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向真理之路

毛卫平

摘要：马克思恩格斯都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研究问题的方法而不是现成的结论。毛泽东遵循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教导，不断反思和总结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丰富经验，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转化为认识方法，形成了内容丰富的认识论体系，为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提供了行之有效的方法，开辟了认识真理的道路，是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

关键词：毛泽东；认识论；体系

中图分类号：A8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81（2014）03-0030-04

认识论是一门古老的学问。马克思主义哲学把实践引入认识论，作为认识的基础，实现了认识论的伟大变革。毛泽东在长期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非常重视认识论，在丰富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不断进行认识论的反思和总结，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认识论体系，为我们开辟了通向真理之路，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一、哲学就是认识论

1963年3月，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的讲话中说过，唯物论、唯心论、世界观、辩证法，都是讲的认识论。[1]1964年8月，毛泽东进一步指出：“什么叫哲学？哲学就是认识论。” [2]390毛泽东的这一论断，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重要特征，也反映了哲学发展的历史趋势。按照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的有关论述，唯物史观并不能替代对社会历史的具体研究和认识，而只是研究社会历史的思想工具。[3]257从这个意义上说，唯物史观只具有认识方法的意义，唯物史观就是认识论。恩格斯说：“这样，对于已经从自然界和历史中被驱逐出去的哲学来说，要是还留下什么的话，那就只留下一个纯粹思想的领域：关于思维过程本身的规律的学说，即逻辑和辩证法。”[3]257照此说，哲学只具有认识方法的意义，哲学就是认识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恩格斯一再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所提供的只是方法，而不是现成的结论。不应当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作僵死的教条来看待。

1890年8月5日，恩格斯在写给康·斯密特的信中说：“唯物史观现在也有许多朋友，而这些朋友是把它当作不研究历史的借口的。”恩格斯又说：“对德国的许多青年来说，‘唯物主义这个词大体上只是一个套语，他们把这个套语当作标签贴到各种事物上去，再不作进一步的研究，就是说，他们一把这个标签贴上去，就以为问题已经解决了。”[3]691其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把它当作了现成的结论，而不是研究问题的方法。对于这种态度，马克思也非常厌恶。他说过：“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相反，如果把它当作方法，就需要在这个方法的指引下，自己去认真研究。恩格斯说：“在这方面，到现在为止只做了很少的一点工作，因为只有很少的人认真地这样做过。在这方面，我们需要很大的帮助，这个领域无限广阔，谁肯认真地工作，谁就能做出许多成绩，就能超群出众。”[3]692显然，列宁、毛泽东就是这样的人，他们都作出了伟大的贡献。

列宁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法、哲学史上的辩证法，特别是黑格尔《逻辑学》的研究，得出了“辩证法也就是（黑格尔和）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4]559的结论，就是说，辩证法也是作为认识方法而起作用的。它所体现的，正是与恩格斯所讲的同样的道理。

毛泽东接受马克思主义，从一开始就抱着这样的科学态度。他说过：“要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工具看待，没有什么神秘，因为它合用，别的工具不合用。”[2]263他在回忆自己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经历时说：“记得我在1920年，第一次看了考茨基的《阶级斗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一个英国人写的《社会主义史》，我才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初步地得到认识的方法论。”但是，在那些书中，“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和陈独秀。因此，我读那些书，只取了四个字：阶级斗争”。[5]由此可见，毛泽东接受马克思主义，包括阶级斗争理论，是把它作为认识方法来接受的。在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理论的指导下，毛泽东认真调查研究中国的阶级状况，在实践中探索出一条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领导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

应该说，毛泽东在1964年明确提出“哲学就是认识论”的结论，是他一生经验的总结。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征和意义的深刻洞见。他继承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有关思想，把它作了更加彻底、明确的表述，并对在实践中如何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作用作了长期的、卓有成效的探索，为在实践中更好地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作用作出了重大贡献。

二、内涵丰富的认识论理论体系

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转化为认识的方法，形成了一个内涵丰富、比较完整的认识论体系。这个体系由“从实践到认识，再由认识到实践”的实践观点、“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从个别到一般，再由一般到个别”的辩证方法、“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的辩证唯物论以及“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五个部分组成。这个认识论体系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实现了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的统一，认识论与唯物论、辩证法的统一，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凝聚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智慧，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成果。

马克思主义哲学第一次自觉地把实践作为自己的基础，实现了哲学的伟大变革。强调实践的意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区别于以往所有哲学的基本观点。

列宁在反对马赫主义的斗争中，突出了实践观点对于认识论的意义。他明确地说：“生活、实践的观点，应该是认识论的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4]103

在反对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的斗争中，毛泽东继承马克思、列宁的思想，并作了系统的发挥，从认识的来源、认识发展的动力、检验真理的标准和认识的目的四个方面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实践对于认识的意义，并以实践为基础，第一次对认识的辩证过程作了全面系统的论述。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总结说：“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 [6]296

在此基础上，毛泽东又提出了“从个别到一般，从一般到个别”循环往复的辩证过程和方法，以及“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循环往复的群众路线的认识方法。他说：“我们共产党人无论进行何项工作，有两个方法是必须采用的，一是一般和个别相结合，二是领导和群众相结合。”[7]897

早在1937年写的《矛盾论》中，毛泽东就指出，个性和共性，即个别和一般或特殊和一般、相对和绝对的道理，是关于事物矛盾问题的精髓。作为认识方法，它包括了“两个认识的过程：一个是由特殊到一般，一个是由一般到特殊。人类的认识总是这样循环往复地进行的，而每一次的循环，（只要是严格地按照科学的方法）都可能使人类的认识提高一步，使人类的认识不断地深化。”[6]310

一般与个别相结合的方法与群众路线的方法紧密相连，也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实践观点的展开。毛泽东说：“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7]899

1963年5月，毛泽东在修改《中共中央关于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议》时加了一大段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阐述，后来被冠以《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标题单独加以发表。毛泽东说：“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这段话后来被人们概括为“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的循环往复，作为毛泽东对认识过程的第四种表述。

毛泽东关于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循环往复的概括，是在前面三个概括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他与前面的概括一脉相承，又是它们的总结和升华。它不仅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也反映了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特征。它是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波澜壮阔的一生经验的集中体现，也是从哲学层面对中国近代以来百多年历史的深刻总结。

这个概括中的精神，当然包括认识，但又不止于认识。它还包括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的革命精神，没有这种精神，革命不会取得成功。在今天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仍然需要这种精神。

这个概括中的物质，当然包括实践，但也不止于此。它还包括国情、国家面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近代以来的不懈奋斗，就是为了彻底改变国家的面貌，要把一个千疮百孔、山河破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

“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也是毛泽东认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大致属于实践理性层面，是共产党人思想和行动的直接指导。它有深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基础，更具有鲜明的现实针对性和为广大干部群众所喜闻乐见的表现形式。在不同时期，针对不同问题，它有共同的原则和要求，又有不同的侧重点和具体内容，能够更加敏锐地反映现实生活的变化，满足干部群众在实践中的需求。

三、革命和建设取得胜利的指南

毛泽东认识论理论体系，在革命战争年代发挥了巨大的指导作用，保证了我们党在正确认识国情的基础上制定出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夺取了革命的胜利。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特别是改革开放新时期，继续发挥着它不可取代的指导作用。

在改革开放之初，在拨乱反正、纠正毛泽东晚年错误的同时，我们党保留和坚持了毛泽东倡导的正确的思想原则。认识方法与具体的认识有密切的联系，但又不是一回事。认识发生错误，不等于认识方法就一定错误。要想获得正确的认识，不但要有正确的方法，还要有一定的客观条件，包括要有一个过程。正确的认识方法包括正确地看待和纠正错误。毛泽东强调：“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要有一个过程。”[2]298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也是这样。他说：“在民主革命时期，经过胜利、失败、再胜利、再失败，两次比较，我们才认识了中国这个客观世界。”他说：“我讲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在民主革命时期艰难地但是成功地认识中国革命规律这一段历史情况的目的，是想引导同志们理解这样一件事：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的认识，必须有一个过程。”他说：“资本主义的发展，经过了好几百年。”“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2]302在这个过程中，不可能不犯错误。毛泽东说：“错误不可能不犯。如列宁所说，不犯错误的人从来没有。”“哪里有完全不犯错误、一次就完成了真理的所谓圣人呢？真理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逐步完成的。我们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者，不是形而上学的认识论者。”[2]197毛泽东当时就承认：“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2]302最近几年我们不是干过许多蠢事吗？[2]306

回顾历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社会主义事业的历史还不长，经验还不丰富，在我国搞社会主义的客观条件也不是很充足，要想完全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毛泽东也不是事事都正确，也犯过错误，甚至是大的失误。但是，可贵的是，他给我们留下了对待错误的正确态度和方法。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正是按照毛泽东留给我们的正确的思想方法、认识方法和工作方法，不断纠正错误，开拓创新，开创了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

在拨乱反正的同时，邓小平明确地指出：“毛泽东同志倡导的作风，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这两条是最根本的东西。”[8]在改革开放新时期，我们党把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与坚持一般与个别相结合的原则、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相结合，为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提供了最重要的思想保证。邓小平说过：“改革是大家的主意，人民的要求。现在尽管出现了一些问题，我们心里是踏实的。”“我们不靠上帝，而靠自己努力，靠不断总结经验，坚定地前进。”[9]

对中国共产党人而言，实现“中国梦”，是“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最现实、最集中的体现。

中华民族有悠久、辉煌的历史，但在近代落后了。由于自身社会制度的腐朽和外敌的入侵，中华民族在近代曾经陷入内忧外患、非常悲惨的境地。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是一代又一代中国的仁人志士的不懈追求。但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他们苦于找不到实现这个“中国梦”的有效办法，或者虽有美好的愿望，却难以把它变成现实。直到找到马克思主义，这种状况才有了根本改变。特别是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变成指导思想和行动的方法，才有了一套可靠的“物质变精神”的方法，从中国国情出发，制定了一套克敌制胜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也有了一套“精神变物质”、即把党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变成亿万群众的行动、把美好蓝图变成现实的方法。

今天，我们国家的面貌已经和正在发生举世瞩目的巨大变化，我们现在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加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目标。并且我们现在也比历史上任何时期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这个目标。也是因为我们一直坚持了正确的思想路线、认识方法和工作方法，并在新时期、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丰富了这些方法。从而找到了实现民族复兴的正确道路。

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只要我们坚持这些正确的方法和原则，我们将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参考文献：

[1]郭建宁.当代中国哲学[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106.

[2]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八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列宁.列宁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21-22.

[6]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7]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8]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45.

[9]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18.

责任编辑：陈文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