也得以继续推行下去。

3、进犯朝鲜，剑指中国

日本退出台湾，第二年便北上朝鲜，制造“江华岛事件”，逼迫朝鲜签署《江华条约》；1882和1884年，又借“壬午兵变”登陆朝鲜，结果被中国方面迅速派兵赴朝平乱。但日本也不虚此行，签订《济物浦条约》和《汉城条约》，获得驻兵权利；1885年利用签订中日《天津条约》的机会，又取得了与中国同等的向朝鲜派兵和撤兵的权利。这就为后来挑起甲午战争创造了条件和借口。

由此可见，日本自大陆政策制定后便一直有清晰的对外思路和路线图，领土扩张都将中国作为目标，而且对近代国际游戏规则已有相当程度的把握。反观中国，虽然以李鸿章等人为首的洋务派已经感到日本“后必为中国肘腋之患”。但一直采取息事宁人之道，对琉球归属日本默然置之，侵台事件也是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尤其是在朝鲜派兵的“君子协定”，完全陷入了日本的陷阱中。从战略上，决定了几年之后不得不吞下战败的苦果。

二、加紧备战，奠定“大陆政策”之内在根基

1、重视发展军事工业

日本明治政府以来，为确保军事工业优先发展，规定凡军工以外的工厂、矿山、运输业等都要为军事服务。由于强调军工发展，日本在武器制造上，有的已赶上西方先进国家的水平。日本在1889年改进的二十二年式封田连发铳，其性能已达到和超过国际水平。

2、加强军制改革

首先，按德意志军制改编日本军队，改进军队装备，加强陆海军建设。从1886年起实行的“兵制改革”主要目标放在对中国作战所需的战备上，确定了常备队、补充队和后备队三种队伍。其次，制造购置大批军舰，至甲午战争前夕，日本海军拥有军舰31艘，鱼雷艇37艘，总吨位达5.98万吨，还有数只商轮武装起来可充作代用军舰。陆军建成7个师团，现役总兵力为12.3万人，战时总动员全国能抽调的兵力达23万人。一系列的扩军备战带来的就是军费激增，1892年，军费开支达3450万日元，占国家预算41%，这在当时是罕见的。

3、制造舆论，为侵略行径辩护

1889年，一贯主张经济侵略的山县有朋组织内阁，疯狂地鼓吹对外侵略扩张：“国家独立自卫之道有二：第一为守卫主权线，第二为保卫利益线。……大凡国家不保主权线及利益线，则无以为用。而今介于列国之间，欲维持一国之独立，只守卫主权线，已决非充分，必亦保护利益线不可。”山县有朋所说的与日本“主权线的安全紧密相关之区域”，指的就是朝鲜与中国。所谓“保卫利益线”，就是妄图并吞朝鲜和中国。1892年12月，日本外务相大木在对议会的演说中公开声称：“为什么日本人民不多考虑一些帝国的对外政策呢？如果你们回溯你们国家的历史到足利时代，你们就会看到日本南部的人们———其中一些也许可以称作海盗，……这样一种人的后代，竟把他们的理想完全局限在‘修改条约这四个字上，未免太不足取了。”这种战争的叫嚣，也加速了战争的爆发。1893年，日本出现了以军国主义分子木武扬为会长的“殖民协会”。这一团体为日本发动战争广造舆论，摇旗呐喊。

三、影响“大陆政策”推演之客观因素

1、国内经济危机的出现

先天不足的日本资本主义在1890年初就开始呈现危机征兆。先是1889年农业遭受大歉收，因米价飞涨，迫使日本大量进口大米，外汇储备大量消耗。同时，1890年资本主义世界发生经济危机。这样，内外夹攻，几项主要生产指标急剧下降。棉布比前一年下降16%，豆油下降62%。生丝出口总值从1889年的2600万日元减到1890年的350万日元。更是由于不顾一切地扩军备战导致外贸进出口更不平衡。在这种情况下，为转移国内斗争的视线，伊藤内阁走上发动对外战争的道路。1894年3月，外务大臣陆奥宗光写信给驻英公使青木周藏说：“日本国内政治形势变得越来越紧张，不能用一段手段使这种慌乱的人心安定下来。但是毫无借口就发动战争是不可能的。”而同年5月朝鲜东学党起义对日本来说就是求之不得的事，日本驻华盛顿公使健野三曾对美国副国务卿说：“为了使日本国民的注意力从国内现状不满中转移出来，我们宁愿反华战争”。

2、来自大清帝国的“威胁”

进入19世纪80年代，中国海军进入快速发展期，尤其是1884年中法战争以后，首先精练北洋海军，“定远”“镇远”“济远”“经远”“靖远”“致远”“来远”等一批新型铁甲舰和巡洋舰组成北洋海军的主力，获得亚洲第一的地位。尤其是在1886年8月，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率“定远”“镇远”“济远”“威远”舰艇编队执行护送中俄勘界特使前往海参崴任务，回航途中顺道进入日本长崎进行保养。日本首次近距离接触7000吨级的铁甲巨舰，感受到巨大震动和威慑。在此期间，发生了北洋舰队水兵与日本军警及民众冲突的“长崎事件”，事件最后结论是因语言不通而发生误解所致，并由双方互相赔偿损失而告终。但日本政府利用“长崎事件”策动民族情绪，鼓吹中国威胁，进行对中国发动战争的全民动员。

进入1894年，日本发动对华战争进入最后冲刺阶段。此时日本陆军能够出国作战的机动兵力已有7个野战师团12万多人；海军共有大小军舰31艘，鱼雷艇24艘，总排水量61000余吨。6月5日，日本成立了由天皇直接统辖的、以参谋总长为幕僚长、参谋次长为陆军参谋官、海军军令部长为海军参谋官的战时最高指挥机构一大本营。至此，日本完成了对华战争的所有军事准备。

上述史实说明，甲午战争爆发不是偶然，而是“大陆政策”的关键一环。1895年4月，《马关条约》缔结。日本获得2.3亿两白银赔款，侵吞了台湾全岛及附属岛屿，包括钓鱼岛，不仅实现了明治维新后既定“大陆政策”的一部分，而且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積累，为后来发动日俄战争以及走向军国主义奠定了重要基础。

四、历史可以原谅，但是不能忘记

“大陆政策”使日本得到极大利益，欲望大增。20世纪初挑起日俄战争，30年代全面发动侵华战争。但1945年的两颗原子弹和战败投降给日本社会和人民带来巨大灾难。日本应正视其侵略中国和朝鲜的这段历史。同样，研究这段历史的人也不应回避，谎言代替不了客观史实，嘲弄和歪曲历史的人，最终要被坚持正义立场的人所唾弃。

120年走过，抗战爆发77年走过，对于日本曾经给我们造成的伤痛，我们可以本着中日友好的原则和广阔的胸襟以德报怨，但历史可以原谅却不能忘记，尤其是面对近年来日本在历史问题、参拜靖国神社问题、钓鱼岛问题，乃至最近的解禁集体自卫权等一系列问题上的行为都应该令我们警示，120年前是这样，120年后的今天还是这样，日本的军国主义思想始终存在，大陆政策虽惨遭失败却也阴魂不散，日本每向前迈出一步都是以中国威胁作为借口，以中国作为假想敌，手段也是制造国际舆论，挑动民族情绪。

日本国内军国主义分子妄图复制昔日短暂的美梦，但历史绝对不会重演，一者，今日和平崛起的中国远非昔日腐朽没落的清政府所能比拟，二者，深受军国主义毒害的善良、正义的日本人民也不会答应，近日来日本国内持续游行反对解禁集体自卫权即是明证，这两者决定了无论某些跳梁小丑如何卖力，“大陆政策”已经丧失了发展空间。这也是作为一名历史教育工作者，回眸甲午战争，弄清楚日本大陆政策的现实意义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