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话范式研究综述(2013)

郭 华

(作者郭华系江苏师范大学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创新研究中心研究人员，讲师，哲学博士，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

任平教授提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九大范式，对话范式是其中重要的一种。作为对话范式，它强调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必须立足文本，在细致的文本解读基础上，积极加强同国内外学者的沟通交流，通过有效对话，实现思想碰撞、推进学术研究，回答现实问题。所以，对话范式研究的基础是“文本”，核心是“对话”，目标是“现实”。即深耕文本、加强对话、指向现实，以此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在2013年，通过学界同仁的共同努力，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话范式研究取得了较大进展，主要体现在如下四个方面。

一、通过对西方哲学文本的细致解读，注重文本研究方法的创新和应用，并就这一研究方法在学界同仁中展开积极对话，促进问题的澄明

在这方面，引人注意的是南京大学的张一兵教授。他在核心刊物上连续发表了十余篇文章，集中探讨了海德格尔、福柯以及当前在国际学术舞台上具有重要影响的西方左翼激进学者如朗西埃、阿甘本等人的文本和思想。具体言之，张教授对福柯的《规训与惩罚》、《词与物》、《认知考古学》，海德格尔的早期著作《存在论:实际性的解释学》，朗西埃的《政治的边缘》，阿甘本的《论潜能》等进行了细致的文本解读，在这些解读中，不仅体现了张教授对他们文本思想的深刻把握和阐释，同时也潜在地贯穿了他阐释文本的新方法——构境论。

构境论是张一兵教授在2007年提出的，按照我的理解，它是指面对文本的一种特定研究方法。在张一兵教授看来，不同于以往的文本学方法，它“至少在文本学基础上往后走了一步”①张一兵、周嘉昕: 《承认相对和有限的客观性——关于构境论的对话》，载《理论探讨》2013年第4 期。。这“一步”之差体现了面对文本的不同旨归，即如果说以往的文本学研究旨在还原解读对象的原初语境、直接达及作者的客观思想的话，那么构境论则不以此为旨归，它强调“任何一种思想研究都是特定思想家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面对一个文本所产生的特定研究结果”②张一兵:《不可能的“回到事物本身”》，载《哲学分析》2013年第3 期。，承认相对和有限的客观性，承认主体解读本身具有无法消除的生产性，所以，“我们的主体性解读永远不可能完全达到认识论上的逼真……大写的绝对真理在今天已经不存在了”③张一兵:《不可能的“回到事物本身”》，载《哲学分析》2013年第3 期。，因此，构境论具有两个非常明显的特征，即历史性和生产性，这与历史唯物主义具有逻辑承袭关系，是对马克思主义文本理解的推进。

然而，“构境论”自提出以来，一直受到学界的普遍质疑。在2013年，苏州大学的王金福教授对此再次提出了激烈的批评意见。他围绕张一兵教授的“回到”(《回到马克思》、《回到列宁》、《回到海德格尔》等，尤其是《回到列宁》)系列哲学思想史研究著作，连发文章，在肯定张教授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方面重要学术贡献的基础上，对其“思想构境论”提出了强烈质疑。王教授认为从《回到马克思》到《回到列宁》，张一兵教授的解释学立场从原来的文本学解读过渡到思想构境论，实际上是从“客观主义”变成了“主观主义”，并批评说:“一兵自己把‘思想构境论’看做是他的‘哲学创新’，我则认为，一兵在文本解读理论上没有什么进步，反而是在后退。”①王金福:《“张一兵难题”:“回到”是否可能?》，载《学术评论》2013年第1 期。思想构境论的提出，制造了文本解读理论和文本解读实践的割裂和矛盾，形成了“张一兵难题”。对此，张一兵教授给予了回答。他认为王教授“并没有进入我所讨论的理论对象的特定‘场境’”②张一兵:《不可能的“回到事物本身”》，载《哲学分析》2013年第3 期。。他并没有如王金福教授所说的否定文本及其意义的客观存在，陷入“主观主义”，只是承认主体理解的有限性、历史性和相对性，由此来展现文本解读的新的客观性。他认为，二者的解释学立场是有所不同的。为了更好地说明构境论，张一兵教授通过与周嘉昕博士的对话做了进一步说明。他指出构境论不是主观论，“不是一种主体的随意论，它都是建立在一个非常准确的客观条件的基础上，依据对列宁文本的更精细的分析，在特定条件下对列宁文本的分析，而我本身所具有的主观认知条件也造成了我的认知前提，它实际上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所产生的东西，但是我把这种产生的东西视为某种必然的结果，而不是一种随意的乱说或理解”③张一兵、周嘉昕: 《承认相对和有限的客观性——关于构境论的对话》，载《理论探讨》2013年第4 期。。它的基础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中的非实体关系场境。它是在解释学基础上更高的一个层次，是在主体生成新理解的过程中，推进文本研究的深入。

由于构境论思想的复杂性、缺乏完整性等，目前还难以得到学界的完整理解和认同。张一兵教授通过与王金福教授的对话，以及他同周嘉昕博士的对话，对构境论思想做了进一步说明。当然，为了更好地为学界所理解，理论往往也要采取迂回道路。张一兵教授在2013年发表的一系列关于福柯、海德格尔等人思想的研究成果，目的就是通过寻找在思想的某一方面与他具有共同点、同时又为学界所熟识的思想同盟者，来说明其构境论，摆脱就构境谈构境的枯燥和生硬。这是继回到列宁、回到海德格尔之后，他对构境论思想的说明和阐释。

二、在对马克思主义文献、文本进行详尽考证和研究的基础上，促进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化、时代化，确立经典文献、文本的思想史价值，突出其现实意义

首先，在文献考证方面，国内学者始终关注国外MEGA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的研究情况和研究成果，产生了一些值得注意的研究成果。中国社科院的魏小萍对此进行了梳理，指出“这些成果主要体现在对马克思早期手稿文献、《德意志意识形态》文本和文献的研究之中，除此之外，《资本论》之前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也已经取得了初步的成果，《资本论》文本、文献的研究正在进入学者们的视野”①魏小萍:《MEGA2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1月30日。。但是，MEGA2提供了大量文献材料，在此基础上形成的重新解读和研究，必然会对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产生冲击，或者对其盲目拒斥、或者过度拔高。魏小萍认为，这两种态度都是不可取的，“MEGA2的基本特征是呈现原文本、原创作过程，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阅读资料、通信等能够收集到的全部信息。借助于MEGA2提供的文本文献资料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有其独特的理论价值，这点不可忽视，但是对MEGA2加以无限拔高或者使其神秘化的做法也是不可取的”②魏小萍:《MEGA2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1月30日。。中国人民大学的陈浩博士对MEGA2在日本的编辑现状和编辑工作的特点进行了专门介绍，肯定了日本学界深厚的文献学积累以及在此过程中形成的问题意识，为“MEGA 编辑工作印上了独特的日本‘烙印’……相比‘MEGA2’众多纯粹的文献学编辑，附带有更强的问题意识色彩，因而也更能引发研究者的认同与共鸣”①陈浩:《“MEGA2”在日本的编辑现状》，载《学术月刊》2013年第4 期。。我认为，在对国外MEGA2的研究问题上，我们既要肯定他们严谨的学术态度和扎实的文本研究，重视其研究成果，但是也要防止陷入“文本陷阱”，为文本而文本，失去立场。

其次，在文本研究方面，马克思主义经典的政治经济学著作成为理论研究的热点。学者们通过对文本的学术史研究、文本内容的深度挖掘等，突出了文本研究的现实关注和当代价值。

文本的学术史研究主要针对马克思的《资本论》。北京大学的聂锦芳教授对《资本论》的哲学思想进行了学术史梳理，认为可以把《资本论》第一卷发表近一个半世纪以来的哲学思想研究分为如下类型:“战友和学术的阐释和宣传”、“政治领袖的理解和推动”、“《资本论》研究中的‘苏联模式’”、“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嫁接’和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发现’”、“‘马克思学’的指归”、“MEGA 版的编纂原则”。在肯定国内学界研究所取得的成果的基础上，聂锦芳教授进一步指出研究中存在的几点问题，如“没有形成一支《资本论》研究专家队伍，出现有世界影响的论著”;在文献考据方面不足，“缺乏真实、完整而权威的文献基础”;“与国际《资本论》研究界的状况严重脱节”等，他提出自己的研究观点:“权威的文献材料的准确把握、文本结构的完整理解、思想内容的详尽解读、论证过程和逻辑的完整梳理和深刻揭示、问题和观点的到位提炼与概括、思想内涵的深度分析和客观评价。”②聂锦芳:《〈资本论〉哲学思想研究的学术史清理》，载《学习与探索》2013年第1期。南京大学的孙乐强博士从《资本论》的政治形象、学术形象等方面梳理了西方学界对《资本论》形象的认知变化。他认为:“在西方学术界，《资本论》的形象出现了四重‘分裂’:首先，由原来的‘工人阶级的圣经’转化为一种‘失效的旧约’，政治影响力日益衰退;其次，由原来集哲学、经济学于一体的《资本论》，被解读为各自独立的哲学或经济学著作，在整体形象上出现了重大分裂;再次，由原来作为有机整体的‘完整著作’被解构为各自独立的‘手稿片断’，实现了由‘科学著作’到‘虚构伪书’的全面退化;最后，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眼中，《资本论》的形象也由原初的‘资产阶级的判决书’转变为资本主义均衡发展的‘科学指南’，抹杀了《资本论》的党性原则。”①孙乐强:《〈资本论〉形象的百年变迁及其当代反思》，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3年第2 期。对此，他提出我们必须重构《资本论》形象，捍卫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指导地位，这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在文本内容的深度解读方面，主要集中于《巴黎手稿》、《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资本论》等文本。聂锦芳教授发表了三篇研究《巴黎手稿》的学术论文②聂锦芳:《“巴黎手稿”笔记本Ⅱ内容探佚》，载《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3年第3期;《“巴黎手稿”再研究》，载《社会科学报》2013年1月3日;《关于重新研究“巴黎手稿”的一个路线图》，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3年第3 期。，在对《1844年经济学手稿》整体内容、文本结构的细致分析中，推敲笔记本Ⅱ的思想内容和构架;指出其中重要的思想主题，如异化、自在自然和人化自然、人的本质等，揭示它在马克思哲学研究中所达到的思想高度;以及具体探讨重新研究《巴黎手稿》的路线图等。《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文本研究，在学者中形成了理论研究的一个热点。他们充分肯定了它在马克思思想发展中的独特地位，并从不同的角度挖掘、阐释其思想及其当代价值。如复旦大学的孙承叔教授从资本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0、31 卷进行了解读，指出它具有独特的学术地位，“是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与经济思想相结合的最经典表述，它的明晰度要远远超过《资本论》正版和以后的马克思著作”③孙承叔:《资本与历史唯物主义——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0、31 卷的当代解读》，载《西南大学学报》2013年第1 期。，在这里马克思系统研究了资本与现代社会的关系，第一次提出了三大社会形态理论，这是马克思深入研究第二大社会形态(即资本主义)的结果，“从理论的深刻性和正确性讲，马克思是研究市场经济的第一人”①孙承叔:《资本与历史唯物主义——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0、31 卷的当代解读》，载《西南大学学报》2013年第1 期。，指出马克思对资本的思考在哲学方面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认为资本是一个哲学范畴，现代社会的根本问题是正确对待资本，既要看到其对现代社会发展的积极方面，又要防止资本原则的滥用，避免其消极影响。中国人民大学的安启念教授强调从时代需要出发重新解读《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打开为历史所遮蔽的思想资源。他从文本依据的角度，着重分析了马克思在《手稿》中关于“自动的机器体系”的思想，指出“随着自动机器体系的出现，工人在生产中的地位边缘化，传统意义上的劳动价值理论和阶级剥削理论受到冲击”等，但随着个人自由时间的增加，也为人的解放提供了条件，这些变化实际上是“科学技术发展的产物，科学的发展使生产力的性质发生重大变化”②安启念:《马克思关于“自动的机器体系”的思想及其当代意义——兼论马克思主义哲学时代化的文本依据问题》，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3年第3 期。，这些思想为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提供了思想资源，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南京大学的孙乐强博士从马克思经济哲学的视角认为《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在马克思经济哲学思想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结合文本分析，指出马克思在价值理论、剩余价值理论等方面的突破与存在的理论不足，深化了对《手稿》的研究。当然，作为理论研究最大热点的《资本论》得到了学界的高度重视。对《资本论》的文本研究从多个方面展开。北京大学的赵家祥教授从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的角度展开对《资本论》及其手稿的分析，如他对生产方式概念、生产关系理论、三大社会形态理论、自由王国与必然王国等问题的研究;北京大学的聂锦芳教授从“当代”视角出发，展开对《资本论》文本和思想的研究，强调必须在扎实的文本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新的时代境遇和资本当代发展重新解读《资本论》，推进理论研究的高度，凸显其思想史地位和当代价值。他特别强调，不能简单地“从现实问题出发去文本中寻求解决方案，或者单纯靠一个外在的理论框架或当代流行的思潮和方法去‘挖掘’和‘阐释’其思想”①聂锦芳:《〈资本论〉研究的“当代”视角省思》，载《光明日报》2013年8月27日。，必须以扎实的文本研究为依托，站稳理论立场，结合资本的当代发展态势来研究。复旦大学的孙承叔以“现代史观”的视角解读《资本论》，他认为《资本论》的核心是马克思的现代史观，马克思的现代史观实质就是马克思对现代社会(即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看法，“深刻揭示资本、市场经济、现代社会的关系构成马克思现代史观的主要内容”②孙承叔:《〈资本论〉哲学思想与马克思的现代史观》，载《学习与探索》2013年第1期。，指出现代史观是历史唯物主义思维方法的革命，马克思历史观的真正确立是在现代史观形成之后。还有学者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角度展开对《资本论》的解读，如吉林大学的白刚教授等。

应该看到，在对文本文献研究中，我国学者重视文献的收集、关注国际相关研究的进展，强调踏实、严谨的研究风气，既注重研究的思想史价值，更突出研究的现实关照，这是文本文献学研究中值得肯定的，为进一步的国际交流与对话，促进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互动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三、在与国内外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对话中，促进历史唯物主义相关研究的深化和发展

首先，在公平正义问题上，国内学者进行了充分研究，并展开了积极的交流与对话。公平正义可以说是国内学界研究的一个热点，这与当前资本的全球化布展以及中国日益严峻的贫富差距等现实是有密切联系的。从目前学界的研究状况来看，对公平、正义问题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问题上，即历史唯物主义是否具有正义理论(武汉大学李佃来教授认为历史唯物主义与正义不是互相对立的，而是互相兼容的，必须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基础上展开马克思的正义思想)，马克思的正义理论是关于事实性的理论还是关于价值性的理论(中国人民大学的段忠桥教授认为正义在马克思著作中是价值判断而不是事实判断;李佃来教授认为必须对此进行澄清，即历史唯物主义不是单纯的事实性理论，是具有强烈价值承诺的价值性理论)，马克思的社会公正观研究(中山大学的徐俊忠认为马克思社会公正观虽然不否定社会公正观念的积极意义，但是基本上不属于肯定性和倡导性的，而是建立在对社会不公正的基础和源头清除的基础上，因此是属于批判性和否定性的;南京大学的唐正东教授结合马克思文本，详细论证了公正观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基础，认为马克思的公正观具有生产关系的基础和社会历史过程的基础，只有深化对这两种方法论基础的认识，马克思才能解答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公正之谜)，马克思的正义理论与西方理论家的正义理论的关系如何(李佃来教授主要比较了马克思与自由主义正义理论在理论旨趣等方面的差异，说明二者是有根本分殊的，难以形成实质性的对话)，中国社会发展中的公平正义的问题(复旦大学余源培教授认为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的要求，没有公平正义就没有科学发展，公平正义的发展必然要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从百姓的现实需要出发，以收入分配作为促进公平正义的突破口;段忠桥教授结合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的相关论述，指出中国目前的贫富差距是不正义的，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对现实问题的回答)，以及以西方政治哲学的研究为基础，探讨正义问题，如吉林大学的姚大志教授对桑德尔、沃尔策等人正义思想的研究，等等。

可以看到，学界从多方面对公平正义问题展开探讨，并已经形成了较多的理论成果，但研究中的分歧也较大。在此基础上，针对共同问题，学界同仁间进行了积极的理论交锋。中国人民大学的段忠桥教授与吉林大学的姚大志教授就分配正义问题多次交流，形成了学术争鸣。段教授认为姚教授在2012年《再论分配正义》的文章中，没有直接回应他的不同意见，并对他的不同意见有一些误解，因此，他发表了《也谈分配正义、平等与应得》的文章，进一步说明二者的分歧，力图促进问题的澄清。在分配正义问题上，他认为姚教授没有直接回应他的观点，反而错误地推断他的观点“依赖于一种外在的分配正义观念”。关于平等的分配，段教授认为姚教授对他的观点存在误解，同时没有阐明自己的观点。关于应得，段教授同意姚教授反对以“拉平”解决中国贫富差距问题，但是却错误地把他引用的西方学者的观点当成了他的观点，即把应得当做分配正义的原则视做段教授的主张，这也存在着误解。姚教授在《三论分配正义》中对批判意见做出了回应，集中在“外在的(客观的)分配正义观念”、“平等的分配”和“应得”三个问题上。针对双方都根据文章判断对方具有一种外在的分配正义观念，姚教授承认对段教授可能会有一定的误解，并阐明自己在此问题上持一种“建构主义”的观点，否认自己主张存在外在的分配正义观念。关于“平等的分配”，姚教授指出二者的分歧在于对“平等的分配”具有不同理解，并认为段教授对此的理解是不清楚的，段教授认为平等的分配是把人当做平等者来对待，但这只是程序性标准，无法界定什么是平等的分配，无法解决分配正义这样的实质性问题。关于“应得”，姚教授认为段教授在应得问题上引用了西方学者的观点，但没有明确阐明他的观点，这是问题所在。就实质性的分配正义问题，姚教授认为二者讨论和交锋的核心问题是“平等的观念”，导致双方分歧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对平等理解的不同，指出二者应进一步澄清平等含义。可以说，二者都是从中国社会现实出发，从学理上探讨分配正义问题，通过双方的争论，有助于问题的澄清和理解的深入，对我们深入思考和解决中国社会的正义平等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在对正义问题的探讨上，我国学者也有意识地推进同国外学者的交流和对话。中国人民大学的臧峰宇博士在对英国伦敦国王学院教授亚历克斯·卡利尼科斯的访谈中，提出“作为平等的正义何以可能?”卡利尼科斯教授指出:“正如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指出的，个人的需求是不同的。这是他所完全认同的共产主义分配原则的部分理由——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在我看来，这种关于平等获得幸福机会的观点为实现这种原则指明了路径。这个观点在论述平等主义正义论的哲学文献中得到了彻底的讨论，它的一个优势在于，提供了自由和平等的范围:正义包括机会均等，然后由个人来判断如何实现这些机会。”①臧峰宇:《经典马克思主义与作为平等的正义——亚历克斯·卡利尼科斯教授访谈录》，载《江海学刊》2013年第6 期。自觉促进同国外学者就理论热点的探讨，是我国学者在研究中值得肯定的方面。

其次，通过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及俄罗斯学者的对话，廓清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促进了对列宁等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推进了历史唯物主义认识的深化。

对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的研究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一个重要课题。南京大学的唐正东教授从对西方学界的几种社会批判理论的批判入手阐释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视角及其学术意义。在他看来，历史唯物主义有两个基本的方法论视角，即历史的和社会关系的。这两个视角是内在统一的，“历史的方法论”是社会关系的历史的方法论，“社会关系的方法论”是历史性的社会关系方法论。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历史性的社会关系方法论不是停留于历史经验层面，而是深入到社会发展的本质层面，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作为揭示私有制社会历史发展的本质线索。但是，随着资本在经济、政治等多方面的成功殖民，以及西方社会发展带来的阶级结构等方面的变化，西方左派学者对这种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视角产生了质疑，转而以文化范式批判为入口解读马克思哲学并展开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如英国的卡弗教授、美国的吉布森、澳大利亚的格雷汉姆教授等都持此种观点。不过，以文化范式批判为入口建构社会批判理论，尽管具有一定的深刻性，但由于没能进一步追问文化范式的来源等，在学理逻辑上还具有明显的局限性。唐教授指出:“他们在微观话语权力的层面展开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却在宏观话语权力的层面陷入了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必须“深入到资本主义社会历史过程的内部去寻找其内在矛盾的根源，去寻找社会危机的真正可能性，去寻找文化批判或文化反击的社会经济基础并梳理出文化反击的现实可能性路径，这才是我们基于历史唯物主义视角来思考文化批判问题时所应该持有的方法论立场”①唐正东:《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视角及学术意义——从对西方学界的几种社会批判理论的批判入手》，载《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5 期。。他进一步指出，这一方法论立场是我们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思想以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学术思路的前提条件，同时也能使我们更好地坚持自己的学术立场，审视西方学术思潮，构建自己社会批判理论的前提条件。当前，政治经济学批判成为当今世界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热点，对于政治经济学批判何以可能，唐正东教授再次指出这恰恰在于它能够超越经验主义、人本主义的方法，而立足于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这“不是简单的生产关系批判理论，而是生产力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理论”②唐正东:《政治经济学批判何以可能?》，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10月28日。。

结合落后国家如何对待资本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等现实问题，国内学者对苏联时期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理论进行了研究。如南京大学的刘怀玉在《俄国民粹主义的资本主义观:一个历史的述评》一文考察了俄国民粹主义对资本主义批判的历史过程;在《论布哈林在帝国主义理论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一文中指出他的帝国主义理论是列宁帝国主义理论的重要思想资源，并论证了其理论的贡献与不足等;武汉大学汪信砚、周可在《列宁的资本主义理论及其当代意义》中分析了列宁的资本主义理论，并指出它对当代发展中国家如何看待资本主义、如何发展等具有重要意义。可以看到，列宁思想仍是研究的重点。在对列宁思想的研究中，国内学者已经不再停留在苏联时期的相关研究上，而是关注俄罗斯哲学的发展，关注他们的新成果，并展开对话，进行理论探讨，推进了相关学术进展。中国人民大学的安启念教授对俄罗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T.N.奥伊则尔曼关于列宁的认识问题展开了批评，表达了不同的见解。奥伊则尔曼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在早、晚期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是不同的，列宁一生坚持马克思早期思想(暴力革命论)，从这点看，他是一个教条主义者;列宁无视或曲解马克思恩格斯晚期思想(议会选举获得政权)，从这点看，他同样是个修正主义者。安启念教授认为，他的看法是站不住脚的。他认为，列宁是坚持从实际出发的辩证法大师，他选择了马克思早期的思想，是从沙俄的现实出发，而且也不是完全照搬。奥伊则尔曼指责列宁是修正主义者，有一个未经言明的前提，即把马克思恩格斯的晚期思想视做马克思主义的正统，这是成问题的。实际上，马克思恩格斯早晚期思想都是正确的，之所以不同，是因为客观情况发生了变化，即“马克思早期思想与晚期思想分别客观地反映了资本主义早期阶段与日趋成熟阶段的不同情况”①安启念:《列宁对马克思的继承与发展:关于列宁主义的再认识》，载《教学与研究》2013年第3 期。，所以都是正确的。另外，对于列宁的苏联社会主义与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不完全一致，招致了众多批评。对此，安启念教授认为列宁的批评者过于强调理论、普遍性，而列宁则是实践家，注重俄国的国情，尽管与马恩的设想不尽相符，但却是当时唯一符合俄罗斯实际的制度，所以列宁不是教条主义者，而是真正的辩证法大师。

最后，在对话中，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的理论增长点获得了进一步发展，如政治哲学、空间哲学、政治经济学批判等。在政治哲学方面，围绕正义、公平等问题展开了集中探讨，在此不再赘述。值得注意的是，学者们不再完全依赖西方学术资源，而是结合中国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当中深入挖掘学术思想，系统阐释相关问题，这充分体现了学者们的理论自觉和现实意识。空间哲学近年来在学界获得了长足发展，成为吸引众多学者研究的热门领域。国外学者如亨利·列菲伏尔、大卫·哈维、爱德华·索亚等在空间哲学方面的探讨成为国内对此问题探讨的重要理论资源。苏州大学的车玉玲教授从空间和文化关系的角度，探讨了空间变迁的文化表达以及给当代都市人带来的生存焦虑问题，提出要重视空间的文化特征，为人们提供合理的生存空间，使人惬意生活。苏州大学的庄友刚教授探讨了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中空间生产研究应遵循的原则与理路，他认为，空间生产研究应既要遵循一般唯物主义原则，更要突出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和要求。可以从空间生产与物质生产

逻辑关系的理论阐释、空间生产视角的生产方式分析图式的重构、当代空间生产视域中资本批判三个基本方面展开历史唯物主义空间研究的理路。另外，他还从空间和资本关系的角度探讨空间生产问题，提出资本空间化和空间资本化是社会发展的需要，是从现代性向后现代性发展的转换，都根源于资本的本性，是资本自身的逻辑创新。南京大学的刘怀玉教授立足当今世界的全球化、城市化和跨国的区域化发展趋势的现实，从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中探讨空间化问题及其本质。南京大学孙乐强博士立足于《资本论》文本，详尽阐释了其中的空间理论，评价了西方学者列菲伏尔、苏贾等在空间理论上的贡献与不足，推动了对历史唯物主义空间理论的认识。政治经济学批判无疑成为当今世界马克思主义新的学术生长点。学界围绕当代资本批判问题，在资本创新形态、资本剥削形式等方面进行了研究，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江苏师范大学的任平教授就资本创新逻辑进行了当代阐释，他认为资本之所以能够一次次度过危机，持续在场，根本原因在于资本具有创新功能，从而推动资本形态的变革，即“资本的主导形态从当年马克思面对的工业资本，经过工业资本与银行资本的结合而转向金融资本，进而再转向知识资本和文化资本，拓展为社会资本、人力资本、消费品资本等等”①任平:《资本创新逻辑的当代阐释》，载《学习与探索》2013年第3 期。。但不管资本形态如何变化，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本性和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等的分析依然是正确的，所以必须反对否定或背弃马克思的各种后马克思主义思潮，随着时代的变化，我们必须建构资本批判理论的当代出场。南京大学的唐正东教授对西方学者麦克尔·哈特和安东尼奥·奈格里的“非物质劳动”观点进行了批判性解读，指出这一概念反映了资本主义劳动范式的转型，即从工业时代的物质劳动转向后工业时代的“非物质劳动”，显示了他们较强的理论思辨能力，但以此来证明资本外在于劳动过程，劳动者之间是合作关系，无视劳资关系的重要性，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劳动者的主体解放的可能性，却是不成立的，充其量只能是一种缺乏现实历史纬度的伦理呼唤。

四、在与各种思潮的对话中，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者应坚持原则，坚定立场，立足中国实际，关注中国问题，推进马克思主义发展

针对近年来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出现的试图以非意识形态化方式创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倾向，以及企图用西方生存论等哲学取代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倾向，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侯惠勤教授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具有共产主义内核的，这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两个标志性文本《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当中都有体现。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不能陷入纯粹的文本研究，不能以苏解马，更不能以西解马。他指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是具有意识形态性的，我们应该正视这一点，任何时候，共产主义信念不能丢。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要坚持共产主义理想信念，要在二者的统一中实现创新。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上，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应用，即坚持中国立场、关注中国现实，他批评了“时下出现的那种鄙视中国现实问题、热衷于在西方话语圈子讨生活的倾向”①侯惠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共产主义底蕴》，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4月24日。，认为这对马克思主义的创新是极为有害的。当然，关注现实问题要以勇于正视现实为前提，我们不能否认在“西强东弱”的情况下，共产主义信念的缺失是客观存在的，如何增强理论自信，侯惠勤教授提出要有正确的思想方法:“关键是正确看待马克思关于两个‘必然’和两个‘决不会’判断间的关系。两个‘必然’是马克思主义的战略思想，即从历史的发展规律和当今历史的总趋势上，资本主义的灭亡和社会主义的胜利同样是不可避免的;两个‘决不会’是一个战术思想，就具体的国家或地区以及具体的历史发展阶段而言，资本主义不但还有自我调整的空间，而且在科技和经济上的优势地位也不会立即丧失。两者不能错位。如果把战略变成了战术，就可能犯超越历史阶段的错误;而如果将战术变成战略，则可能犯迷失方向、悲观失望的错误。用两个‘决不会’去否定两个‘必然’，就是犯了用战术思想取代战略思想的错误。”①侯惠勤:《只有坚持唯物史观才能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1月30日。复旦大学的陈学明教授也认为，马克思主义与共产主义是有内在关联的，《共产党宣言》中所揭示的人类历史发展规律以及确立的共产主义信念是不能动摇的，它们在今天显得尤为重要。中国人民大学的陈先达教授认为我们应重视以科学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不能一概把他们(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左翼学者等)的研究视为异类，衡量马克思主义的标准是“贯穿全部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中反复论述且不断出现的具有规律性的论断”②陈先达:《不朽的马克思》，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3月6日。，共产主义理想就是其中之一。同时，针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现状，陈先达教授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者应该具有理论自尊、自强和自信，这才能更好地促进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传播。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崔唯航进一步提出理论自觉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当代建构问题，并认为这是近年来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最有价值的进展。他充分肯定了我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较大发展，但在繁荣表象背后也存在问题，如研究总体上还处于简单的介绍和综述阶段，停留在纯理论研究，对重大的现实问题表现淡漠，缺乏对中国问题的反思与回应等。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理论自觉是对其进行前提批判，并立足中国实际推进国外马研究。这必然导致中国学术话语的建构。他认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必须从流行的西方话语体系中解放出来，从抽象空洞的教条主义中解放出来，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人民所喜闻乐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学术话语体系”③崔唯航:《理论自觉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当代建构——对近年来马哲研究的一个有限观察和评论》，载《学术研究》2013年第1 期。，即要让马克思主义说“中国话”，关注中国实际，应答中国问题。这已经成为近年来学界共同关注的问题。

总的来看，在面对西方思潮和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中，我们既要重视他们的研究成果，注重吸收、借鉴，同时也不能为学术而学术，沉迷西方话语。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想信念、基本理论，承认其在中国的意识形态领导地位，不能盲目的去意识形态化。在此基础上，关注中国问题，积极推进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构建，实现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和发展。