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治疗和精神分析:专业失落与寻获

2014-08-08 21:19樊雪春
心理技术与应用 2014年2期
关键词:学姐弗洛伊德陈老师

樊雪春

“做治疗工作二十年,最难处理的是双重关系,也就是和心理治疗师有咨询室外的另一种人际关系。

身为治疗师的自己经历了三个阶段:一开始是不知不觉到有一点感觉,然后是痛苦不堪,现在则是能免则免,尽量回避。”

这是我的故事……

在二十二岁那年,我因为莫名的忧郁情绪,到辅导中心求助。我登记的是一位刚从国外回来的博士——陈老师,我曾经听过她的课,她的课上得很深入,因为想上她的课,所以我到处寻找她的课程,因为我觉得她的课程对于做咨询工作是真正重要的,对我的学习有很深的启发。在课程结束后,我才有信心到学校学生辅导中心找人做咨询。

同一个时间,由于对精神分析的兴趣,加上陈老师的推荐,让我得以前往另一个团体,跟随陆医师谈着个案。当时有一位未结婚的毕业学姐呈现着自己做个案的过程,周围有一群穿着白袍、医学院毕业的医师,还有几位实习医师、见习医师,我则和另一位同学一起坐在白袍中。

上课的地点在某医院的精神病房楼上,要上课前总要穿越楼下的精神病房,会看到病患走来走去,有些还会带着不同的表情跟你打招呼,有时候也会听见叫骂声,大概因为又有人被约束带绑起来。

楼上和楼下好像两个世界。

一个世界尽情发疯,一个世界尽量要协助楼下那个疯狂的世界。

当时的我,走过楼下时,总是带着畏惧的心,因为他们那种不算正常的傻笑和热络,让我常常心生恐惧,还有一些人持续打头的动作,让我担心他们的攻击性。走过楼下的世界,我总是带着对人生的不解,还有对未知的疑惑。

楼上的世界,我听着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理论,听着学姐的个案报告,想增进我对人的了解,想了解楼下那一群人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在当时,知性上的分析和了解就是我的学习目的,更何况我自己是心理辅导系的学生,本来也就应该对这样的事感兴趣。

表面上学习的理由很充分,但是内心深处却有着另一种暗藏的潜意识期待。

十九岁,我在物理系上心理学课时,第一次读弗洛伊德的理论,书上写着弗洛伊德所提的俄狄浦斯情结理论,他说男孩希望可以排除父亲,有和母亲结婚的原始情感,女孩会讨厌母亲而想和父亲在一起。当时,心理学老师说着这段理论,并且加了一句注解:“这个说法是一种推测,无法在现实生活中验证,这是一种神话,我们可以用比喻的方式了解它。”

这个“神话”在我内心深处却是一种“实话”,对于一百多年前的外国人弗洛伊德,能把我对母亲的感觉说得那样清晰、精准,让当时的我感到非常震惊。

对于母亲的感情,是复杂的。但我清楚地记得,六岁的时候,自己是非常讨厌她的,因为她总是动不动就责骂我,一直都在吼东吼西。

相对于母亲的责骂,父亲则对我非常宽容。只要父亲在家的时候,我就不会被责骂,这使我养成对父亲深深的依恋,我也觉得父亲娶了一位脾气暴烈的妻子。我认为父亲的处境很艰难,因为我对父亲的认同和喜爱,让我失去了对母亲世界的了解。

有些事是我长大后才了解到的:父亲贬抑母亲,常常取笑她,她受了气,一生气就责骂或打小孩,骂完小孩,小孩就向父亲告状,父亲又再次贬抑母亲……家里的情感就在这种循环中轮回着。

小时候过母亲节对我而言是痛苦的,因为我的母亲和母亲节里描述的母亲都不同,她不温柔也不细心,她脾气暴躁,情绪不稳……

“情绪不稳”就是童年对母亲所有的记忆。然而,长大后在精神分析的躺椅上,才了解母亲也有她的难处。

在生命的过程中,我认同了父亲,父亲贬抑母亲,我也贬抑我自己生命中的女性特质。从小我就认同男孩子的一切事物——爬树、钓鱼、挖地瓜,我就像个野孩子,从不穿裙子,我总认为穿裙子的都情绪不稳,穿裤子才是我认同的对象。而且乡下地方,没有一个男孩团体要一个女孩,因为她跑不快,力气不够,总会碍事。为了要加入男孩的阵营,我让自己很强、跑得快、力气大,最后虽然我偶尔可以参加他们的活动,但大部分时候他们还是把我看成外人。

我从不玩洋娃娃,我去学打网球、桌球,让自己更像男孩,更远离女孩的一切。

这个远离造就了我生命中的一种强度,让我有机会学习男性世界中的竞争和专注,以及大量的行动力,这些都是在社会中成功的必要条件。另一方面,它也压抑了我内在对于温柔、放松、安静、独处的渴望,这些东西我一直很欠缺,内在的女性特质找不到出口。

内在渴望变得很巨大。

在弗洛伊德的理论中,我仿佛找到了我自己。而在荣格(Carl G. Jung)的理论里,我找到了自己的女性特质和男性特质的整合,因为他说每个女人都有男性的内在特质,那是必然的。

在陆医师的课程中,我听到另一个自我追寻的女性。在一百多次的谈话中,她谈着对她父亲的爱,而我也想着,对自己父亲的爱……

课堂上,谈论阉割恐惧、恋母情结、阴茎、阴道的语言有时满天飞。对于二十出头的我,觉得很困窘,有点坐立难安,常常不知道眼睛要放哪里,手要摆哪里;而周围的白袍同学,更是肃静地低着头,头都快掉到桌子上。

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法,度过那些太隐私又太尴尬的语言,我也不例外,但也在这些语言中渐渐成熟。

就在同一时期,我进入了咨询的进阶学习和个人的探索,和陈老师开始一周一次的谈话。

精神分析课程结束后,我从大学毕业,去当了初中老师,很想念台北、台北的陈老师,还有精神分析的课。我很努力地考上了研究所,回到台北念书,但是陈老师已经不在辅导中心接个案,她成了中心的主任,我研究所课堂上的老师。

而精神分析课程因为学姐决定回去故乡教书,停了下来。原本就是靠学姐的工作独撑大局,现在团体也就失去了轴心。

我回到原来我思念的地方,精神病房依旧,病人还在,但是学习的人已经不在。

第一次在研究所上陈老师的课时,我坐在学生中不断流泪:当时,我并不了解这叫做双重关系,我也不明白自己为何如此伤心。

现在我才明白,为了回到谈话的空间,我努力考回研究所,但是因为人事变迁,我已失去了我的治疗师还有治疗的空间。当时的我很哀伤,却不知为何哀伤。哀伤铺陈了整个硕士班的岁月,我选了教育心理的主题做论文,好让我不必上陈老师的课,再经验那种伤心。

研究所的同学告诉了陈老师我的痛苦,陈老师把我找去,在辅导中心的主任室里,我看着她一直流泪,她心疼地抱住我,我却一把推开她,还说:“你是为了可怜我吗?”“我还知道我自己在做什么!”她坚定地回应着。

我拒绝了她的好意,用一种很猛烈的方式。那不是我要的,我要的是好好和她谈一谈这段时间的苦、对她的思念、对她的感谢,还有不能继续谈话的沮丧和挫折。但这些我想要做的都没出现,我推开了她,落荒而逃,我伤害了她,也伤害了自己。

对于所发生的事,我完全没有脉络可以理解。

现在,我做了二十年的治疗工作,终于可以慢慢了解,那是双重关系的一种状况。治疗的空间变成学习的空间,我失去了治疗师,而当时她已经在我的内心像是母亲的角色。我把她当作我认同的对象,穿衣服学她,说话方式学她,我没在母亲身上学到的东西,一件一件在她身上重新学习。

她像是我心理的母亲,滋润着我,不能和她继续谈话,正如心理母亲的死亡,我的眼泪来自哀悼这一份失落;而在我的内心世界,我宁愿承受习惯的失落痛苦,也不要再一次期待,又再次失落。

那是没有办法的状况,而没办法就是没有办法。

多年后,一直到我和第二任咨询师谈了两年多之后,我才有机会和陈老师再谈这件事。

那一年我博士班要毕业前,和陈老师还有其他同学到高雄上课,上一个后现代理论焦点解决的课。

在澄清湖畔,我对她说:“老师,对不起,当年你那么好要抱我时,我推开了你。”陈老师笑了笑。

“如果再来一次,我一定会好好拥抱你!”我说。

“如果再来一次,我一定会说,这学生怎么这么难搞!”陈老师幽默地说。然后我们在澄清湖畔有个拥抱。

几年后,又有机会到高雄一起讲课,我买了一条金项链给她。

现在,过了二十年,我们在同一个系教书,偶尔会和同学一起喝下午茶。她的朋友从美国来,住在我的空房子里。我们的关系不远不近,刚刚好。

有一年,精神分析课的学姐约我去演讲,我为了她,也为了我自己内在的疑惑,从台北翻山越岭到花莲去上课。上完课我问她:“为什么后来不做治疗了?精神分析团体也散了。”学姐叫了我的名字说:“傻孩子,我当时二十六岁,还没结婚,整天阴茎、阴道、性交满口说,实在受不了,我想过过正常人的生活!”

我才发现——原来不是只有我受不了。

“陆医师很伤心……”我说我听说。

“我知道他很伤心,那也没办法,我不能因为他伤心就放弃我自己的幸福,我想结婚,想过正常人的生活……”学姐说。

陆医师的精神分析课程再也没有重新开张,学姐是他有史以来最得意的学生,但她落跑了,我猜陆医师可能失落得太厉害。我不知道他何时复原,还是没机会复原了,他后来转去当教授教学,没再碰精神分析。

临走时,我问学姐:“你现在快乐吗?”

“我很喜欢现在的生活,我喜欢香肠胜于阴茎,学生都讲香肠……”学姐微笑着说。

经过了十五年的岁月后,我才又回到精神分析的课堂上。2004那一年,台湾精神分析学会成立,我开始一周四次的精神分析历程,我的分析师是弗洛伊德学派的。

十六年后,我在课堂教“性教育与辅导”,每堂课都阴茎、阴道和性交满天飞。

我和学姐交换了旅程,我们都比较快乐。

后记:2013年我在陈老师的课上做专题演讲,演讲完我们又一次拥抱,那应该是我人生中最美的一刻。距离我们第一次拥抱,已经过了二十三年。

栏目编辑 / 丁 尧.终校 / 杨 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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